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古老国家，有了不起的古老文明。中国现代化从清朝晚年就开始了，政治的现代化，是由帝国变为民国，而在文化方面的现代化中，最重要的就是语言文字的现代化。这个工作从清朝晚年提出，到现在差不多一百年。现在我们有了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语言文字法》，这个法律很好，一百年中许多研究成果都在这部文字法律中得到推广，这部法律的制定也意味着中国语言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告一段落。

中国语言现代化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是语言共同化，就是推广普通话；第二是文体口语化，就是白话文运动；第三是文字简便化，就是简化字运动；第四是标音字母化，就是汉语拼音。将来怎么走，要从世界的角度来看，要进一步研究，否则你就看不清楚问题。

大陆、香港、台湾，这三个地域大小是不平衡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从文字改革运动来讲，是大陆跑在前面，香港、台湾跑在后面了。语言文字方面的工作和党派没有关系，和国家有关系，不会因为党派变更而停止。在大陆设立有一个文改会，专门搞这个工作，所以跑到了前面。

大陆语文现代化运动告一段落，第一个表现就是普通话的推广，本来中国分为几个大方言，我小时念的书就是方言的，我能背古书都是方言的，用普通话我不会背。那么大的一个国家，有许多方言，在外国，一个上海人、一个福建人、一个广东人碰到一起，三个人要沟通只能讲英语。今天的情况就很不一样，这件事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搞了一百年。

港台地区认为繁体是正体，反对简化，这个讲法不符合历史事实。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是用当时的字体来写古文的，就是所谓的今文写古书。中国的文字，继承的是内容，而不是形式。

许多人不了解。台湾居然要把繁体字拿去申遗，我说让他去申吧，这个事情没有多大意思。假如你到台湾，你会感觉到台湾在这个问题上是看不起大陆的，香港也看不起大陆。他们有做得对的方面，也有做得错的方面。在简繁这个问题上，是他们错了。

拼音化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广义的拼音化我们已经有了，狭义的拼音化我们不走。我们当年写给周恩来总理做的关于文字改革的报告中讲得很清楚，拼音是用来帮助汉字，不是代替汉字。有许多学者提出要用拼音代替汉字，但是目前国家政策不支持，至少一百年不可能，五百年都不一定可能，拼音代替汉字的路现在不通。

“表外字不类推简化”不是国家的政策

苏培成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原会长）

当前，国家语委正在宣传、贯彻国务院批准的《通用规范汉字表》。这时出现了“表外字不类推简化”的杂音。为了分清是非，下面简要回顾一下偏旁推简化的历史：

1935年8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收324个简体字。在简化方法上，只有个体简化，没有偏旁类推简化。1956年1月13日，国务院公布《汉字简化方案》，收515个简化字和54个简化偏旁。在简化方法上既有个体简化，又有偏旁类推简化，这是对汉字简化的重大发展。例如，“勸”简化为“劝”，与别的字没有关系，这是个体简化；“愛”简化为“爱”，其他包含有“愛”的偏旁的字也要随着简化。例如“瞹璦嬡”要简化为“暧瑷嫒”，这是偏旁类推简化。如果只有个体简化，得到简化的字数有限，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而偏旁类推简化符合汉字结构的特点，易学便用，这样的改动受到欢迎。《汉字简化方案》在推行中发现有关偏旁类推简化的规定还有两个不够明确的地方。第一，一些个体简化字在用作偏旁时要不要简化；第二，54个简化偏旁独立成字时要不要类推简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文改会提出了处理意见上报国务院，1964年2月4日得到国务院批复。批复的内容是：一、“爱、罢、备”等92个简化字作偏旁时应该同样简化。二、“贝、宾、产”等40个偏旁已经简化，独立成字时应该同样简化。三、“在一般通用字范围内，根据上述一、二两项规定类推出来的简化字，将收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的《简化字总表》中”。根据国务院的指示，文改会于1964年5月编订《简化字总表》。《简化字总表》包括三个字表。在《<简化字总表>说明》中对偏旁类推简化的范围做出明确的规定：“第三表所收的是应用第二表的简化字和简化偏旁作为偏旁得出来的简化字。汉字总数很多，这个表不必尽列。例如有‘车旁的字，如果尽量地列，就可以列出一二百个，其中有许多是很生僻的字，不大用得到。现在为了适应一般的需要，第三表所列的简化字的范围，基本上以《新华字典》（1962年第三版，只收汉字八千个左右）为标准。未收入第三表的字，凡用第二表的简化字或简化偏旁作为偏旁的，一般应该同样简化。”这就是说有些不大用得到的字，一旦需要使用时“一般应该同样简化”。这里面说的“凡用第二表的简化字或简化偏旁作为偏旁的，一般应该同样简化”，后来人们叫做“无限类推”。

