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党论, 李晓霞

引 言

尽管当前中国经济开放程度非常高，但中国的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却一直存在且普遍。2012年8月20日，武汉市政府通过一系列稳增长措施，特别提出扶持中小企业，其中“政府采购项目年度预算总额30%以上的份额，将专门面向该市中小企业采购”引发热议①据报刊记者不完全统计，不仅是武汉，国内山西、黑龙江等地也相继出台系列扶持本地中小企业的措施，均提出在政府采购环节，优先考虑本地企业。资料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8月22日。。同月，广州市政府发布公务车采购，指定本地品牌广汽“传祺”，被指不妥且有违市场经济规律②2012年8月，广州市财政局网站“静悄悄”地发布了《市属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预算编制及购置工作有关说明》。其中规定，广州市公务用小轿车、商务车及越野车须购置本市自主品牌的9款车型，最高限价26万元；当年淘汰更新或新增购置1辆小轿车的单位，指定选购广汽“传祺”轿车；当年淘汰更新或新增购置小轿车2辆以上的单位，选购广汽“传祺”轿车比例不得少于60%。资料来源：《南方都市报》2012年8月24日。。本地产汽车垄断出租车市场是普遍现象。比如上海出租车一般为上海大众产的桑塔纳及途安；北京多见伊兰特；天津基本为天津一汽生产的威志；而作为一汽大众的主场城市，长春和成都的出租车分别为捷达和速腾。诸如此类的例子比比皆是③吉利(Gilley，2001)曾指出，湖南省和安徽省禁止贵州烟草流入省内，还有燕京啤酒在北京本土和四川省的售价差异非常大。2001年5月，深圳市禁止广州报刊流入，原因是外地报刊分流了读者，使当地报刊经营困难。资源来源: July 12th，2001.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企业的发展会导致扩张，影响扩张的主要因素有市场成长率、行业竞争程度和企业外部的经营环境(陈红儿等，2004)。当企业所在的市场趋于停滞不前、所在行业竞争激烈，以及面临巨大的经营风险时，企业需要通过开拓新市场、进军其他有机会赢利的产品和行业等方式进行扩张，才能继续发展下去。但是，企业在进行跨省投资、进入外地市场甚至在全国范围内布局生产经营时，常常面临如上述新闻所报道的政府主导下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以及准入限制、行业壁垒等政府管制，从而增加了交易成本。

在中国目前转型经济下，政府行为构成了企业外在环境的重要部分，时刻影响着企业生存、发展乃至企业之间的竞争(罗党论、唐清泉，2009)。如何应对政府行为和干预，也就构成了企业经营决策的重要方面(张建君、张志学，2005；夏立军、方轶强，2005；方军雄，2007；余明桂、潘红波，2008)。因此，在市场分割环境下，如何克服市场分割带来的阻碍，成功实现扩张而进入外地市场，成为企业重点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总体而言，企业扩张模式不外乎有内部发展、并购和联盟合作成立新的子公司等三种方式。相关文献(赵勇、朱武祥，2000；方军雄，2009)已经指出，利用诸如设立异地分公司、事业部等内部发展模式，以及异地并购模式进入外地市场困难重重。布利克和恩斯特(Bleeke & Ernst,1995)指出，想在高度竞争的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和别的企业合作创建“协作优势”。伊万诺夫和路易斯(Ivanov & Lewis,2008)通过实证发现，在IPO之前有联盟的企业，在IPO之后增值更快，成长更快。联盟已经成为企业应对市场挑战的重要战略决策之一，但是如何寻找和选择潜在优秀的、有特质的联盟伙伴成为难题。相关文献已经指出，合作伙伴的选择一定程度上决定联盟的成功与否(罗党论、李晓霞，2014)。联盟讲求合作各方共赢，其本质是资源共享，每个联盟方可以通过联盟从合作伙伴身上学习并吸取新知识(Berg & Friedman,1981)，提高运作效率、降低交易成本、风险分摊(Hernart,1988)，进入新市场、增强实力和市场地位(Kogut, 1988)，以及合作开发新技术(Gomes-Casseres et al.,2006)等，最终提高联盟各方的竞争优势和企业绩效、最大化企业价值。由此，本文尝试探索，企业跨省联盟合作，可能是应对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环境下实行多元化经营扩张战略而可能采取的一个方式。

