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全

二○一二年，入魔似地迷恋上了文学批评，到处搜寻可资学习的理论专著和名家批评文集。忽一日，在一家专营二手书的书店，寻得王干的《南方的文体》，随便一翻，看到了其中一篇《枪毙小说———鲁羊存在的可能》，读之，深受震撼，感慨道：原来文学批评可以写得如此之率性，遂买下，收之于枕边，每晚读。一夜，忽有一梦，梦到和王干把酒畅饮，于是，起了见王干之心。钱锺书老爷子说，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味道不错就行了，何必要去拜会那个生蛋的母鸡呢？然我却入了魔，能把文学批评写得如此行云流水之人，能把深奥的理论化简成人人都读得懂的人，非大师何以为之，大师都不见，还瞎搞文学批评做甚？

在友人刘涛的引荐下，于北京深冬一晚，在一间小茶室，终得一见，酒没喝成，但却发现，我和王干有共同之爱好———抽烟。这些年我发现，大凡抽烟者，即便是第一次见，亦能畅谈甚欢。此后，和王干有几次对饮，皆甚欢。

我学的是绘画，搞文学批评属半路出家，无师之教诲，无专业训练之根基，然回头反观自己一年有余的文学批评之路后发现，其实，《南方的文体》便是我师，王干亦是我师。此有三解，一是我粗翻一下拙作《隐藏的锋芒》，很多引文，或者写作思路，皆来自《南方的文体》；二是我第一篇刊发在学界享有盛誉的《南方文坛》上的《批评·宽容·忏悔》一文，乃是王干兄极力推之的结果，且一年来的起步之路，甚得王干兄之提携与鼓励；三是拙作《隐藏的锋芒》的序言，乃是王干兄所作，王干兄在序言中，对我的优势和缺点都做了深刻的分析，实乃是我今后为文需深记于心的。

拉拉杂杂说一大堆，似是未切入写作主体，实不然，文学落到实处还是人学，大凡在历史中留下盛名的，一定是那些德高望重之人，成绩会有大小之别，而做人，却只有一条正道。王干兄让我折服的正是这一点。他为人率性、所以文亦率性，这是很多文人，尤其是批评家很难为之的。板起面孔做学问，学问自然是死的，王干兄喜美食、善书法、喜交友，他是活生生的文人，他的文字，无论是散文随笔还是文学批评，自然也泛着生机与活力。

近期正责编王干兄的《在场》一书，幸福之感难以言表。

一、文学的味觉

牛学智在《李敬泽：新总体论文体批评》一文中说，《人民文学》在新时期特别是李敬泽任编辑、副主编、主编以来几十年间的选稿标准、引导方向，尤其在全国“最优秀”的稿源里驰骋纵横所练就的“全国性”眼光，再加上散文创作对其语言的锻造，使得李敬泽的文学批评呈现出两个方面的价值。一是眼光独到；二是散文创作练就了他灵动、轻巧又从容、跳跃的文体意识和语言风格。王干在一个专访中也说，李敬泽他们都叫他“干老”。其实，王干和李敬泽的工作经历完全相仿。王干一直和文字打交道，在《文艺报》《钟山》《中华文学选刊》工作多年，目前在《小说选刊》任副主编。策划过《钟山》《大家》等多种文学刊物，主编有《新状态小说文库》、《突围丛书》《华文2005年度最佳小说选》等，并且，出版过多种散文随笔，二○一○年，《王干随笔选》还获得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2007—2009，散文杂文类）。

王干兄属早慧型批评家。三十岁不到即蜚声文坛，并且始终站在文学思潮的前沿，他以创新的精神推动了当代文学的发展，“新写实”“新状态”“城市文学”“女性写作”，直至近年来的网络文学浪潮，都能看到王干勇立潮头的身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其他批评家是在岸上看鱼游泳，而我自己是在游泳。”从开始写小说，评论小说，到后来在《钟山》编小说，发小说，推小说思潮，推小说作家，最后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小说、卖小说，可以说一个完整的链条差不多都做过来了。这些“转身”，让王干始终处于文学的最前沿，感受着文学最新鲜的气息，一直保持“在场”的姿态。这是为什么王干的批评文章会深入读者喜爱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学院派身居高墙内，板起面孔做研究，和当下创作几近脱节，而王干自始至终，一直在文学的现场，潜身感受文学的鲜活，文字自然鲜活。

