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河之恋

六月，沿着大兴安岭的公路同行的，是那条流动的根河，它像一个信心满满的情人，紧紧相依，时而弯曲时而浩荡，时而又隐入了葱茏绿树丛中，模样便豪迈、率真、娇羞，兼而有之。

让人诧异的是，河水看去竟是黑的，醇厚地放着光，就如皮肤黝黑的青春并透着光泽。为什么会是黑色的河呢？当地朋友笑言之，却是河两旁茂密的草丛和树林染成的，它们簇拥亲呢着这河，将自己曼妙的身影投入河的怀抱，于是便成了河的一部分。一起涌动在河水里的，还有天上的白云，它们从高高的蓝天俯瞰着大地，根河成为它们美妙的镜子，它们为河水带去流动的光波，还有无比高远的气息，一度让我恍惚，这是天在河里，还是河在天上？

不由得，我也很想成为一棵树，或是一朵云，长久地，就这样依偎着，或是不断亲近着这条河，这条名叫根河的河。

如果是春天，根河会从厚厚的冰层中泛起春潮，河的生命之力会巨大地进发开来，它推去坚冰，欢快地伸展腰肢，向远方而去。这破冰时节的河水才是它真正的本色，纯真清冽，水晶一般透明。河岸上，那些被严冬萧条了枝干的桦树林和灌木丛刚刚发青，它们与河的亲密还有待时日。它们互相邀约并相守着，等待不久之后的相拥。这条源自大兴安岭的河，原本的名字就叫着“葛根高勒”，正是清澈透明的意思，在一个个春天的日子里，根河回到童年，回到本真，然后再一次次丰满成熟，将乳汁涓涓流送给两岸的万千生物。

地球上如果没有河流，也就没有人类，人的踪迹总是跟河有关，又总爱把河水比作乳汁，将家乡的河称之为母亲河，给大河小河赋予了生命源泉的意味。在根河境内，有1500多条河与湖，构成了中国北方的大河之源。因为这河，人们寻觅而来，在东北的山岭草原湖泊河水之间，历史上无数北方族群部落逐河而居，使鹿的鄂温克人便是其中之一。他们跟森林河流贴得最近，西到额尔古纳河岸、北到恩和哈达和西林吉，东到卡玛兰河口和呼玛尔河上游，南到根河，他们与这些河流相依为命。在千百年的相处之中，萨满与神的对话，留给人们一首歌：蓝天蓝天你好吗？还好吗？我们是天上飞翔的鸟儿啊！河水河水你好吗？还好吗？我们是水里游动的鱼儿啊！

鄂温克人就这样世代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根河目睹了这一切。

鄂温克人像家人一般与驯鹿为伴，生活起居、狩猎劳动，都离不开看上去“四不像”的驯鹿，它长着马头、鹿角、驴身和牛蹄，毛色淡灰或纯白，体态高贵，温顺优雅，唐朝诗人李白曾赋诗：“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乾隆皇帝则大为惊叹：“我闻方蓬海中央，仙人来往骑白鹿，然疑未审今见之，驯良迥异麇麝族。”如今的小孩子会觉得驯鹿眼熟，圣诞老人从天边所至时，就是它昂着漂亮的犄角拉着雪橇奔腾而来的。驯鹿属于童话，它活蹦乱眺时就会有神奇的童话如金豆般诞生。

眼下，这些令诗人和皇帝惊讶不已的温顺的大鹿在全世界已所剩不多，中国也唯独在大兴安岭根河一带幸留着几个饲养点。相比从前的从前，大兴安岭消瘦了许多，为了对生态及动物的保护，鄂温克人结束了最后的狩猎，放下了猎枪。但驯鹿人的生活仍在继续，所有的人都有理由选择离开森林，进入城市或远走他乡，但敖鲁古雅部落受人尊重的长辈、94岁的玛丽亚·索一步也不想离开她的驯鹿。

一踏进根河，我们就听说了她美丽的名字，先是在一些画册里见到这位老奶奶的影像，她神色坚毅平静，紧闭着嘴唇，嘴角两旁的皱纹宛如桦树皮上的纹路，仿佛她的脸上就印刻着她相守了一生的森林，即使沉默着，也能看出她和鹿群的故事。

她或许就是根河的化身，充满了母性，慈祥温暖，柔和坚强，又具有丰富的传奇。年轻时她漂亮能干，是大兴安岭远近闻名的女猎手，与丈夫在密林里行走，打下的猎物无论多远，总是她领着驯鹿运回部落。常有人在茫茫林海中迷路，遭遇不测，玛丽亚·索会刻下“树号”——用短斧或猎刀在树干上砍下小小的印迹，举家搬迁或是远足狩猎，以此为指示，或者在大树上砍一个缺口，绑上横木杆，然后扎上柳条小圈，柳条圈会告诉人们搬家的方向，圆圈到树干的长度预示搬家的距离。这样，无论林海多么神秘遥远，都在她的方寸之中。玛丽亚·索豪气十足，聪明过人，还是一个能生养的母亲，一口气为她的民族养下了七个孩子。鄂温克族对人丁的繁衍几近崇拜，历史上因为气候严寒、多种疾病，还有饮酒过度，使得本来人口就极少的鄂温克发展缓慢，玛丽亚·索的七个孩子个个活泼健壮，她果真就是一条生命的河。丈夫在她生下第一个孩子之后就酗酒，不理家事，玛丽亚·索用丰沛的乳汁养大了孩子，她的部落人丁兴旺，鹿群生气勃勃，她的名字就是守护森林的敖鲁古雅的象征。

那天，本来准备到玛丽亚·索的部落去参观，但我却犹豫再三，终究未去。在我心里，其实我已经见过她了，她的脸庞是那样熟悉，她的气息似乎就吹拂在耳边，甚至虽然没有听见过她说话，并且即便听见，我也不懂她吐出的鄂温克语，但她如森林微风、根河波涛一般的声音似乎就流淌在我的心底。作家乌热尔图为玛丽亚·索拍的一张图片不止一次吸引住我的目光：白桦林里，老人穿着长袍，扎着失巾，侧身站在一头七叉犄角的驯鹿前，她微微佝偻着身子，皱巴巴的手，抚过鹿柔细的皮毛、湿润的嘴角，鹿很喜欢地舔食着老人伸过来的苔藓，依偎在她的袍子下，那一定有着母亲的气息。这图片如诗如画，是那样的朴素自然，这位伟大的母亲恬然生活在她的鹿群之中，我们这些陌生的外来人，怎敢轻易去打扰她的平静？

其实我也很想为玛丽亚·索拍一张照片，以我的角度和理解。这些年，涌到玛丽亚·索猎民点参观游览的人络绎不绝，来自全世界，带着各式各样的目光。我想，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根河，自己的玛丽亚·索，但我们这样匆匆地来去，怎么会有乌热尔图目光里的深沉呢？

因为乌热尔图就是根河的儿子。当年，这位从小生活在大兴安岭的鄂温克青年捧着他的《琥珀色的篝火》走上了文坛，霎时让人眼前一亮啊！人们从他的小说里，认识了这个寂寞又热烈的民族。出乎意料的是，乌热尔图带给文坛的除了他的小说，还有他后来辞去京官重返故乡的惊人之举。时隔多年，当我行走在呼伦贝尔草原上，那些将天边画出蜿蜒起伏线条的山丘，那些怒放成海洋或孤零零独自开放的花儿，那些低头吃草或昂头沉思的马群，还有袒露在草原上、始终默默流淌的河，都让人忍不住心潮涌动。我不禁联想起这位鄂温克作家的返乡，或许说起来有诸多原因，但那或许又都并不重要，只有一个理由就足够了，就是这片草原这些河流这些民族啊！是她们无时无刻不在的召唤啊，是生活在山林里的祖先留在他身体里的血脉涌动啊！我这样以为，不知对不对？在根河的一个夜晚，我问乌热尔图，他用他那双鹿一般的眼神看了看我，用力点点头，说是的，是这样的。

他和玛丽亚·索有着同样的眼神。乌热尔图在回到草原以后的日子里，完成了《呼伦贝尔笔记》一系列著作和摄影，那是他数十载的文化寻根，是他作为一个鄂温克的儿子，对母亲的深情眷念和报答。

记得来到根河的头一天，一切都是新鲜的。晚餐之后，热情的根河人为我们备好了第二天进入森林的行装，那是一双齐小腿的帆布靴子，还有一个养蜂人戴的帽子，说是为了防止一种叫“草爬子”的飞虫叮咬。在北京时，根河文联的朋友就再三发来短信，叮嘱备足衣物，来后又给了一张友情提示，说到草爬子的危害和防范措施，比如它类似蚂蟥，叮住就不松口，情愿没了性命也不撤退，会将半截身子扎在人肉里，只能拿烟熏，如果硬扯会断在肉里发炎，导致血液感染，过去就曾有一位因此而得了脑炎等等。大家都很当回事，但走过几处山林，除了飞来飞去的瞎蠓围着人乱转，并没有遇到令人恐惧的草爬子。从小生活在海拉尔的艾平一路陪同我们，说小时候并没有这么多虫子啊，在她的印象中，她和小伙伴们常常在林子里玩耍，一玩就好半天，也从没被叮成什么样儿。是人类退化了，还是环境变化了呢？不由引发人的联想。或许原本这世界就是所有生物共同拥有的，人类占有太多，才引发虫的攻击？人一下车，蠓虫就围上来了，上车时也跟着，在车厢里狂舞，大家一阵乱扑，但艾平说不要紧，只要车一开它们就不见了，虽然车门紧闭，它们并没飞出去，但奇怪的是一会儿工夫就都不知躲到哪儿去了。

人说，大兴安岭里的蝴蝶真多啊！那天因为《民族文学》的图片要定稿下厂印刷，我留在根河的住处看图样未跟队伍同行，从山里回来的各位就是这样惊叹的。他们说公路旁，车前人后，白蝴蝶层层叠叠飞舞，就像盛开的花朵，好长好长一片啊！我虽然没有亲眼得见，但从周晓枫等伶俐的比划里，也似身临其境。

山外的人远道去看山，原本住在山上的人却搬下了山。

人类到了21世纪，越来越意识到人与自然必须平等相处，生活在根河的大多数鄂温克人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山林，将更多的空间留给了无边的草木以及黑熊、狼、灰鼠和蝴蝶昆虫，在离城市不远的一个地方，新建了一处童话般的村落。

我们去到那里时，从山林里搬出的鄂温克人正三三两两在自家门前，干着一些零碎的活儿。男人穿着时尚的体恤和牛仔裤，女孩们烫了发，也有的挑染成黄的深红的，在阳光下格外惹眼，她们的裙子仍然长长的，跟老去的玛丽亚·索一样，但却是城市里流行的花色，胸口有波浪似的蕾丝花边，眉毛精心描画过，越发显出鄂温克人有些突出的额头和凹下去的眼睛。

这里的房屋都是政府投资兴建的，咖色外墙，小尖顶，搬进来的一家家鄂温克人按照自己的想法装扮屋子，并盘算生计。我从那些敞开的门前慢慢走过，看窗户里垂下的花帘，摆放在门前的摩托车，挂在墙上的红辣椒，主人倚在门前，微笑点头。

鄂温克人热情好客，每当客人从远方来，全家都会出迎并行执手礼，老人们留给年轻人的教诲：“外来的人不会背着自己的房子，你出去也不会带着家。如果不热情招待客人，你出门也就没有人照顾你。有火的屋才有人进来，有枝的树才有鸟落。”鄂温克祖祖辈辈形成了生产生活以及宗教，待人接物的传统习惯，他们称之为“敖敖尔”，是族人自觉遵循的行为规范。