本文以2003—2011年制造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市场分割对企业跨省联盟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跨省联盟的动机会受到市场分割的影响。市场分割越严重的地区，和别的省外企业建立跨省联盟的动机越强，别的省外合资方也越多。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关系成本进行高低分组，进一步研究市场分割对企业跨省联盟动机影响在关系成本高低不同的地区之间是否存在差异。研究表明，相对于关系成本较低的地区而言，市场分割对企业跨省联盟动机的影响在关系成本较高的地区更强、更显著。

本文的主要贡献：(1)在探讨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效应的实证文献中，之前的文献主要研究市场分割在宏观层面的影响，如对经济增长、地区产业结构等的影响，而在微观企业层面的研究较少(方军雄，2009；张杰等，2010)。本文则试图从微观角度研究市场分割对企业合作关系、企业联盟战略决策的影响，从而可以丰富我们对市场分割经济后果的理解。(2)目前文献大多是从企业内部经营的角度研究企业联盟合作的动机和后果，还较少从制度环境层面研究其对企业联盟决策的影响。而本文试图从制度环境出发，探索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对企业联盟决策的影响，这将有助于投资者和监管部门从市场分割角度理解我国上市公司形成联盟的动机。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是：第一部分进行文献回顾并提出本文假设；第二部分给出本文的变量选择以及数据处理方法；第三部分是实证结果；第四部分是进一步讨论；第五部分是稳健性测试；最后一部分是结论以及相关政策意义。

一、文献回顾和理论假设

地方保护主义所导致的地区之间的市场分割一直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所关注和担忧(Young，2000；Poncet，2002，2003；郑毓盛、李崇高，2003；Naughton，2003；白重恩等，2004；Fan & Wei，2006；陆铭、陈钊，2009)。地方市场分割主要指一国范围内各地方政府为了本地利益，通过行政管制手段，限制外地资源流入本地市场或者限制本地资源流向外地的行为(银温泉、才婉茹，2001)。学者们不断从理论上和实证上去深入探讨国内市场分割形成的原因和影响因素(林毅夫、刘培林，2004；刘培林，2005；陈敏等，2007；刘小勇、李真，2008；陈刚、李树，2013)，以求提出有效的治理对策。虽然目前对中国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发展趋势是上升(Young，2000；Poncet，2002，2003；郑毓盛、李崇高，2003)还是下降(Xu，2002；Park，2003；Naughton，2003；白重恩等，2004；李善同等，2004；Fan and Wei，2006；陈敏等，2007；陆铭、陈钊，2009)没有得到统一的结论，但是地方保护主义所衍生的地区之间的市场分割损害了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观点已经成为共识(陆铭等，2004)。具体而言，在要素市场上，市场分割表现为阻止要素资源流出本地。政府为了让本地的资源尽可能地转化为本地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通过各式各样的行政手段对资源进行管制，本地企业也因此能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和资源。而在产品市场上，市场分割表现为阻止外来产品进入本地市场，政府可以通过准入审批、行业壁垒等管制来实现。如引言部分所举例，本地企业更有可能获得政府的采购合同等。

但是，宏观上经济的增长的最大动力归根到底是来源于微观层面的企业，只有企业不断创新和发展，我国的经济才能长久增长。那么，在面临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情况下，企业想要实行多元化扩张战略、进入外地市场,乃至在全国范围内布局生产经营时，就必须克服其所导致的不良影响。

企业要发展或意欲扩张，一般可以通过内部发展、并购和联盟合作建立新的子公司等三种方式实现，但事实并不是那么简单。

首先，内部发展是利用企业内部的资源和条件优势，特别是资金资源优势，来实现对企业扩张进程中资源短板不足的弥补，如设立分公司、事业部。但由于市场分割不允许要素资源和商品随意流动，使得外地企业直接跨地发展受到严重的限制。

