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屹东

公安体制人祸论

公安是一个具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双重色彩的职业，但沾了“局”字就俗了，就成了一个官场，成了官员作秀炒作，过度包装自己，施行“人治”的官场——这是我从警26年以来，得出的似乎是唯一正确的结论。

为什么像我和我绝大多数同事这样，胸怀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好学敏求、正直无畏、对公安工作豪情满怀的一代社会主义好青年，会逐渐蜕变成一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以及各色官员不屑一顾的“愤青”？首先从体制的土壤上谈开去。著名学者季羡林和作家丛维熙都在自己的文章中严肃提出，“文革”中整人的人最好站出来向人民谢罪……看到这里，我冷汗直冒，因为据我所知，“文革”中很多基层民警都参与了整人，有资料记载，当时红卫兵要抄一些右派的家，当时的民警就将右派的地址提供给红卫兵—这不是整人的帮凶是什么？“文革”中最著名的反“四人帮”的辽宁省委宣传部女干部张志新，因为在关押期间仍高喊打倒“四人帮”，辽宁省公安厅的一个法医警察就提出坏主意：将其喉管发声的部分切除。最后，张是用纱布裹着喉咙被处决的！每每想到这些，我就悚然一惊，当时的民警难道都是傻瓜吗？面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不仅不站出来反对，还变本加厉去“附逆”，虽然当时的大环境使然，但我绝不相信，那时的我的公安前辈不会去认真思考，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法律精神，是否违背现代文明社会的道德良知，是否让“人治”因素左右自己的思维，变成他人随意差使的爪牙，让自己内心的善良变成狰狞的恶魔？

所以，我从公安体制上分析，既然人的因素复杂多变，那么我们可以换种思考角度，能否制定制度来重新建构公安体制呢？也就是不以某个人以及这个人背后所依附的政治集团、组织、党派的意志来管理公安“这把刀”呢？我想起从警的誓词：忠于法律！这其实很好阐释了我这里想要表达的很多有识之士都能一眼看穿的普遍道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大家都高喊“依法治国”，但公安体制却是阳光照不到的角落，依然是人治大于法治，依然不是国家机器的体现，表面上我们是国家行政执法力量，骨子里还是沦为某个政治集团实现其统治意志的“刀把子”——这才是公安体制走到今天积重难返、弊端丛生的根本原因。

大道理不讲多了，就举前段时间发生在重庆警局的事，一个王姓之人，在这里大搞一言堂，大兴文字狱，只手遮天，将重庆警界四万多警察带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他在此地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排斥异己，对持不同意见的内部同志，非法关押，非人折磨，干出了很多惨不忍睹的事情—在他眼里没有法治，只有人治，只有他的“王法”。我曾在他身边呆过短暂时间，我对他的所作所为深感担忧，也曾从善良的角度劝他，因为我知道他也是别人手中的玩偶，一旦自身价值利用完了，就很有可能弃若敝屣，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胜枚举，客观地讲，我对他的看法是可恶、可悲又可怜。他的命运就像武则天时代的来俊臣、周兴，对反对武的人残酷迫害，最后这两个酷吏的下场也落得个身首异处。王的命运就是当代酷吏，他的可恶之处就是常把好心当做驴肝肺，我作为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我觉得有义务让他保持清醒的头脑，我曾在他办公桌上摆上一本《中庸》，意思是提醒他做人办事要讲古代先贤的中庸之道，我深知他的性格刚愎自用，我也知道他十分喜欢他的独生女儿，他女儿也是我局一员，我就托人给他女儿捎话，叫他女儿劝劝他做事不要这么决绝。我的这些好心估计没起任何作用，反而引起他的暴怒……一个听不进良言的人，其下场众所周知了啊——这也是他这号人物的可悲之处！更可悲的是，王“统治”时期的爪牙，为虎作伥，沦为王的打手，越是警局内部同志，越是大搞刑讯逼供——这些过河的小卒子，却在当时的环境下，没有眼光看穿这一点，如今被钉在人人诅咒的耻辱柱上。

我一直思考警界为什么会出现“王”式人物，究其根本，还是体制上“人治”的结果，如果让法治的精髓贯穿整个公安体制建设的始终，让法治的光芒笼罩每个人的言行，让“人在做，天在看”的道德匕首抵住每个人的后腰，就会很少甚至杜绝这样的悲剧在警界反复发生。

以上所述是从体制内部来看。而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建设，社会外部也日益在倒逼公安体制从“人治”转为法治的轨道上来。结果，这么多年的法治建设却只“顾及”了广大基层，到了一定层级还是“人治”。大道理我不会讲，我就举例证明，因为事实胜于雄辩。比如，全世界的警察都有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责，这谁都没有异议，但，我看我们很多总结上讲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我就不明白了，这个“政治”一词到底指的什么？难道特指某个政治集团？邓小平曾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00年不动摇。也就是指坚持到2049年，那么现在2013年距离2049年还有36年，难道意思说36年后就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那么我这篇岂不是符合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

人治现在最具体的就是体现在上访上面。中央三令五申严禁各地方政府在公共场所拦截上访人员，并以到京上访人员多寡来考核地方各级政府——这就让各地政府抓狂了，于是想到了公安，公安于是就这样被推到了风口浪尖，矛盾的前沿。而没有哪部法律规定公安必须去拦截上访人员，只规定对扰乱社会治安的人可以治安管理。请注意“公共场所”四字，它让公安通过秘密手段在阴暗角落拦截上访人员成为理论依据。于是上访人员被民警拦截回来，明着办学习班，暗地里实施监禁成为中国特色。同时，各级公安官员深谙为官之道，为了规避责任，一股脑儿将看管上访人员的责任推给基层，基层又推给社区民警，我们这里就规定，但凡重大会议、节假日什么的，一旦某社区的重点上访户上访，唯社区民警负责，处分直至开除，其余各级官僚只担负领导责任一这真是强盗逻辑啊。

我这个社区民警就曾被社区一个上访户指着鼻子骂：“我退休金关少了，你们民警能解决吗？”

