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

故宫里有一块匾额，是“诸神充满”，现在的社会到处都是神，但神不守舍。大画家八大山人字个山，他说过一句话：个有个二立于金木水火土之间也，个无个而超于土火水木金之外也，个山个山，形上形下，园中一点。现在的人，要么就沉沦于五行之内，要么就飘浮于五行之外。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和社会？一百年前封建王朝坍塌，中国走向共和。那个时代被称为大时代，出了个孙中山，也出了一批大军阀；出了个王国维，也出了一本小说叫《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历史又极其相似，我们的幸运是我们又生活在了一个剧烈震荡的大时代，我们的不幸是我们在这个转型期的社会里随波逐流，碰碰撞撞，难以安宁。有人说这是个最好的时代，物质从未有过这样的富裕，也有人说这是个最坏的年代，道德从未有过这样的丧失。《圣经》里耶和华为了使众人分散，他变乱了天下人的语言，而现在众声喧哗，又各说各的。当大家都在说话又各说各的，那就是集市上的声音，没有了节奏，已不是语言，成为一种嗡嗡的烦响。所有的人都在拼搏着，也在愤怒着，挣扎，痛苦，变形，无奈。雨后的土地上长出了芽苗，一样的都是绿色，一样的都是两个瓣，都雄心勃勃向着天空往上长，想成为柱天之才，但这些芽苗长到一柞高了，才发现有的是树苗，有的是草苗，有的是庄稼苗。当一只兔子在前边跑，后边有一百人追猎，不是一只兔子可以分成一百只，是因为名分未定。自古讲尧舜皆可为，将相本无种，但真的是尧舜皆可为吗？将相真的无种吗？当我听汪峰在唱着：“我在北京欢呼，我在北京哭泣”，我浑身都在战栗。

中国的改革，使社会转型，走城市化发展，城市就成了极大发挥个人创造力的平台，城市又成了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地。如一个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掉灰尘。当整个社会都在崇尚追逐着权力和金钱，人性中的恶就肆无忌惮，人人被他人践踏着撕咬着，人人也都践踏着撕咬着他人。我们的生活、自由、尊严，甚至爱隋和友情，使我们在这一张人皮之下一会儿是像模像样的君子，一会儿又成了野兽，难以完整地活出人味。活人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了。当年的郁达夫还说：“曾因醉酒鞭名马，只怕情多累美人。”我们现在还能有这样的潇洒吗？这是为什么呢？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农耕文明历史以来影响着这个民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人的思维和生活方式，而改革首先是发展经济，经济在当今又是全球化的，经济巨大发展后必然改变国家结构，而相应的东西没有及时跟上，其实不是没有及时跟上，而是不断地要冲破一些障碍，如观念上，认识上，体制上，法制上，政策上等等，所以就出现资源资本积累的无序，贫富差距的拉大，分配极度不公，管理层的腐败，公民的诚信缺失。

对西方技术与产品的狂热追求，却对西方的管理文化所强调的坦率诚实品质漠不关心，又遭受了环境的破坏和人性的丧失。当然，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过程，也是社会进步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收获麦子就得同时收获麦草。以前是百分之八十九十的人生活在乡村，现在是百分之六十的人生活在城市，将来要百分之八十九十的人生活在城市。城市在扩大，城市是现代、先进、繁华、时尚的象征，城市也是罪恶、暴力、变态、荒唐的代名词。但是，走城市化发展是中国要富裕强大的必由之路，社会的乱象还得经过牺牲一代人两代人的利益才能逐步走到成熟和有序。一代人两代人的时间对于历史来说是短暂的，而对于一个具体的生命来说它确是悲惨的。而我们正逢着这个年代。我前不久接触了许多外国作家，一了解，发展中国家也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他们关心的，而写作的也都是大致相同的题材。当然，凡是人，以人的本性来讲，都是不满于身处的社会。比如我们觉得唐代是多么繁荣和美好呀，而韩愈他们却要复古，向往先秦。先秦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而那时的孔子呢，却推崇周，要尊周礼。可周朝呀，伯夷叔齐却因世风日下去了首阳山。在什么时代，就活什么时代的人。你不可能选择时代，也不可能完全与身处的时代隔离。我在一篇文章里谈魏晋，感慨着魏晋人的风度，也就是那些文化人的活法。魏晋时的社会是相当黑暗的，但那些文化人却保持了一种精神上的自在，反倒创造了伟大的文学、音乐、书法和绘画。如何把握住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我十多年来是每年都去北京、上海、广州几次，有时是开个会，有时仅仅是随便走走，这些地方代表着中国的先进、繁华和时尚，在那里常会听到盛世的说法，而我又大量时间去西北偏僻的乡村，在那里茫无目标地走动，饥了进饭馆或农民家里去吃，晚上回县城酒店或乡镇旅馆去睡，在那里又常会听到危机的说法。盛世和危机是截然不同的，站在哪一方都不可能准确看待中国，从两头来把握，你才可能看到表象也看到本质。