其次，并购是收购、合并及兼并的统称，具有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改善公司治理、提高企业价值的功能(顾保国，1999)，但是并购也意味着被并购企业控制权的转移(赵勇、朱武祥，2000)，会对被并购企业所在地的经济、就业产生重大影响，因而可能引致当地政府的干预。方军雄(2009)研究发现，由于地方保护的存在，企业进行异地并购困难重重。

最后，联盟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为了达到共同的战略目标而采取的联合行动。跨省联盟建立的子公司在当地注册，首先能以独立法人的形式在当地配置资源，从而受到的资源管制会相对较弱；再者，新的子公司把所创造的GDP、税收和就业等留在当地，符合当地地方政府最大化财政收入和官员绩效考核晋升方面的激励，而受到市场制约影响也相对较弱(曹春方等，2014)。除此之外，跨省联盟使得外地企业和新成立的子公司能够通过本地企业更了解当地的经营规则，更快地适应和打进新市场。因此，相比起直接跨省发展和并购，跨省联盟合作成立新的子公司，更能帮助企业在扩张过程中克服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所引起的限制。联盟合作是企业在面临市场分割环境下主动竞争的手段。从而，市场分割越严重，企业之间的联盟动机越强。因为本地市场分割严重，外地企业想突破分割限制进入本地市场，需要通过与当地企业联盟来实现；对于计划对外扩张的本地企业而言，也需要通过与外地企业合作，从而克服资源流出的限制。因此，我们提出假设：

H:企业联盟的动机会受到市场分割的影响。换言之，本地市场分割越严重，本地企业与外地企业建立联盟的可能性越大，联盟中的外地合资方个数也越多。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本文以2003—2011年在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制造业企业作为初选样本。之所以选择制造业，一是制造业的生产要素资源配置在各地差异较小，二是制造业竞争相对更激烈，行业内各个公司的产品是替代品(李科、徐龙炳，2009)。本文中所有上市企业的联盟数据是基于我们对各个上市公司2003—2011年公布的年报中披露的信息的整理，剔除了年报中对联盟合资方信息披露不全的样本。最终样本选择分别是2003年819个、2004年828个、2005年829个、2006年837个、2007年827个、2008年830个、2009年839个、2010年832个、2011年832个，总计7473个样本*经过我们的对比，2003年之前的上市公司年报中关于联盟披露的信息非常不详细，不利于我们手动收集数据；且考虑到我们的市场分割数据最新更新至2011年，所以我们最终确定样本起止时间为2003—2011年。。市场分割指数来自于刘小勇、李真(2008)的研究，以价格指数方法测度市场分割程度；由于重庆、海南、西藏的数据较短或缺失较多，因而不包括在内*从刘小勇、李真(2008)的研究中得到1985年至2005年我国28个省市的市场分割指数，后将数据更新至2011年。。为了避免其回归系数太大，本文将市场分割指数扩大100倍。城市政府治理质量数据，来源于2006年世界银行发布的《政府治理、投资环境及和谐社会——中国120个城市竞争力调查》。这项调查涵盖了中国120个城市的12400个公司，是从企业角度评价政府质量，提供了关于不同城市的城市特点、政府有效性及和谐化社会的进程方面的细节数据。我们将样本分为两组，第一组称为大样本，剔除掉市场分割指数缺失的所在省份公司后，一共有7264个样本；第二组为城市小样本，通过与《政府治理、投资环境及和谐社会——中国120个城市竞争力调查》数据进行整合，最终确定5021个样本，样本时段均为2003—2011年。其他上市企业数据来源于各种中国资本市场研究数据库，包括国泰安数据库、wind资讯等。

(二)变量选取和模型建立

1.变量选取

我们把企业是否有跨省联盟定义为，如果当年有与别的省外公司联盟成立新的子公司则为1，否则为0。省外合资方个数则定义为，企业当年跨省联盟中别的省外公司个数。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别的省外公司是指与本公司没有任何控股、参股或者关联关系的，且注册地在外省的公司。换言之，企业与多家公司合作成立新的子公司，但至少有一个省外合资方是与本企业没有任何关联关系的，才符合本文跨省联盟的定义。