一处宽大的屋檐下，一辆童车里坐着个戴花帽的小女孩儿，粉团团的脸儿，对着人咯咯发笑。我张开双臂，她一点儿也不认生，两只胖乎乎的小手举得高高的，我一把将她抱在了怀里。母亲走过来，那是一个体态丰满的鄂温克少妇，她嫁给了一个山东汉族青年，一家三口住在这童话般的小屋里。门前的桦树皮牌子上写着“布丽娜鹿产品专卖店”，屋子上下两层，楼下的玻璃柜里摆着鹿茸鹿酒、桦树皮做的小盒子小杯子什么的。山东青年看样子对这里的生活很满意，递过妻子的名片，说这里的鹿产品都是最纯正的，是直接从敖鲁古雅部落运来的。妻子在一旁颔首微笑，她就是布丽娜。鄂温克人与外族人通婚是常见的事情，近些年显然更为普遍，他们的孩子取的是鄂温克名字，成为这新部落的新一代。

这座小城就叫了根河，在中国冷极之地，大兴安岭的腹地之中。六月的阳光将这个北国小城照耀得如火如荼，让人丝毫也无法与冬季零下50多度联系起来，而一年之中的12个月根河确实有九个月需要取暖，过去岁月烧去的柴禾来自一片片消失的森林，而今烧煤，并有不少人迁往了外地。除了驯鹿的鄂温克人，在这里生活的根河人大都是几十年前从山东，辽宁、吉林等地迁徙而来。

这里曾有过多年的繁忙，大兴安岭的木材源源不断从根河运往大江南北，贮木厂是小城最重要的企业，林业局林场可以说是小城的另一个名称。过往的一切留在了画册里，留在了几代人难以磨灭的记忆中，眼下，伐木工变作了看林人，大家挂在口边的是“天保工程”——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自1998年以来，兴安岭木材砍伐逐年减量，现已减产到位，大批工人需要谋求新的职业和技能，他们制造压缩板材、可以装卸的小木屋，所有的努力在与以往告别，与未来接轨。根河人守着富饶的大兴安岭，但再，不能轻易动它一下，这样的滋味需要足够的定力。

根河天亮得很早，刚来的那天，半夜里就醒了，窗外明晃晃的，以为至少到了七点，一看表不过才三点多，反复几次，只得早早起床。走到窗前一看，根河就在眼前，河对面的广场上已经有许多人翩翩起舞，那么多的人，男女老少，似乎这个小城的人都聚集在此了。舞在前面的高手穿戴耀眼，红衫白裤、白手套白帽子，仪仗队似的整齐好看，跟在后面的大队伍五颜六色，却也是招式分明。

清晨和夜晚，我在窗前看了好几回，根河水伴着音乐，伴着舞蹈，让^跃跃欲试。我忍不住那天黄昏之后踱过根河桥，进入到舞者的欢乐之中。用不着有任何忐忑，谁也不会在意一个人的加入，大家都是这样笑着来又笑着去。在我身边的这些或高大丰满，或皮肤白皙的女人，有蒙古族、满族、达斡尔、鄂伦春、俄罗斯族，从她们的穿戴和不时的言语中能听出一二，我模仿着她们举手抬足，扭动腰肢，想象生活在此的种种愉悦。那是我度过的最为愉快的一天。

只有一个女子的舞蹈与众不同，我注意到她时，暮色已经降临，大批的人已在酣畅的运动之后纷纷散去，意犹未尽的还有一群人，她们伴随一组民歌风的乐曲再次起舞。这女子却独自一旁，只有音乐与她仿佛牵着一条线，她单薄的身体像一张弓，时而弯曲时而挺直，她随心所欲，两只手臂狂放不羁，在越来越浓的夜色中千变万化，就像六月根河那些黑色的带着神秘色彩的波涛，时而柔情时而迅猛，我从没在舞台之外的场合见到如此专注的独舞，或者她并不是为了舞蹈而只是一种渲泄，她在诉说什么呢，这个让我看不清模样的女人？

乐曲从草原上的卓玛到哥哥门前一条弯弯的河，再到土家人的龙船调，我在中国最北端的小城里，听到了来自三峡的“妹娃要过河，哪个来推我？”这女人，用力划动着手臂，似乎她就要过河，她伏下肩膀又昂起头，跺着脚，用尽了全身气力。她是妻子，是母亲，她心中的大河一定交织着千般的喜悦与苦痛，还有希冀啊！这个根河的女人，让我忍不住热泪盈眶。

我转身离去，根河就在身边。大桥上的灯光将河水映照得流光溢彩，我知道我来过了但却远远抵达不了这河的深奥，我只能记住这些人和这些时光。

这些缓缓流淌的让人眷念的时光。

黎明穿过岗巴拉山口

头一天，我们从拉萨来到日喀则，是在一片阳光之下，田野里略带浅黄的青稞，还有怒放的油菜花，沉默的山冈上也是一片苍翠，哪怕是在接近5000多米的岗巴拉山口，顶上是终年不化的冰川，但缓缓行驰不久，便是绿色植被覆盖的山峦了。

因此，印象中去往日喀则的一路是温黄、平和的，有高原浑厚的阳光，以及墨绿深红的色彩，与之相应的还有沿途穿着藏袍的女人孩子的红脸颊和雪白的牙齿。

但车开进日喀则市区时，天色逐渐暗下来，一场颇有南方味道的细雨，就在这时淅淅沥沥地飘洒开了。一时间，街面上的房屋仿佛改变了色调，有了暗暗的水墨之色。吃过晚饭之后，我很想在这个向往已久的城市里走一走，地上汪着水，天还不停地下着雨，头发一会儿就湿了，但我们仍在雨中走了一回。

雨中好奇的行走只是转过了两个街角，再往前似乎仍然是闪烁的灯火，看不出什么特别，便带着些许遗憾回到了宾馆。我们在日喀则的停留只有这么一会儿，第二天凌晨便要出发回到拉萨，直接取道去往机场回京。开大巴的司机再三强调要早走，他说翻越岗巴拉山的这条路上会堵车，弄不好会误了飞机。商量好一阵，定在凌晨四点半起床，五点开车。

实际上，早在四点之前，人就醒了。凡是遇到这种搭车乘船的事，人都不会太安逸，还没等约定的叫醒，大家都纷纷拉着行李走出了房门，坐到车上时，四周还是一片漆黑。大巴在清冷的雨中缓缓驰出了日喀则，这座远离京都的边城，我们还没来得及看清她的模样，即或睁大眼睛，也仅仅只能看见车前一圈黄色的光晕。

车在黑暗中默默行走，记得是来时走过的路，从一片田野中穿过，路两旁有茂密的树林，附近有一座非常有名的老庄园，庄园几代主人的传奇故事在中印两国之间流传。但走着走着，随着公路不断向上攀升，突然之间，空气中似乎有了异样的清新，下雪了！谁在车上惊呼了一声，大家都一个个跟着叫起来：“下雪了！”

窗外有了朦胧的淡白，恍惚间只见大朵小朵的雪花在窗外飞舞，上下旋转，漂浮着，犹如布达拉宫悠然升起的桑烟；又像一个个玲珑的小人儿，或者就是洁白的天使，飞来飞去，轻盈地拍打着车窗，舞蹈着，带着无言的微笑以及神秘的寓言，翩翩飞翔，临近又远去。人琢磨着，但找不出答案。

黎明就在这时来临，非常清淡的晨光之中，渐渐显出雪山巍峨的轮廓，即便我们极力仰视，也难以从车窗里看到它的全貌，只能惊叹它雄壮无比、顶天立地的腿柱，惊叹它雨雪中的神秘巍然。车速慢下来，似乎就在一瞬间，我们进入到一座天地间无与伦比的圣殿，让人震撼无语。

实际上，我们是知道岗巴拉山的，它位于西藏山南地区浪卡子县和贡嘎县之间，山口海拔4990米，在岗巴拉的怀抱里，有一座美丽的羊卓雍镨湖。我们在来时的路上已经观赏到她的碧水，那是一种深深的碧绿，纯厚洁净的高原之水。羊卓雍错，一定是阳光和雪山的女儿，她安静地几乎一动不动地等待着什么，我初见时尚未意会，但在这个黎明，在俊朗而又威风凛凛的岗巴拉山口，我突然明白，羊卓雍错湖的一切情意，都来自岗巴拉山啊！

这时，围绕雪山的云雾越来越浓了，层层叠叠，上下翻卷，仿佛一道道厚重薄透不一的帷幕，告示山的庄严；又仿佛一道道柔软坚硬不一的盔甲，装扮着勇士的身躯。昨日温和的阳光下，经过时匆匆一瞥，以为岗巴拉，只是道旁的村夫，今日飞雪下，才知他原是上天的娇子。青翠的山峰于一夜之间全在银装素裹之中，那样的冰清玉洁，凛然挺拔。从山底到岗巴拉山口几十里，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峭壁，螺旋形的公路沿着山脊盘旋而上，又将盘旋而下，连续的陡坡急弯。雪越下越大了，车前不到十米全是白蒙蒙一片，根本分辩不清道路，大巴司机脸色严峻，车上的人也早已不再高声言语，起初还小心翼翼地将惊叹化作一声声简短的“啊！啊！”接下来只是冰冻一般的沉默，车上的二十多人能听见彼此的呼吸，甚至连呼吸也不敢用力，屏住气息，似乎一用劲就会增添车的不稳定。我凝视着车窗外，感觉眼眶发热，岗巴拉，我生命的一个黎明，岗巴拉，你让我真正感觉到了敬畏！

上天带来的雪花与我们的车一路随行，车慢得不能再慢，四周弥漫着最纯净的亘古的气息。人类进入这样的环境，或许本来就是一种冒犯，如果说在此之前，我向往喜爱着雪山，而此时心中只剩下敬畏。我只能说，我走近了你，反倒觉得了陌生。原来你并不是我想象中旅行者的乐园，而是无比神圣的地方。岗巴拉，你和你的雪山兄弟们显然都是天神的化身，你们完成了上天与这个地球最近的连接。你的宽容让我们在你的臂膀间穿行，你的坚实宏大、开阔淡定使我们感觉到自身的渺小、平庸和羞愧。

不知过了多久，时间在这个黎明凝固了。仿佛是一生。但就在大巴缓缓行走的一个瞬间，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黑点，继而是一对，三个，然后一群，走近些，原来那是一群散淡的黑牦牛，长长毛发，硕大的牛角，它们或昂首，或低头寻觅，这些与人亲近的高原动物，原来是岗巴拉忠实的朋友。

再往前些，一片绿色的树林扑入了眼帘，八月飞雪，在这一刻悄然远去。天真正的亮了，高原的阳光炽热地射进了车窗，回首望去，岗巴拉山口，已在云雾中。

庐山捡石记

下着雨，我在庐山，淅淅沥沥的声音，染绿了树，染绿了路旁的草地。烟雨初霁，山光澄练，我在山间行走，弯腰拾起一块石头。

走进庐山，面对夏禹观洪留胜迹，司马迁至记山名；秦皇汉武皆登过，宇宙旌旃兴不同的庐山，我来的时光太短。一条条小径还来不及相识，那是舒卷的试题，我有无数的话想询问这古山，这天地间的灵物，可又从何谈起。