为了贯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01年4月国家语委批准《规范汉字表》研制课题立项。研制《规范汉字表》必然涉及简化字问题。2002年6月，课题组在安徽大学举行了简化字问题学术研讨会。会议的《纪要》说：“会议对简化字的类推问题基本达成共识，即不赞成无限类推，主张应将类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里说的“将类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后来人们叫做“有限类推”。2007年8月发布的《<规范汉字表>研制报告》里说：“《规范汉字表》发布后，表外的字一律不再类推。”2009年8月12日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征求意见稿）》（载《中国教育报》），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在《<通用规范汉字表>说明》里说道：“根据国务院1986年‘今后对汉字的简化应持谨慎态度，使汉字的形体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的指示精神，本字表以外的字，不再类推简化。”这表明《规范汉字表》课题组决定用“有限类推”代替《简化字总表》里的“无限类推”。在征求来的意见中，就包括对这种改动的反对声音。2011年2月发布的《<规范汉字表>研制报告》说：“对表外字的类推，暂时不做规定，有待通过汉字应用实践逐渐形成规范。”从上述文件中，不难看出“有限类推”论在后退。

2013年6月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公布<通用规范汉字表>的通知》，随后公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说明》。这两份文件全面阐述了有关《通用规范汉字表》的政策，其中没有“表外字不再类推简化”的规定。如果把这次发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说明》和2009年8月13日发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征求意见稿）说明》加以对照，改变是极为明显的。在《<通用规范汉字表>（征求意见稿）说明》的第六点里明确指出“本字表以外的字，不再类推简化”，而在这次发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说明》的相关位置删去了这样的表述。这是十分重要的调整。这个调整使自2002年以来关于“有限类推”和“无限类推”的争论画上了圆满句号。

可是正当我们学习上述两篇文件认真贯彻《通用规范汉字表》时，却听到了杂音。我说的杂音是指在由《通用规范汉字表》课题组编写的《<通用规范汉字表>解读》（商务印书馆2013年7月版，以下称《解读》）中，仍在宣传已被《<通用规范汉字表>说明》删去的“今后表外字不再类推”的规定。《解读》的45页大段引用了《简化字总表》有关类推简化的论述，可是偏偏删去了“未收入第三表的字，凡用第二表的简化字或简化偏旁作为偏旁的，一般应该同样简化”这样一句重要的话。这不是严肃的科学态度，这种办法并不能支持“表外字不再类推简化”的主张。《解读》还引用国务院1986年批示里“今后，对汉字的简化应持谨慎态度，使汉字形体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的话作为反对无限类推的根据，这是对国务院批示的曲解。我们看到在《通用规范汉字表》里面就出现了“闫、钅仑、兆页”等226个《简化字总表》里没有的偏旁类推简化字。这说明课题组是知道国务院1986年批示指的是什么的。否则一下子冒出226个新简化字，岂不是跟国务院的批示大唱反调了吗？

下面我们说明有限类推简化的危害性。第一，如果执行“表外字不再类推”的原则，《总表》里将有“釾喎鐥钁掆礆紬鰌讅殨鋩”等31个繁体字被恢复。我们还记得在2009年发布的《字表》（征求意见稿）里，课题组曾提出要恢复6个繁体字，结果遭到民众的反对，不得不收了回去。这次换了个说法，以“表外字不再类推”为名，一下子就恢复了31个繁体字。请大家想一想：国务院什么时候同意过恢复繁体字？《解读》这样做不是公然违反现行的国家语文政策吗？第二，执行“表外字不再类推”的做法，在辞书里和文本里必然要出现同一个偏旁的字有的简化有的不简化的“怪胎”，如“笠鳥鸠”，两个字里的“鳥”一繁一简。“【魚甫魚比】古之海鳐鱼。”其中的“鳐”简化，“魚甫魚比”不简化。几十年汉字规范化的成果将丧失殆尽。第三，广大的汉字学习者和使用者，包括国内的和国外的，根本无法记住哪些字是表内的哪些字是表外的。这将给广大民众和对外汉语教学增加极大的负担和混乱，必将招致群众反感。这和我们党一贯坚持的“以民为本”的方针背道而驰，并有可能影响维稳的大局。有关领导部门对这些问题不能掉以轻心。

