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济哲

“趟鬼币”

老北京的“鬼市”四城有八个，据说西城老皇城根下的那个最大。哪位高人给起的“大号”，已无从考证。

老北京人说“鬼市”一是市有鬼，假东西、来路不明的东西、非法的东西多；二是“鬼市”凌晨天黑前就开市，天刚刚一擦亮就像晨风吹雾一样自然就散了，来无踪去无影，既无人组织亦无人管理，像荒地里的野葱，谁也不知道怎么就长在那儿了，怎么就长那么大了。

老北京人说去“鬼市”，不能说去，亦不能说上，更不能说逛，得说“趟鬼市”，我琢磨这“趟”字有学问，水深水浅，水急水缓自己趟着试，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意思。

朝阳门外的“鬼市”沿朝阳门城墙一字摆开，由北向南，兴旺时能摆出二里路去。

“鬼市”卖什么的都有，但不分门别类。出摊的谁来得早，谁先占地。

因为天黑，影影绰绰站着、蹲着好些人，也有人在脚前摆一马灯，但灯捻都调得小小的，真像是走夜路过坟圈子看见的“鬼火”。看见一主儿，手上提着一道白物，白亮亮地闪着银光。走近一看是一领“全须全尾”的白狐皮。“鬼市”也有讲究，看货不问货，不能问哪儿来的？哪儿得的？看好一手钱一手货，两清以后转身掉头就可以不认账。打眼不打眼是你自己的本事。看好以后再讨价还价。那时候的老北京一般不在袖筒里捏手指头，顶多是摘下头上的瓜皮帽，扣在手上说事，一般都是耳语为准。老前辈说“鬼市”上有假货，他就讲过连卖孩子的都有假。解开婴儿的尿布，一兜子屎，但也让你看清楚了婴儿长的是“小鸡鸡”，因为裆上沾的尽屎，你就只能看不能摸，交钱抱回家洗干净一看才知道是个丫头，那“小鸡鸡”是人工做的。但“鬼市”上也有真货。他说，他的一位朋友就买过便宜货。有一汉子，担着一挑全套的景德镇瓷器，一头是八八六十四件，一挑是一百二十八件。借着月光细瞅，款、印、胎、釉都地道。东西是真玩意儿，用是用过多时了，但无缺无口无冲，说明用的这家人仔细，是大家名家，摆着比用着的功夫大。极便宜，半卖半送。那位朋友就担回家了。后来请人上眼一瞅，称你捡了一“大漏”。估计那汉子是在人家管厨房的，偷出来卖了等钱急用。

占地最大的是卖旧衣服旧鞋旧帽子的，一摆一大溜，好点的衣服下面有张旧席，破烂衣服往地上一铺。“鬼市”的摊主从来不吆喝，不招呼，不拉买卖，全凭“趟”的人自己看，自己挑。但别看摊主不说话，但也时刻拿眼瞟着人看。如果看你是个“上货”的，他会示意你看他旁边的东西，一个高高帽盒，轻轻提起来会吓你一跳，按老规矩别说您了，四品以下的大官得跪下磕头，原来那提起的帽盒里有一件叠起的黄袍马褂，上面有顶二品大员戴的顶戴花翎的官帽。那年小皇上才刚刚退朝一年啊。“鬼市”的人胆大。

“鬼市”愣还有卖军火的。那位前辈说，他亲眼所见。卖主提着一个木头锯成的玩具手枪，涂成漆黑色。卖主抱着看，叼着烟，眼睛绝不四下乱踅摸像梦游中的游魂，但如果有人用手掂这支木头枪，买卖就来了，但不能看货，亦不能验货。卖主会把肩上的褡裢放下，让你伸进手去摸，去卸，去怎么弄都行，但就是不许你拿出来，甚至可以让你探进头去踅摸踅摸，讲好价钱，一手交钱，人家一手连褡裢都交给你，转身就消失在半明半暗的半夜里。“鬼市”里有个传说，传汪精卫刺杀摄政王的炸弹没响，那炸弹就是在“鬼市”上买的，走了眼，让人给蒙了。