我却难以就这样转身离去，山的气息，山的灵性包围着，使我的脚步踯蹰。一直下着雨，有些闷，我在牯岭的灯光下看书写字、上网，突然觉得世界何其大又何其小。我载不动庐山，庐山太重太重。

我载不动庐山的云，那是古来的云。走在牯岭街上，那云突然不期而至，从遥远的天边翻卷逐浪而来，果然是在瞬息之间，弥漫四合。动或如烟，静或如练，返照倒映，倏而紫翠，倏而青红。那云长袖善舞，软绵拂面，我抓拭一把，随风倏然而去。再探头向山下，只见云海滔滔滚滚，蓊蓊蓬蓬，红墙蓝瓦转瞬被云遮盖，几只白鸽跃然飞起，其光如银。但见三四老者于街头围石桌而坐，安心对弈，白云缭绕在他们的膝间，恍然片刻就如千年。

我也牵不动庐山的水，那飞流直下三千尺，溅玉撒珠，沾湿过李太白的袍袖，“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我本一楚女，能不爱李白？经这俊朗的男子双手捧过的庐山瀑布，如飞电，若白虹，就是天河之水，又能如何？

我沿着牯岭旁的小河走去，追寻着它的流动，仿佛追随着太白的足迹，河水淙淙，飞珠散轻霞，流沫沸穹石。问路人这河可有名字？答为“美庐河”，流向乌龙潭，流向长江。缥缈清泉流去，最终归人大海。想太白在时，定无美庐一说，世事变迁如溪间之水，或涨或落，多少荣辱随水流淌，然山依旧水依旧。

再细想，也无法带走庐山的树，这山上5000多种树木，从全世界连根而来，将一片相思留在了庐山。我只能仰视它们的峨冠，抚摸古老或青春的年轮，抱紧它，感受它扎向大地深处的根脉。

因此，我带不走庐山。我只能从这里拾起一块小小的石头。

便突然有一种牵引，让我走向那条尚不知名的小溪，在雨中，我迫不及待的，仿佛那石头等了我千年万年，就是为了今天这样一个带雨的黄昏。我绕开湿漉漉的青草，担心滑倒，还担心有一条小蛇嗖地游来，但这些都不能阻挡我走向那块石头，它躺在一片碎石的河滩上，虽然我并不认识它。有许多的偶然会使我们擦肩而过，因为暮色渐浓，我垒起一块又放下一块，清冷的溪水打湿了我的脚，山野之中再无人烟，我寻找着，充满希望又犹豫不定，费了很多工夫。

最后，我终于拾起了它，这是无数偶然中的必然，跟它等待的时间相比，我的寻找只在一瞬间。这块豆青色，有着黑褐色花纹的石头，它随庐山盈缩造化，吐纳颢气，由天地养育而成。乍一看就如千山万壑的缩影，竖看成岭侧成峰，明显着山的刻划，山崖的断裂，溪水的崩流，在这块小小的石上展现。它沉默着，将千万年的秘密，深藏在那一条条细致的纹路之中。

我抚摸着它们，如同行走在从古至今的路径之上。

洪荒之年，这石当属一巨大的山体，可眺望庐山南面巍崛，北背迢递，悬溜分流以飞湍，七岭重崾而叠势。映以竹柏，蔚以柽杉，萦以三湖，带以九江。而旁峰杂出，若花蕊攒置。星列棋错，若几若屏，若龙蟠，若兽匿，九十九峰，支支泼黛。这小小石块经万年雷霆，自母体滑落，粗砺丑陋。又经若干年，在山上斜躺之时，听得陶公荷锄而来，吟诵：“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那石随陶公目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有十分自得。这情景，让人想起《红楼梦》中那块修炼多年的通灵宝玉，其实天下石头无一不有来历，只是有的被书写，有的未被识得而已，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而我拾得这石，或许与江州司马白居易有过一面之缘，有诗为证：“萧疏野生竹，崩剥多年石”，白公他显然识得这类石头，崩剥之石被他寻来一坐，故而又有新诗“弄石临溪坐，寻花绕寺行。时时闻鸟语，处处是泉声。”那白公头戴笠帽，宽袖临风，相对琵琶女，低眉无言，只听大珠小珠落玉盘，切切嘈嘈如雨声，这般情景在石看来，不知动心不动心？

又有豪放的苏轼站立山巅，叹道：“吾闻太山石，积日穿线溜。况此百雷霆，万世与石斗。”这一番万年雷霆相斗过的石头，曾经的轰轰烈烈似不见痕迹，它静静躺过万年千年，或许又是一番暴雨山洪的席卷，这石在溪水中翻滚打磨，最终如当下光滑如玉。

小溪的近旁，便是我们入住的东谷渊明村，陶公的足迹无法寻觅，眼下南山的黄菊也还未到绽放的时节，但篱笆墙的影子依稀在眼前，静谧的石板街上，可听得游人的吟诵：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手握这石，心里不知不觉生起一种笃定，我面对的庐山又平添惊奇。就在庐山抗战博物馆前，眼前突然一亮，只见一块无字的巨石巍然而立，豆青色，质地坚硬，纹路清晰，似无言的诉说。这是当年为了纪念抗战，表达中国人的坚定而树立的，我拾起的石头居然与这巨石颇为相似，色泽乃至形状，不过是一巨大一微小，但世上万物，常常见其小也见其大，内在的坚定或千万年的命运，谁又能说它们没有相同之处呢？

在美庐旁的草丛中，我还见到了一座庐山石的雕像，底座上刻有文字：“我是贝尔吉斯·奥登瓦尔德山人，我是庐山地质世界公园的友好使者。”这是优秀的德国诗人席勒，庐山石化作了诗人高昂的头，而诗人将魂魄融进了庐山，他微张着嘴，似乎在吟诵着他那传遍世界的《欢乐颂》：“你温柔的翅膀飞到哪里，那里的人们就结成兄弟……”那诗歌在天地间铿锵。

庐山石，让我记住了这一切。我把拾起的这一块带回家去，供放在我的书案，每当目光所及，这一切便即刻流动在心里，那云那水那树那人，那万载风流的庐山。

母亲留歌在三峡

冬曰尚未过去，虽然已是正月十三，北京却在前夜下了这个冬季的第一场雪，就在这一天，在一片银白的世界里，漫天雪花飞扬之中，我敬爱的母亲离我们远去。我相信，她像一只脱掉任何羁绊的飞鸟腾空而起，她的灵魂轻盈自由地在高邈的云天里翱翔。我相信，她时刻亲切地注视着我们，倾听亲人含泪的诉说。

母亲，是您将我们从混沌之中带到了人间，给了我们察看世界万物的眼睛、行走大地的双足、生存劳作的手臂，还给了我们能够感受喜悦和悲苦的心。我们的身体发肤受之于您，这一切，让我们如何来报答您，母亲！

母亲1934年出生于巴东三峡，那是一个动乱的年代，她6岁时因全家房屋遭受日本军队的轰炸化为废墟，而随家人进入抗战时期国军后勤被服厂做童工。工厂先后辗转迁移到武汉、江西等地，她自幼分担家庭的重负，饱尝人间冷暖。1948年工厂迁至广西柳州，母亲在锁眼车间做女工，1949年11月后与哥嫂兄弟回到三峡巴东，此后便一直生活工作在湖北恩施、武汉等地。

三峡，是母亲的故乡，童年的苦难铸成了母亲刚烈的性格，如同三峡的山和水，时而峻峭时而柔情，她常说的一些话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母亲爱说“人穷水不穷”，她从小守望着波涛滚滚的大江，最不缺的是水。抗战时期，母亲一家住在巴东县城的陈家码头，我外公生得俊秀清朗，外婆是江对岸有名的许家桡夫子的大姑娘，嫁到城里来时，～头黑油油的青丝让小城的姑娘们艳羡不已，过了好多年，人们还记得许姑娘的辫子。外公凭着祖先留下的房产，开着一家豆腐店，专做香豆干，在豆干上打一个“叶”字，生意兴隆。母亲常常怀念那段儿时的温馨，说巴东城里逢年过节都会划龙船，外公会带她去看热闹，口袋里装着刚炒出锅的豌豆米，热乎乎，香喷喷的。人多时，我外公会将她架在脖子上，她的目光可以掠过人群，清楚地看到江里热火朝天的龙船。

可惜母亲童年的快乐非常短暂，日本飞机一连几次轰炸巴东县城，全家赖以生存的豆腐店成为一片瓦砾，身穿长衫的外公被国民党拉夫，从此下落不明。年仅6岁的母亲随着外婆和大舅，还有她的三个弟弟，在巴东街上乞讨度日，直到一家军用被服厂自重庆顺江而下，他们才由一家过去相识的老板作保进了这家工厂。

母亲实在太小，开始厂里嫌弃不肯收，外婆苦苦哀求，厂方才勉强答应。不久人们就发现这女孩年幼手巧，缝起扣眼不比大人慢。一个工人每顿可得一勺子饭，起初母亲得不到，后来才有了，她分给弟弟们吃。工厂随军一路南下，住的是芦席棚子，全家的衣服用具都装在一个大网篮里。但即使一贫如洗，颠沛流离，三峡走来的母亲从来都是干干净净的。她生性爱水，一双手总爱不停地洗洗涮涮，棚子里的席子擦得光洁发亮。长成大姑娘以后，外婆给她做了一件阴丹士林旗袍，她爱惜的方式是穿一天洗一回，衣角很快就洗出了白边。

还有鞋，用她自己的话说是“不是穿破的而是洗破的”，母亲从小到老基本上只穿布鞋，为的是洗刷方便。一双鞋穿过几天以后，一定要泡在盆子里，翻来覆去地刷，特别到了年老之后，她觉得空气污染厉害，满街灰尘，还有肉眼看不见的细菌，因此上一趟街回来，首先是把全身衣服换了洗掉，连鞋也不例外。哪怕是昨天刚穿的。

我父亲是山东人，相对而言不怎么爱洗澡和换洗衣服，母亲就总爱用一句话来嘲弄他，说“他们北方人一生只洗三个澡，出生、结婚和死了以后”，还说他们北方人即使洗澡，也舍不得用水，浅浅的一盆水，只能湿了毛巾，就用这湿毛巾先把身上一擦，然后用手细细地搓，浑身上下地搓，咳，一搓就是这么长一条条的泥，她张开双臂比划着，就像拉面那么长，到最后那盆水也不会用完。母亲总是得意洋洋地说：“人穷水不穷，穷也要穷得干净。”

每次她到我的小家来，进门就马上装备，系围腰卷袖子一副干大活的模样。天不亮，厨房或卫生间里就开始窸窸窣窣、哗啦哗啦，爱睡懒觉的我哭笑不得。母亲总是要把我家的桌椅板凳、衣服被子、瓶瓶罐罐全方位地擦抹洗晒一遍，到最后，连所有能找到的塑料袋都翻过来洗，门前的细绳上会晾成白花花一片，引来人们无数好奇的目光。

母亲还爱说：“情愿钱吃亏，不让人吃亏。”她参加工作的时间是1949年11月24日，从她当时的年龄来说，算早的了，后来又读过书，调换过不少单位，可直到退休，拿的只是一份很微薄的工资。但她从来出手大方，毫不吝啬，一贯的说法是：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情愿钱吃亏，不让人吃亏。

