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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出发

2014-09-10李一鸣张俊平

湖南文学 2014年1期
关键词:哲学人文作家

李一鸣+张俊平

张俊平(以下简称张):去年,经中组部批准,中国作协面向全国公开选拔鲁迅文学院副院长。您从众多佼佼者中脱颖而出,这引起了文学界对您的关注和浓厚兴趣。请问您是何时完成文学启蒙的?从原来的生活中华丽转身投入到文学之中,其间的取舍你是如何平衡的?

李一鸣(以下简称李):谢谢文学界的关注。这次有幸参加中国作家协会面向全国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工作,并被确定为鲁迅文学院副院长,我想,“感恩、谦卑、报答”三个词或许能表达我的心情。

感恩之心,源自作协的信任。真诚感谢中国作协党组以宽广的视野、博大的胸怀,为我提供了一个锻炼成长的机会、回归文学的机缘、奔向鲁院的机遇。在众多著名作家、评论家、编辑家中选择了我,使我深感被选择的神圣和光荣。对于一个学习中文的人来说,能够有机会把自己的职业生涯与服务中国作家相连,为中国文学事业奉献绵薄,是命运的眷顾和垂青、人生的幸运和幸福!

谦卑之心,源自对鲁院地位的理性认知。鲁迅文学院是我们国家培育作家的摇篮,也是中国作家心目中向往的神圣殿堂。无数前辈曾在这里耕耘,无数名家曾在这里成长,无数新秀曾在这里诞生。历任领导筚路蓝缕,励精图治,在鼓楼、在八里庄、在芍药居,开辟了一个又一个家园,树立起一座又一座丰碑,建构起鲁迅文学院巍峨的物质和精神大厦。与他们相比,我深知自己的不足,为此,我忐忑不安,深感惶恐。

报答之心,源自情理合致的反哺动力。一个不懂感恩的人不是人格健全的人,一个不能将感恩转化为报答的人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来到鲁院,我既有终于回到故乡的欣悦感、归属感、皈依感,又有面对文学事业的庄严感、为之奉献的责任感、参与发展的使命感。作为一名鲁院人,惟有全心融入鲁院大家庭、尽职尽责尽能尽为的义务,惟有潜心学习、倾心实践、全心提升的责任,惟有不断修炼、全力适应这个职位蕴涵的知识、能力、素质要求的选择,总之不能辜负这一光荣而又神圣的使命。

或许因为我原来在山东一所高等医学院校担任校级领导职务,有的同仁误以为我是学医出身,这次转型是弃医从文,意思是继承了鲁迅、郭沫若的衣钵。其实,我是学文学的。大学学的是中文系,博士攻读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职称是文学教授,还算是科班出身吧。至于文学启蒙,最早可能来自童年经验。幼年贫苦的家庭生活使我变得敏感而早熟。那时我父亲在辽宁工作,年假探亲会带回一些小画书,在当时闭塞的乡村生活中,这点稀少的文学读物就成了我最美的精神食粮,也成为了解外部世界最好的窗口,从此在心里埋下一颗向往文学的种子。上小学三年级时,第一次作文就获得老师的赞赏和宣读,这对一个孩子来说具有多么强烈的意义!那时不管什么书、报,只要是带文字的印刷品,都会爱不释手、反复阅读。记得读初中时,语文老师调到另外一所学校工作,心中充满不舍与忧伤。在一个秋天的夜晚,简陋的教室里、煤油灯下,写下这样的词句:“(调寄菩萨蛮)暗灯朦胧视师前,不料案前是新幻,忽想骄师走,含泪念誓言。秋风吹窗帘,写诗已漫漫。忆师严慈处,更愿昔景返”。高中时特别迷恋古体诗词,曾在一个小刊物上发表诗作,其中有这样的诗句:“挥笔墨幻黄浦江,搁管迹潜未名湖。李贺神驰化名诗,太白情逸梦花雨。”表达了一个少年对于北大、复旦的向往,借对李姓诗人成就的夸赞,道出对于文学的痴迷和自己的志向。后来读大学,更是放情游弋于书籍的海洋,激昂放歌在文学的高冈。