我苦笑：“不能！”

他又骂：“那你来管我干什么？”

我说：“上级命令，职责所致……”

他又骂：“上面不是颁布了《信访条例》吗，我们可以上访啊？”

我只能退避三舍。其实，我们基层长期是夹在风箱里面的老鼠，两头受气。这都是公安超越法律规定，“越位”造成。有一段时间，校园发生了几起偶发的凶杀案，于是，我们这里赶快派人进驻校园当校警，警力不够，赶快动员退休民警回来继续上班，有的衰弱得路都走不动了也被动员回来。我就想，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难道对校园安全不负主要责任吗？我们公安越俎代庖了？有一段时间，医院医患纠纷升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出台部门规章，要求公安派驻所谓的“医警”到医院，幸好各地公安官僚头脑没发热到利令智昏的地步，婉言拒绝了这类“本来不痒，找些虱子来痒”的维护小集团利益的狗屁规章！王x军主政重庆期间，似乎做了一件唯一正确的事就是，有人提议，既然警察这么能干，城管拿给公安管吧！王坚决不同意。有人说了，这不是与国际惯例接轨嘛，在美国很多小城镇，警察不是啥都管吗？但话说回来，美国很多小城镇，根本没有街道、工商、城管等部门啊，而中国，很多地方，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所以，正是因为公安的越位，造就了很多职能部门的“懒政”“惰政”，遇到有利可图的事，很多职能部门一哄而上，遇到面对关乎民生的、社会底层的如食品安全问题，乱摆摊点、农民工讨不到工钱……就一哄而散，还装出一副同情心的模样：你们打110吧，警察会管你们的！

这就造成恶性循环，因为公安担负越多，就无休止地向政府要编制，要拨款，造成公安成了全国最大的公务员队伍。手中掌握的兵多了，钱多了，权大了，各级公安官员平素里颐指气使也就越像官僚了，我就对很多警界年轻人指出：不要看各级公安官员级别高，从财政拨款上讲，都是平等的，因为政府拨款是按警局人头多少来拨款的，不是按你级别高低，只不过钱一拨到警局就由官僚们来支配，所以腐败的温床就产生了。兵多了，马壮了，反过来政府认为你很多事情该为政府分忧，该比其他部门多干事，该比其他部门承担更多的责任。所以，法律明文规定不该管的事，公安部规定不该管的，公安都在管——难怪公安被人责骂，被人诟病的事经常发生啊！

人治的结局就是人祸啊！

派出所拆迁记

派出所因为拆迁从辖区的中心地带搬到了辖区的边缘地带。从高楼大厦林立、商业店铺鳞次栉比的繁华路段到了路灯昏黄得看不清楚脏兮兮人行道的地方，我作为其中的一员，终于感受到了城市建设的另一面。

毛线沟算不算得上是贫民窟，我不敢妄言，但相对滞后的城市建设使得这里成为温饱线上挣扎的一群人最佳的聚集地，却是不争的事实。这里的特点有两大一多：灰大，噪音大，流浪猫狗多。派出所所在地是租的一个院落，一条车流不息的大马路正好经过大门，车辆扬起的灰尘就时时刻刻弥漫了整个派出所，所以，要想达到上级要求的“物要整洁”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令人烦恼的是车辆制造的噪音，常常逼使你在午夜睡梦香甜时突然惊醒。而噪音也造成了一些误会，有一次我在紧闭门窗的办公室里询问群众，因噪音太大，我不得不扯起喉咙跟群众谈话，结果群众向上级投诉我对她态度不好。所以，我们这里上至领导，下至民警，个个嗓门特大，请你见怪别怪——这都是环境给逼的。但我们民警的精神状态却是饱满的，这一点毋容置疑，举个小例，虽然这里刚擦了皮鞋，鞋面就会落满灰尘，但派出所搬到了这里之后，擦皮鞋的小贩马上在派出所门口做起了生意，而且生意好得很。这从侧面反映了民警对自己警容仪表的注意，虽然灰尘扑面不好打整，但皮鞋却可“因地制宜”，时不时地擦得油光可鉴——这算不算得上是“人要精神”的一个写照呢？

再来说说“狗”事。派出所的院子就有一条身躯高大的狼狗，它是以前这里的住户遗留下来的，它原来的职责是替原来的住户看门，但来了一群警察之后，它就显得多余了。而且，它也太老了，全身的皮毛像癞子头，当它步履蹒跚地在院子里逡巡时，其恶果是常把前来报案的一些胆小的群众吓得惊叫。但有一个例外，一个闹事的酒鬼被扭送派出所之后，仍大吵大闹，结果这条狗慢吞吞地靠上去时，吓得这个凶悍的醉汉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别让警犬咬我，我听你们的招呼！”笑话归笑话。派出所养条狗还是比较另类的。怎么处理它让人怵头。赶它走嘛——毛线沟歪斜不平的街面上流浪狗够多了，这岂不是给市容卫生添乱？送人吧——老态龙钟谁也不要，就地处置吧——大家又动了恻隐之心。大家犯难之时，它却老死了。在派出所这个温暖的警营里，这条老狗最终没成为一条流浪狗，得以善终，我想，是不是也从侧面体现了民警的人文关怀呢？再来说说“猫”事。自从派出所搬来之后，一些流浪的猫，也常常翻墙入室打秋风，蹭饭吃。派出所食堂每到吃饭时间要打铃。习惯成自然，猫儿们也形成了条件反射，一听见电铃声，就知道开饭了，常常是五、六条瘦骨嶙峋的猫儿，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钻出来，一窝蜂往食堂跑——简直比人还鬼。

