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若星

怀念昨夜迷蒙的街灯

——存在主义的电影折射

一位好莱坞剧作家吉尔，厌倦了每天只写剧本的生活，开了一家名为“出自从前”的怀旧商店，并以此为题材创作了一部小说。

商店的名字叫“出自从前”，出售的物品由回忆构成，有些对某一代人而言是平淡无奇，甚至低级庸俗的东西，仅仅由于岁月的流逝，它们的状态就发生了质变，一下子变得既神奇迷人，又有点儿做作可笑。

吉尔迷恋20世纪20年代的巴黎。晨光下、雨幕中、夜色里的巴黎，巴黎的小巷、塞纳河、左岸的咖啡馆、石板路。吉尔常说的话是：想象一下20年代的这座城市，20年代的巴黎，在雨中……

在吉尔的心目中，那个时候，没有全球变暖，没有电视，没有人肉炸弹，没有核武器，没有大毒枭……。

于是，吉尔来到了巴黎。

在午夜巴黎，吉尔偶然间坐上了一辆标致老爷车，来到一家酒吧。歌舞欢腾的酒吧中，吉尔的惊喜一个接着一个。怎么也没有想到，在这里，他邂逅了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布努埃尔、毕加索。第二晚，在毕加索的公寓中，他又见到了斯坦因、达利，以及毕加索的情人阿德里亚娜。

来自波尔多地区的法国姑娘阿德里亚娜有着摄人心魄的美丽，吉尔爱上了她。可阿德里亚娜却心在彼岸，她向往并沉醉于19世纪90年代，迷恋着那时迷蒙的街灯、幽雅的小店铺……

阿德里亚娜总说自己生不逢时，在她看来，美好时代是19世纪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么的敏感多情，那些街灯、小卖亭、马和马车，还有‘马克西姆酒吧。”

又到巴黎午夜时，吉尔与阿德里亚娜乘着一辆华贵的马车，驶入19世纪90年代的马克西姆酒吧。在那里，两人瞬时被一位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所吸引，他们是：高更、劳德雷克、德加……

攀谈中，高更说道，这个时代（当然是高更所处的19世纪90年代）是空洞的，没有想象力的，要是能生活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好了。高更向往着能与提香和米开朗琪罗并肩作画的机会。

这是美国独立制片入伍迪·艾伦影片《午夜巴黎》的主要故事。

伍迪·艾伦通过影片中人物的述说，阐释了他关于怀旧的理念：怀旧就是拒绝，对痛苦现实的拒绝。

那是些活在过去的人们，那些人认为他们要是活在早先的时光，他们会活得更加幸福。

认为一个人生活在别的时期，总是好于他现在身处的时期，这是一种“黄金时代情结”。

我想逃避我的现在，就像你想逃避你的一样，都想找到“黄金时代”。

我们都惧怕死亡，并质疑在宇宙中我们身处何方。艺术家的使命，不是向绝望屈服，而是找到一方解药，来对抗存在的虚无。

实际上，伍迪·艾伦是用他的《午夜巴黎》，向社会，向观众，也向萨特，交了一份存在主义的答卷。

萨特的存在主义，主要是关于人的存在状态的学说。存在者的困境在于总是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去蔽就是一种主动的让存在显现的过程。人是在时间中生存的，每个人都是向死而生，无一例外，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与时间的无限性的对峙永远存在。

那么，怀旧就是一种去蔽，它让人把过去和现在连接起来，使人的存在不致于处于一种无根基的飘浮状态。

同时，有学者认为，怀旧也是人类千百年来总结出的一种回避思想危机的有效措施：人类无数次憧憬的黄金时代与世外桃源，都是对于当下社会失范困境的一种主动撤出，以此回避同流合污的沉沦危险，并有力捍卫了社会秩序与正义的存在价值。怀旧作为个体的一种消极自由，保证了社会在微观层面上坚持一种走向上的道路的努力。因为你所怀念的总是一些经历时间磨洗而历久弥新的人类美德。