“鬼市”上也有“活物”。护城河边杨柳树下拴着的有骆驼有马，有的屁股上还打着军马印，但照样卖。“鬼市”的潜规则入市则守，绝不问货从何来。买，你就询价，不买，请你走人。卖不了，赶天亮前又牵回军马营，照样拴在军马槽上。

天亮时，真像云开雾散。“鬼市”没了……

听戏

老北京人都讲究这一嗜好。

插龙旗的时候，从道光皇上开始一直到老佛爷慈禧皇太后都喜欢这一口，颐和园里专门修了大戏台，其名曰：德和园艺大戏楼，拿着“水牌”转着圈地点天下的“名角”进园子唱戏。遇上喜事、过寿庆生，必须唱戏，还得一连唱好几天。王爷、贝勒爷和戴顶戴花翎背着补子的官员们，无论你是几品，在哪座衙门中行走，几乎没有不好这一口的，有的还是票友，家里的行头都藏有十几套，“板一鼓，琴一响，浑身痒。”

那戏里也有政治。当年李鸿章请各国驻华公使听京戏《借东风》《空城计》都是唱功很重的老生戏。那真叫洋鬼子看戏傻眼，不少大使看得眼皮上下打架。看完后李大人吩咐，以后对付俄国、英国、日本公使一定要小心，他们听戏听得都比我入神，板打得都比我准。

剪了辫子到了民国以后，真歪了门了，龙庭变了，嗜好长存，民国政府的届届总统、副总统、总理、副总理，还有那些走马灯似的部长们、总长们、司令们、督办们，没有一个不喜欢听戏的，听得还入迷上瘾，不少还是票友中的高手，不会唱几出京戏，人家会以为你是另类，“玩”都不和你“玩”。首届大总统袁世凯就十分讲究听戏，且能听出门道，闭着眼听，板一打就知道这戏班子是谁带的，琴一响就能听出是哪位琴师操的，“角儿”一唱就晃着脑袋手指头打着点，一字一句跟着唱；而且唱得有声有调，有派有韵。戏班子老板都得拱手称地道。这功夫，天大的事也没人敢禀报，谁敢搅了袁大总统的戏瘾？别看曹锟大总统是文盲总统，但京戏地道，道白京腔京味儿，都是文言文白，一口地道的谭派架子花脸老腔。想当初北洋军队出征得胜后，都要在天津小站唱上三天大戏，派专车去京津两城遍请“名角”大师。有时候两台大戏同时唱，那红火热闹没人能比。

那天大栅栏里的中和大戏院锣鼓点打得正紧，操琴的正是齐如山大师。舞台上灯火如白昼，梅兰芳唱得真好，拿手好戏，《宇宙锋》。梅老板身段处处是戏，梅老板唱腔句句传味。听得全场人如醉如痴，看得全场人目瞪口呆，“瘾”得全场人舍身忘己。正在此时，二楼包厢中，有人急急忙忙地退场，梅老板一眼就看得清清楚楚，身兼“中华民国”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兼总理北方八省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张学良慌张而走。梅老板知道，不到火上房的当口，什么也拉不走张少帅。第二天一早，他坐在当院看报纸，打开一瞧真让梅老板大吃一惊，果不其然，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挑起“9·18”事变。

老北京的戏园子热闹。台上唱台上的，台下忙台下的，像两条平行线。满戏园子里你都能看见买香烟的，卖瓜子花生铁蚕豆的，有卖鲜果仁丹薄荷糖的，有沏茶倒水送热毛巾的。找座碰见熟人都不慌不忙亮着嗓子说话像台上京戏中的道白。“孙五爷，您老来瞧戏来了，我这儿给您老请安了。”前腿膝弓，后腿膝弯，右臂在前，左臂在后，旗人的礼数在戏园子里也不能少。“台二爷，没瞧见您，您吉祥。”一句问候一句道白，从老太爷一直问到公子爷，恨不能让周围的人都知道，爷听戏来了！最后辈分大、脸面阔的孙五爷一声脆亮亮的招呼结束了这场在旗的礼会。“茶房，台二爷的茶钱、点心饽饽钱记在我账上！”