在派出所的周遭，原来那些农村居民的低矮的民居，杂乱无章的分布着。因为租金低廉，这里成了那些在这座城市打工的外来者青睐的地方。在一个派出所管辖的地方，既有高尚住宅区，又有污水四溢的城乡结合部，并不令我们感到奇怪，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鲜明特征。但众多的流动人口，却使我们作为这里的治安管理者来讲，不敢有所偏废，我们不能让这里成为治安死角。穿行在这里脏得像烟鬼牙缝的小巷中，天南海北的口音与过道楼梯晾晒的文胸裤衩齐飞，房前屋后的垃圾与拥挤不堪的院坝一色。前不久，我曾经受市作协所邀，到某郊县参观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我看到那里的镇政府，用水泥硬化了乡村的田埂小道，还将农村的民居用涂料粉刷一新，朝着大路的一面，还修得古色古香。我走进堂屋以窥堂奥。却发现只有几个老人坐在角落里。年轻人都到哪里去了？在毛线沟找到了答案，他们都到了城市里像毛线沟这样的地方。我衷心祝愿他们能真正地融入我们这个城市。不可否认的是，这里的居民说，自打派出所搬到了这里，打架斗殴的事成倍下降了。但居住在高尚住宅区的居民却不乐意了。当他们开着漂亮的轿车到派出所办事时，总是一惊一乍地说：“你们好久搬回去？我们办事太不方便了！”更有甚者，把我们杨家坪派出所的名称都改了：“你们毛线沟派出所在哪里哟！我们找不到！”在这些杨家坪居民的思维中，他们已经把毛线沟边缘化了。他们不愿承认都市里还有毛线沟这样的地方。

是啊，好久搬回去，成了每个民警经常的谈资。派出所的原址原来规划是绿化用地，但没多久，开发商在那里又修起了高楼大厦。有人大代表质询有关部门，有关部门说因为种种原因（如此解释还不如不解释）。一段时间，派出所搬不回去的消息，甚嚣尘上。我们这群人感觉像成了城市的弃儿。有同事用具有反讽意味的腔调说：“毛线沟偏僻有偏僻的好处，至少那些屁大的事情就告到派出所来的人，觉得太远，他没准就不会来了！”这话立马遭到同事反驳：“你太幼稚了，天底下什么地方都有可能找不到，就是派出所不能让人找不到，你瞧——报警电话，指路牌，满大街张贴着！”

因为派出所原址附近地区寸土寸金，开发商可不愿做无偿还房的傻事。有人还想将派出所办公室安置到某栋大楼的地下室，因为遭到众多反对而作罢。几经周折，某个楼盘终于愿意将可作商业用途的楼层拿给派出所了。有人讲，这个开发商是迫于压力苦着脸答应下来的。话说回来，一个地方没有我们这群人能行吗？我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种自豪感打心底油然而生。

派出所对面的坡地上，高高的塔吊耸立起来，开发的触角已经伸到了毛线沟这个都市里的村落。开发商早就对这块“飞地”垂涎三尺。我想，不久的将来，毛线沟的环境终将被漂亮的楼盘小区取代。我们也将搬回中心地带。但毛线沟的居民却不乐意了：“你们搬走了，我们这里咋办，我们到派出所办事，打的还要跳字！能否再建一个派出所？”

其实，这并不是我们能回答的事情。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对得起杨家坪的所有居民。以上文字，别无他意，只是用心记录下杨家坪派出所曾在毛线沟办过公的这一段所史罢了！

那些年，我们疯狂催办暂住证

十多年前，我们这里的社区民警一天到晚干些啥？那就是拼命办暂住证。

典型环境下出典型人物。我们全区就出了一个郑姓户籍，据当时全区流动人口统计，他创造了当时全区的流动人口登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我记得我们当时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七八百元，他因为催办暂住证所收取的暂住证工本费返还每月都是5000元之上——这个就是他创造的世界纪录！当时，我们全区的社区民警，没有人能达到这个记录！

他能够创造出这个世界纪录，跟他所管辖的社区有很大关系，因为他管理的社区是一个位于闹市边缘的城乡结合部，社区里污水四溢，垃圾成堆，密布农村的小院，而居民为了扩大自己的居住面积，无休止地在自己的院内院外，旮旯犄角，像搭积木般，乱搭违章建筑——这么辛苦为哪般？就是用于出租，赚两钱耶！而这里因为环境脏乱差，所以租金低廉，吸引了大量的，兜里也没几个钱，初来乍到到城市来闯荡的打工族，当然，这里更容易成为藏污纳垢的犯罪渊薮。而得天独厚的条件，还需要一个勤快的管理者——就是这位郑户籍。有一次，他去一个工地找老板催办暂住证，一眼瞥见一个工人正在攀爬脚手架，认定老板故意隐瞒实际雇佣人数，于是冲那个工人大喝一声：“办暂住证！”那工人不知是害怕，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听他这么一吆喝，顿时就从脚手架摔下来……后来这事还扯到派出所，老板指责就是因为民警一吼，工人心慌，结果摔成残疾。当时警察威望大，领导给他一顿训斥：“我说你是找不到虱子抠痒！无理取闹，小心我们罚得你倾家荡产！”老板一听，给公安漏报一个雇佣的流动人口，罚款500，吓到了，因为他的工地人来人往，到底雇佣了多少工人，他也说不清，更经不起警察检查，所以只好自认倒霉，闷声发大财。

郑户籍找这些贩夫走卒，下里巴人收钱办暂住证，是动了脑筋的，因为找这些人收钱，不拿点绝活，是收不了钱的，他找辖区一家运输公司，支援了一辆大卡车，开到辖区某外来务工人口聚集的路口，高喊一声：“要干活赚钱的，跟我上车！”好家伙，刹那间，“棒棒”（重庆俗称的力夫）蜂拥爬上车厢，挤了满满一卡车。结果卡车却开到派出所门口，人人交钱办暂住证。“棒棒”本来一天就找不到几个钱，一看要交钱办什么劳什子的暂住证，有抵触不交的，一律推搡进派出所的黑屋子，采用恐吓战术，逼其交钱。有兜里确实没钱的，就通知家属拿钱来赎人。还有既无钱，也无家属可通知的，将其身份证押在派出所，以后有钱了，将钱交来就退还身份证。最后剩几个既无钱，也无法通知远在乡下家属的，更无身份证可抵押的，就将其劳动的工具——手里的扁担以及棒棒什么的，暂时押在派出所，放出去，命其拿钱来取工具——结果这几个打工者再也没有返回派出所，因为每月五块，一缴就是一年的暂住证费比扁担的价值贵多了，谁也没傻到算不来这笔经济账！