现在常说中国经验这个词，什么是中国经验？中国经验就是中国在走向人类进步的通道上不断出现矛盾，而解决矛盾的过程，这就给类似中国这样的国家获得一份启示，在人类史上提供一份这个族类所留下的足迹。那么，社会转型期，人们都在学习效仿西方发达国家，轻蔑了传统文化。不可否认的是传统文化在衰微，在衰败。但我相信，当中国真正富裕强大起来，它就会回过头来再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的。目前之所以轻蔑传统东西，是中国正在发展。美国不是经济在影响着别人，它同时也在输送它的文化而影响别人吗？任何民族都不会自甘自己的文化消亡的。改革开放那十多年，中国几乎在每个城市都有着外国建筑的复制，现在人们不是都不满吗？许都城市又在恢复，修缮着传统的建筑。前几年为什么又兴国学热，现在高考又将英语从150分降到了100分，将语文从100分提高到180分，也都是这种原因。

那么，中国的当代文学呢？中国的当代文学该怎样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经验呢？

转型期的社会是如此的复杂多变，它却有益于文学，它给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但是有一种似乎很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它给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一方面它又使文学极度的边缘化。边缘化是因为随着网络媒体的发达，使文学失去了曾经有过的一个功能，那就是新闻功能。失去了新闻功能，而大多数国民又都在为最低级的生存条件在忙碌着，是没有多少人去读文学了。70年代一篇短篇小说就能迅速捧红一个作家，一个杂志发行能高达几百万份，这种现象再也不能出现了，但也使文学挤去了政治的政策的宣传的水分，从此使文学更接近文学或使文学纯粹起来。王国维在当年把他的书房叫“大观堂”，就是以文学来观察社会。现在，可以说，是社会在观察着我们的文学。当下的作家有当下作家的责任，每个作家最早的写作那都是出于爱好，人活在世上，人本身就有各种才能，而爱写作的就是对文化的神经很敏感。这如同土地里有多种颜色，这些颜色通过各种花表现出来了是红的、蓝的、黄的、白的。作家因对文学的敏感喜欢上了写作，而写到了一定程度，他就产生了责任。这责任就是他有了理想，有了雄心。他在盖高楼的时候当然应该讲究设计、材料，想要怎样成为地标建筑，而不想只盖成个鸡窝。所以，作家在初期是在选择着题材，而到了一定程度，则成了题材在选择着作家。目前有一个说法，谈到作家就谈到体制内作家和体制外作家，体制内作家就是作协会员，体制外作家指以自由写作人在网络上写作。像我这把年纪的作家，都是作协会员。我经历了太多的社会阶段，以我的体会，现在可以说是我经历过的最自由的阶段了。但中国还不是自由到无边无际，恐怕任何国家也没有无边无际的自由。咱们有一个说法：写作是自由的，出版是有纪律的，无论体制内体制外的作家头上的天是一样的天，脚下的地是一样的地。在写作中都是一样的，只是体制内的作家可以去作协开会，但有报导，中国作协也正要成立一个网络作家组织。我想说的一个问题是：在我们写作的时候，常常会碰到一个时代精神的问题，我的意思是，对一个时代可以倡导什么，但对一个时代的定义不是人为所规定的，它的精神是由时代社会的气息所决定的，而且是后边的人才能看清了来定义的，比如说汉唐富裕强大，现在看汉唐遗留给我们的那些陶罐，这些陶罐是当时普通人捏的，那时社会风气强盛，他们随便捏捏，粗粝，质朴但大气。而清代小气，不说它的政治经济军事，只看看那时遗留下来的景泰蓝，它精致、繁琐、小气，就知道这个王朝必然要衰败消亡的。是什么样的社会时代风气，必然就产生相应的审美，它的文学艺术也必然有那个社会时代的气息。而如果根据某种需要，硬是在当下赋予一种什么精神去要求，我觉得那是很笨的又没效果的，很可能使文学艺术变成政治和宣传。当河流往前流的时候，河床必然就形成。我的故乡有一句成语说，冬不冷夏不热，五谷不结。一切都得顺应规律，应乎天而实行，应乎天就是受命。我在我的长篇《带灯》写过主人公带灯的一句话，我们是佛桌上的红烛，光焰朝上，泪流朝下。这里写到佛桌，这是说红烛是在佛前点亮的。佛在这里代表的是国家基层政府的干部，是为国家服务的，它点亮后，蜡烛是流泪而下而光焰朝上。