一九八五年,在山东省大学生文学创作评选中,我的散文《串杨叶》以“对时代环境中个人特殊感受和深刻体验的细腻刻画”,获得文学创作评选一等奖散文第一名,没多久,我成为山东省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会员。工作后,相继担任学生辅导员,院长办公室秘书、副主任、主任,党委办公室、院长办公室主任兼统战部长,院长助理,二○○一年被省委、省政府任命为滨州医学院副院长、党委委员,时年三十五岁。尽管工作非常繁忙,但是文学一直激荡在心中,从未中断对文学的追求。文学是心中永远的情结,它已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状态、生命形态、生存方式。

所以作协领导说,这次考到鲁院工作,是溯源,是回归,也是正道。对于我个人来讲,荣华,不恋;富贵,不求;清贫,不惧;艰难,不折。这次选择,是听从内心的召唤,人生路上的重新出发。

张:在您的文学作品中,有着显见的丰富的哲学思考与表达,使得您的作品格外具有思想的内涵与底色。请问在您的文学写作与思考中,有着怎样的哲学谱系?以及您所理解的文学与哲学的关系?

李:毫无疑问,每个作家对文学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对哲学的认知则更加繁杂多样。而所谓的哲学谱系,也许就是一个人哲学生命的历史。多年的阅读、写作甚至生活经验让我感知到,文学多启蒙于生活,有着可供回味回想的真实性;与之相比较,哲学的启蒙反而显得暧昧而模糊,似乎将之归属于神秘主义的范畴更为恰切。哲学,作为人类思想、精神或灵魂思考世界的方式,的确涵蕴不可言说、不可解的奇异属性,或者说,哲学的启蒙,几乎是很难令人可以清晰忆念的,迷失在对哲学启蒙的寻觅中,或许这本身就是哲学所给予我们的思考方式的一种、觅寻答案的一种。其实我们都知道,哲学的诞生源于思考,无论是向外而言的对天地万物的探询,还是向内的对自身灵魂的追索,就如古希腊的人们将哲学称为“爱智者”一样,他们相信哲学是智慧和思想对生命内外的无尽追问。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哲学开始于惊奇和疑惑。惊奇对世界,疑惑对人生。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泰勒斯本是一个天文学家,他曾对星空感到惊奇,试图解开宇宙之谜。他之后的哲学家,也是沿着对外部世界的惊幻之途,苦苦求索。到了苏格拉底,对人生的疑惑才步入哲学中心,他试图探明人生意义何在。对世界的惊奇和追问,对人生的迷惑和探求,构成具有深沉意味的哲学思考。尼采说过,“一个人面对人生的可疑性质居然不发问,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但哲学从不负责为我们提供任何答案或结论,甚至哲学的追问本就没有任何答案。是无有穷尽的提问,构成了哲学在宇宙洪荒中的存在与时间。想来这是令人慌乱而无助的,就如一个人在小路纷织的丛林中游走,看似有那么多选择和方向,却又没有任何证据为我们的行走提供期冀中的选择。而这同样是迷人的,人类所面临的个体生命与外部世界,因此而满含神秘的不确定性,每一种选择也因此具有了无限的面目与可能,这让生命的感知惊喜于冒险的快意,哪怕迷路都显现出令人惊诧的唯美,并得以在森林中倾听叶落的声音,考量时间的源头与流向,以及更多关于意义的终极指向。因此,才有了苏格拉底“人类的生命,从其源头就已经失去的,不会再失去第二次”的感叹,有了康德的星空与律令,有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有了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有了帕斯卡尔的“思想的芦苇”,有了叔本华的彻骨的悲观,有了尼采的超人—————查拉图斯特拉,有了德里达的前现代之外的后现代等等。endprint

就我自己而言,我似乎更钟情于哲学所赋予生命的丰富与多维,这让自己的精神得以幸运地行进于无限的时空之间,从而规避了线性思维的尖锐与单调,免避了生命流于物化的危机。或者说,哲学的追索与神秘、通透与犹疑,使得我们时时充满了对生命存在的警醒、世界存在的警醒、精神的警醒,从而可以使我们更趋近于对生活的敏锐。这对一个作家而言,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每个作家都应该是个思想者,这是最素朴的原则,也是文学的本来。没有思想参与的写作,就是一个单声道的放声机,缺失的不仅仅是音色上的丰富与余韵,更是艺术审美上的苍白与寡淡,必将导致文学意义上的祛魅性,从而流于平淡无奇。是哲学的追问,让人类的思想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与止步,人类的精神因此有了生物般贵重的活性。是哲学的犹疑,让人类永远对世界充满惊奇与怀疑,并深怀难以言明的感恩与叹美。这样的哲学的惊疑,深刻而永恒,本身就是哲学的意义之一。有如作为苏格拉底弟子的柏拉图,既对师者毕生保持着尊崇,又从未放弃对其质疑,所以后世多称他为“哲学怀疑的探究者”。在《美诺篇》中,柏拉图就语义凿凿地说:“我们需要苏格拉底向我们表明,我们一无所知,由此,我们才能开始继续探求真理”。哲学就是这样令人回肠荡气,使人无限慰藉。