老北京人看戏是看“角儿”，“角儿”没上场，听不听都没劲。戏园子下午刚刚开场唱的头一场戏叫“叫场戏”，又称“等人戏”，都是小角色唱的，没有人会正儿八经地坐在那儿细听。

京戏讲究：唱、念、做、打、手，腿、身、法、步。戏园子里讲究“三甲鼎”三大老生为首的是程长庚。程老板有铁嗓子之称，张口抬头，只一个啊字，全场被镇得鸦雀无声。杨小楼号称杨霸王，装妆好了上台，唱的是《霸王别姬》，据说连拉幕的手都哆嗦，他扮的霸王虎虎生威，气场逼人。梅兰芳曾说他最佩服的就是杨小楼。谭鑫培在梨园中号称“伶界大王”，是一杆大旗，创造了谭派唱腔，谭鑫培唱红的时候，“四大须生”还没有怎么出道呢，马连良还给谭老板挎刀呢。

老北京戏园子里，戏迷相见都唾沫星四溅地争说“角儿”，显摆自己懂戏，懂角儿，熟角色。真正的角儿登场，挂头牌的上台大都是快半夜了，所谓压轴戏正是指此。板打得山响，琴拉得高亮，小锣“筛”得又紧又脆。好戏在后头。

这工夫到的才是贵客。前面有“茶房”引道，边上有戏院管事的介绍，一直让到雅座，包房都用帐布围着，这时候才去帐入座。管事的一边介绍今晚的“头牌”，一边还要说，这茶是今天早晨刚刚从前门下的火车，伙计小跑着送来的；冲茶的水是一大早刚刚从西山玉泉山上拉来的泉水，一路紧走过西直门送来的，您老尝尝。这时候小伙计会适时递上热毛巾板，擦手的是擦手的，然后换上擦脸的，茶叶喝了头一盅后，管事的会向台上扬一扬毛巾，“压轴戏”开唱。

老北京戏园子里最“损”的是“通”，就是当场喝倒彩。不管你是多大的角，唱错了，唱走了，唱得不挂味儿了，就“通”你。

上世纪30年代京城戏园子里有位“金霸王”，是继杨小楼杨霸王之后的另一位“霸王”。又号称“十全大净，”大名金少山。“金霸王”红的时候戏台上没人敢唱《霸王别姬》，也是“千金”难求一票。“金霸王”讲究“派”“谱”“架势”，身前身后有十个跟班的，那真是“门前仆人雄似虎，陌上旌旗去如龙”。金少山的嗓子真神，在广和剧场唱，一声高腔，把挂在三楼上的灯罩震得直打战。晚年因年老技衰，又因生活所迫，当时金少山像许多老艺人一样吸食大烟，又不得不登台，结果被台下“通”声刺耳，“通”声不绝，“通”声连片，不得不黯然下场。据说金少山回到后台后，把自己关在～间斗室里，放声大哭，直哭得山摇地动，“三军动颜”。从此告别舞台。新中国成立之前，金少山～贫如洗，食不果腹，饥寒交迫，死时头枕半块砖，身铺一领席，悲哉！哀哉！苦哉！正如老北京戏园一副对联所言“戏台小天地，人生大戏台”

澡堂子

老北京那时候洗澡不贵，两毛钱，到新中国成立以后20年，大澡堂子洗个澡也才两毛六分钱，近一个世纪长了六分钱。

在澡堂子里洗澡也是老北京风景的一条细细的窄缝，从中也能窥视到老北京的风俗文化。

一进澡堂子，你就能听见一声地道的北京吆喝，“来啦，两位爷，撩帘子瞧道里面请……”，尾音拖得长长的，老北京话，字正腔圆。先到柜上取牌，牌是竹牌，大小像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城存自行车用的车牌子，交钱取牌里边走。当然不是一种牌子，洗大澡是光牌，搓澡是刻有“手”字的牌子，修脚的是刻有“脚”字的牌子，沏茶的另计。有跑堂的“颠儿”着过来领路，一直把你领到铺前。一个简单的单人床铺，讲究铺的单子盖的毛巾被都是雪白雪白的不能有一丁点黑痕灰迹。木拖拉板整整齐齐放在铺前，跑堂的会送来一碗不冷不热极清淡的茶水，漱口，这叫迎客茶，又称清口水，然后进澡堂子。