后来我们派出所流传出一个专门用在郑户籍身上的黑色幽默的段子：他们社区晚上如果有小孩哭啼不止，母亲就吓唬小孩，郑户籍来收人头税了。小孩立马就止住哭声了——为什么？因为小孩一旦哭闹，被该户籍发现，闯进来，收《暂住证》的工本费那是连小孩都不放过的……但郑户籍对这些嘲讽充耳不闻，我在这里行文也不是指责郑户籍对辖区人民群众没有朴素的阶级情感。因为当时，上级就是拿这个考核我们全体社区民警的，我们小民警一个，上级怎么布置工作任务，我们完全没有置喙的理由，只有无条件服从的份。而上级也经常教我们如何办理暂住证，如对一些个刁民死缠烂打，扭住不放，等等。而且，当时，上级考核我们也是唯办暂住证为第一要务，群众的意见，社区民警的声誉，滚一边去吧！

所以，表面上郑户籍暂住证办得多，实则收钱收得多，于是，他成了当年我们学习的楷模，他还因此被评了劳模。后来我们才得知，原来这个办理暂住证背后所收取的费用，市局提一部分，分局提一部分，派出所也分一杯羹，所以，利益驱使，上级对此就十分的强调了。我终于明白是什么驱使善良的郑户籍变成“麻叔谋”一样的人物了。而当时的大环境是，政府对公安是差额拨款，经费需要自筹一部分，难怪上面要出台政策允许公安“吃杂粮”了。

而公安催收群众所谓的“人头税”，比起政府其他职能部门来，那可是“稳中有狠”啊，首先，警棍手铐——这两样东西，其他部门就没有嘛，当年，我曾经看到一部由烟草专卖局出钱拍摄的电视剧，主角是烟草专卖局的局长，他经常在剧中有意无意地发牢骚道：“我们执法时，像公安一样有电警棍、手铐就好办了……”当时的我看到这里，没想到法律层面上的东西，只觉得自己这身警服，有点入前显贵了。

当年的我，特羡慕郑户籍，因为他老是得表扬，我老是挨批，挨魁的原因就是收的费老是排在全所最后几名，拖了全所的后腿。我是那种服软不服硬的性格，只要有外来人员一上来就给我说软话：“我生活困难啊，您高抬贵手啊……”于是，我就心肠软了，上面规定该收一年的钱，我只收三月的，该收三月的，我只收一个月的，再加上我管理的社区外来人口少，本地居民多。你说，我怎能超越郑户籍？活该我挨领导骂。

郑户籍面对我们的嘲笑，置若罔闻。他的老婆下岗了，娃儿嗷嗷待哺，上面发的薪水又少得可怜，所以，他经常躲在办公室的角落里，一边数着自己熬更守夜收来的暂住证工本费，一边微笑着骂道：“尽是一些毛票，数起来很麻烦，还散发着汗臭……”

有同事十分嫉妒他，强烈要求也去管管郑户籍的社区，不为别的，就是眼馋他收钱收的多，可以养活一大家子人。领导为了照顾他的情绪，就将郑户籍的社区分了一半给他管理，结果他去了才晓得锅儿是铁打的，没有金刚钻，揽不了瓷器活，没有郑户籍的手段，根本从“刁民”手中收不回来钱，有一次，他被外来人口围攻了，警服也被扯得稀烂，他跑回派出所，几乎是向所长哭诉这一切。所长安排了大批警力赶到那家人租住的出租屋内，那家人为了躲避我们的锋芒，跑了。我们发现灶上的锅里刚好煮熟了一锅饭，有好事者气愤不过，抓了一把沙，扔进锅里，还将锅盖扔上房梁……

事后这家人找到所长理论：“我们没办暂住证是错了，你们往饭锅里扔把沙都没啥，千万把锅盖还给我们啊……”所长转身训我们，锅盖藏哪里了？我们告诉他扔房梁上了。所长演戏唱红脸，充好人，转告了这家人，这才作罢……

唉，我在这里不想评判当年的是是非非，只想作一个荒唐岁月的真实记录。如今，社会的文明程度飞速发展，我们这里乱收费已经绝迹。上级还是要求社区民警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只不过，如今登记一个暂住人口，不向他们收取任何费用，反而由政府给社区民警五毛钱，于是，社区民警中，造假者有之，将别人辖区的暂住人口抢先录入自己的电脑更有之。但饶是这样，外来暂住人口登记率还是不高，群众对我们的管理还是嗤之以鼻，参与度不积极，诟病者众。后来，我们这里实行公租房制度，申请人首先就要求必须到公安机关办理暂住证才有资格。于是，有想申请公租房的外来人口开始主动找上门来……

看来好的制度才能让人觉悟提高啊！对此，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我也曾被小贩追杀

多亏当年我身手敏捷啊，否则我早就挂了。

现在看到网上对小贩夏俊峰杀死城管被执行死刑～案，议论纷纷。我就想起当年我在城管大队里命悬一线的执法经历。

十多年前，我奉命到城管大队协助工作，说白了就是城管执法经常被暴力抗法，于是需要警察当一当所谓的“保镖”什么的，因为城市管理不该我们公安管，但一旦涉及阻挠执行公务等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法律规定又该公安管——所以上级干脆要求公安介入，搞什么综合治理，联合执法等等。可以这么说，我当了26年警察，的确没遇到过穷凶极恶的持枪歹徒行凶什么的，但自从加入城管综合执法，我算是走到了社会的风口浪尖，体会到了什么叫惊险。