古罗马哲学家家西塞罗说,“哲学是一切艺术之母”;法国存在主义者加谬说,任何小说都是“形象化了的哲学”。这是发人深省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两面,既是物质的我、身体的我,生理的我、肉的我,又是精神的我、思想的我、心理的我、灵魂的我。仅有前者,一具躯体而已;有了后者,成就了一个作家基本的素质。仅有前者,盲目、被动、纠结、痛苦;有了后者,穷而不改其乐,小桌一张,思考世界;半部《论语》,可知天下。考察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我们便会发现,一切杰出作家无不具有深厚的哲学造诣,无不接受哲学的熏陶。鲁迅深受尼采的影响,郭沫若深得康德、柏格森的濡染,茅盾接受了马克思的浸润,巴金迷恋于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老舍陶醉于古希腊的思辨,曹禺倾心于柏拉图和叔本华,冰心爱的哲学来自于基督教教义和泰戈尔哲学。当代卓有成就的作家,像张承志、史铁生、余华、毕飞宇,莫不广泛涉猎哲学著作,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世界和人生之思。当然,我们强调哲学对于文学的价值,不是要作家把作品写成哲学论文。哲学为我们所提供的,是思考又不仅仅是思考本身,重要的是为我们找到了思考的方向、意义,与终极指向。在哲学指出的别样路径中,我们发现了繁复的诗意,也因此为存在与时间中这些被习惯所遮蔽的诗意,提供了全部释放的可能。

张:作为鲁院的领导,您如何看清教育在个体文学成长与写作中的作用?您认为当前青年作家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李:优秀作家之所以比一般人站得高,看得远,想得透,写得精,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学养深。柳青说,一个作家要成就自己的事业,必须经过政治的学校、生活的学校和艺术的学校三个学校的培养。政治的学校塑造的是立场、观点和方法;生活的学习,需要作家俯下身观察,静下心体验,稳住神思考。而艺术的学校,担承的是帮助作家深入学习文学经典,含英咀华,广采博收;广泛传授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技、军事等多学科知识,为作家打开思想视野,提升文学思考,打造深厚丰富的底蕴;创设安静思考、相互启迪的平台,使作家能够获得心灵的栖息和提升前的沉淀。

鲁院通过多年的探索,形成了四大教学板块、三三制教学模式。四大教学板块即政治理论、国情时政、大文化与文学课四个板块。政治理论板块重点传达和讲授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八大精神,讲授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各个领域贯彻落实这些重要政治思想的社会现实背景;国情时政板块,结合当前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外交、法制、军事等各个领域的现实情况,阐述发生在中国社会当下各个层面的现状与特征,注重时效性、前瞻性与学术性的有机结合;大文化板块着重介绍当代国内外文化艺术等领域的情况,传达包括历史、民俗、音乐、美术、舞蹈、电影、电视剧、戏剧、戏曲艺术等多方面的知识和信息,意在帮助作家更新文化观念,深化文化底蕴,提升艺术素养;在文学专业教学上,力避安排普通高校文学的课程,力避安排文学一般知识的课程,力避安排在鲁院之外能听到的课程,聘请具有国内最高水平,在某些领域有深入研究和独到见解,授课效果好的理论家、评论家和作家授课。“三三制”教学方式,即三分之一课堂教学,三分之一研讨与教师辅导,三分之一自学与社会实践,产生了良好效果。

鲁院的教学思想、教学方案和办学模式在实践中取得了成功。上海大学教授、著名评论家、学员葛红兵曾在剑桥和牛津两个大学做过访问学者,他深有感触地对比说:“鲁院是我见到的最好的一所学校,这里有先进的大文化课程观,政策、经济、法律、体育、国际关系等讲座的设置横向上铺开,开阔了我们的思想视野;文学原理、文学史、文学批评系列课程的开设纵向上深入,革新了我们的学术理念。通过强化学习,无论是在知识的拓展还是在专业的深化上,大家都有了较大进步。”