下来，我再谈谈两点。

一、我们既然生活在了这个转型期的社会，又从事了文学写作，无论是活人还是写作，你都得关注这个时代，关注这个社会。其实中国作家都是这样做的。而现在，中国出现了那么多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在发展中的国家都存在，但中国的问题又不尽同于别的国家，发生的许多怪相异事，让外国人无法理解，这深层的原因还是中国的文化所致。中国的文化是几千年没有断裂和消亡的，它是最顽强的文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中发生的现在的故事，如果我们要把它写出来，要给人类提供出中国的经验，那就必须写出这种文化。我们的国情、民情、世情，那是中国文化浸淫下的国情、民情、世情，写出这些故事，就得写出中国文化的特定性，这样的故事才是中国味的故事。

比如，我们写透了家族血缘关系，就能深知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的中国文化道德观是怎样导致着人的自私。比如写透了讲关系、讲人脉，就能深知这种文化下什么事都可以解决，所以导致了人们制度无法遵守，诚信无法普及，靠关系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同时，又是怎样伤害他与社会并最后伤害到自己。也只有这样写，你才会知道中国文化的优秀之处在哪里，中国文化的不好之处又在哪里，哪些是我们需要发扬光大的，哪些是需要批判淘汰的，才会使我们的生命存在于高层次，而不仅仅停留在动物本能的对性和食物的贪婪欲望上，逐步使这个民族更智慧，更勇敢，更诚实，更担当，更尊严。

我在40岁时写过一篇文章，说到云层之上都是阳光的话，在我没有坐飞机之前，我以为天上只是云层，当我坐了飞机后，我才发现云层之上都是阳光。于是我想，多个民族多个国家在宗教、哲学、艺术等等方面到了最高境界其实相通的，一样的。而云团云朵才是这儿下雨那儿下冰雹，云团云朵是民族的国家的。那么，我们生活在某一个云团云朵下，我们的作品在境界上一定要穿过云层去达到阳光的层面。怎样才能达到阳光层面？这就要有现代意识，什么是现代意识，就是人类意识，这个地球上大多数人都在想什么，干什么，我们也该想什么干什么。这就要调整改变我们惯有的思维，调整改变我们的文学观念。因为我们的思维受农耕文化的影响太深，受封建统治的影响太深，受各朝各代的教育太深，因为我们的文学观念长期以来太宣传化，太政治化。我们要关怀我们人的本身，关怀着我们的生命的自在和尊严。所以西方的文学要学习，就要学习他们作品的境界。而另一方面，我们既然生存于这一团一朵云下，我们不可能改变自己去到另一团一朵的云下生存，那我们就写这一团一朵云带给我们的生活，将它写饱写满，写出这一个，写出独特。我们是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长出来的东西，中国文化土壤让我们成了这样的品种，我们就写出这土壤的特l生和我们生存的特相。这就是说，在作品的境界上要通大多数人类，在形式上要在本民族的方式方法。以前常说越有民族性越有世界性，这说法是不完整的，如果你从头顶上的云团云朵看不到阳光层上，你不可能有世界性，同时，你只看到阳光层而没有写出你头顶上的云团云朵，你当然没有民族的个性。而身处在当下的中国，你或只看到了物质如此丰富，或只看到了社会矛盾如此之多，你或许就会歌颂，你或许就会诅咒，你就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国。我一次和几个外国人交谈，他说他看不惯想不通中国人为什么在大众场合中声音那么大，常在公共车上，车前的人在招呼车后的人，并问我这是为什么？我说，一是中国地方大，在乡村，这个山的人要喊那个山的人，声不大就听不到，而中国人又多，在集市上你声不高就听不到。他们养成了这种习惯。后来我读《山海经》。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在山川里，常常是一群狮子老虎生存在这条沟上，而另一群鸟生活在另一片树林里，狮子老虎和鸟属性是不一样的，那些狮子老虎是大动物，它们都是无声无息地走动，而鸟是些小动物，小动物就叽叽喳喳。地域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它们的性格就不同，或许我们就是写那样的动物吧，我要在这里说的是，天之所以高，在于它有日月星辰，地之所以厚，在于它能藏污纳垢。我们在当下中国，写作就得仰望天的星空，而写出对应的地的污垢。这天是人类的天，这地是中国的地。写地的藏污纳垢是写地如何把污垢变成肥料而借它长出大树和花朵。这样，中国文化的土地上生成的故事才能让世界上更多的人读出启示，读出兴趣。