当年的城管，可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在社会上掌红吃黑。我们开着城管的执法车，在城市的大街上一出现，顿时，街面上引车卖浆之流，摆摊设点之辈，犹如惊弓之鸟，纷纷作鸟兽散，唯恐躲我们不及。那时的城管，对付小贩，二话没有，有的就是没收小贩的“作案工具”，将所贩卖的物品家什，一股脑抬上执法车，拉走了事，事后如果有人到城管队部说情，人情大的，将东西还给你作罢，如果有小贩跑到队部来叫嚣，不服城管管理，轻则罚款，重则队员们一拥而上，饱以老拳，打了小贩，你还没处伸冤，因为当时城管有政府撑腰，个个腰杆硬着呢，都是属螃蟹的，横着走。当时没有什么《行政处罚法》等，面对汹涌的占地为王的摆摊狂潮，所以城管这一很不规范的执法主体才显得正当其时，请大家见怪不怪。

当时我呢，也是警界小年轻，比较“冲”的岁数，所以，跟着这帮城管队员，感觉很投缘，自觉不自觉就认为自己成了一个人物，同时，也真还长了不少见识。有个小贩被没收了物品，但他因为和本市一家报纸的记者是亲戚，于是就找来记者，跑到城管队部来理论。他以为有记者撑腰，这帮城管就会怕他什么，结果三言两语说僵了，和城管队员抓扯起来。城管队员冲上去将小贩和记者一起打了……最后这事还被央视《焦点访谈》曝了光，打人的城管队员被警方行政拘留，也大事化小了——而当时的大环境就是这样，城管队员当然也经常被小贩联合起来围攻，于是城管有时外出执法，甚至还人手一把斧头，见什么劈什么。还真有点李逵的遗风。据我所知，当年的城管外出打架，真还没吃过什么亏一这事现在听起来，像在听天方夜谭，但在当年，的确是这样。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相生相克的，有如此城管，就有降服他们的人物出现。有一天，城管几个老兄看见新疆人在闹市街头支起烤箱，烟熏火燎的，在卖羊肉串。路人纷纷掩鼻避走。有城管队员就说了，有群众指责我们一碗水不端平，我们今天就来管管这些卖羊肉串的……大家都是好事之辈，一致赞成，冲上去，开始七手八脚没收烤箱——这下，终于捅了马蜂窝了，这些小贩从来不打无准备之战，立即从烤箱底下抽出砍刀、狼牙棒之类的凶器，朝我们凶悍地扑来——当时我也夹在一干城管队员之间，平素里只有我们吵小贩的，哪见小贩如此张狂，顿时闹了个手忙脚乱，有两个城管队员当即被砍翻在地，我赶紧来了个向后转，逃之夭夭。但有个小贩还是挥舞着木棒朝我紧追不舍，身着警服的我顺着街道狂奔，那小贩不依不饶，只见一个半人高的铁栅栏横在我面前，我就着狂飙的步伐，来了个“刘翔”式的跨栏动作，飞身跃过跨栏，就是这道横在人行道与马路之间的栅栏救了我一命，因为那小贩就没我这身手，他跨不过去，只能隔着栅栏，用木棒顺势抡了我的背部一下，我痛得钻心，一个趔趄，差点摔倒，但我深知，如果摔倒，迎接我的将是小贩致命的连续击打，所以我必须牢牢站定了，稳住自己的脚步之后，我又忍着剧痛，远远跑开了去，他见追不上我，只好放弃我了……我边跑，还边用对讲机朝派出所里喊话：“赶快支援，拿枪来……”

最后这帮小贩被赶来增援的同事（只有这个时候，警察的震慑作用凸显，而城管却根本不起作用了）堵在一个死胡同里。但他们仍拒不放下手中的凶器……有特警用微冲朝天打了一梭子子弹，这帮人才极不情愿放下手中凶器。押回派出所途中，有群众上来打磨合（重庆话，不打白不打之意），有些小贩被打得头破血流也不吭一声。

我当时想，这么凶悍之徒，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吧。我们当时询问其中一个为首的，他叽里咕噜说了一大通我们听不懂的语言。末了，我们叫他在讯问笔录上签名，他在纸上用七弯八拐的文字签了，我们请了翻译，问他写的嘛意思？翻译看了说：“这句的意思就相当于你们骂的日你妈！”

后来这群小贩还是没被起诉，因各种因素放了，而一名城管队员因被砍断颈动脉，差点死了。这事被我们这里的政府用低调处理的方式，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经历此事，我才明白，有时，并不是我们不努力，因为法律都是苍白的。

我背上被木棒打得一片淤青，自然也没能算工伤。事后我检视了小贩的凶器，有的砍刀，刀刃锋利无比，有的狼牙棒是用最扎实的青桐木做的，上面还心怀叵测地插了很多筷子粗细的铁钉一我暗自庆幸，打在我背上的只是一根木棒，给我造成的只是轻微伤。如果是砍刀，我肯定皮开肉绽，而狼牙棒打在背上也会扯下鲜血淋漓的一块皮肉——我所受的伤绝对不会这么轻

如今我走在街上，看见一群市政管理人员（以前叫城管，估计我们这里因为城管声名狼藉，改了一个名称而已）团团围住一个卖山东煎饼的小贩，他们一言不发，面无表情，只是死死盯住小贩。小贩见市政围住自己，自己的煎饼也卖不出去一张，只得乖乖收摊。我有时也到这个小贩处买一张煎饼，他知道我是附近一个派出所的基层小警，为了讨好我，在煎饼里放的肉馅比谁都多。我知道他内心的善良。他有时也向我咕哝几句城管的不好，但我只是不置可否，面带微笑，一边听他叙述，一边等着他将煎饼烤好递给我。他说，他只能早上8点以前在这里摆摊，超过时间，城管就要来啰嗦，他坦陈，即便这样，一个月净收入也有七八千……

