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行通气”是我最近出版的一本随笔集的名字，在这本集子中并没有题名隔行通气的文章，我也没写前言或后记来说明这个书名的来由。“隔行通气”是书法美学的一个概念，意思是说，不仅字与字之间要有联系，行与行之间也要有联系，更高的境界是隔着行也要有着内在的割不断的联系。年轻时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记得一句说世界上万物之间都有联系，那时觉得很玄妙，也是姑且听之。等后来，再读到黑格尔、康德等人的著作，发现这其实是一个普遍的哲学原理。一个完整的事物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沟通、联系、关连，有的是显性的，有的是潜性的。

我在《隔行通气》这本随笔集里，收集了几个方面的文章，有关于文学的，这是我的本行，有关影视的，这是我文学研究的延伸，还有关于各地风景的，这是我采风的成果，和文学活动有关，但是关于美食的，关于足球，就有些离谱了，还有我对围棋的议论和感受甚至让一些国手也点头称是。这些隔着行的事情，在我的笔下被当做同样阅读文本赋予了阐释和意义。我在日常生活中，喜欢观察生活，喜欢解读文本，以致于我在二〇一〇年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很多人都以为是文学评论奖，因为我是因文学评论出道的，现在最重要的身份还是一个评论家，而其实我得奖的作品是《王干随笔选》，获得杂文随笔奖。

我的这种杂花生树，或者说种瓜得豆，或者说种瓜得瓜又得豆，种豆得豆又得瓜，其实是身不由己的。我最初和很多人一样是诗歌的狂热爱好者，写过一百多首诗歌，参加过当年徐静亚在《深圳青年报》举办过的诗歌大展，并且是“呼吸派”的宣言起草人，记得最隆重的事情就是我结婚的时候，发给来宾一本自己油印的诗集，叫《水上诗叶》。我想，在今天再奢华的再浪漫的婚礼，也没有我们当时的那股对诗歌的纯贞。由于当时写诗的人太多，诗人梦很快被小说家梦替代。因为我最早发表的不是诗歌，也不是评论，而是小说，且是一九七九年四月，当时是十九岁，用今天的眼界来衡量，还是“少年写作”呢。这篇小说署名是两个人，当时我的一个同学小说写得比我好，年龄比我打大，我小说写好后，让他修改润色，就投到了《雨花》杂志，没想到，很快就刊登出来。

写得最早的是诗歌，发表得最早的却是小说，而让我小有名气或者说得俗一点登上文坛的却是文学评论。我从一九八五年开始写作文学评论，没想到这个与作家有些远的文体让我能够尽情发挥，从一九八六年起我连续五年在《文学评论》上发表当代文学评论，而这种待遇是很多名家尤其是名学者、名教授才拥有的，我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外省青年，没有职称，工作单位只是一个小县城党史办的秘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氛围确实适合那些“屌丝”文学青年的成长，很多作家甚至从乡村起步，一些青年文学评论家也不是从高校的摇篮摇出来的，而是在广漠的大野上自由生长出来的。设想一下，今天的文学评论家有几个不是从名校、名师的门下开始崭露头角的？

尽管如此，我的工作却是一个资深的编辑。虽然从事过诗歌、小说、散文的创作，在文学评论上也是半个专业人士，但我这些年的工作岗位却不是创作，也不是研究，而是一个为他人作嫁衣裳是编辑，是“度人之人”。从一九八二年开始，我在高邮市委党史办工作，主要是编撰工作，之后就没停止过。一九八七年十月，我就在《文艺报》担任编辑，尽管当时身份是借用，但我非常投入，我的工作得到了《文艺报》领导的认可。后来到《钟山》担任编辑，我的创意能力和编辑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钟山》杂志社当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编辑部，人才济济，思想活跃，现在著名的小说家苏童和著名的制片人范小天都在编辑部工作。“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在文坛的影响较为久远。整个创意来自编辑部，而这个创意和我当时悉心研究的“后现实主义”不谋而合，以至于有人简单地把“新写实”的创意归结于我一个人。被动地掠人之美也是掠人之美，至少掠人部分之美。到一九九四年，《钟山》杂志又推出了新状态文学的栏目，这个栏目引起的反响甚至超过了新写实，但限于评论界和学术界，而新生代作家的成长借着新状态脱壳而出，蔚然成长。后来到《东方文化周刊》当主编，到《中华文学选刊》当主编，至今养家糊口的活还是编辑：在《小说选刊》供职。