至于青年作家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比较起创作技巧、风格塑造等“技”的层面,我认为解决“道”层面的问题更为关键,途径则主要在于提升人文素质。人文素质,反映的是一个人在人文方面所具有的精神品质和基本态度。一般认为,人文素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掌握人文知识。人文知识是人类关于人文领域的基本知识,如文学、历史、哲学、语言、艺术等知识。二是把握人文方法。能够运用人文知识的基本理论和蕴涵的基本方法,去观察、思考和解决问题。三是秉持人文精神。这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和关切,对人类创造的各种精神文化的珍视和弘扬,对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

人文素养是其他素质养成的基础素质,在一个人综合素质培养中发挥着根本性作用。正如德国著名哲学家史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所论,人除了宽度及长度(世俗生命维度)之外,还需要有深度,所谓深度,就是第三维度:人文维度。他认为人之所以成为人,并非因为世俗的平面生存进向,而是由于其精神灵魂的立体存在空间。文学,作为人类的心灵映照和精神实现方式,必然以关怀人的生命、幸福、尊严与价值的深层意蕴,启迪人的思想,明亮人的心灵,滋养人的精神,深化人对于自然界、社会和自身的认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也就决定了作家的人文取向,比之一般人更需要增强对世界的深刻认识,对人类的深切关怀,对社会的深度把握,对自然的深入理解,对自我的深微认知。作为优秀作家,在人文素养上应该有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他们应该涵养崇高的人文情怀,具备对整个人类、对全部世界的强烈关怀,他们的人本情怀、理想追求、人文取向、德行修养的优良表现,必会成为公众心目中社会良知和高尚精神的楷模。endprint

文学史上脍炙人口的文学巨著无不充满人文精神。我国现代文学巨匠鲁迅在《阿Q正传》《孔乙己》《药》等作品中,用辛辣的笔触揭示了“铁屋子里”的人的麻木和冷漠,对国民性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显示了作者以天下为己任的赤子情怀,对国家、民族、大众、他人,以至人类世界、宇宙的大关怀,大悲悯,对生命意义、人的尊严和价值、自由和解放的维护,使他的作品放射出人文主义的光华。巴金在《随想录》中毫不保留地解剖自己的内心世界,“不怕痛,狠狠地挖出自己的心”,持续拷问伤痕累累的灵魂,担承了一个民族的良知,使他和他的作品以忏悔之深刻、人格之真诚的人文魅力彪炳文学星空,成为我们整个民族特别是作家群体宝贵的精神财富。从世界文学史看,外国优秀文学家的创作,也充满人文思想。十九世纪俄国伟大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巨著《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复活》,无不始终真诚地寻求接近人民的道路,追根究底地寻找形成群众灾难的真实原因,认真地思考祖国的命运和未来,其悲悯情怀、苦难意识、抗争精神,赋予其著作深沉的精神力量。当代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提出他写作的原因,除了纯粹个人主义和美学热忱,更为关键的是政治目的和历史责任感。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和道德主义者,他对人类自由、幸福、尊严的维护和对历史真实原貌的揭示,犹如闪电穿透黑暗,照亮人心。美国作家福克纳一九五○年在荣获诺贝尔奖时宣称,“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复活起来。”事实充分证明,有没有崇高的人文精神和丰富的人文素养是一个作家能否成功的先决条件,也是精品力作能否诞生的重要前提。

当前,我们的青年作家需要进一步加强人文素质修炼。应该说,近年来,文学事业呈现大发展大繁荣的喜人景象,同时也应该看到,与人民群众的新需求新期待相比,我们的文学真正在群众中和文学史上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精品力作还不够多。有些作品人文主义、理想主义缺失,缺乏对宇宙、人类、国家、民族、社会、民众、人生的关怀,缺乏对创作使命和文学责任的内省和把握,缺乏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和人生终极价值的探寻,作家不是用生命和心灵去写作,而是急功近利,心底浮躁,丢弃思想,玩弄技巧,媚市媚俗,表现在作品上往往就是狭隘、平庸、乏味,没有大境界、大格局、大气魄。这些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引领广大青年作家全面提高综合素质,特别是突出人文知识的学习、人文素养的培育、人文精神的建构。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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