澡堂一般分三个水池。烫、热、正常，一般老客都是泡热水澡，然后到烫水中过过瘾，烫得痛快，那是人的一种极度舒适放松的自然状态，烫狠了，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赤裸裸直挺挺地躺在池沿边上，全身红得像刚下屉的龙虾，红得发亮，这时候你能听见一声西皮原版唱起，“嘴里打着家伙，冲着腾腾上升的蒸汽，唱起“罢时白茫茫满江雾厚，顷刻间观不见在岸在舟。”这时候准有人接上打板接着唱：“劝大夫放开且自饮酒，些许事又何必这等担忧。”有板有眼的挺神乎。

一出澡堂有跑堂的拿着烫人的热毛巾给你前胸后背擦拭一番，去汗，澡堂讲究这叫归客送，一直送到你铺位上。看你坐稳了，才又递上擦脸用的热毛巾。

洗完澡在客铺间那才热闹。

有下棋的，当然就有观棋的，有观棋的就有支招的，话赶话地说出来也呛人，但细听起来还挺有韵味。“您就是刚刚吃了龙胆豹子心也没那么大胆敢吃马？”“我不敢吃马？我就不信那羊上树，我就不尿那猪爬墙。”“这真叫穿大氅的不怕光膀子的。”“咱是光身子的，咱怕谁？”一阵轰轰。然的笑声。老百姓也有老百姓的乐。还有喝茶的，澡堂喝茶有讲究，一块来的两个人要的一壶茶，沏好的茶放在两张铺中间的小桌上，茶壶嘴一定冲中间，表示两位是一起的，跑堂会一边放一只茶碗，斟茶也是先左后右。如果来的是一位，沏好茶的茶壶嘴一定要向要茶的那位，一点都不能错。沏什么茶也不一样，你进门时先在柜上说明了，沏不沏茶？沏什么茶？高沫？云片？龙井？碧螺春？钱错不了，茶就错不了。

不到老北京的澡堂子里泡澡你体会不到什么叫“水包皮”，什么叫“泡澡”。

那个时候的澡堂子不计时间，你可以从早晨一敲钟一开门就进去，晚上满天星斗时再出来，绝没有人催你。你想泡多久就泡多久，只要你不怕泡熟了，泡褪了皮。这是老北京人说的噶话。但澡堂里叫饭是跑堂的一项服务，吃什么你点，跑堂的负责出去叫，没看见过忒复杂的，一般都是两碗馄饨两个芝麻烧饼。也有叫烧酒的，往往是两个凉盘一壶白干，一喝喝一中午，吃喝完了就睡，睡醒了再下池子泡去。

澡堂里喝酒一般都是“文喝”，斯斯文文，慢慢悠悠，一碟花生米，一碟泡蚕豆能从“开花”吃到“败园”，没有人认真喝更没有人认真吃。四五个人腰里缠着块大毛巾，脸对着脸，胸脯对着胸脯，神聊，解闷，舒心，畅神。老北京人聊和侃是有区别的，用气象术语打个比方，它们的区别就在聊是和风细雨，也可称秋雨绵绵，梅雨时节。侃就不同了，是暴风骤雨，倾盆大雨。聊得细，有味，有味的关键是有悬念。一位说，听说故宫里的太监往外偷宝卖。这已不是什么新闻是旧闻了。但新在一位太监偷了一枚乾隆爷的扳指，要带出宫去，那时候宫里已经紧了，出宫是要脱光了搜身的，这位公公真行，用细丝绳把扳指吊在自己的裆下，因为太监都是阉人，二爷被生生割去了，不好看，因此脱光了检查是脱光了，但执法的也是太监，不愿看去了二爷的裆，都留一条薄的小裤。得，那枚宝贝带出来了，在琉璃厂出手，你们猜猜卖了多少两？他神秘地晃动着一只手，五十两！五十两银子？瞎了吧？走眼了吧？五十两金子！