是的，城管执法也在与时俱进。我在此时此刻，只想问自己，现在大腹便便的我，如果遇到当年追赶我的那个小贩，我能否跨得过那道栅栏？

我在公安局装疯

我一个同事出事了，被局监察室调查。如果这位老兄赌博嫖娼徇私枉法倒还不值得同情，但他却赢得了绝大多数基层民警的怜悯心，他因为在出警中得罪了有权有势之人。某天，一辆宝马和一辆奔驰发生小擦挂，开车之人都是“铜锅遇到铁刷把，家家挺硬的主儿”，为点小事，互不相让，先是口角，继而抓扯在一起，造成马路交通堵塞，有人打110，于是民警将二人带回派出所解决。双方顶牛的原因很搞笑，就是互相嘲笑对方的车孬。一个说：“你那奔驰三百万都不到，还牛皮哄哄啥！”另一个说：“你那破宝马X5，一看就是买的二手货，跟你这个重庆市最后一个处男娶个二婚嫂，有啥区别……”于是双方又在派出所互掐，值班民警反复警告无效，我这位刚从部队转业的同事冲上去将双方用警械约束起来一这下可了不得了，这两位都不是省油的灯，都在公安高层有后台，一个电话告到局长那里，投诉民警执法简单粗暴，滥用刑具……

我这位哥们刚从部队豪情满怀转业，自以为可以在公安战线大展宏图，这事却给他当头棒喝。后来上级责令他当面向两位赔礼道歉，上级还和同事达成私下交易就是他如果去道歉，就不挨处分。上级美其名曰这是爱护民警。我这位在战场上流血都不会皱一下眉的钢铁战士，几乎是包含着屈辱的泪水向两位趾高气扬的权贵道歉的——因为他知道，他的行为得到广大基层民警的声援，他所干之事也并无多大过错，相反那两个人还应该得到相应处理，法律教育我们，应该不畏强权，公正执法，但我们的上级却要求我们面对权贵胆小懦弱，颠覆了我们对社会公平的正确理解。但更令人气愤的还在后头，组织上为了息事宁人，对两位权贵说，我们已对当事民警处分了，请两位大人不记小人过，高抬贵手，放过基层小警吧。语气中极尽谄媚奴颜之能事。两位权贵这才作罢。这事传回派出所，大家肺都气炸了，对上级不坚持原则，令人作呕地大耍两面派手腕，简直出离愤怒。如果那两个权贵较真起来，非要追究对民警是如何处分的，同事和组织之间的幕后交易岂不是又被对方抓个正着。我哥们哀叹：我宁愿被不公正的处分，也不愿我英明的上级让我受这腌躜气！他真有种生不如死的感觉。

他意志消沉地问我怎么面对这一切？我说以后还要遇到这种事，只能这样，我对他吹一口气。他说：“风？”我说：“加个病旁！”

装疯！不啻为当下基层民警在险恶的生存环境之下的明哲保身的无奈选择啊！我这一下下策并不是本人首创，而是警界一些奸猾之辈教坏我的（当然他们也是学春秋战国时的军事家孙膑）。

我们局里有个经保部门将小金库的钱私分了，结果上级追查下来，科长就装抑郁症了，赶紧跑到医院精神科托关系给自己鉴定为重度抑郁。监察部门派员讯问他的口供，他就怪叫一声，口吐白沫，昏倒在地。最后组织拿他没辙，只好劝其病退。他因“装疯”逃脱法律制裁，消息传出全局一片哗然，因为有内幕消息称，局级领导也分了钱，所以根本不想往下深究，以免拔出萝卜带出泥，见他“装疯”更乐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件事给全局民警一个坏典范就是，看来装疯是一个置本人死地而后余生的绝招。

于是，装疯在我们这里大行其道。有个派出所20来号人，有四个民警装疯，有的坐不得警车，坐上警车就心跳加速，血管爆裂，于是他就可以不出警了。还有一个得了类似洁癖的强迫症，每天上班之前必须洗手两钟头，肥皂用半坨，否则不出门。但组织打她旷工还不行，她可以跑到办公室一哭二闹三上吊。还有一个社区民警不能接受上级检查。一检查就寻死寻活（因为我们这里上级对基层的检查呈泛滥成灾之势，每次都会要人老命，规定一些高不可攀、不切实际的指标，比如说零上访等等。检查不过关者，轻则扣考评奖，重则公务员考核不合格，所以，基层民警一听说检查就吓得心惊肉跳，所以想方设法逃避检查成为常态）。这位民警装疯的好处明显，全体社区民警都可以被检查，只有他不被检查，每次看到我们被上级检查得焦躁不安，他却在一边优哉游哉……

我所管辖的社区，有个老上访户，他上访的理由是向国务院要官，你说要官就要大一点的官来当吧，他却只向国务院要一个居委会主任的官！原因是有一次向居委会申请吃低保被拒，于是就成了他上访的理由。有一次，他悄悄躲过了我布置的天罗地网般的严密监视（我安排了邻居监视，派出协警24小时跟踪监视，对其电话秘密窃听），在一年的“两会”期间跑到北京上访。北京方面将人控制，并通报给本市，告之要扣本市维稳方面的考核分，这下市里慌了神，层层追查下来。你说我监控不力，该怎么处理我就处理我吧，结果上面为了冠冕堂皇处理我，给我下了一个圈套。

上级给我打电话：“某某（指上访户）在家吗？”

我回答：“在家啊，今上午我还打电话问了监视他的隔壁邻居，邻居肯定说他在啊！”

上级火冒三丈：“你还在撒谎！北京都来电话了，说该人已被他们控制，你监控不落实也就罢了，我最不能容忍的是你还哄骗组织！我要依上限处分你……”

我吓得灵魂出窍。后来上级要我和同事到北京将此人押回来，自己把此事摆平（意即只要市里不扣区里的维稳考评分，就不会处分我。有必要解释一下这里面藏着掖着的狗屁规定，因为只要扣分，全分局民警的年终考评奖就会降等级，每人上千元，全局几千民警就是几百万啊——照这个逻辑理下来，我顿时成为全局公敌。人们都不会骂我们这个体制规定有什么强词夺理的地方，却都会将矛头指向我——这真是官僚们转移视线的毒招啊）