表1 研究变量定义

市场分割指数来源于刘小勇、李真(2008)的研究，该指数越大，代表市场分割程度越严重。

产权性质，是我们根据企业的实际控制人的类别进行区分。如果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为国有则为1，反之为0。

此外，影响企业联盟的其他控制变量，如企业年龄、企业规模、负债比率、大股东持股比例、行业与省份等变量，尽量与之前的研究保持一致。具体的变量定义及说明见表1。

2.模型构建

我们以是否成立联盟企业为因变量，建立的第一个二元变量模型如下：Logit(Allianceit)=a0+a1segmkt+βControlsijkt-1+rj+rk+uijkt

(1)

其中， Allianceit代表企业当年是否与别的企业建立跨省联盟，i、j、k、t分别表示企业、行业、省份和年份。自变量segmkt是各年度各省份的市场分割指数。Controlsijkt-1是一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资产规模、企业资产负债率、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企业年龄以及企业产权性质等，所有控制变量都是滞后一期的值。方程中的rj、rk表示与行业、省份相关的未观察因素，uijkt表示随机扰动项。

然后，我们以企业当年跨省联盟中省外合资方个数为因变量，采用order logit模型建立第二个排序选择模型。第二个模型中的自变量、控制变量等和第一个模型完全相同，行业和省份的固定效应同样被控制。具体模型如下：

Ologit(Partnerit)=a0+a1segmkt+βControlsijkt-1+rj+rk+uijkt

(2)

3.描述性统计

表2 企业联盟状况

我们首先来看企业合作联盟成立新公司的情况。从表2可以看到，企业跨省联盟的现象非常普遍，但是从2003年到2011年大致呈下降趋势，2011年有轻微上升。企业平均省外合资方个数的趋势与联盟比例趋势一致，从2003年的0.4225个到2011年的0.2297个。按照省外合资方个数划分，我们发现大多数企业当年与1个省外公司合作成立跨省联盟。

表3 各省市场分割指数排序状况

从表3可以看出从2003年到2011年期间，云南的市场分割指数最大，其次为天津，广西排名第三，上海排名第四。从2003年和2011年的排序来看，大部分省市在过去的9年时间内排序变动比较大。各省市可能分别调整了自己的战略，有的过去市场分割较为严重的在短期行为受到惩罚之后可能加快了市场整合的步伐，从而使得其市场分割程度在全国排序中下降，而有的省份则整合力度小，从而使得相对排名提高(刘小勇、李真，2008)。从表3中可看出相对2003年，到2011年，大部分省市的市场分割指数在数值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这意味总体上全国的市场分割程度呈下降趋势，只是各省市下降幅度各有不同。

表4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4变量中的连续变量(Size, LEV, Top1)均经过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可以看出，公司与公司之间的规模存在比较大的差异；样本中公司的年龄最大是41年，最小不到一年，平均是11.838年；而且，国有企业占59.5%，比例很高。其他变量的描述详见表4。各主要变量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矩阵如表5所示。

表5 各主要变量相关系数矩阵

从变量的相关性来看，市场分割指数的确对企业之间跨省合作联盟有影响。大多数关键变量的相关性在1%程度上显著。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可参表5。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表6是市场分割和企业联盟之间的回归分析，其中模型(1)和(2)是以企业跨省联盟为因变量，采用的是二元变量模型；模型(3)和(4)是以省外合资方个数为因变量，采用的是有序选择模型。通过表6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采取是否跨省联盟(Alliance)还是省外合资方个数(Partner)作为企业之间合作的指标，市场分割这一政府干预的制度环境的确对企业之间的跨省合作联盟动机有影响。具体而言，本地市场分割越严重，别的省外企业与本地企业联盟合作的动机越强，别的省外合资方个数也越多。通过联盟，其他企业不仅可以“与优秀的企业为伍”，从合作伙伴身上学习到宝贵的经营经验与技术等，甚至还可以突破由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引起的资源流动限制，帮助企业实现多元化扩张战略。

