袁盛勇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1930年3月2日成立于上海，1936年初被指令自行解散，时间长达6年之久，这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说它是个奇迹，原因主要在于：“左联”的成立与活动的开展，都是处于秘密和地下的状态，它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其实是个非法的组织，故其种种活动均受到压制，不能公开正常进行。可以想见，“左联”能够存在那么长时间，而且其解散并非来自国民党的压迫，而是来自民族抗战的形势需求和共产国际、中共党内审时度势的决断，个中因由，除了上海租界合法空间的客观保护外，其实都是很有些历史意味的。请问：一个左翼文化组织，居然在一种非法状态下能够顽强存活那么长时间，其间的奥秘，难道不值得人们给以持续关注和深思吗？

在我看来，“左联”是个复杂的存在。以往的叙述和研究，其实是缺少这样一种复杂的看法和视角的，晚近的研究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呈现了一种良好的研究态势。学界应该对以往不切实际的看法给以自觉修正和完善，使其更为切近“左联”的历史，对它进行更为合理的还原和重构。当然，在这还原和重构中，反思亦是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没有严肃而适度的反思，“左联”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也是无法得到有效阐扬的。“左联”的存在是一种客观的历史，这是谁也无法抹去的，但它又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之所以如此，一方面说明它从成立到终结是个非常丰富的过程，有太多的历史细节值得回味和清理，另一方面也说明它的思想和历史意涵并非如人们所曾想象的那样贫乏和单一，它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其间当然蕴含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也包含着种种思想和历史的缺陷。我想，倘若能够认真清理“左联”存在的种种历史与可能的缺陷，或让人们也能认识一下包孕其间的种种负面或消极的因素，那么，这对人们更好地认知“左联”也是很有意义的吧。在此，我想初步探讨的就是这样一个作为问题而存在的“左联”。

说“左联”是有问题的存在，乃指曾经作为一种活生生的过程而存在的历史，其实并非完美，而是有缺陷的。历史中的人和事，谁能没有缺陷呢？缺陷也是一种复杂的存在，是历史张力构成的一个要件。“左联”堤有着历史张力的存在，因而它是有缺陷的，也即有问题的一个结构性存在。当然，这样一些缺陷的存在，有的曾经演绎成现实，有的还只是一种可能，但此种可能在后来左翼文化的演进中仿佛又演变成了一些现实，由潜在发展成了一种显在。因而，对“左联”的关注和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相关问题的重新发掘和考量。当然，作为问题存在的“左联”，也是指它可以给后来者带来多方面的启示，那些有价值的、正面的问题就存在于它的历史演进中，当然也值得继续给以认真清理、总结和阐扬。

首先，“左联”作为问题存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它的成立动因和目的。为何要成立“左联”，原因当然很复杂，要说清楚并非易事。你想，先前不遗余力批判和攻击鲁迅的人却在短短一两年间跟鲁迅走到了一起，握手言和，这在善于相轻的文人眼里肯定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一方面，太阳社和创造社等激进的革命文学倡导者在1929年似乎走到了穷途末路，他们从日本和苏联等处贩运来的理论术语终究也开始被“奥伏赫变”（扬弃）了，其中一些人似乎意识到了攻击鲁迅等人的不合时宜，在1929年下半年就开始跟鲁迅有了交往，愿意携手并进，比如彭康、冯乃超、朱镜我等人即是；另一些人由于国民党官方的压制，在文学的商业化经营上也遇到了困难，一时难以为继，比如创造社当时所处的商业性困境即是；此外，革命文学阵营内部也因意见纷纭和针锋相对而发生了种种左翼话语的内耗和弥散。另一方面，对鲁迅来说，他早已经历了一个五四落潮期的寂寞和彷徨，也感受了国民党清党运动带来的恐怖，在这样一个雾霾重重的魍魉社会，你叫鲁迅怎能不期望有一种心理和精神上的群体性依托和屏障呢？这是人的一种本能性需求，无可非议的。况且，鲁迅在当时是受压抑的，倡导革命文学的太阳社、创造社、我们社成员等也是受压抑的，所谓同气相求，是容易引起共鸣的。这些，都是个人反抗心理甚或革命心理上的需要，也是可以理解的。此外，鲁迅其实早在1926年底就有跟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以向旧的社会和现实发起攻击的想法，他在这年11月7日写给许广平的信中对此说得很坦然，谓之有一点野心，这是含蕴了一种相当的自信的。部分左翼文化人何尝不是如此。1927年底到1928年初，创造社就有跟刚到上海的鲁迅联合而一起开创革命文学新局面的计划，只是后来创造社那些留学日本的新进人员回国了，才中断了对它的实施。这些说明，在造成一个新的左翼文学和文化战线上，鲁迅和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其实很早就有了近似的想法。所以，当后来中共的上级组织和领导做出停止攻击鲁迅的指示后，论战双方很快就达成和解，并且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致力于工农和无产者的解放一中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个致力于左翼文学、文化发展和中共政治宣传的“左联”。