喝酒，都是高端杯浅饮酒。

又一位说，谭鑫培谭老板隆了，被禁演了？不知道了吧？他拖着长音不紧不慢地仿佛自言自语，谭老板戏好，人品也高。这不，袁大总统当皇帝请谭老板唱戏庆贺，谭老板不去！几位同出啧啧声。袁大总统以为酬礼轻了，派去的汽车里车座上十块一摞十块一摞的袁大头把汽车的车座子都铺满了，请！谭老板不为其所动，不去！连邻座都伸拇指，晃着头，佩服地连声叫好，仿佛给谭鑫培喊抬头彩。

有一位爱玩蛐蛐，他的蛐蛐罐就放在澡堂子里，随时找人斗。他说听说了吧，东城的老三花十块大洋买了一头“红狮子”，都说买赔了，三爷眼真毒，托着就到贝勒爷府上了，那“红狮子”也真横，只杀得贝勒府上丢盔卸甲，人仰马翻。三爷再从贝勒府出来，蛐蛐留下了，手里托着白花花的五十块袁大头。

老几位聊得将军不下马，又进澡堂子泡进池子里了，跑堂的都懂行，把两碟小菜半壶二锅头放在磁托盘放在水池中，托盘划到谁面前谁喝，谁喝听谁聊，个个能聊得口吐莲花，真神仙也。

庄子是神人也，追求的“茫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老北京澡堂子也！

哄小孩的“玩意儿”

“拉洋片”我赶上了个尾巴。老北京在上个世纪50年代还有一段“拉洋片”的日子，记得是一毛钱一位，趴在洋片箱前一人一个镜头往里看，一人一边拉着样片一边唱着戏里的解说词，其实就是以后的幻灯片，一个样片大概有24到30张，看完换人，想再看就得再交钱。当时一毛钱也花不起，常常看见前面的小孩，我们称之为“阔主”，看完以后一脸幸福，五官都溢着自豪，给我们“显摆”。回家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向爸爸妈妈要钱，要一毛钱，看“拉洋片”。

我们看的比较多的是“小电影”。“练摊”的骑一自行车，车后架上绑着一木箱，打开木箱里面，有十几台类似现在照相机一样的“小电影机”，看一小电影和看一个拉洋片一样，一毛看一次，一次只能一个人看。上面贴着片名。我们一般爱看打仗的，“练摊”的就拿起一个个长方木箱看看上面的片名，然后告诉你怎么看。小匣旁边有一个小把手，轻轻一摇，里面的画面就转换，和拉洋片一样，是一种小幻灯片，不同的是自己可以挑选，各看各的，但没声音，不能后倒，看完以后交给人家。“练摊”的有一种特别的钥匙，插进去倒着一摇，幻灯片又倒回来，重新再挣一毛钱。

看小电影的魅力有多大？为了要到一毛钱，孩子们几乎无所不用，除了和家长哭、闹、缠、求、磨之外，还平时就攒钱，比如看见家里的牙膏用完了就把牙膏皮自己收起来；主动去捡“破烂”，看见破铜烂铁就像发现新大陆，攒够一毛钱就是一张电影票。

不知为什么，到50年代末，这种送货上门的小电影就见不上了，可能和露天电影越来越多了有关系，我们家不远的呼家楼就有露天电影院，才五分钱一张票，每晚演两场，就是没座，一水的站票。