难怪伍迪·艾伦这样说自己：“我参加了一次存在主义的考试。我一个答案都没写，结果得了100分。”

相逢

——读《我遥远而亲近的俄罗斯》

的遐想（代序）

人的一生之中，会有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相逢。

有的人寒窗下相逢，成为一同苦读的同窗；有的人办公室中相逢，成为共谋事业的搭档；有的人于海外、异乡、陌路中相逢，他们或擦肩而过，失之交臂，或从此相识；或一面之交，或从此同道，或结为知音……

各种各样的相逢，各种各样的情景；无数的友谊，无数的情怀。

与孝英老师的相逢，我视其为持续30余年的一瞥；或者说，是长达半个世纪的回眸。

（一）

先说持续30余年的一瞥。

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我正在西北大学历史系读书。一个周日回家，适逢家中来了一对父母亲的客人。

当时家中只有里外两间房。我躺在里间的大木床上看书。阳台外的庭院里枝叶婆娑纷披、小鸟啾鸣，空气中浮动着那个年代的星期天特有的那种懒洋洋、慢悠悠，温馨的、温暖的、清新的气息，让每个人的心情都很好、很放松。不时还有蒸熟了的大米饭饱满的清香和炒菜中油盐葱姜冲鼻的气味。

这时，一个磁性的男中音在外屋响起，父母亲也十分客气地迎和着，听来是受欢迎的客人。那个男中音说话时，唇齿间带着一种细碎的南方口音。渐渐地，与其说是谈话，不如说是开始了一次口若悬河的演讲。

演讲的大意是，“男中音”去参与了一次无论对我们这个国家还是对他个人来说都是久违的外事活动。在这次高规格的外事活动中，当“男中音”听到他同样是久违了的俄语时，感到了极度的荡气回肠、心旷神怡。

不知不觉中，我开始仔细地、认真地听起了外屋的谈话。通过谈话我获悉，“男中音”大学时代主修的专业便是俄语。

但究竟是什么样的迷恋，竟能让这个人达到如痴如醉的境地？

我第一次得知，一种语言，可以使人“荡气回肠”，可以令人“心旷神怡”。

这是一种多么奇特的感觉与体验！

这是一种多么不同寻常的人生！

好奇心驱使我轻轻地坐起身来，来到里外间相通的门口，悄悄撩开悬垂的珠帘向外看去，原来是一位面庞白皙清瘦、颇为玉树临风的青年，旁边是他的夫人，安静地聆听他高谈阔论。他们俩一同坐在我家木头餐桌旁的木椅子上；我的父母，则坐在两把白色的藤椅上，不时地颔首微笑，看来他们非常欣赏这位青年。

后来，我知道了这位青年就是父母经常提起的那个陈孝英，是他们所在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的同事，文学研究所的青年才俊。

再后来，我更知道了，一个人，对一种语言的迷恋，其实是植根于对那种语言所承载起的文学、艺术等文化形态迷恋的基础之上的。

（二）

接下来，便不得不说到那个长达半个世纪的回眸了。

这个回眸，从孩提时代，到少女时代，再到青年时代，相随相伴，挥之不去，永无止息。

曾经，穿上了一条人造棉的、上面缀满着细碎花朵的连衣裙，母亲说，这条裙子叫“布拉吉”，源自俄语。这条“布拉吉”，腰身收束，裙裾摆幅很大，悬垂感很强，穿上身，既婀娜，又飘逸。

曾经，我和小伙伴们的励志故事，是卓娅与舒拉，是古丽娅，是普通一兵，是保尔·柯察金。

曾经，父母“下放”前，卖掉了一架子车又一架子车的书，留在书架上、书柜中的，是于我如珍宝一般的苏联与俄罗斯文学：《叶甫盖尼·奥涅金》《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普通一兵》《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复活》《战争与和平》《罪与罚》《樱桃园》，以及《静静的顿河》……