二、现在的社会人心都是空虚的也都是恐惧的，所以常常由内心生出一个形象来，这就是所谓的神，这个神又反过来给我们力量。而这个时代是剧烈变化的大时代，这个时代又是烦躁和琐碎，它不可能再有大的权威大的英雄的史诗时代。所以中国作家大多数都在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但是我想，我们在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时却总以史诗的手法去写。我们常说深入生活，深入生活是作家最基本的东西，你没有生活你就无法写作品。如果过分强调，常常倒不知道怎样去深入生活了，这如同走路，你若说先迈左腿再摆动右手，然后迈右腿摆左手，可能好多人就不会走路了。从事任何艺术，它都需要有现代性、传统性、民间性，现代性是你作品格局和境界，传统性是你作品的根基，民间性是你不断能丰富的源泉。但我们的文学作品的确也存在作家的书斋化的问题。我们所写的故事又很离奇，但它的离奇还没有生活离奇，当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或在街谈巷议的听说后编写故事，往往使读者不满意。不满意的不是你的故事，而是你的故事一定没有人的气息，生活气息。你写不到生活的本来气息，你肯定不会有情感注入其中，肯定写不出人与人之间最微妙的地方。你只能变形、夸张，甚至荒诞。世界上是有经典之作也这样写过，但他们的又写足了其中的真气元气。乡下有一种情况，如一个人去世了，家属亲朋都去哭丧，你站在屋外一听，就能听到哪一声是死者的女儿哭的，哪一声是死者的儿媳哭的。现在的批评家们常在要求说作品要写出诗性，要深刻，要形而上什么的。我们现在的一些作品还在主题先行，或者理念先行，他们常常是先有个理念再根据理念来编造故事，那肯定就难以写出生活本来的气息了。《红楼梦》我们常说它写出了那个时代，写出了典型，其实《红楼梦》只是在写大观园的日常生活，它把大观园的人写得丰富，写得透。如果把故事中的人和事写得丰满，写得很饱，它必然什么东西都有了。如一个人本来就病弱，像瘪三一样，你让他种地吗拉车吗打架吗，他都不行。他是得很结实，你才可能赋予他是好劳力，是战士，是勇敢。所以，在这个时代，写好了普通人的生活，写到生活的深处细部，才可能写出这个时代。怎样使我们能这样，我觉得关注社会现实，就要走出书斋真正熟悉了解这个社会，现在不是老在说接地气吗，地气是要接的，一定要有生活的鲜活感。再就是笔要和纸有一种亲切感。这样才能老有写作的冲动，写作欲望，也能得心应手。我曾经有个观点，什么是好作品，就是你写出作品了，内行的读了觉得作品怎么能这样写，他不会写了，外行的读了又觉得这不就是写平常事吗，他也想写，这样就是好作品。另外我还有个观点，作品是需要时空检验的，如果50年后还有人在读在议论，那就是好作品。

说到这里，恐怕我已经说得太多了。这可能是我说的最多的一次话。我写的讲稿也完了，再说几句结束语。我之所以在这里说得这么多，因为我觉得北师大是名校，办国际写作中心是别的学校还没有的事，他们的眼光和想法确实高。这让我想起西安的一件事。西安有个曲江开发区，在国内是办得好的，有一次请区领导去我单位作报告。他有一个观念，干什么一定要占领高地，他们要干就要干最好的，比如他们要建一个音乐馆，就在全球范围里寻找设计家，寻找音乐设备。他说林彪去打辽沈战役时，攻打塔山，塔山是那里的高地，死的人相当多，下边给他汇报人死的太多，林彪说了一句：我不管死了多少人，我就要高地！

另外，我的讲话讲不好。我去政协会，有一年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我说今年的报告好。别人问为啥好？我说排比句少了。这话记者说了出去，许多报都登了。我认为现在有两种风气不好，影响着中国文风。一是报告，确实排比句太多，二是房产广告，用词夸张变形得太可怕。我今天讲得不好，但我没有采用排比句和夸张的词。大家能花时间听我说话，我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