在这意义上，鲁迅“左联”时期的一些言论也就具有重新考量、审视的必要。比如他在1930年3月27日曾写信跟章廷谦说：“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又说，“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这是鲁迅著名的“梯子论”。如上所述，说法虽有几分真实，但也并不尽然的。鲁迅和“左联”同人，其实并非一个给予另一个的关系，而是互为帮助，各取所需的。鲁迅的“左转”，也是有其一贯趋新的心理和文化动因在内的，在广州亲眼见到国民党恐怖的“清党”运动后，鲁迅内心也常是惶惶然，有着焦虑和不安，更担忧在革命时代的文化新潮面前落伍。所以鲁迅后来竟然说要感谢创造社、太阳社的干将们，就是无意中逼他研读了好些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著，使他对一些先前并不明了的问题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鲁迅后来欣然加入“左联”，其实是很可以缓解他心中的焦虑，也是可以让他跟上时代的革命步伐的。因此，“左联”对鲁迅的意义不可言轻，是可以完善和充实他的生命的，也可成为支持他不断前行的一个文化的梯子。显然，“左联”时期的鲁迅，其实也是作为问题的“左联”的一部分而存在，对于此时鲁迅思想、言论和文学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负面或消极的方面，也是同样需要给以历史还原、理性反思并予适当剥离的。在这方面，“左联”中的革命文化者如周扬等人，其实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共产党员或准共产党员，他们有信仰，有激情，有勇气，也有才华，当然，幼稚和革命在他们身上原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有些冲动和犯傻本是可以理解的。倘要指责他们有着革命道德之堕落的话，那么鲁迅也是呈现了一种自我沉沦的图景，人们曾为此不欲明言或为贤者讳而为鲁迅掩饰了太久，而对周扬等所谓“四条汉子”的批判和扭曲又太多，这对理解“左联”的复杂性其实也是颇不公允的，值得做出符合历史之真的清理和辨析。

其次，“左联”内部存在的党团组织，无疑是作为问题而存在的“左联”的又一个重要维度。“左联”自始至终设有党团组织，如果说“左联”是一个文学组织，那么党团的存在就表明中共对于文学和文化有组织领导的开端，表明中共对于文学有效介入和领导的开始。这个层面的经验积累在中共文化建设史上应该说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历史性作用。