曾几何时，北京管上访的机构成了全国各地民警的大爷，因为他们如果将上访人员扣住不通报给中央相关部门，那么即使这些人到北京上访了，也不算数，各地政府也不会被扣分。所以，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贿赂这些主管上访的官员们。但我那时单纯得像个未通人事的处男，哪懂这些浅显道理（现在各地政府干脆安插了很多人在北京，平时啥也不干，专门拦截本地区的上访户，然后悄悄押回来——这叫万事不求人，自己的娃儿自己打啊）但是我瞅到一个据说是严格保密的内部文件，上面说精神病患者上访不能算上访。哈哈，老子终于瞄到了黑暗中的一丝曙光。我将此人带到精神病院搞鉴定，医生一看，此人向国务院要官，起码也应要个省部级，却只要居委会主任，不是神经病是什么！大笔一挥，在鉴定书上写道：间歇性狂躁型精神分裂症！医生啊，你帮我解脱了！全局不会被扣分了，奖金到手了，社会也稳定了啊！

真他妈的侥幸啊！我从这件事上得出～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歪理，看来不管真疯还是装疯，只要你一疯，好像就像周星驰所说：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世人看不穿！

但有一个恶果就是，组织常把装疯当真疯，把真疯当装疯。我有一警校同学，的确得了精神分裂症，结果还调到法制科这样的要害部门去审阅打击处理材料，你说是不是误人子弟？由此，我总结出了装疯三档次，最低档次就是装疯逃避自己的责任，第二档次就是用装疯抵挡加诸自身的不公与责难，第三档次就是用装疯把自己涂上伪装色，迷惑对手，达到“无花无酒锄作田”的最高境界。

话说回来，我像偷到了武林秘籍，高兴得跳起来。我仿佛终于找到了对付公安这个庞大的官僚体系的办法。我也开始东施效颦装疯起来，但我装疯跟我们这里其他疯子完全不一样，我自诩不落俗套，好像达到了前文我所说的装疯最高境界——因为我们这里常把喜欢东写西写的人斥为疯子（给官僚写歌功颂德溜须拍马的文章除外）。于是我就拿起笔不务正业般胡思乱写，在纸上搞些附庸风雅的疯话，指桑骂槐嘲讽一下官僚。官僚们偶尔瞟了我的疯话，表现出来的就是不值一哂：这个易懂，疯子一个，好人不和疯子斗，理他作甚！

跟文友聚会，大家谈到写作就眉飞色舞，好像写作给自己带来莫大荣耀似的。只有我愁眉不展，大家问，难道警局不重视写作的人？我苦笑，像我这类出丑卖乖的角色，都把我当疯子啊！

装疯的结局是残酷的，从此我做好了心里准备，升迁提拔，立功受奖，与我绝缘，我在警局干得再多再好，领导只会哼一声：把升迁的名额拿给易懂都是浪费！我深知我装疯的唯一好处就是可以用此来抵挡官僚体系对我不公正的诘难，用这个伪装色安全地拿到退休金！

大家都来装疯吧！我可不是在本文教你对上级如何使诈啊！

洗脚水·二手烟·排骨汤

——一条街的启示录

我的观察是从一条街开始的。

一个公安前辈曾谆谆教导我，要想写得出彩，必须先要练就敏锐的观察力，他的话给我启示，其中包含了转换不同角度去言谈一个看似寻常的事物。

比如眼前这条上级新近安排我管理的背街小巷。在重庆，这类小巷多如牛毛，同样杂乱无章，污水四溢，小摊小贩众多，脏、乱、差，一应俱全一它是一座光鲜城市外表下众多丑陋东西的共生地，再怎么掩饰，它都具体而微地存在着，也更是我这样一个喜欢在纸上乱写乱画者，不能回避的写作点，因为现实逼迫我从庸常中找出写出来的高贵的理由与卑鄙的可疑点。我是上级派到这里来的治安管理者，行使警局社会管理职能的一员，这条街对我的意义更像改革初期中国的农民，分到手的自留地，责任田，我在这里耕耘了，就有资格领到工资——对于这一亩三分地，我应该有资格评判几句吧？

我一直在想，我们这样的单位，局级领导有八九个之多，但这条街的社区民警就我一个，所以，位卑职小的我，走在这条充塞了贩夫走卒吆喝声的拥挤小巷，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骄傲一我递进一步思考，中国最牛的社区民警是谁（窃以为，我们这行当应该向《中国好声音》栏目组学习，搞一个类似大比赛，选出最牛社区民警，让平日里愁眉苦脸的俺们基层也娱乐一把）？在北京，应该是管中南海的民警呗（虽然那里应该是军队在管），在上海，应该是管南京路的民警呗！在重庆，应该是管解放碑的民警——我管的这条街位于解放碑附近不被人了解的路段——所以。从本人这个思考角度大言不惭地延伸下来，我自诩成了重庆最牛的社区民警！

这条街没有装潢豪华，让兜里没钱的汉子英雄气短的楼堂馆所，却有满街的食肆、排档、饮食摊点——它是让人食指大动却又花费低廉的好吃一条街。我曾经写了一篇短文《吃不清静》，发表在本城的晚报上，来纪念这里的热闹，内容摘录如下：

那天，我和几个兄弟伙约起在一家“三拖一”火锅大排档吃火锅。狭窄的店堂已容不下食客。火锅灶就摆在了街沿上。

重庆人吃火锅最讲究气氛，环境越是乱哄哄闹麻麻越胃口大开。还有，穿西装打领带莫到这里来，袒胸露背兼穿拖鞋才是这里最佳打头。好嘛！大家赤膊上阵，热闹开始了。

哥们儿几个划拳正搞得雷翻阵仗。“擦皮鞋——”一声低吼，一个汉子正贼兮兮地死盯着我脚上皮鞋而来。再看前后左右，清一色拖鞋，不找我找哪个？不让他擦，他硬还赖着不走，双眼直勾勾盯到你的皮鞋，让你心生不忍且没了胃口。只好伸出脚让他擦呗！

“要不要香烟？”推销香烟的又缠上来了，在你桌子边旋来旋去，你的眼睛连瞟他一下都不敢，只要遭他发觉了，马上如影随形巴上来，卖力推销他的香烟。好好好，掏钱买一包，一抽是假烟，起身追出去找他算账，鬼影子抓不着一个，只好自认倒霉，刚才划拳喝酒的兴致全没了。