我的同学都爱来我家里玩，多半都是因为我母亲对她们热情有加，总是拿出各种好吃的，有时候还没大没小地跟她们嘻嘻哈哈。初中时有位女同学是个孤儿，学习吃饭都全靠每月七块五毛钱的助学金，不得已时就只好饿肚子。我把这位女同学领到了家里，母亲给她大块烧肉，那时候每人每月只有半斤油一斤肉的票证，母亲总是留着星期天给我们打牙祭。她那时跟她的同龄人相比，工资不算少，她统统拿出来买吃的东西，粮食不够就偷偷买高价粮，油水不够就买黑市的鸡蛋、花生，剥出满盆的花生仁，让我和我的同学一把把抓了吃。花生油性大，吃过以后整天都不觉得肚子饿，我那同学自从当年饱吃过我妈的花生仁以后，以后再也不爱吃花生，说那几年真是吃“伤”了。

母亲刚退休的那几年，兴致勃勃去到全国各地旅游，那是80年代后期，旅游还没有形成热潮，可她走在潮流前面，一个人几乎跑遍了全国。她讲究很多，会不分巨细地带上几大包东西，毫不夸张像一座小山。我们肯定她拿不动，可母亲早有主意。去到某个城市之前，先把东西寄过去，或者是那里的一个朋友，或者就是那里的一家旅馆，写上她自己的名字，人还未到东西就已经到了。回程时也照此办理，按我们的想法，这得花多少邮费呀？可母亲真的是很潇洒，不管走到哪儿，随身只带一个手提袋，清清爽爽的，所以无论行走多远，她都精神抖擞的，从没有那种疲惫不堪的样子。

有时候我出差回来，大包小包的进门，显出免不了的狼狈，母亲有些嘲弄地看着我，说：“你看你看，这是何必呢？”

“凡事都怕下狠心”，也是我母亲的一句名言。说这话时，她总带着一番检讨的心情，说当年我外婆本着落叶归根的想法，一定要携带全家从柳州回巴东，她却是十分不愿意，跟同车间的小姐妹商量，预备等火车开动的一刹那突然跳下车去。但我外婆看出她们的形迹可疑，哭着以死相胁，她架不住我外婆的眼泪，心就软了。预定的计划没有实现。

为此母亲一直后悔。她说如果当时她跳下了车，她的命运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她把后来的所有挫折都归结于当时没有那一跳，不该在最后关键时刻心软，因此总结出一条深刻教训：“凡事都怕下狠心。”

她色彩分明，并具有想象力，常常把一件事想得要么是天花乱坠，要么是糟糕透顶，她会下狠心或者锲而不舍，或者坚决排斥。

我刚进初中就逢“文革”开始，学校停了课，又突然宣布要选红卫兵代表上北京见毛主席。人人都争着想去。我当然也非常向往，可我连红卫兵都不是，虽然一直可算是品学兼优，还当着学生会的干部，可父亲已经被揪斗，而母亲被单位的人揭发说是“红旗特务”，一个停电的晚上，一帮人涌进来把我们家抄了个底朝天。这些可怕的事传到了学校，好些平素很亲热的同学见了我连话也不敢说了，我从里到外都灰溜溜的。

被选出的红卫兵八月初在同学们极为羡慕的目光中启程去了北京，而我妈惊世骇俗地说，你也去。那时社会上风传中央有文件，学生可以步行串联，但校方一直沉默，在学生和家长的追问下，教导主任用一口蹩脚的普通话说：“你们要去，学校不反对。”他是广东人，等大家还没听明白，更没来得及欢呼，他又补充道：“可也不支持。”大家一片哗然。说到底学校是不太同意学生步行串联，大多数家长也是一百个反对，吵吵嚷嚷之中，绝大多数同学渐渐打了退堂鼓。可在一片反对声中，我妈却态度坚决地说：你去。

我心里激动又惶惑，也有一点恐惧和犹豫，毕竟不知道串联是怎么回事，而且学校明显不支持，同学也没几个响应。母亲见状不禁面露愠色，大有恨铁不成钢的意思，说只要能去北京，步行又算得了什么？说过去我当童工的时候才六岁，还不是两只脚从湖北走到江西，又到广西，几千里地不是也走过来了。火车也坐过，可那叫坐？车厢下边绑一块木板，人就躺在木板上，旁边就是轰隆轰隆的火车轮子，胆小的吓都吓死了。她说凡事都怕下狠心，我要像你这么大，我明天就走。

在母亲的鼓动下，13岁的我和另外几个同学踏上了去北京的串联之路，我们那个年级有六个班，一共300多个学生，可这样出行的就我们几个。我们在人们异样的目光之下准备出行，母亲隆重地为我打点行装，教我打背包，又在背包后面插上一双黑布鞋，说那样可以换着穿。特别是在我那件紫色棉袄里的前胸后背缝了五块布，就像当年搞地下工作一样，将50块钱，10元一张，分别藏在了五个布兜里，再三叮嘱取钱的时候要背着人，睡觉时棉衣一定要枕在头下等等。

梦终于实现了，在凛冽的寒风中我们来到了北京，见到了天安门，见到了领袖，还逛了北京的商店。母亲给我缝的布我一直没舍得拆开，直到要走的最后一天，才小心翼翼取出一张10元的票子，给我外婆买了顶黑色丝绒帽，给母亲买回了一盒颜色红红的金糕。这在南方三峡是没见过的东西，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滋味，也没舍得尝，回到家后我把这些带回的物件取出来，母亲笑盈盈地打开金糕盒子，捧起来咬了一口，情不自禁地皱了皱眉头，可还是笑着吞了下去。后来我才知道金糕是酸的，南方人一般不习惯那口味。

《三峡我的家乡》，这是～首歌名，也是母亲病重时常说的话，也是她最后的话。

母亲爱家乡，爱三峡，是在骨子里。自从“文革”期间挨批之后，她在好多年里很伤心，几次三番地说要离开，说我看也不想再看这个地方了。后来我在武汉工作，将她也接到了武汉，她走时说，我头都不会回。

她真的好些年里不提三峡，甚至从那边来的人，她都不想见，她回避着，说我还见他们干什么？差点儿没把我整死。可她心里却并不是那么想的，只要电视里一响起那一方山水的音乐，她就会凝神细听，一动也不动，要是发现有人看她，她会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一笑，扭过脸来说别的。我知道，她心里是想着三峡的。

后来生了病，她再也不加掩饰，逢人就说她是三峡人，还会问别人，你知道那首歌吗？《三峡我的家乡》。说着会哼上几句。母亲年轻时爱唱歌，她的嗓音清亮，像神农架下淌过的溪水，她唱过《白毛女》，也唱过《王贵与李香香》《夫妻识字》等，唱过《太阳出来磨盘大》《全家老少纺棉花》。小时候，我常见她拿着一张张歌片，就跟黑白照片似的小歌片，《有芦笙恋歌》《三杯酒》，她小声地哼着，那是她最惬意的神情。单位联欢也会请她出来唱一个，我们这些孩子从大人们开会的楼下过，会猛然听见母亲的歌声：小河的水呀清悠悠……，亮亮的，传得很远。

到后来最爱唱的就是《三峡我的家乡》，这是一首由湖北艺术家创作，并且由一位清江边出生的歌唱家演唱的，带着山野之风和三峡的回声，母亲让我将那张歌碟找来，一遍遍地听。她是那样向往那一片山水，喃喃地念叨，你们把我送回三峡去。听说宜万铁路通车，可以从北京西站直接坐火车前往巴东一带，母亲不禁欣喜万分，跃跃希望坐车前往。我买好车票，做好了一切准备，但临行前两天，母亲的病再次加重，难过的是终未成行。

但刚烈的母亲，执着的母亲，终究为自己归乡之路做好了安排，她亲笔留下书面遗嘱：“善后事宜从俭，将我的骨灰撒到三峡，因为那是我的家乡。”还吩咐送别的时候不要放哀乐，要放那首《三峡我的家乡》。母亲最后的话让人痛彻肺腑，但我们必须一丝不苟地按照她说的办。因为母亲一生对事认真，特立独行，保持着精神的洁净；她将世俗功利看得很轻；一生淡泊物质，不事喧嚣，棉布衣衫，粗茶淡饭，喜爱自然，喜爱花儿的芬芳和小草的清香……她是一位热爱自由的人，内心充溢的激情如三峡之水。她的晚年分别在武汉东湖和北京密云度过，好在那些去处都有荡漾的水，在武汉她常绕东湖而行，在北京她背着鄂西土家人的背篓，沿着潮白河一直走到密云水库，或许是那片北方的水让母亲感受到三峡的水色。母亲走了，按照土家人的观念，是从一个门槛跨入了另一个门槛，母亲解脱了病痛，如凤凰涅槃获得了新生。

我们为母亲送行，护送母亲回到了三峡，真个是“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母亲最终回到亲人们的怀抱，一位远行的三峡女子，有屈原的古歌迎接她的归来，有万顷江水拥抱着她的魂魄。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听到母亲留在三峡的歌，会永远记住母亲的恩情和她的话，做一个懂得爱和被爱的人，是人与人的相互温暖使得人类世代绵延生息，是这些前来点香并施予温暖的人让我们更加坚定地相信，母亲前行的路上会一片光明。

如亲爱的母亲所愿，她终于回到了三峡，她和她喜爱的歌，都永远留在了三峡。

三峡皂角树

三峡一带树木葱茏，当年杜甫沿江而下，曾在巴东西壤口住过多日，这地方是在长江三峡的巫峡与西陵峡之间，素有川蜀咽喉、鄂西门户之称，为土家苗族等多民族百姓世代居住。有诗云：“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诗圣杜甫放眼看去，又吟道“冬来纯绿松杉树，春到间红桃李花”，想那峡谷山川之间，松杉林立，花枝摇曳，一片醉人沁香呵。而我自小在巴东峡江边，看惯了一片葱绿，更偏爱三舅嘎公家的皂角树。

土家人将姥姥叫嘎嘎，三舅嘎公是嘎嘎的幺弟，他与他的父兄过去都是川江上有名的“桡夫子”，将三峡一带的盐、柑橘和茶叶运到宜昌、汉口，又将下江的洋货拖到巴东、巫山、奉节，后来在江上遭遇土匪，梭镖来去，几条汉子死得只剩了最小的三舅嘎公。

嘎公家在长江边，屋侧另有一条小溪，溪畔有一座玲珑宝塔，溪间躺着高低起伏的巨石，清澈的溪水静静地钻过石缝，小蛇一般游入长江。三舅嘎公的土屋前长着一棵青青的皂角树，像一把撑开的绿油油的大伞，树下摆放着几条光滑的长凳，那是被路人的汗水浸透过的，还有小方桌和瓦罐凉茶。我们奔跑着从刺目的烈日下扑进那一片荫凉，头上捆着白帕子的三舅嘎公提着旱烟袋，会伸手擦一把我们额前的汗，笑眯眯地说：“喝茶喝茶，灶头有烧好的苞谷坨。”我和我的表兄妹们，一屁股对着江水坐下，皂角树下吹过一阵阵江风，我们咕嘟嘟喝下大碗的梨儿茶，啃出满嘴苞谷香。

对岸的巴东县城，则是一条窄窄的长街，我和我的表姐摇摇摆摆地从街头走到街尾，一般只要十来分钟。有汽车经过时，便会有半老的妇人或孩子拿起铁皮喇叭叫喊：“车子来哒，行人走两旁！”这样的情景似乎一直被外乡人当着笑话提及。巴东城下的江边如郭沫若的诗：“岸头礁石起伏，崎岖难行，微雨步巴东，江边乱石丛……”人们没有想到若干年后，随着三峡工程的建设，江水会上涨至175米，那些乱石丛，还有巴东老城，以及江北三舅嘎公的土屋都一一没人了大江。