党团设有书记之职，是该组织中最重要的领导者，相当于现在一个部门的党委书记。阳翰笙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经过》一文中曾经列举了历任的党团书记，他们是潘汉年、冯乃超、阳翰笙、钱杏邨、冯雪峰、耶林、丁玲和周扬。其间虽然有的任期很短，有的任期较长，但无论如何，他们的工作都保证了有关中共文化方面的政策和决定在“左联”的贯彻、执行。当然，“左联党团也是有上一级组织存在的，这就是中共中央文化委员会，而在业务上还受另一个中共领导的文化组织即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的领导。“文总”也设党团书记，是由中共中央文化委员会书记兼任的。“左联曾在北平、天津、保定、广州、南京、汉口、杭州等主要城市及日本东京设有分盟及支部，他们虽然具有较大的自主权，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是必须请示上海总盟的，而且愈到后期其组织纪律性更强，所以党团书记在后来的权力也越大。这些从上到下的关系，说明“左联”并非一个松散的文学和文化组织，而是一个有相当组织性的系统。鲁迅在大部分时间里对“左联”内部存在的问题保持了一种积极克制，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不仅意识到了“左联”的重要性，而且意识到了遵守革命纪律的重要性，而其中对鲁迅的引导有一部分是通过瞿秋白、冯雪峰等人较为高明的统战艺术来完成的。鲁迅之所以在前期能够成为“左联”的一个中坚和核心，并非仅仅是鲁迅的文学与思想威望和个人魅力所能单独完成的，应该说，瞿秋白、冯雪峰等人在鲁迅身上和“左联”内部所做的思想工作起了很大作用。也正因如此，鲁迅是把他们当作朋友、知己和同志来看待的，在他们身上，鲁迅看到的多是一种无私的革命热情和希望，多是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解和建设性工作。瞿秋白、冯雪峰其实跟鲁迅的文学和思想观念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也不是在一个层面上能够相比较的，其实，他们跟周扬等人的文学和思想观念倒并没有多少本质区别。那么，为何后来鲁迅跟周扬等人却弄得那样水火不容呢？原因当然很复杂，有人事因素和文化理念上的纠纷等，但有一个因素是必须予以提出的，这就是党团组织在“左联”内部的权力越来越大，负责人主要只对他们所在的党组织负责，而不对鲁迅负责，缺乏一种能够促进彼此信任的工作机制和文化发展机制。鲁迅和他们的疏离也就愈来愈难以控制了。这终究也是一种历史和文化的宿命吧。

于是，鲁迅对于左翼文学和理论、队伍建设的设想在“左联”内部越来越难以得到实行。这就是在1933年底、1934年初当冯雪峰和瞿秋白相继离开上海奔赴苏区后，鲁迅所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鲁迅先前太多受到了瞿秋白和冯雪峰等人的理解、尊重和关爱，说得大胆一点，是受了他们两位太多的宠爱，而现在，这种宠爱会在无形中收敛了许多。周扬等人确实年轻，他们有的是革命激情，而缺少一些统战艺术上的修炼和领悟，所以，不时遵从他们所信守的革命文学理念和党性原则而有意无意怠慢乃至得罪了鲁迅，这是可能的，也是实情。鲁迅的心态还没来得及做些必要的调整，就被一些不无怨怒的鬼气所包围了，这难道不是一种新的无奈和悲哀吗？周扬在“左联”时期确立的文学观念乃是一种比较显明的党的文学观念。他在那时大谈普罗文学或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时，尽管也曾借鉴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家的有关论述装点门面，但其核心价值指向仍然是一种党的文学观念。在这样一个大致的文学乃至文化观念的建构中，文学的政治性是第一义的，没有政治性就没有文学性，文学性就是政治性，这是周扬当时所确立的带有本体性意味的无产阶级文学观念。这些在他所写的《文学的真实性》等文中有着显明的表达。在一定时期，“左联”内部鲁迅的存在，是给“左联”带来了一种较大的创造空间和想象的。这是因为，周扬一类的文学乃至文化观念还没有和党团组织所内在具有的权力相结合，这在前期还是比较松散的。但到周扬成为党团书记后，周扬等人的纪律性和权力欲越来越大了。党的权威渐渐消弭外在影响的倾向也是越来越强烈了。鲁迅被人视作“左联”当然的中坚，但鲁迅在周扬等人眼里却更像是一个同路人。于是，周扬等人初步的党的文学观念跟党团权力的结合不仅成了一种可能，也会变成一种现实。在这意义上，“左联”自然就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和文化组织了，更像是一个政党政治组织。文学在内部被政治权力渐渐消弭并逐渐演变为一种新的观念和类型，也就在后来的历史演进中成了一种必然。所以，“左联”党团组织的存在对于左翼文学的影响是由外部逐渐走向内部的。后来在延安，尤其是经历延安文艺整风运动之后，胡乔木、周扬之所以能够逐渐成为党的意识形态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者，其实并非偶然，也是跟他们在处理“左联”后期问题的经历以及善于处置文学与党的政治之关系的经验密切相关的。