王干的文学批评之路，始于对汪曾祺小说的研究。汪曾祺是中国现当代小说大家，他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这也是他艺术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说的灵魂。王干自己曾坦承：汪曾祺给了我一个比较好的审美的眼光，或者说能够鉴别文学的一个味觉，这个味觉判断的能力比较强大是很重要的。那时候模仿他的小说，研究他的小说，到最后跟他接触，就是味觉提升了。我觉得汪老他给了我一个文学的味觉，一个良好的味觉，能判断各种味道。

有了良好的味觉，才能对流动的问题、对崭露头角的新人、新作有所判断。在《文艺批评ABC》一文中，王干说，文艺批评的另一个功能，就是它的预见性和警示性，一个批评家从一部作品看到某种好的苗头加以褒扬和深化，可能促进作家对一个艺术问题的思考，会导致新的艺术方式的出现。反之，一个批评家从一个作家的作品中看到了某种不好的倾向，对作家提出忠告甚至严厉的批评，亦是文艺批评的正常功能之一，或许这种不好的倾向可能是作家无意识流露的，甚至是作家最为深恶痛绝的，但并不能阻止批评家的批评和警示。

莫言的《红高粱》，成为了一九八五、一九八六两年探索新潮文化的组成部分，但王干却在众声喧哗中，看到了莫言创作的“反文化”，写下了《反文化的失败———莫言近期小说批评》这一有深远影响的文章。王干认为：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学就是因为正视人性和世界的负面，才使人类意识到自己有一条割不断的动物尾巴，意识到在理性的表象下藏着非理性的本能和冲动，反文化便成为人的新的生存要求。但是，王干从《红高粱》中，却发现了莫言在反文化的旗帜下干着文化的勾当，莫言在亵渎理性、崇高、优雅这些圣神了的审美文化规范时，却不自觉地把龌龊、丑陋、邪恶另一类文化圣神化了，也就是把另一类未经传统文化认可的事物“文化”化了。

王干直言汪曾祺对他的影响，除了“提高了自己的审美”外，我想，对文本、语言的影响亦在王干所言的影响之列。这在《枪毙小说———鲁羊存在的可能》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这让我第一次见到这篇文章时，惊呼，原来文学批评可以这样写。后来，在酒桌上和王干聊起我当初读此文的惊呼时，王干笑答：那时年轻，现在很难写出这样的文章了。其实，这是王干的自谦，王干文学批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活，语言活、观点活、文本活，属感觉型批评家———王干的文学批评，很少使用注释，这在学院派批评家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在接受采访时，王干说：文学每天都在变化，新人在不断涌现，作品在涌现，比方说，我不可能对一个“茶杯”研究三年五年，或者说三、五个月都不行，那么我就必须感受，我说它是白的，或者是别的什么，至于它是不是椭圆的，我可能就忽略了，我就抓住它白的这一面去感受它。这就是我意识的当代的文学批评。在当代文学中，当下的这种关照，就更需要一点感受、感觉的东西。对流动的、没有坐标体系的小说进行评判，是件相当考验批评家判断力和眼光的事。但王干有这个实力，王干是才子型的批评家。endprint

《枪毙小说———鲁羊存在的可能》打破了文体限制，整篇评论文章行云流水，但又不是批评家的判断。当看到鲁羊的《仲家传说》之后，又在《收获》读到鲁羊另一个短篇时，王干不禁感叹道：五年之后又是一个苏童。

王干的评论，文风跟学院派评论完全不一样。张莉曾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读评论的经验，有的评论看起来真有学问，也可能很有理论功底，但作为读者的我们不想看，而有些评论却是我们很想看的，因为它深入锐利，别开途径。王干的评论，就是我们很想看的评论。它好看，可读性强。王干说，我的评论内部隐藏着一种叙述的东西，而且，在文风上，王干受古代文风影响比较大，有时候会带有抒情成分。比如诗评，王干追求的境界，简单地定位就是以诗评诗。

二、南方的文体

王干一直在呼唤一种崭新的文体———南方的文体，“这样的命名就是一次神示”。那什么是“南方文体”呢？王干的定义是：描述的文体是一种南方文体。在王干看来，南方文体不是一个“主义”，也不是一个流派，更没有宣言，它是评论的一种状态，一种犹如蝉之脱壳的新状态。南方文体是一种作家的文体，是一种与河流和湖泊相对应的文体，它的流动，它的飘逸，它的轻灵，它的敏捷，并不能代替北方文体的严峻、凝重、解释、朴素。北方文体是学者的文体，这是与山峰和长城密切相关的文体，在文学理论和批评的领域里，北方文体始终占据中心和主导的地位，而不像南方文体处于边缘的、被遮蔽的状态；北方文体追求立论和结论，而南方文体更注重过程的状态；北方文体相信公共原则，而南方文体则倾向于大化的语体……但是南方文体显然是一种新鲜的文体，是一种需要发展、需要补充的文体，它的热情，它的稚嫩都充满着一种青春的光彩，而北方文体的成熟、老到都是一种中年的象征。