企业资产规模(Size)结果显示，规模越大的公司，越容易吸引他者与之联盟。因为资产规模代表企业的实力，现实生活中的招标往往会以竞标公司的资产规模或者注册资本作为门槛之一。企业资产负债率(LEV)的结果表明，负债率越高，越阻碍企业之间联盟的成立。还有一个十分有趣的控制变量结果，即企业年龄,其负且显著的结果显示，相比起成熟企业，市场分割对年轻的企业联盟动机影响更强。一方面，市场分割限制资源流动，导致新生的、年轻的企业面临巨大的成长困难；另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Spence, 1973)的存在，投资者难以判断年轻企业的真正实力和成长潜力，年轻企业需要与别的知名企业联盟合作，以便更容易获得融资资金。斯图尔特等(Stuart et al.,1999)以生物科技创新公司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得到知名联盟伙伴支持的创业公司上IPO的速度更快，IPO当天的价值更高。

表6 市场分割与企业联盟

四、进一步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国市场化改革是经济分权和政治体制的紧密结合。周黎安(2007)指出政府官员的治理机制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制度安排。各地方政府在财政分权的制度下，承担着较多的政策性负担(Lin et al., 1998；潘红波等，2008)和面临着较大的政治晋升压力(Li and Zhou, 2005)，于是有动机侵占企业资源以满足地方利益甚至是个人利益，由此导致了地方政府“掠夺之手”的效应。再者，政府越腐败，企业面临政府干预和侵占资产的风险越大。直接跨地发展的外地公司首当其冲，其产品可能被工商、商检、卫生检疫、质量监督等部门禁止或限制生产与流通，也可能被征收更多的税费。除此以外，在目前的转轨经济中，“关系”这一非正式的经济手段极其重要(张军，1995)，外地企业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与资源和政府建立关系，以便顺利经营。然而，外地企业选择通过跨省联盟合作成立新的子公司方式扩张，面临的经营风险会相对较小：一是新的子公司在当地注册，所创造的GDP、税收和就业留在本地，符合当地政府的激励机制；二是注册地在本地的子公司所生产的产品相当于本地产品，能够在本地市场内自由流通，遭受干预的可能性较低；三是如果跨省联盟的本地合资方有一定的政企关系，那么外地企业和新成立子公司即使无法从中得到政府补贴(陈冬华，2003)、融资便利(余明贵、潘红波，2008)、政策倾斜(罗党论、刘晓龙，2009)等，至少在日常经营中不会遇到麻烦。由此，相比起外地企业直接跨地发展，跨省联盟的扩张方式可能更稳妥、风险更小。本文试图进一步探究，政府腐败程度是否放大了市场分割对企业跨省联盟的影响；以及在政府腐败越严重的地区，外地企业是否会更有动机与本地企业建立跨省联盟，从而突破市场分割的限制。

表7 按关系成本分组的回归结果*按照关系成本高低分组回归前，两个因变量Alliance和Partner已经通过组间系数检验。

关于关系成本，参考陈德球等(2011)的做法，我们用2006年世界银行发布的《政府治理、投资环境及和谐社会——中国120个城市竞争力调查》中“娱乐支出占销售收入比重”来度量城市的关系成本，这相当于企业对于政府官员的一种灰色支出(Cai et al., 2005)。我们把关系成本(Relation)定义为二元变量，大于中位数为1，反之为0。