举世瞩目的三峡搬迁是从1997年的夏天开始的，一声炮响之后，老城的街道楼房逐渐拆除，人们挥泪告别。拆除所有房屋、电线通信线广播线、石拱桥、园林、医院兽医站屠宰场、猪栏粪池沼气池、传染病疫源地、15年以上坟墓……一眼望不到边的断墙残瓦，惊心动魄的尘土飞扬，三峡如凤凰涅槃。

1500多年前始建的巴东“旧县坪”原在大江北岸，宋朝时，20岁的进士寇准被派往巴东做了县令，唯见“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他发奋改良农事，开拓南岸，将县城搬到了江南的金字山。那次不足干人的搬迁一直被后人视为了不起的壮举，然而相比三峡迁移，就简直是微不足道了。作为三峡库区移民重点县之一的巴东，全县境内搬迁涉及县城和10多个乡镇100多个村，近5万多人。三舅嘎公的儿孙也在其中。

就在老县城即将完全淹没的头一年，我在拆去半拉的巴东码头坐上了一条小小的机动船，驾船的是三舅嘎公的外孙小宋，他所驾的已不同于前辈的木船，而有着“突突”作响的发动机，箭一般顺江而下。我们在一个叫着“鸡翅膀”的乱石丛下了船，只见一个个硕大的水泥墩子从江边伸到了半山腰，那是白底红字的水位标志，最高的那一块便写着“175”，也就是三峡大坝完全建成蓄水后所要达到的水位。

接着往上爬了不远，便看见好几处断墙残垣，三舅嗄公老屋的所在地，一群男人正在七手八脚地拆梁，土墙只剩一圈基脚，周围的树被砍倒在地，新鲜的枝叶脆生生地朝天翘着。一口圆圆的瓦缸半截被土掩埋，太阳映在缸里，晃荡晃荡的，也不知那缸里的水是天上的雨，还是主人临行前挑回的清泉。拆屋的男人告诉我们，已经去世的三舅嘎公埋在了山高头，他的后人已搬到江汉平原，那里建了许多个三峡村，而现在他们是在做“清库”，明年六月水就要淹到这里来了。

我问：“那棵皂角树呢？”男人们说：“皂角树？我们这里皂角树多呢，你说的哪一棵？”我无法说得清，那棵皂角树在我儿时的印象中是一棵参天大树，以后应该是长得更大了吧，可躺在地上的这些树有松杉，有柑橘，却没有那棵如巨盖的大树。

我们找到了三舅嘎公的坟茔，他老人家正好埋在了不用迁移的175米之上，面朝大江，可以日夜眺望江上行走的船儿。我为三舅嘎公烧香，祈望儿孙的搬迁不会使他孤独和担心。三舅嘎公知道，这地方自古以来很美也很穷，地僻接穷峡，坡度大都超过了45度，只能种植苞谷红薯，巴东县志曾记载：“农人依山为田，刀耕火种，备历艰辛，地不能任旱涝，虽丰岁不能自给，小侵则蕨根为食”。在过去的许多岁月里，三舅嘎公和他的乡亲常为温饱所困扰，这里的部分农户举家搬迁，减少三峡土地的耕种，对美丽三峡的生态发展应是一种离别的奉献。

那天正要从陡峭的山上往下走，一位鬓发花白的妇人健步而来，她肩上挎着一个竹背篓，笑笑地提醒我们将纸钱和炮仗拿得离草木远些，说山上容易着火，现在这坡上除了一个70多岁的老汉，就只剩了她。这位姓曾的大妈家门前有一个大屋场，铺着清一色的石板，显出山里人家的气派。她的四个儿女全都迁到了外地，有的在江上跑生意，有的进了合资企业，都修了很大的屋，儿女来接过好多次，虽然住着的这个屋场过几年也得拆，可是她却不想走。

我们问为什么呢？她沉默了好一会儿，扬手指了指门前的石板，说光这一块块“礓察子”我都舍不得，几十里外的地方打来的，搬运一块石板都要好几十块呢。我从神农架下嫁过来，在这屋场里结的婚，生的娃娃，后来又看着婆婆在这屋里闭的眼睛……还有丈夫。她说着，眼圈红了。我忍不住拉起她的手，想说几句安慰的话，但什么也没说出来。她要守到三峡大坝完全建成，守到江里的水一层层淹没了她千辛万苦弄回来的那些“礓察子”，她才离开。

大江上响起了悠长的汽笛，那雄浑又带着些沧桑的声音在峡谷间久久地回荡。面对浑黄的永不停息默默流淌的浩荡江水，恍如昨日，如花的新媳妇从山道上满脸桃红地走来，还有扎着雪白帕子的三舅嘎公张着缺牙的嘴笑开了满脸慈祥，那土屋前的皂角树绿出满眼的温情……而眼下，巴东新城彩虹飞架，十里长街高楼林立，夜间华灯初上，人们翩跹起舞，通往江边的宽大石阶九百九十步，正对着飞架南北的巴东长江大桥。那一棵皂角树，留在了人们的心中。

舌尖上的楚雄

好些人都喜爱电视节目《舌尖上的中国》，我去到云南楚雄的几天，也算是用舌尖体会了这个地方。楚雄离着昆明有一二百公里，也有火车高速，天一直不时地下着小雨，比北京凉快很多，但也十分喧闹。想想在那儿住过的几天吃了三顿早餐，五顿正餐。早餐离不了米线，是我比较容易接受的，但几顿中晚餐就很特别了。

到的那天已是下午四点多，当地朋友说去吃饭，我以为尚早，但却说要去紫溪山，离城二十多公里。车开出城走了半个多小时进入山间，高高的樟树桉树，还有山茶。只是花已经开过了，黄昏时到得一农家小院，也号称农家乐。饭菜上桌，除了主菜鸡汤，其他全是山间野菜，围着汤钵一圈棠梨花、白参、刺儿花、蕨菜，还有南瓜叶儿汤。

农家院旁是一座叫紫顶寺的古寺，始建于宋代，据说为一个叫高良成的宰相所建，倚山顺势，很得气势。从山顶走下，到了寺的正门，却已关闭。听说门外有一株八百多年前的银杏，上过香火之后，管钥匙的老妇人慨然开门，果然见大门迎面那株苍劲老树，巨大的树兜爬满了深绿的苔藓，毛茸茸的，似已枯干，但却披挂着一点点新绿，小小的叶片儿，跟树干相比十分稚嫩。想伸手摘下一片藏着，这八百年的树叶，但却够不着，本来可想法采摘，但转念一想又是何必？

直到下山回程途中，唇齿间仍留有野菜的余味，清淡的苦与甘甜，随同着山间的花香。

第二天上午抽空去看了当地的博物馆，此馆建在山上，彝族特色。楚雄是古人类元谋人的所在地，发掘的文物有石器有铜鼓。山下彝人小镇有各类货物，手工做的布裙，还有让人喜爱的耳环，银子的叶片儿等等。下着雨，陪我的是当地一位女作家，年纪不大但有个性，中午随她走进小镇上一家小餐馆，大门用竹木装饰，进门便看见满地铺着绿色的松毛，散发着阵阵清香。老板娘年轻漂亮，迎过来说铺着防滑，但不光因为下雨，云南逢年过节时，家里也会铺撒松毛，好看好闻。

问从哪里采来，老板娘说有人从山里背进城，站在自家门前就会买到的。陪我的除了这位女作家，还有一位地道的彝人，见面瞬腆的笑，黑黑皮肤，牙齿被旱烟熏得发黄，坐下来便叫店家拿水烟筒过来。那水烟筒有些像鄂西山里的吹火筒，但比那要粗，小店里到处可见，一排排就像火药筒似的。这顿先是上来一钵青菜汤，里面放了野山椒，看不见红色，但却酸辣十足，我怕辣，尝过像火烧一般，便不敢再喝。接着上来一盘炸蚂蚱，焦黄焦黄的，个头不小，很香。这家店本来还有柴虫，黄豆虫，但已经卖完。我们要了蘑芋粉片炒酸菜，干牛肉，当地人叫做牛干巴，可以蘸辣椒粉，主食是苦荞米饭。这些饭菜都是楚雄人爱吃的家常饭菜，很经饿，一直到晚上也不觉得饿。

但晚饭总归是要吃的，却不知在何处。

却是有一位上过鲁院的作家约请，他在楚雄工作，头年去上鲁院，分在我的名下，所谓弟子。弟子知道我不喝酒，也没请别人，只叫了他的一位同事作陪。那人看去比他老成但善谈，是贵州人，当兵后转业在此，娶了楚雄的媳妇。几人围坐，桌子中间是一个与桌面平但凹下去的火锅，半锅鸡汤，也可以是鸽子汤，但我表示鸽子是不能吃的。汤浓而白，放进牛肝菌、羊肚菌，要煮四十分钟才能吃，否则说是容易中毒。一盘坚硬如铁的蚕豆，一盘瓜子，等待时一颗一颗地嚼。等到几十分钟后，鲜汤开锅，连同菌子盛在碗里，果然鲜美无比。

按理是应喝酒的，但可惜我一直不善酒，弟子要开车也不能饮酒，只有那位善谈的男人独要了一杯当地的泡酒，红褐色像葡萄酒，但却是苞谷酒泡的玫瑰，颜色很诱人。这位来到云南的贵州人趁着酒兴说了许多话，民情家事，也成了这顿饭的味道。比如说到当地的方言，说：“鬼冒火”，是指有点烦的意思；再说：“别把我的火眦出来”，就是指有些严重了，当心真正惹烦了，威胁的意味很重，但用的“眦”似乎还不是重武器，是集中的一束火力；还说：“恼火得很”，这是个多义词，可以形容不容易，正反都可以用。楚雄是爱吃辣的地方，就这些方言句句都不离火，火气挺旺。

次日上午是与当地几十位作者交流，快近中午，主持人又说要与当地几位老作家会一会，去到街上一家不大的酒楼，一位留着胡须的老先生已端坐在桌旁，还有几位，边吃着饭便情不自禁唱起来，像彝族人踏歌一样在桌边跺着脚，很用力。后来才知，这家酒楼专营野味，接连摆上来的是野猪肉，野麂子肉，野鸡肉等，烧烤炖炒，我说有一些不是国家保护动物吗？他们笑一笑，却不作答。我是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会员，是章仲鄂的夫人高桦介绍加入的，不赞成也不喜欢吃这些东西，而且从我打小养成的味觉里，就不喜欢吃烧烤。于是这顿饭只吃了些青菜。

要离开楚雄的最后一顿晚饭，也是在郊区的一处农宅，门前平地停满了车，看上去十分红火，据说要提前预订才行。这家院子专做野生鳝鱼，181公斤，装修得朴实敦厚，矮矮的桌椅，土碗土酒。先是端上来一个大瓦盆，比脸盆大且深，褐色的浓汤，肥厚的韭菜叶子漂浮在鳝鱼片上，还有红辣椒和一些说不出来调料，味道极其鲜香，简直觉得再不会比它味道更重的了，那鱼片肥厚却丝毫不腻，入口就化了，骨头小小的似乎从齿缝间就自个儿滑了出来，并不费半点力。从前在湖北，也是吃鳝鱼的，但人说一般过了端午就不再吃，此时虽已过端午，但入乡随俗，再加之味道诱人，也顾不上许多了。同行的一对夫妇，也是作协的，美人正在减肥，一边吃一边叹息，说这一顿把最近一个月的晚餐都吃了，多曰努力全白费。