最热闹的是胡同口来了“小人书摊”。“练摊”的蹬一辆三轮板车，车上放着两个大木条箱子，找块干净地方，铺上油布，把箱子里的“小人书”，就是连环画，拿出来摆上。小摊有几十本，大摊有上百本。练书摊的一不吆喝二不打家伙，他像张网待雀的行家，不急不躁地坐在一旁等着。只要有一个孩子看见了，不用一炷香的工夫，全胡同的孩子都跟着跑出来，围着书摊挑书。这工夫练书摊的人手中拿着一长长的竹竿像教室里先生拿的教鞭，你指那本，他就用教鞭点那本，你点头了，他就取过来，看一本连环画二分钱，人人都看得起，一毛钱就能看半天，挺过瘾的。“练摊”的主要是监看孩子们不能换着看，换着看他就赔了，也不能好几个孩子一块凑着看一本。这时候他就用教鞭指点着书示意你是“非法”的。我们当时主要是和“摊主”斗争。我们故意挤在一块看，一人拿两三本，各自看各自的，不违他的法，趁他稍稍不注意，就悄悄地把已经看过的偷地换了。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把二分钱花成四分、六分了，我们都特自豪，特骄傲，觉得他那么大的一个人被我们小孩给蒙了。

书摊真吸引人，他的“小人书”很多都是一套一套的，比如《西游记》《岳飞传》，看完一本钱不够就又得找家长要，死缠活粘的，要不来一毛钱二分钱总是能要来。那时候，我们最大的理想就是长大以后也想去练书摊，拥有那么多“小人书”，那就连睡觉也不睡觉了，天天看“小人书”。

想起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真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童乐。一代人的“黄金时代”有一代人的追求。

排队

老北京人最“乐于”排队。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城里几乎无处不排队。人们见队就排，往往是先排上队，再问排的是什么队？买什么的排队？

我印象最深的是全北京城男女老幼，齐上阵，排队买冬储大白菜。

那时候冬天来得早，深秋冬韵就已经十足，阳历十月底飘雪落霜已不新鲜。冬储大白菜仿佛是在一早一晚就在北京城卖开了。

那时候负责卖菜的都是国营的供销社或合作社，汽车把大白菜拉来垛得跟小山似的，天蒙蒙亮就有人排队，工夫大了，冻得排队的人又是跺脚又是搓手又是哈气又是抱怨。怪不得北京人怨气大，八点半才开始卖菜，但人们从六点钟就站在那儿排队，谁都怕来晚了买不上，买上了买不到好的，其实那时候买冬储大白菜根本不让挑，轮上什么是什么，但京城人的心理就是早了就感觉好了。

卖大白菜的服务员都是“全副武装”，带着大手套、长套袖，围着大围裙，排到谁了先写本，就是在北京市居民购货本上写上购冬储菜多少斤，表示你们家的冬储大白菜已经买完，冬天吃的菜国家已负责供应完。记得一入冬季冬储大白菜是75公斤。最忙的是搬运，服务员忙着往地磅上码大白菜，称完以后再找空地搬下来，再称第二称。那个时代一般人家都是七八口人，那真是男女老幼齐上阵，把家里的所有能用上的“人力物力”都“亮”出来了，有自行车的推自行车，有竹子做的婴儿车也推出来了，大人一人抱六七棵，我们半大小子抱四五棵，再小的弟弟妹妹就抱一两棵，蚂蚁搬家似地排着队往家运。家中最小的孩子的岗位是留守在自家的白菜堆边看“摊儿”。那热闹得也像“大跃进”一样。苦是苦，但家家户户都干得热火朝天的，人人都干得一头一脸的热汗，也都干得兴高采烈的。