此时，又来一个促销啤酒的小姐，举着一瓶啤酒朝我们“款款”走来打逗凑，“XX牌啤酒，有口皆碑！”她要我们先尝后买。接着，街边发药广告的，给我们每人发一张专治肾虚的传单；专门推销高科技打火机的，卖袜子背心的，甚至还有神秘兮兮贩卖黄碟的，把一干食客都当作了他们发财对象。

压轴戏终于出现。两名打扮得幺五幺六的女子背一把吉他像背一把舀钱的勺勺，估到要给我们唱歌助兴，十块一首。“你们一唱，我们全都站在左边听了……”我一个朋友打趣道。

邻桌食客实在磨不过，就点了一首哀乐。这算那码子事哟——另一桌食客不安逸了：“大家吃得高兴，你偏要点哀乐，晦气！”正好又来两个背吉他的歌手，这桌食客就出钱叫他俩唱，专唱对台戏，歌词篡改为只要你死得比我早……惹祸咯！两桌食客酒劲上来铆上劲了，先是发生口角，最后抓扯在一起……

实在吃不清静，付了钱赶紧逃之夭夭。

后来我经常到这里查消防，调解纠纷外带登记流动人口什么的，一来二往，和这里的摊主就“厮混”熟了。有时，这里的摊主有点小违规，比如，天然气罐靠火源太近，新雇了伙计没来得及到派出所申报等，我也给他们发发各类“整改通知书”。他们就经常跟我打趣道：哟——还这么认真干嘛？

我知道他们话里套话，有点含沙射影，嘲弄我一下的意思。而且，他们很谙熟我的管理风格就是“中庸”，体谅他们小本经营的难处，不会故意为难他们。试举一例，我们辖区有个超豪华的酒店，因为消防不合格，被派出所处以五万元巨额罚款，办此案的民警天真地以为，罚单开出去就罚得了钱回来，结果上面给所长打了一通电话，处罚改为罚款500，而且理由冠冕堂皇，保护外来大型企业良性发展——这事让办案民警垂头丧气，他信誓旦旦要公正执法，却落了个风箱里面的老鼠——两头受气。这事彻底摧毁了我的自信心，我虽是这条街的唯一的牛逼的民警，在很多人眼里还不过是小人物一个，我甚至在揣测，我们在下面唱黑脸，上面某些人在唱红脸，结果我们被人唾骂，弄得灰头土脸，里外不是人，而唱红脸的人却吃香的喝辣的，我们被人当枪使唤了被人出卖了，我们还牛逼哄哄个屁呀！所以，执法最怕被人诟病不公平，只打苍蝇不打老虎，于是我对这里的摊主们常怀一颗悲悯之心。但是上级又给我们下达了很多的处罚任务，怎么才能完成，既不得罪上级，又不惹怒群众，倒还真是一个难题。我也艰难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我们基层永远都是在夹缝中生存，没有我们，上层建筑只能是空中楼阁。

我问摊主们：“其他职能部门是不是经常也来‘关怀？”他们一致回答：“工商不来验执照，税务不来查税收，卫生防疫部门甚至把这里遗忘了——他们都变成坐堂办公了，就是最喜欢在小摊小贩面前抖威风的城管也因为这里是背街小巷，不会有碍城市观瞻，只是每逢全市大检查什么的，才派大队人马光顾——只有你们公安，一天到晚来查几次，你们不嫌累，我们都嫌累！”

我终于明白我们这个行当被人骂得惨的一个深层次原因了：正是因为其他职能部门的“缺位”，保护了他们，而我们的“越位”，把我们推到了风口浪尖！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又举一例“越位”，也就是说我们管得宽的例子。这条街因为晚上很多大排档卖夜啤酒，所以众食客喝高了，猜拳行酒令的声音简直是“响遏行云”，搅得附近居民睡不着，于是纷纷打110，举报噪音扰民。治安处罚方面的法规规定，生产噪音由环保部门负责，而社会噪音由警方负责——我同样有理由怀疑这条规定里的阴谋，生产噪音多是大企业大老板所为，所以管理起来，很好抓落实，于是其他职能部门抓大放小——社会噪音产生的原因千差万别，由头众多，就丢给警察管呗——谁叫我们常自诩人多枪多最牛逼啊。比如，眼前这条好吃街，摊主遇到我们都是一肚子苦水，以下岗工人，城市贫民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你叫我们怎么下得了重拳——更何况对噪音的处罚，法律规定我们最多也只能警告一下而已。

有几次，我们以噪音扰民将摊主警告处罚了，噪音依然故我，响彻夜空——不啻是扇在我们警察脸上响亮的耳光啊。摊主有摊主的理由，食客喝高了，又闹又跳，我们制止不了，希望你们警察出面前来制止。另外，他们还给我出难题：多大的声响才算是噪音？我又没专测分贝的仪器，我怎知噪音多大分贝？居民有居民的苦衷，他们打110把我们招来，毫无效果，骂我们是酒囊饭袋不说，还向上级投诉我们不作为，最后，脾气大的居民，干脆将自己的洗脚水从楼上泼下来，让食客喝洗脚水，双方大打出手，最后还是我们民警兜着……

写到这里，骂娘发牢骚，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那天，我和天南海北几个文友，坐在这条街上喝着啤酒。吃着这里最具特色的排骨汤。霸道的味道，极低的收费，引来八方宾客，让我们大饱口福的同时，又让多少城市贫民脱贫致富啊！所以，它自有它存在的价值——当我说到这有关个噪音故事时，成都的文友哈哈大笑：“这汤里没洗脚水吧？”

我正色道：“从地理意义上讲，我们重庆人在你们成都的下游，一直都在喝你们的洗脚水！”

北京来的文友嚷道：“这算啥！我们北京推开窗户，就免费抽二手烟！”上海来的文友更绝：“当你看到黄浦江上死猪滚滚而来，我就请你们免费吃排骨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