走的那天清早，还想吃米线，但走得早，餐厅米线还未做好，只有红汤面，尝过还好并不辣，也放着韭菜叶儿，绿绿的漂在红汤上，煞是好看。味道好得让人意外。就想在北京，好久没吃过有南方味道的面了。总觉得北方的面条没煮过心，吃着硬硬的，这碗红汤面让我再一次觉得，面条还是南方做得比较好吃。但这只是我的口味，北方人一定是不会同意的，就如文学，众口难调，还是各具特色，各有千秋吧。

师者

唐代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我们这代人有些生不逢时，正经书没念多久，初中只上了一年便遇上“文革”，紧跟着上山下乡随波逐流，再有所学便是东鳞西爪，这时便分外怀念小时候的几位老师，幸得他们的苦心教诲，才有一点童子功。再后来越发明白，真正的老师就是渗透你的魂魄，影响你一生的人。人生路上，闪耀着他们点亮的一盏盏小灯，或许叫知识、善良、真诚、勤奋、坚毅……它们宁静而又明亮，默默地陪伴着学生的前行。

我的田老师

我的小学是在长江三峡、湖北的巴东一小启蒙的。但在那里只念了一年级，便因为父母工作调动到了另外一个城市恩施，恩施是土家族苗族聚居的山区，但那时还没有成立自治州。那年秋天我背着一个小花书包，转学到恩施舞阳附小二年级2班，便认识了班主任田老师。

田老师名槐山，土家人，个子不高，但结结实实的，两只胳膊举着，可任由学生们抹着打秋千。他刚从师范毕业，浑身似乎有使不完的劲，成天笑嘻嘻的像一个孩子王，高兴起来就把学生娃一个个举过头顶，只要田老师在操场上，一定是欢声笑语一片。我们这些小学生就像一个个跟屁虫，上课下课都跟着他。

喜欢听他的课，田教师教语文，讲课时声音洪亮，又讲故事又打比方，长大才知道田老师是一个农家子弟，他将恩施土家的风情、谚语民歌信手拈来，让人听得着迷。那些在课本上看去严肃规正的词汇在田老师的讲述里变得那么有趣。我们这个班上的学生语文成绩普遍的好，我想我后来喜欢文学与田老师教的语文绝对分不开，但那时未曾幻想去做一个作家，在田老师布置的“我长大了做什么”的作文里，我的理想是做一名拖拉机手。这个宏伟的理想我很早就忘了，但有一年春节去给田老师拜年，坐下来嗑瓜子时，田老师笑着说房广兰，你还记得你的理想吗？你在作文里说要当一名拖拉机手，耕耘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那篇作文还在班上读过。房广兰是我上小学时的名字，“文革”期间因为父亲挨斗，母亲将它改成了叶梅。我说是啊，是您的语文改变了我的理想。

那时没有偶像和粉丝，现在想起来，田老师就是我们这些小学生的偶像，他除了会教语文，还会打球游泳跑步跳远，动作潇洒，活力四射。我们成群结队跟着他在小河里游泳，土台上打乒乓，他手把着手，不厌其烦。这些爱好一直伴随我到今天，有时候人们问我从哪儿学来的，我便有些得意，忍不住会说到遥远的田老师，说那时的老师多好啊，那才是德智体全面发展呢。

小学三年级时，父母工作调到了武汉，我转学到武汉水塔小学，却常常思念恩施的同学和老师。两年以后，母亲执意要回到恩施，我也巴不得地跟着回来了，仍然回到舞阳小学，仍然在田老师的班上。走进校门的那天，已经打过了上课铃，田老师站在教室门口等我走近，他的身后站着一群我熟悉的同学，他们无言地微笑着，我难以忘怀那时涌到眼里的热泪。说真心话，那时候到学校比回家的感觉好，当代人有著作《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可在我的记忆中，好老师也常常胜过好妈妈。

我始终认为，我的小学对我最重要最扎实，如果不是田老师，又怎么能够呢？小学临近毕业时，同学们最难受的事就是要与田老师告别，一段时间里很难接受现实。进初中后还隔三差五邀约在一起，跑到小学去看田老师，喋喋不休地对他倾诉在新学校的种种事情，把刚接触的新老师拿来与他比较，带着各种抱怨。田老师平静地听着，却不像从前那样跟同学们逗乐，也不发表任何意见，却催着我们快回去。还没等我们转身，他就快步朝着他刚接手的那班学生走去了，看着老师头也不回的背影，我们一个个张然若失，心里老大的不舒服。可事后却听说他私下里打听着我们这班同学毕业后的情况，问了又问，关切之情溢于言表，原来老师的良苦用心是想逼着我们尽早适应新的环境啊。我们像飞出鸟巢的小鸟儿一样，终归要到更远的世界里去。

在我心目中，田老师是最好的语文老师。而且读过土家历史后得知，田姓土家人曾做过长达数百年土司，并喜爱写诗著文，相传至今的诗集《田氏一家言》为清代康熙年间容美土司田舜年编定的大型诗文丛集，共收录五代九位田姓诗人的作品，多有“我今为赋好春歌，东皇靡丽盈烟浦”（田玄《春游招欧阳子》）意象悠远，风格明丽的诗句。有这样祖先的田老师后来却改行教了体育，我听说之后十分惋惜和不解，回想老师讲过的语文课，心想怎么会这样呢？可几年后有一次偶尔翻阅湖北日报，却见一大版表彰全省优秀老师的报道，心中不由一动，看着看着就突然见到了田槐山三个字，我不禁又惊喜又骄傲。田老师他果真是干一行爱一行，行行都干出了光彩啊。后来得知老师转行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有一阵没人教体育，缺教师，他就主动请缨啦。他惭愧地说，虽然他业余爱打球爱跑步，但并不专业，为了不误人子弟，他多次找机会参加各种培训，日夜操练，拍球把手都拍肿了。

多年以后我的女儿也上了舞阳小学，非常有缘的是，教她数学的梁老师正是田老师的爱人。我因为瞎忙，有时候顾不上女儿的学习，梁老师常将女儿叫到家里补课，田老师在一旁帮忙，还把我拿出来做榜样，说你妈妈上小学时成绩多么好，总是数一数二的，你得向她学。年幼的女儿不甚了然，茫然地瞪着眼睛，一副听不进去的样子，有时候被我碰见，心里着急得很。我让老师操了心不够，女儿又一代让老师费神，这是如何是好？灯光下，老师夫妇的两鬓已开始斑白，让我拿什么回报您？

田老师看出我的心情，却什么也不说，只是一如往常淡定的微笑，将一杯清茶放到我的面前，仿佛一切都理所当然。后来写作我用过一个笔名，叫“槐子”，槐之弟子也，满心感激地用以纪念田槐山老师所给予的教导。这份心情随着岁月荏苒，应是越来越浓，可后来因为离得远，与老师却极少见面，一晃居然几十年过去了。今年春节我找到他的电话，急急打过去，田老师的声音依然是那样清亮，我不由满心欢喜。

我的宋老师

进到初中，班主任老师姓宋，30来岁的样子，清瘦的长脸，有些发黑的薄嘴唇，他抽烟很厉害。小平头，头发一根根直立着，显得很严厉。上课时，宋老师常将两只瘦胳膊撑在讲台上，以至身上那件宽大的灰衬衫也被撑起来，整个儿看去空荡荡的。

没有哪一位老师不喜欢学习好且听话的女孩子，从他目光里闪现出不常见的笑意，从他背着手踱步而在我的课桌前稍停片刻，从他点名发言常常点到我的名字，12岁的女孩得意洋洋地感到老师的宠爱。

12岁的女孩很爱玩儿，还不懂得约束自己。有了那一点得意，下课便去林间捉迷藏，上课时也想入非非做一个变为蝴蝶或小鸟的梦，不知不觉在课本上点染一团墨，至于熄灯铃前在寝室里的嬉戏更是其乐无穷，你扮狐狸我扮乌鸦，十几个女孩疯作一团，熄灯铃响了裹在被窝里还要讲一阵子悄悄话。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结果是刚进初中不久的期中数学考试只勉强及格，女孩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抬头便看见宋老师那双失去笑意而充满忧虑的眼睛，简直就是触目惊心。老师将我叫到办公室，那是一间很大的屋子，摆着一张张可称之为雄伟的大办公桌，暗红的油漆泛出神秘的光泽。他没有训我，叫我坐在一张小凳上，沉思了片刻，才缓缓说起话来。话其实是很平常的，无非是说国家需要接班人，像你这样在小学基础好的同学应该继续刻苦学习，不要辜负了学校的期望等等。可他那凝重的神色，那忧心忡忡的语气以及屋子里那种肃穆的气氛使我不禁微微战栗，以至永远的铭心刻骨。自那以后，我再不敢懈怠。

转眼到了夏天，学校去乡下帮助农民伯伯割麦子，这是大家都感到新奇和快乐的。细胳臂瘦腿的宋老师在金黄的麦浪里变了个人，一改平日的庄重矜持，有说有笑地舞着镰刀，马儿似地独自蹿上前去，留下一排排割倒的麦子。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往前赶，我只觉得左手食指被什么撕了一下，低头一看，镰刀已拉开了一个大口子，白森森的骨头露了出来，一瞬间便渗红了，一股又红又浓的鲜血涔涔的往下淌，我骇得大叫一声，惊慌失措地呆住了。

周围一片惊呼，没看清宋老师是怎么一下子就跑到了跟前，煞白的脸，二话没说就撕开了他那件灰衬衫的袖口，扯一根布条死命地勒住我的手指，然后背上我就跑。回城的路有十几里，我俯在他的背上，脸正触着他的满头硬发，眼见得他那发根里冒出的一颗颗汗珠，仿佛就像一颗颗珍珠那么大。是宋老师交了手术费，又代表家属签了字，医生给我缝了四针，家里人才闻讯赶来。

就在这以后不久，“文革”来了，课也停了，学校里满地飘着大字报的碎纸片，却没有了人影儿。一年多之后再到学校去领毕业证，听说宋老师调回了家乡，他有一个务农的妻子。同学们都打听他，却都说不出名堂，大家各自东西，心里的那一份惆怅也只好随风逝去。

又是几年过去，我已在恩施州委宣传部工作，出差到州里的一个小县城来凤，与当地人闲聊时，突然想到宋老师，记得有人说他的家乡是来凤，便随口问了一句，不料当地那位男士说，宋老师？他就在一中啊！我兴奋地一下子站起来，连声逼问，弄得人家很有些张惶。却原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宋老师就在这座县城的中学教书。

当天下午，我便借了辆单车，急不可耐地向那座校园奔去。一路上，我想象着同宋老师见面的情景，会是怎样地激动，弄得心里就像开了锅的水。进校园找人一问，某栋某单元某楼，明确无误，我小心翼翼又满怀激动地叩开了那扇乳黄色的大门。随着门的打开，我一眼就看见了宋老师。

跟记忆相比，眼前的老师显然苍老多了，粗黑的头发已是花白，额前也布满了皱纹。我生怕自己的眼泪会滚出来，索性大叫了一声：“宋老师！”他立刻热情地把我朝屋里让着，说：“哎哎，请坐，请坐。”但却并没有显出什么特别的惊喜和意外。这使我有些诧异，难道他没认出我来？我说：“宋老师，我是您从前的学生，您不认得了？”