表7报告了按关系成本高低分组回归结果。从结果上看，在关系成本较高的地区，市场分割对企业跨省联盟动机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在关系成本较低的地区虽也有积极的影响，但是不显著，其他控制变量的结果也与表6主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这说明，在关系成本高低不同的地区，市场分割会显著地影响企业跨省联盟的建立。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结论的稳健性，我们重新选取了替代衡量市场分割的变量进行敏感性测试：一是采用陈敏等(2007)、陆铭和陈钊(2009)运用相对价格指数的分析方法构造出来的2003—2007年全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市场分割指数*刘小勇、李真(2008)构造市场分割指数的方法与测量选取商品范围和陈敏等(2007)、陆铭和陈钊(2009)一致。惟一的不同在于，刘小勇、李真(2008)由28个省得出378对省际间指数，A省的市场分割指数是A省与A省以外的27个省市之间的市场分割指数的均值，数据更新到2011年；而陈敏等(2007)、陆铭和陈钊(2009)将范围限定在相邻省份，数据更新至2007年。；二是采用2006年世界银行发布的《政府治理、投资环境及和谐社会——中国120个城市竞争力调查》中的企业和政府互动的平均天数(Day Gov)，这反映了企业必须花费的和政府打交道的时间，可衡量政府的干预程度和政府效率。该天数越大，表示政府干预程度越高、政府工作效率越低，直接影响企业的办事效率和交易成本，容易导致政府侵占企业资源行为和寻租行为的发生；再者，低效率的政府也会使企业面临更为缓慢、拖延的行政审批程序，影响企业及时把握抓住有利的投资机会(陈德球等，2011)。表8中敏感性测试结果与前面结果基本一致，表明市场分割和政府的干预行为的确对企业联盟的动机产生巨大影响。这一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我们的假设，本文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8 采用市场分割替代变量的敏感性测试结果

六、结 论

在目前的转型经济中，政府在经济增长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市场一体化推进的过程中，资源的配置理应变得越来越有效率，但是，市场分割的存在导致扭曲的经济现象层出不穷。本文以2003—2011年我国制造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市场分割在微观上对企业跨省联盟决策动机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跨省联盟的动机受到市场分割的影响。市场分割越严重的地区，企业建立跨省联盟的动机越强，其他省外合资方也越多。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关系成本进行高低分组，进一步研究市场分割对企业跨省联盟动机影响在关系成本高低不同的地区之间是否存在差异。研究表明，相对于关系成本较低的地区而言，市场联盟对企业跨省联盟动机的影响在关系成本较高的地区更强、更显著。本文的启示是：考察中国上市公司的跨省联盟合作决策与动机，不仅要关注传统意义上的内部因素，而且要关注地方政府干预、制度环境对公司跨省联盟决策的影响。在转轨经济中的中国，其主要的特征就是，分权改革赋予了政府更多的职能和权力，政府通过公关政策能够对经济实行干预，地区之间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程度存在差异，由此对企业经营决策行为产生重大影响。

本文存在以下不足之处：首先，本文的企业跨省联盟事件是通过企业年报中所披露的重大事项收集，可能存在样本搜集不完全的可能性，对结果造成一定偏差；其次，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尚未对企业突破市场分割限制成立跨省联盟的后果进行探究，这将成为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参 考 文 献]

白重恩，杜颖娟，陶志刚，仝月婷. 地方保护主义及产业地区集中度的决定因素和变动趋势.经济研究，2004，(4).

曹春方，周大伟，吴澄澄.市场分割下的公平与效率——基于企业子公司分布的实证研究.工作论文.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2014.

陈德球，李思飞，王丛. 政府质量、终极产权与公司现金持有. 管理世界，2011，(11).

陈冬华. 地方政府、公司治理与补贴收入——来自我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财经研究，2003，(9).

陈刚，李树. 司法独立与市场分割——以法官异地交流为实验的研究. 经济研究，2013，(9).

陈红儿，丁轩，丁栋虹，李勇辉.企业扩张方式战略选择研究.管理世界，2004，(2).

陈敏，桂琦寒，陆铭，陈钊. 中国经济增长如何持续发挥规模效应?——经济开放与国内商品市场分割的实证研究. 经济学(季刊)，2007，(1).

方军雄. 市场分割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害——来自企业并购的证据. 财经研究，2009，(9).

方军雄. 所有制、制度环境与信贷资金配置. 经济研究，2007，(12).

顾保国. 企业购并与政府主体角色. 经济体制改革，1999，(3).

李科，徐龙炳. 资本结构、行业竞争与外部治理环境. 经济研究，2009，(6).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统一市场建设”课题组(李善同等). 中国国内地方保护的调查报告——基于企业抽样调查的分析. 经济研究参考，2004，(6).