曾经，屋外的“文革”如火如荼；躲在屋内的我，只知一本又一本地，在雪后荧光色的台灯下、在午后榆树的浓阴里、在大雁塔苗圃的灌木草丛中、在夏雨淋沥的窗前，如饥似渴地“饕餮”着。

曾经，一个个夏日的傍晚，树阴下、花丛中、小河边、谷垛旁，我和我的女伴们吟唱着《草原》《红莓花儿开》《山楂树》《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太，阳慢慢落山，微风徐徐吹来，花香阵阵，一片清凉。

曾经，无数次相聚的休息日与午后，伙伴们都是在吟诵着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蒲宁、涅克拉索夫的作品中度过；激动之时，大家开始讨论起冰天雪地中的莫斯科保卫战、狙击手屡立奇功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还有列宁格勒的围困、库尔斯克的钢铁绞杀、塞瓦斯托波尔的炮台与潜艇，以及无名烈士墓前的长明火。一个个经典的战役，一幅幅令人热血沸腾的图景，陪伴着我们许多、许多年……

曾经，我也为《青年近卫军》中苏联青年英雄的群像而深深地陶醉和震撼：

“美丽的夏日的顿涅茨河畔，映着月光的深色河水，河面上一朵珍珠般的百合花，在这样一幅风景画般的绚丽背景上，出现了一个从柳树丛里探出身来的姑娘，‘她（邬丽亚）梳着两条乌黑的起着波纹的发辫，穿着雪白的上衣，长着一双这样美丽的，由于突然从内部放射出来的强烈光芒而睁得大大的、温润而乌黑的眼睛，使她自己就很像这枝倒映在暗色的河水里的百合花。”（《我遥远而亲近的俄罗斯》第33页）

“‘站在边门后面的紫丁香丛中间，她‘打扮得好像是预备上俱乐部去似的。她那总是保护着不让太阳晒到的玫瑰色的小脸，有着微软整齐的波纹并且卷成一个个圆圈的金发、好像象牙雕成的小手和仿佛刚刚修剪过的发光的指甲，以及穿着轻便的奶黄色高跟鞋的小小的匀称丰满的脚——这一切都显出仿佛刘勃卡（刘巴的爱称）马上就要登台跳舞和唱歌似的。”（《我遥远而亲近的俄罗斯》第35页）

曾经，这也是我的梦想：

“我多么愿意再活一次，以享受头一次捧读《战争与和平》的幸福。”（《我遥远而亲近的俄罗斯》第174页）

曾经，我也仿佛看到：

“他（列夫·托尔斯泰）由一簇犁下逃生的牛蒡草萌生了创作《哈吉穆拉特》的最初灵感；又从对一只乌鸦的观察中悟出了‘人人均有翅膀，人人都应高翔的人生哲理。他写作进入亢奋状态，踱步思考时撞到箱子上碰疼了膝盖，还笑嘻嘻地吟诗自嘲；离家出走后，栖身于修道院客栈，终日沉溺于无法解脱的痛苦之中，竟然还一如既往，字斟句酌地推敲论文，并在写有‘肥皂“咖啡‘指甲刷之类需从家里寄来的物品清单底下一连记下了四个创作的新题材……”（《我遥远而亲近的俄罗斯》第177-178页）

曾经，在出访俄罗斯归来后，陕西省作协副主席、安康市作协主席张虹女士发给我短信：“不管别人如何，我们心灵的收获太大了！”从而勾起了我内心强烈的共鸣。

曾经，我在写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文化参赞迟润林先生的E-mail中说道：

“到过一些国家，但从未有过像抵临俄罗斯这般，心潮起伏，激荡难平，在飞机即将降落与飞离俄罗斯大地时，那样的泪流满面，不能自已……”

而迟润林先生则在回信中说道：“看到您对俄罗斯如此钟情我也很高兴。对我们的国家，对那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俄苏文学艺术熏陶下成长的中国人来说，这种俄罗斯情结恐怕注定要陪伴其一生了。”