他顿了一下，说：“是的是的，你的面孔是很熟悉的，你是72级的吧？”我摇摇头，他又猜，还不是。老师的脸上显得有些窘迫，狼狈地又说出一个班级，仍然不是。显然，他是想不起我是谁了。我不能不失望，甚至有些酸楚。可我转念释然，老师接下来带着歉意问我的名字，我笑着不肯说，因为那已经无关紧要了。

那晚我同宋老师，还有他的妻子坐在火盆边，一起聊了很久，聊过去和现在的学校，聊大家都经历过的许多变化，一边磕着老师的妻子炒的瓜子，很香。来凤是最早成立土家族自治县的地方，老师的妻子一看就是土家人，穿一身宽袖的青衣，包着一盘头帕，朴实好客，茶斟了一道又一道。我们相谈甚欢，但到最后，老师也没想起我的名字。

是的，在我的记忆中，老师给了我那么多心血；而在他来说，却原来是很平常的。老师用心血浇灌的小树不是一株两株，而是一片片桃李芬芳的林子啊。

我的邓老师

邓老师在初中给我们班教语文，他讲起课来眉飞色舞，唇齿间如流水飞泻，正应了口若悬河一词。我就读的这所中学叫恩施二中，是全地区最好的中学，学生都是从各地考上来的，争强好胜者不少，因为邓老师给我们上语文，引来许多人羡慕嫉妒限。

有一次讲“十年春，齐师伐我”，大家印象尤深。邓老师每讲一篇文章之前，都会提前布置一些思考题，请大家先熟悉课文，他上来会先提问，这显然是为了启发学生的自学和思考能力。这天点了一位男同学，问“齐师伐我”是什么意思？这位同学低头想了半天，说：“就是齐老师要打我。”大家哄堂大笑，邓老师气不打一处来，说，“你干脆说邓老师要打你好了。”一顿批得那男生狗血淋头，接下来讲这篇《左传》中的《曹刿论战》，“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日：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遂入见。”邓老师像说评书，说鲁庄公十年，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齐桓公借口鲁国曾经帮助过同自己争做国君的公子纠，出兵进攻鲁国。大兵压境之下，鲁庄公准备应战，曹刿这人请求进见，他的同乡说：吃肉的大官会谋划这事，你又何必参与其间？曹刿说：吃肉的大官目光短浅，不能深谋远虑。就入宫进见。

接下来更为精彩，曹刿这人不仅爱国建言献策，还胆大，直接问君主凭什么同齐国打仗？庄公说平素不敢独自享用衣食，一定把它分给别人。又说祭祀的牛羊、玉帛，不敢虚报，一定对神信实。曹刿说这是小恩小惠，小的信用，不能使百姓跟随，神灵保佑。庄公最后说大小案件，即使不能一一明察，也一定按实事求是。曹刿说这才像一个君主干的事，可以凭这个打一仗啦。随后要求与庄公一起上战场，指挥鲁军进行反击，最后取得了胜利。邓老师这堂课讲得精彩，旁征博引，亦庄亦谐，我们就跟听评书一样，记住了所有的词解，记住了这篇文章，也懂得了其中的道理。

邓老师平时的模样有些清高，学生们不太敢上前跟他亲近，我和几位同学只去找过他一次，到他的宿舍取练习本。进门就让我们吃了一惊，同样一间小小的屋子，别的老师简陋得很，他那里却鸟语花香的，墙上贴了漂亮的画和书法，靠墙角有一个别致的三角柜，上面摆放着花瓶、石膏像一些玲珑物件，还有一瓶晶莹透亮的鱼肝油。紧跟着“文革”来了，第一批黑帮就将他邓治凡划了进去，他出身地主，姓名就取得反动，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忠实执行者等等。但我小小的心里，却总觉得邓老师这人不简单，他的才华就像埋在地里的宝藏还未完全展示出来呢。

又过了些年，邓老师低调做人，在钻石王老五当了多年之后，突然娶了歌舞团一位女演员，郎才女貌地走在街上，大家都感觉十分般配，十分好看，甚至将对邓老师的一些批判也减了风头。岂知邓老师早已是摩拳擦掌，从1984年开始，他着手做一件让人惊叹不已的大事，独自编纂《汉语同韵大辞典》。消息传开，同仁们都认为这事太难太不可能了。他这一做就做了几十年。

在他后来的文章《二十五年“磨”一典》中记述，其实早在1967年他就有了行动。那年春节他借去武汉探望岳父母的机会，私下去武大拜一位中文系名教授李格非，好不容易问到珞珈山上李家，却得知教授扫厕所去了。他又循迹找到那处公厕，只见一位老人正勾着腰扫啊扫啊，扫了又用水冲。然后将两张写着“小便入池，干净”“大便落坑，卫生”的纸条贴在墙上，他一猜这人就是教授了。上前一问，老人说你找他干什么？他说向他请教几个问题，老人说都什么年代了，还请教问题。他说什么时候都需要知识啊。几番表白之后，老人才点头说你跟我来吧。这天，在武大批斗声此起彼落的校园里，邓老师和李教授却在讨论汉语，颇有些像孔夫子的学生与先生的问答。邓治凡问，《核舟记》中“石青糁之”的“糁”这个多音字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读shen，在什么样情况下读san，有没有规律可循？李格非答：“有。一般说来，当名词用时读第一、二声，语音显得平稳；当动词用时读第三、四声，语音显得有变化。这是基本规律。这里是名词作动词用，应读第三声。”邓老师又问，《乐羊子妻》中“无它异也”的“它”这个多音字在什么样情况下读ta，在什么样情况下读tuo，有没有规律可循？李教授答：“也有。一般是先秦之前的古文里用来表示‘蛇一类爬行动物时就读tuo，两汉以后的今文里用来表示其他事物时就读ca。《乐羊子妻》节选自《后汉书·列女传》。这里是代词，指其他，读ta。”

那天，邓老师大有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快乐，他踏上回到恩施的山水之路，心思却完全沉入了汉语的世界。打那以后，他呕心沥血，汲取五湖四海的智慧，自1984年正式启动到2010年正式出版，可谓一部大辞典，半生磨砺史，其中甘苦常人难以想象。他曾连续遭遇丧妻和病痛等坎坷，将多年工资和积蓄几乎全用于此书的编纂，中间几度难以维持，但关键时刻胡适先生的诗《四十感怀》鼓舞了他，“当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拼命再拼命，终于将长达1000页，共246.5万字的大书交由崇文书局正式出版。具有权威性的《汉语大辞典》的编委和专家们公认，这部《汉语同韵大辞典》填补了现代汉语词典方面的一个空白，是继《佩文诗韵》《中华新韵》和《新诗韵》等书之后的一部另有特色的新韵书，具有解释词义，规范语言多种功能，为汉语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不久，我在后海收到了邓老师寄来的这本沉甸甸的大书，正值北京的金秋，阳光透过小院的枣树映照在隐隐书香的纸页上，我阅读着那些美妙生动的汉字，突然觉得它们一个个就像是邓老师的孩子，跳跃着舞蹈着向读者招手致意！我遥望南方，向我尊敬的老师，深深地鞠躬！

致鱼山

那年的冬天很冷，白雪覆盖的平原大地悠远舒展，我和妹妹在冰雪中辗转千里，向着山东东阿而行。在南方温润的山水里长大，第一次感到北风的凛冽，但我们心里却热乎乎的，因为是回东阿，回鱼山村去，从小就听父亲说，那是咱的老家。

我们的父亲平素严峻而不苟言笑，唯有提到他的家乡，脸上的表情才会立刻活泛起来，他会说到阿胶，说到鱼山村的黑枣树，黄河的大鲤鱼，父亲的描述是一幅幅让人向往的图画，成为我们儿时的骄傲。少年的伙伴会问，鱼山在哪里？

鱼山在东阿，东阿置邑，始见《春秋》，东依泰山，南临黄河。黄河绕着鱼山盘旋东流而去，当年的东阿王，一代风流才子曹植安睡于斯，他的诗情浸染着山脉土壤，使黄河在此缠绵，鸟儿盘旋呢喃，因此老家又有喜鹊之乡的美称。

相比天下无数名山大川，鱼山只能算一座小山，但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有多少风流尽在此山。一代英主汉武帝曾站在鱼山之上，慨然吟唱《瓠子歌》：“瓠子决兮将奈何，浩浩洋洋兮虑殚为河。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吾山平兮巨野溢，鱼弗郁兮柏冬日……”

鱼山古来又叫吾山，汉元光三年，黄河在这一带决口，东南注巨野，人淮泗，令无数百姓流离失所，汉武帝先是发动十万人堵决未成。后又再次东巡亲临鱼山，沉白马玉璧于河，祭祀河流然后命文武百官及随从都去负薪背柴，塞河堵决。太史令司马迁随侍武帝，也亲身体验了负薪塞河的劳苦，文武百官和数万民工在武帝的亲临督责下奋勇争先，最终堵塞了为害多年的决口。司马迁将此记入了《河渠书》载入《史记》。

古往今来，父亲的鱼山有说不完的故事。但在很多年里，父亲仅回过两次家乡。他从1947年南下去到湖北，因为种种原因，直到1957年才回了一次鱼山，第二次更是在三十年之后。

父亲的乡愁刻在他的额头上，穿梭在他与鱼山的一封封家书里。每逢中秋、春节，他会独自一旁，狠狠地抽烟，直到自己在烟雾中呛得剧烈咳嗽起来。他虽一语不发，但我们都知道他是在思念故土，这多少次地激起我们对鱼山的向往，去往东阿，去往鱼山，成为我们儿时的梦。

1981年春节，我和妹妹提出要回老家，父亲仍然无法分身，但他对我们的提议兴奋又担心，从湖北恩施经武汉、泰安到东阿，再回鱼山，漫长的路程啊，父亲热切地帮我们设计了好几条路线。

一路辗转，除夕前的黄昏，我们坐着泰安的班车终于摇晃着进了东阿县城。

夜色似乎就在那一瞬间降临，看不清这座老家县城大的模样，一片银白的世界里，只隐约见一排排低矮的房屋，房顶上小小的烟囱升起缕缕白烟，一个个窗口射出黄色的灯光。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不同于南方湿润、带着煤烟和柴禾味道的空气陌生而又亲切。我想，那些灯光下就有我的亲人，他们与我不再是远隔千里，我们近在咫尺，或许我的一声呼唤，他们就会从那些温暖的窗门里探出头来，用父亲的口音询问：那是广兰吗？

房广兰是我的原名，是出生时，父亲依照鱼山村房氏的排行给取的名字。当晚住在县城车站对面一家旅社，睡梦中果然听得有人叫：广兰！广兰！令人血脉贲张。惊醒过来冲到窗前，天刚蒙蒙亮，楼下的街面上哜哜嘈嘈的，车站已人来人往，一溜小摊炸油条卖煎饼，香味随风飘来。那时候没有手机、网络，只有长途电话拍电报，我们临行前给二叔六叔和大哥广民拍了电报，只说了大概日子，他们一家家旅社寻过来，不断地呼唤。

“广兰，广兰！”一声声一声声，我说“哎，哎，哎！”