那可能就是时代印记吧。现在这一茬老北京人说起当年买冬储大白菜还依然兴致勃勃的。

排队排得比较有水平的是快过春节了，“街道”上突然通知今年春节市里要增加供应什么，一时间“爆”得如水落油锅。记得那一年“街道”通知说每户每本供应二两芝麻酱，货太缺，只供应一天，去晚了卖完了就只好等明年了。老北京的老太太们传消息比电影《鸡毛信》中的“消息树”还灵还快，老太太们说话虽有些不兜风，但添枝加叶却一丁点不妨碍，传到我们这儿就成了说特供春节的每户二两芝麻酱，明天开门就供应，什么时候卖完什么时候算；又传过来说，供销社只进回两大缸芝麻酱，多了没有。芝麻酱那年月真是稀罕物，小点的孩子只听说过香，见都没见过，闻都没闻过。等我们院的人拿着各种罐子、揣着购货本排队时，竟然找不到队尾了，不知道排在哪儿，哪儿都是人，哪儿都是队，哪儿哪儿都是人排着人的队，问谁在哪儿排队，谁都说在后面，但后面在哪儿没人知道，真急得人一身汗。虽说到处都是人，却不乱不挤，但你想“夹仨儿”门都没有，我们家买芝麻酱的供销社在东大桥供销社，队愣是拐弯地排出关东店，排出大马路，一直扭扭曲曲排到原来北京市橡胶九厂的厂门口。老北京人爱说“扇扇子”的“风凉话”，有人调侃，谁都说小脚老太太的裹脚布长，咱这队排得可比那小脚老太太的裹脚布长。没想到队里排着的还有不少小脚老太太，老太太们不乐意了，他们也调侃，说还不是因为小脚老太太生下一群又一群儿孙们闹的，别说吃，十年没见过芝麻酱。

老北京的话，地里有苗不愁长，多长的队也是越排越短。终于一步一步前进，一步一步蛇行，终于排进商店，终于排近柜台。真让我大开眼界。只说那卖芝麻酱的人的本事，写完本的人把本拿上来一瞧，原来供应量不同，三口之家的一户一年供应二两；五口之家的一户一年供应四两，五口以上的供应六两。只见那个女售货员把你的罐子往秤盘上一放，再把秤砣往前一拨，把分量定好，然后提起勺来在芝麻酱桶里一抠，直接就倒进秤盘上的罐罐里，芝麻酱的勺子带着很长很细很匀的“尾线”像是计划好了似的都准确无误地打进罐罐里，无论你那的罐子、瓶、盒的开口有多小，绝不会流淌到外面，令人惊讶的是，都是一勺准，我在后面早早就盯上这个场面，从没看过补的或又往外打的，都是一勺准，真神了！我才想到排那么长的队为什么能在二三个小时就能排到。在读到欧阳修的《卖油翁》时，忍不住拍案称绝，自他说到“乃取一葫芦置于地，以钱复其口，徐以杓酌油沥之，自钱孔入而钱不湿。因曰：‘我亦无他，惟手熟尔。情不自禁想起卖芝麻酱的女孩来，“惟手熟尔”，欧阳修不欺人也！

记得好像是1963年的冬天，十冬腊月，那年北京格外冷，房檐上的水棱子冻得有一尺多长，还刮着白毛风，残雪粒子被寒风扫到脸上打得生疼。因为接到通知每户每本供应五斤带鱼。街道老太太们又传话前面还说国民经济形势大好啦，市里照顾啦，紧跟着话锋一转又是带鱼不多，不是敞开供应，买不着的不补。得，又是起大早，冒严寒，战冰雪，排队的差不多都是我们这些中学生，估计家里给的政策都一样，买不上别吃。为了嘴都可以“玩命”，何况仅仅一个天寒地冻？那天可真的冻坏了，用老北京的土话说叫“猴冻猴冻的，贼冷贼冷的”。排大队，派出去二里开外，每个排队人的姿势基本一致，抱肩缩身，弯腰低头，笼手夹袖，时间长了，就连摇带晃，跺脚蹬腿，连调侃的热劲都冻没了。但没有一个人中途“撤退”，都心甘情愿地挨冻。风雪里的长长队列真像不倒的长城。

其实北京人排队是有传统的，男人梳辫子的时代，老北京人就干什么，什么排队，连朝廷都排四大队：上朝、领饷、放账、看榜……

现在京城人也爱排队，也干什么，什么排队，现在北京人也排“四大队”：买金子、房子、车子，办“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