林毅夫，刘培林. 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从发展战略的角度考察.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论文，No.C2004015，2004.

刘培林. 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损失. 中国工业经济，2005，(4).

刘小勇，李真. 财政分权与地区市场分割实证研究. 财经研究，2008，(2).

陆铭，陈钊. 分割市场的经济增长——为什么经济开放可能加剧地方保护?. 经济研究，2009，(3)

陆铭，陈钊，严冀. 收益递增、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的分割. 经济研究，2004，(1).

罗党论，李晓霞. 官员视察与企业联盟——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会计与经济研究，2014，(3).

罗党论，刘晓龙. 政治关系、进入壁垒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管理世界,2009，(5).

罗党论，唐清泉. 中国民营上市公司制度环境与绩效问题研究. 经济研究，2009，(2).

潘红波，夏新平，余明桂. 政府干预、政治关联与地方国有企业并购. 经济研究，2008，(4).

夏立军，方轶强. 政府控制、治理环境与公司价值——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数据. 经济研究，2005，(5).

银温泉，才婉茹. 我国地方市场分割的成因和治理. 经济研究，2001，(6).

余明桂，潘红波. 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银行贷款. 管理世界，2008，(8).

张建君，张志学.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战略. 管理世界，2005，(7).

张杰，张培丽，黄泰岩. 市场分割推动了中国企业出口吗?. 经济研究，2010，(8).

张军. 关系：一个初步的经济分析. 世界经济文汇，1995，(6).

赵勇，朱武祥. 上市公司兼并收购可预测性. 经济研究，2000，(4).

郑毓盛，李崇高. 中国地方分割的效率损失. 中国社会科学，2003，(1).

周黎安.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 经济研究，2007，(7).

Berg, S. V. andP. Friedman, 1981, Impacts of Domestic Joint Ventures on Industrial Rates of Return: A Pooled Cross-section Analysis, 1964—1975,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63，(2): 293—298.

Bleeke, J. and D. Ernst, 1995, Is your strategic alliance really a sale?,Harvard Business Review, 73，(1): 97—105.

Cai, H.,H. Fang and L. C. Xu, 2005, Eat, Drink, Firms and Government: An Investigation of Corruption from Entertainment and Travel Costs of Chinese Firms, Working Paper No.11592,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Fan, C. S. and X. Wei, 2006, The Law of One Price: Evidence from The Transitional Economy of China,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8，(4): 682—697.

Gomes-Casseres, B., J. Hagedoorn and A. B. Jaffe,2006, Do alliances promote knowledge flows?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80，(1): 5—33.

Hennart, J. F., 1988, A Transaction Costs Theory of Equity Joint Ventur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9，(4): 361—374.

Ivanov, V., and C. Lewis, 2008, The Effect of Strategic Alliances on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Working paper,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and Vanderblilt University.

Kogut, B, 1988, Joint Venture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9，(4): 319—332.

Li H and L A Zhou, 2005, 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9): 1743—1762.

Lin J Y, Cai F and Li Z, 1998, Competition, Policy Burdens,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2): 422—427.

Naughton, B, 2003, How Much can Regional Integration Do to Unify China’s Markets?How Far Across the River: Chinese Policy Reform at the Millenniam,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4—232.

Park, A. and Y. Du, 2003, Blunting the Razor’s Edge: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Reform China, Unpublished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d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oncet, S, 2002,中国市场正在走向 “非一体化”?——中国国内和国际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比较分析, 世界经济文汇, (1): 3—17.

Poncet, S, 2003, Domestic Market Fragment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The 43rdEaripean Congress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tation.

Spence, M, 1973, Job Market Signaling,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7，(3): 355—374.

Stuart, T. E., H. Hoang and R.C. Hybels, 1999, Inter-organizational Endorsement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Entrepreneurial Ventures,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4，(2): 315—349.

Xu, X, 2002, Have the Chinese Provinces Become Integrated Under Reform? China Economic Review, 13，(2): 116—133.

Young, A, 2000, The Razor’s Edge: Distortions and Incremental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4): 1091—1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