一个男子手里捧着一堆油条，出现在楼梯口，一边张望一边呼唤，我一边答应一边迎上去，只见他酷似父亲的国字脸，端正的鼻梁，一双山东人细长的眼睛，戴着个塌了帽檐褪了颜色的蓝帽子，瘦瘦的，衣服在身上晃荡。大哥一！我们只从照片上见过他，父亲离开鱼山南下时，他才一岁多，他在鱼山长大，种地养家，娶妻生子，这一切，离我们很遥远，但我们血脉相连，又是这样的近，他是父亲的儿子，我们是父亲的女儿，我们都是鱼山那根古老的根系上结出的果。广民，我们的哥哥，我们相互打量，他欲笑却含着眼泪说，妹妹啊？我们说，大哥！

大哥伸出手，说：“妹妹啊，你们快吃果子，趁热。”我一眼看见他的手，冻裂的碜口红红的冒着血丝，我一把拉住大哥的手。大哥说：“妹妹呀，咱家走。”

从那以后，我们常往家走。

渐渐的，我看清了东阿的模样。第一次来到鱼山时所见的冰雪覆盖，此后揭去了面纱，原来黄河如金，夕阳下粼粼闪光，千百年来，这条桀骜不驯的巨龙，它的血性它的刚烈它的澎湃滋养了万里荒原世代生灵。而多半时候，它沉着祥和，呈一种大智慧，大气象。

鱼山百年河堤之下，是房家老宅，大哥的家。我从老宅漫步爬上河堤，旷野寂静，但有风声河水声传递着千年物语，那造字的仓颉、盖世的项羽、风华绝伦的奇才曹子建全都最终归于东阿，是天地的吸引，还是风土的眷恋，历史的偶然？抑或只有这片土地的深厚才容得下如此的英雄豪杰，如此的千年雄风？

我问风，风拂过我发烧的脸庞，像是慨叹；我问河，甚至赤足趟进河水里，它们细声地绕过我的脚踝，不加逗留，不加理论。事实上，齐鲁大地自古以来便是大雄大儒荟萃之地，它吸纳着黄河从青藏高原一路携带而来的百般滋养，那是连接天际的雪山之水，红土地黄土地青土地万种灵物之气，浩浩荡荡，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成就了无数仁人志士，留下了他们的精魂。沿黄的东阿，莫不如是啊！

房家老宅正式确定由大哥继承，经过了一场严肃的家庭会议，威望很高的二叔原本也住在老宅，我父亲未能回来侍候他们的父母，连给二位老人送终也都是二叔一手操持，但在家族商讨老宅的最后主人时，二叔六叔，还有打小闯关东从吉林赶回来的四叔五叔，都一致认为应该给长房，既然他大——指我父亲，不能回来，那就交给长孙房广民。他们按照传统的做法写下了一张合约，当着中人的面，郑重的各自按下了鲜红的手印，界有多宽，房有几间，写得清楚明白。

老宅其实不大，北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还有一马棚，大哥养了一匹马，赤黄相间，孔武有力，大哥用它拉石头。后来我们才知道，大哥拉的石头采自鱼山，那些年，刚刚松开束缚的农民开始跃跃欲试发财致富，得弄点钱儿啊——大哥说。他的二小子沉默寡言，一身好气力，每天早起先是呱唧呱唧从院子的一口深井里打上水来，自己喝也给马饮，然后大铡刀咔嚓咔嚓铡出一堆新鲜草料，马吃过草便拉出一辆架子车，上了鱼山。石头卖给修房的庄户或是城里人，每立方挣2块钱的力资。

再后来，大哥和乡亲都意识到鱼山的石头一块也不能再动了。那山的东侧经过多年开采已成一面绝壁，再挖就要破了风水——事后若干年，他们一次次后悔，鱼山怎么能挖呢？大哥那时卖了他的马，眼神里久久不舍。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在湖北，一个去了东阿县城，接他去，但他只是转一转便又回了鱼山。他仍然瘦长的个子，在麦地里逡巡，不时到父亲的坟前看一看，用铁锨加上几锨黄土，用力拍紧。麦田里的大哥，守候着安睡的父亲。

父亲终于回到了鱼山，带着他始终的眷念。1994年父亲驾鹤西去，大哥赶到南方，商量之后决定将父亲的魂魄接回东阿，让他安歇于黄河岸边、鱼山脚下。那以后，我们便常常回到老家看望，鲁西平原上的麦苗青幽幽的，它们年年岁岁就这么随风而长、抽穗、饱满，还有玉米、高粱、黄豆、黑豆，还有苦地丁、马齿苋、蒲公英、节节草，它们与一代代鱼山人相守在大地上。

我们在村里串门，阳光明媚的日子，二叔拿出一本鱼山房家的族谱让我们看。这才得知，房氏得姓于约公元前2300年前，所修家谱已有五版，最早见于光绪年间，“房氏，古夏津人。于戊午年1258年迁居于东阿县之鱼山。”此后1946年修谱记载：“迄今四十余年，人丁繁衍，户口增益，理应重修。”监修、续修、缮写等人员中，竟有父亲房翼贵的名字：“监修：翼贵字佐臣……”我惊讶地知道父亲除了姓名还有字，过去似乎只有那些文雅之士才会有名号，父亲出身于贫寒之家，且兄弟姐妹众多，他的“字”是自己取的还是他的父亲授予的呢？不得而知。

但可以想象的是，1946年抗战刚结束不久，打日本的长枪还扛在肩上即动手修志，这事在全村老少心目中一定非常重大，“国有史，地有志，家则有谱”，他们将国事家事天下事连在了一起，“国有史，则可以史为鉴。家有谱，且常续不辍，则可以使族人世系不紊，长次辈分有序，宗络承继相属分明，族间贤能者之功德，业绩昭彰不泯，不以世代久远而忘记。”此前，抗战最为艰苦的1942年至1943年，东阿一带连续三年天灾不断，“大旱，蝗虫成灾，麦枯，秋苗薄收，民变产度荒。外出逃荒者，冻饿而死甚多。”全县百姓一边为生存而奋斗，“县组织捕蝗指挥部和捕蝗队，按捕蝗斤数发奖”，一边还要对付日伪军的疯狂扫荡，同时还要保护土地，减租减息……接着还要修谱！他们要做的事可真多啊。

但幸亏有了这些谱和志，我们在莺歌燕舞的今天，才得以清晰地回望过去。1949年8月，残留的日伪据点被拔除，东阿全境收复。接下来，刘邓大军渡黄南进，县境乡民扒门板、捐木料，全县自1946年以来，共参加支前民工16万人次，担架3万架次及大批畜力车、手推车，东阿及鱼山的乡亲随军转战平汉路沿线、鲁西南、徐州等地，将国与家融进了一针一线、一步一个脚印。鱼山——东阿一山东，当年有多少乡亲推着小车，男女老少，寒天冻地，送走月亮，迎来太阳啊。

灾难之中的乡亲，战争之中的乡亲，忘我牺牲的乡亲，你们那时是怎样的情怀？

一次次叩问，我们只能遥遥的感知：善恶分明，源远流长，家国恋，生死情，全在东阿人的血脉里，全在鱼山人的记忆中。二叔说到族谱上的家训：“富而不骄，贵而不舒。能明驯德，以亲九族。”这让人想起孔夫子“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发源于齐鲁之地的儒家学说，果然渗透在鱼山的家园里。

小小鱼山海拔只有80多米，但因有了曹子建，便有了永世的精魂，而扬名于天下。

清代文人卫既齐作《吾山书院记》，描绘鱼山斜径蜿蜒，松风飒飒，一抹黛色参天，北望郁然有深秀之气，乃陈思王之墓与祠并隋碑，记王平生游陟有终焉之志，历级而上至绝巅，则子建读书处，名柳舒城。又一冯廷魁作文赞鱼山：“平原庄上，相国称诗；桃李园中，翰林作序。风流未远，才士实难。望山下遗祠，犹祀五言鼻祖；溯河流故道，还思七字权舆。”五言鼻祖乃子建，他在鱼山读书、赋诗，那是他一生中最为旷达的时光。这位生乎乱、长乎军，半生不得志的才子，如谢灵运所评：“天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天下人皆知他的七步诗，他的聪明才华遭人嫉恨，差点要了他的性命，但也救了他的性命。天下人还知道他的多情，他所描绘的美丽女神：“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天上人间，唯此绝唱啊。

但子建除了他的才华与多情，更有“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抱负，年近四十之时，他被封为东阿王，即全心投入，移山移水移衙门，向明帝上《乞田表》，获得准许垦田万亩，植桑养蚕，炼阿胶织阿缟，“东阿有井，大如轮，深六七丈，岁常煮胶，以贡天府者。”子建其时，将阿胶炼得浓亮透彻如琥珀，相传他来东阿之时形容憔悴，服阿胶之后颜色鲜好，健步如飞。他行走于平原与鱼山，那些今日的麦田，曾是子建的双脚踏过的田埂，他胸中干般抱负，唱不尽天下悲歌，“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骨气奇高，雅好慷慨，建安诗风尽显斐然。

鱼山人爱说曹子建，还爱说他创造的“鱼山梵呗”。

我父亲生活的年代波澜起伏，他没有多少闲空，也不是一个风雅的人，但他却有过一只竹箫，高挂在墙上，甚至有一条鲜黄的丝绦系在箫头，醒目地垂下来。偶尔的，父亲会取下那只箫，小心地吹着，好像一用劲，就会吹破了似的。我们都还很小，听不出他吹的是什么，只是好奇得很，吹得满地凉月，一汪清水，便又觉得吹箫的这个人不像是父亲。

事隔多年之后，我才明白他多半是小时候听惯了“鱼山梵呗”的吹奏，情不自禁也想仿效之。梵呗是一种带词的佛教音乐，意即用清净言语赞叹诸佛菩萨的三宝功德，为清净、离欲、赞颂、歌咏的表达。所以称“梵呗”，是随佛教从印度传人中国，因梵音重复，汉语单奇，少为人传唱。才华横溢的曹植依《太子瑞应本起经》撰文制音，其中大量采用中原本土尤其是东阿一带的民间小调，音词结合朗朗上口，竟使佛经在唱诵时声文并茂，得以迅速流传。

唐朝初年，鱼山梵呗传至日本、韩国，被人们命名为“鱼山声明”或“鱼山”。鱼山梵呗悠和、典雅、恬静、纯朴，清净自在，祈祷风调雨顺，为民消灾免难，人们称其秉承传统佛乐，追求天然意境，韵唱不尚雕琢，好似山石过滤的清泉，纯粹而极富禅意，令人神清气爽。子建作为鱼山梵呗的创始人功不可没，后人有（《东阿王赞》）曰：“七步诗八斗雄，和平妙音世界同，梵呗源真宗。”乾隆皇帝更是赞赏：“国满梅香，古枝分鹿苑；天高竺梵，晴呗接鱼山。”自曹植“鱼山梵呗”之后，后世僧俗名家纷纷效仿，将中国民间乐曲用于编创佛曲，使古印度声明音乐逐步与中国之风相融合，中国梵呗继而走向世界。

子建想来是爱极了鱼山，选择此地作为他永久栖息之地。鱼山也是爱子建的，沧海桑田，星移斗转，山与子建已融为一体。

而生活在鱼山的世世代代人民，也是爱鱼山的。即便离家的人儿，无论走得多远，都会有一根线牵在心里，揪扯得心疼，“揽腓辔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那美妙，那神韵，那千里万里的追寻，那亘古不变的守望，只有家乡才是一个人永远不离不弃的情入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