总之，党团组织在“左联”内部的历史性存在及其在左翼文学和文化运动中发生由外至内的影响，乃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和文化现象，其间存在的种种问题和所曾产生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尤其联系后来延安文学和共和国文学的发展进程来看，颇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最后，在左翼作家个人与结构化、组织化的“左联”之间，是否可能存在一个包容性的空间和机制，亦即左翼文化内部的民主机制的建构问题，也是作为问题的“左联”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存在。首先，“左联”成员构成比较复杂，在思想和文学观念上尽管具有共通的一面，但也包含了一定的层次性和差异性。其次，“左联”内部的声音较为嘈杂，相互之间不断批评、指责的事情时有发生。鲁迅面对周扬等人可以义正词严地告诫他们：恐吓和辱骂决非真正的战斗；田汉等人也可以攻击鲁迅是戴白手套革命，而终于成为一些曾被鲁迅予以严厉斥责，并说是逼着他不得不横站的同一营垒中人。“左联”内部不同程度的摩擦和纷争其实并没有间断过。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的“左翼”二字，曾为鲁迅所倚重，这是体现了一些信仰的力量和内涵的。在鲁迅内心，“左翼”恐怕不仅代表了一种新的进步的文化思潮，更是正义和良知的标记。鲁迅后来很不情愿甚至反对“左联”的解散，其实是跟他的这种不易改变的文化和道德信念密切相关的。比起那些仅仅把“左联”和左翼文学当作政治斗争一翼并进而发展为党的政治之工具的革命文学人士，可说鲁迅对“左联”具有更大的依赖性，因为“左联”在鲁迅看来是一种文化和道德的信仰，这是那些善于投机的左翼文学者尤其是“左联”内部的那些小官僚们所无法理解的。当然，周扬们也是有着属于他们的政治信念，也是有着自己的道德观的，鲁迅说他们是只会钻营的革命内部的蛀虫或小人，其实更多带有一种并不怎么客观的怨气在里边。周扬们其实也是无所畏惧的革命者，但是，他们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最大困难在于——他们所信从的党的政治的具体决策是不断变化着的——于是，他们也就会成为如鲁迅所言不断改变立场和无操守的“流氓”，而鲁迅是颇有些固守自己所认可的左翼文化和道德观念的，这就不能不有了矛盾和隔阂。因而，在鲁迅和周扬等人之间，“左联”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左联”内部是有着较大的裂隙和弹性空间存在的。这在现实层面上，其实需要一个富有包容性的文化机制和工作机制来解决。但无论周扬，还是鲁迅，对此都没有给以认真而深入的反省和思考，不能不令人遗憾。当然，在“左联”已有的运作机制中，有没有可能出现过这样一个文化民主机制的萌芽，有没有可能在后来乃至当下的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建设中逐渐发展、成长为这样一个文化方面的优良传统，都是值得重加审视、清理和探究的重大课题。

“左联”存在的问题和由其得以启示的问题还有不少，比如在其对于具体左翼文化运动的组织和运作上，在其跟不断变化的中共政治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上，在其跟国民党统治及其文化政策的关系上，在其倡导的文学和文化观念等方面，其实都有着一些很有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的问题值得深究。最后，我想必须强调的是，“左联”的存在是一回事，左翼文学和文化的发展是另一回事，两者尽管有着一些内在联系，却是不能画等号的。因为前者是个组织，有着一定历史张力的组织，即使再有缺陷和矛盾，也是一个结构性的存在体，在其成员之间，是有着一些近似的理念和情怀彼此互为支撑，并有着中共组织的强力领导的；而后者既是“左联”成员参与倡议和创造的文学类型，更是一种思潮，于此种思潮浸染下，在20世纪所谓红色三十年代，就连一些自由主义倾向的作家在文学创作中也是颇有些左翼范儿的。在当时的文学和文化发展历程中，“左联”的历史影响力是不能忽视的，但在以往的叙述和研究中又显然被夸大了，而在此前意识形态化的叙述中，“左联”成员创作的左翼文学更是成了1930年代现代中国文学的主流，这跟“文革”时期把它界定为一条文艺上的“黑线”一样，其实也是不太真实的。这些看法，话语塑造和虚构的成分居多，历史臆想和表象的成分居多，也是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当给以适当剥离和反思的。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孟春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