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必须有自己的理论构建，王干的“南方文体”构建，和早年的工作经历相关联。一九八二年，王干在高邮，负责收集编撰地方志的资料，这种纪实性很强的工作，限制了王干评说的冲动，当然，也让王干意外收获了不少，他自己也说，要感谢那个职业对我个人化书写的充分限制，要是一开始就让我从事文学这种个人性、自由性很强的职业，我不知道我还会不会选择文学批评这样一个特殊的方式。

王干说，所谓南方文体，就是一种描述的文体。王干说，直到如今，我的评论文字仍含有大量的描述成分，有时描述甚至大于说理。我对描述有种特殊的喜爱，因为我在描述时感到笔端有种说不清的滋润和灵动，这似乎与我环绕我周围的湖泊和河流有关，让我初习评论便带有一股水意，从而避免了初学者易犯的文字枯燥症。描述作为一种评论的方式显然不是完美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但它可以展示具体的而不是干巴巴的文学现象和作家状态，它生发出来的信息量不再是简单的、僵死的结论，而且有一种重新组合、重新认识的可能。

王干是南方文体的倡导者，亦是践行者。王干几乎所有的评论文章，都是“南方文体”的展现，它飘逸、轻灵、敏捷。比如《苏童意象》一文，王干以第一次与苏童相见，苏童醉于草莓为叙述点，将苏童小说中常用的一个意象“红”做了深刻的分析，继而，王干发现，苏童小说中的人物名字，竟然大多与“红”的韵母“ong”相同或相近，这让王干按图索骥地发现，“ong”韵母之所以为苏童反复用之。乃是和苏童的种族记忆和童年经验有关，而且，苏童的太太魏红，自然也带上了“ong”音。这样的介入方式，非天才无以为之。

这也不难理解，当网络文学繁盛之时，王干愿为之呐喊。在王干看来，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相比，它是欠规范的，是流动发展的，是有弹性的。它的很多地方会逸出传统文学的规矩之外，或放大、或缩小，在一些独特的地方才华横溢。尤其在文体上，打破常见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以及评论的局限，或者将这些文体杂糅在一起，不拘一格，不是带着镣铐跳舞，而是在跳舞时砸碎镣铐或化镣铐为道具。他欢呼法国作家、思想家罗兰·巴特理想中的开放文本，在今天终于通过网络得到了实现。

三、批评是条鱼

王干无数次“转身”，但始终在文学这个行当中，在“流动的文学之中”，无怪乎他会写下《批评对我来说，是条鱼》。“文学是水，批评是鱼”，王干自喻为鱼，大有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味道。

郜元宝说，王干作为文学里面非常独特的一个现象，非常少见。这么一个编辑，一个评论家，他能影响当代文学的走向和动静。这么一个人，对文学能像一个文学的发动机，不断给文学增添新的话语、新的话题。王干这对文坛的贡献是很大的。

王干自喻为鱼，能第一时间感受到文学之水的寒暖，自然对很多新事物、新现象能快速地把握到、把握准，并用适当的方式将之表达出来。比如，早在一九八九年六月，王干就在《北京文学》发表《近期小说的后现实主义倾向》，提出了“还原生活、零度写作、与读者对话”三个新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成为后来“新写实”小说的理论概括。

王干说，我做文学评论，是建立在对文学思潮的跟踪、描述、分析和研究这个基础上的，而且我是一直在做这个事的，后来我又把这种思路带到做刊物上去了，这样可能就跟其他人做刊物不一样了。人家刊物呢，可能就作家做作家，就作品做作品，那我可能把一个作家一个作品，或者几个作家几部作品把它当成一个现象、一个类型、一个思潮来概括，来推出，所以给人的就不是那种一个作家一部作品的感觉，而是一种整体的、一个浪潮的冲击。可能就是因为这种感觉，所以大家觉得，啊唷，王干一出手就动静比较大。这个呢，按照以前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嘛，就是要找到一种事物发展的脉络，或者所谓的规律。当然文学的规律是相对而言的，因为任何一种概括都是牺牲到其他跟你不吻合的东西作为代价的，所以这有时候也带有一点揠苗助长吧，但不论怎样，它可能比一般的办刊物、一般的写评论啊，辐射面、信息量都要大———这就是鱼对于水的敏锐。

汪曾祺老人家曾说，有王干在其后，我可以安心地去了。汪老已仙逝，王干责任重大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