其实，除了当编辑、做策划外，我还做过十二年的出版。二○○○年底，我从南京来到北京，开始了长达十二年的出版工作，我每年除了出版十二期《中华文学选刊》外（最多的时候还有十二期《中华少年写作》），还出版十本左右图书，《河岸》《无土时代》《我的生活质量》等长篇小说均是经典加畅销的类型。二○一○年评选茅盾文学奖，被推荐的一百多部作品中，我担任责编的有五部，进入前二十的我有两部。而之前，我一九九四年担任责编的《长恨歌》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这也是《钟山》创刊三十多年来第一次获茅盾文学奖。

文学，编辑，出版，这是我活动的全部半径，我不敢说我是行行都出色，但我知道我是干一行爱一行，我总是能够把已经积累的文学资源调动起来。作为一个小说创作者，我虽然发表过十来个中短篇，这些为我后来解读小说提供了最质感的体验，都说文学评论要接地气，而我认为评论接地气的最好方法就是要“下海”，要有创作的体验，解读作品才不会隔靴抓痒。比如，诗歌创作更是锤炼了我的语言，记得我的同学看到我写的关于北岛诗歌的评论，他惊讶地说，你这也是写诗呀。以诗心发现诗心，以文心沟通文心，这才是评论的真谛、才是打动作家和读者的好评论。

好多年前，《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在采访我时，曾经把我戏称为“智力剩余者”，原因是一九八九年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专注于围棋的对弈和研究，并且写了一系列关于围棋文化的文章，直到二○○九年《围棋天地》想找一个理解围棋文化的人和常昊等国手对话，搜索的结果发现我是一个最好的人选。其实，我的围棋水平也只是业余一二段的水平，在业余界甚至在文学界也算不上一个高手，但是我认为下围棋和写文章的道理也是一样，围棋如人生，人生即文学。在《闲读围棋》这篇文章中，我借用了罗兰·巴特的“对话”理论，将围棋的核心理解为一种人生的对话形式。当时，正是后现代理论向中国传播的时候，很多人咬文嚼字地为“后现代”的解释费尽口舌，其实中国最古老的围棋，已经充分地呈现出非中心、非国定、非逻辑的流动性特质。当然，也许会有人理解为牵强，但任何理论在“落地”时，都会产生误读，何况误读本身也具有价值。

再比如我喜好多年的足球运动，其实也是一种人生的体现，只不过是高浓度的体现，激烈的体现，是褪去了铺垫和水分的体现。一种足球赛，也是一部作品，在没有足球前人们喜欢在剧场看演出，二十世纪以后，看足球的人比看演出的人多得多，因为再精彩的演出都是有剧本的，而足球是无剧本的，场上的风云变幻，人物的命运也难以预测。人们之所以痛恨假球，就在于结局安排好了，是按“剧本”踢的。现代社会的人们对“阅读”的需求，不喜欢事前安排好的，不喜欢没有参与性的。网络之所以能够迅速风靡，在于它的交互性，人人可以参与，人人是文本的创造者。

当然，我这样把很多的事物泛文本化进行广泛的解读，肯定会有不对榫的地方，行与行之间还是有着各自的差异的，能够通气的原因，在于你有一个包容、宽阔、博爱的内心。热爱生活，热爱生命，才会生生不息，气韵长久。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