这种长达半个世纪的回眸，是在涅瓦大街，在涅瓦河波罗的海人海口，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普希金、高尔基故居，在十二月党人广场，在无名烈士墓前无法抑制的哭泣、流泪；是自己的心灵对宏大华美、充满着宽厚包容悲悯之心的俄罗斯文学的回报。

当我在寻找人生真谛时，它告诉我，要追求光明、博爱；当我在思索人生态度时，它告诉我，要乐观、坚强、永不屈服；当我在学着待人接物时，它告诉我，应当真诚、永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这样长达半个世纪的回眸，便使得我与孝英老师的视线，不可避免地相逢在了一起。

（三）

这样的相逢，使我们找到了那么多共同喜爱的话题、共同追慕的情调、共同陶醉的色彩，与共同如痴如醉的精神家园。

我们因此，在某时某刻，会打通彼此的心灵隧道。

架起这桥梁的，便是使我们得以彼此沟通的那一种文化的、文学的力量。

那时，虽然我们还未曾相逢，不曾相识，但是，我们却共同喜爱着，那亲切而遥远的圣彼得堡、莫斯科、图拉；我们共同将雅斯纳亚·波利亚纳——列夫·托尔斯泰庄园，奉为我们的精神高地；我们共同沉醉与迷恋着，涅瓦河畔的普希金故居、顿河两岸的肖洛霍夫家乡、波罗的海海边的白桦琳……

那时，虽然我们还未曾相逢，不曾相识，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样共同的喜爱，是在曾经枯寂、清冷、困惑的日子中，给予我们以精神抚慰，给予我们饥渴的对美感的追求以绵绵不绝养分的眷恋。

那时，虽然我们还未曾相逢，不曾相识，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样的魂牵梦萦，是在我们狂热地追求着美丽、力量、前进等目标与理想的日子中，给予我们以导引的感恩。

因此，我庆幸，在30年以后，我和孝英老师又一次相逢；我庆幸，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回眸后，我们因俄罗斯文学而相知。

（四）

暮春初夏的五月，当孝英老师的新著《我遥远而亲近的俄罗斯》的清样呈现在我面前时，我无法抑制心头的惊喜。当晚彻夜不眠，将它从头至尾通读了一遍。窗外夏雨霖铃，我一页页地翻阅着书稿，思绪也打开了回忆的闸门，半个世纪的回眸，如同电影镜头一般，一幕幕地在眼前闪现。一个久久萦绕于心头的谜团终于得到破解：我面前这位卓越的俄苏文学翻译家和研究者，是怎样实现华丽转身，成为中国喜剧美学大厦的奠基者的？构建和支撑这座宏伟大厦的基石究竟是什么？他们（孝英老师和喜剧美学）究竟是靠什么完成这一神奇的越境“喜相逢”的？感谢《我遥远而亲近的俄罗斯》给了我一把解秘的钥匙。

“萨沙！”半个世纪前，那位格鲁吉亚的金发少女娜杰日达（爱称娜佳）这样轻唤着她为孝英老师起的俄文名字。（《我遥远而亲近的俄罗斯》第202页）

“萨沙！”30年前，那位来自美国的俄裔美妇人娜杰日达（爱称娜佳）也同样如此对他呢喃着。（《我遥远而亲近的俄罗斯》第172页）

记忆深处，根据俄罗斯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斯捷尔纳克的史诗巨著《日瓦戈医生》改编的同名影片中，在一座被废弃的曾经非常美丽典雅的庄园里，日瓦戈的爱人拉拉，用她湖蓝色的美丽明眸，忧郁而深情地凝视着，低声呼唤着主人公日瓦戈的爱称——“尤里！”

回荡于20世纪历史和文化长廊中的那一声声深情呼唤，或记录了令人心醉神迷的跨国度相逢，或定格了让人肝肠寸断的跨时空相望，历史和文化交汇在人性的高地，将瞬间铸成了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