《解读》为“表外字不再类推”找到三条理由。一条是国务院在1986年6月24日的《通知》里说的“今后，对汉字的简化应持谨慎态度，使汉字的形体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以利于社会应用”。这段话说的是不能再出现像“二简”那样的简化字，而不能用来作为恢复繁体字的借口。第二条是“由于存在一表和二表两种不同的简化方式，反而影响了简化的系统性”，事实不支持这种说法。正是表内字类推和表外字不类推这两种方式破坏了简化的系统性。汉字是个系统，具有很强的系统性。构成系统的各个成分要变都要变，时间可以有先后，但是变化的最终要保持系统不受伤害。以字体为例，由小篆变为隶书，结果是所有的小篆都要变为隶书，不会在隶书里保留少量的小篆。对字形来说，汉字的偏旁是个系统，不容破坏。汉字的繁简体是两个分系统，不能混淆。例如繁体字“魚”要简化为简化字的“鱼”，所有带有“魚”的字都要简化。不能一部分简化，一部分不简化。同一个偏旁有繁有简，就造成了繁简混用，而繁简混用是汉字规范化中最忌讳的现象。第三条是“类推简化生成了一大批完全没有使用过的字形”。这也不合事实。《简化字总表》的说明指出：“汉字总数很多，这个表不必尽列。”表中未列出的字，在实际使用中需要用到时，“凡用第二表的简化字或简化偏旁作为偏旁的，一般应该同样简化”。这样的规定既维护了汉字的系统性，又不会“生成了一大批完全没有使用过的字形”。

与《通用规范汉字表》有关的国家政策是国务院2013年6月5日《关于公布<通用规范汉字表>的通知》和《<通用规范汉字表>的说明》。凡是与这两个重要文件的规定抵牾的，都不是国家政策。课题组只是一个科研小组，没有行政职能。它无权向公众发布“表外字不再类推”的观点，更无权把这个已被国务院删去的观点拿到培训班去宣讲，向社会散布。

汉字简体和繁体共同传承文化

谭汝为

（天津师范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教授，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副秘书长）

一、汉字简体和繁体的争论

从上个世纪中期以来，海峡两岸一边使用简体字，另一边使用繁体字。大陆所说的“规范字”，指简化字，排除了异体字、错别字、生造字等，自然也不包括繁体字。台湾人士所说的“正体字”，指自古传承下来且经过规范确认的字，不包括异体字、错别字、生造字等，自然也不包括大陆的简化字。所谓“传统字”，实际上就指经过整理的繁体字。无论换哪种说法，都绕不开海峡两岸的繁简争论。

繁简两种字体都从传统中来，是一奶同胞的亲兄弟，但因政治地域多年隔绝而产生的歧异，对两岸同胞心理的影响，对下一代的语文教育，对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地位与影响力的提升，都有诸多不利。

近年来，两岸关系出现令人可喜的新局面，为追求和平与双赢，在存异求同的基础上，增进了全面沟通的深度，呈现出历史上最为良好而珍贵的时机。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载体，两岸在同宗文化传统基础上，语言文字自然不应各行其是，而应打破思想框框，摒弃成见和偏见，互相倾听，取长补短，虚心合作，逐步向语言文字的统一和规范发展。

二、简化汉字前景广阔

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作为人类交际工具和文化载体的语言文字，不能脱离社会发展而墨守成规，一成不变。汉字学起来确实难认、难写、难读、难查，有必要进行简化和规范。汉字发展历史表明：自古以来，汉字始终沿着简化的轨迹而演变。对汉字进行简化和规范，就顺应了汉字发展的总趋势。文字本身就是方便人们生产、生活和交流的产物，在对效率要求越来越高的时代背景下，简体字顺应了广大群众对于文字使用便捷、快速的愿望与需求，成为规范应用汉字的主流形体，对大陆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光明日报》刊发的《简体字源话短长》一文指出：“查看现有的历史资料，无论是出土文献还是影印典籍，都能清楚地表明，简体字的历史不是几十年，而是几千年。简体字古已有之。如，从商代甲骨文开始就能见到当今简化字‘从的身影：两个人一前一后，表示跟从的意思；而繁体的‘從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大约在西周）。又如，商代甲骨文里就有象形的‘网字；在东汉的《说文解字》中以‘网为正体。”简体字本身就是与繁体字相伴而生的，二者是血浓于水的关系。

汉字简化顺应了汉字发展总趋势，简化字大多数都有约定俗成的历史基础，顺应了群众使用的需要。简化字提高了书写效率，对提高国民尤其是工农群众文化水平大有裨益。简化字笔划少，形体清晰，方便计算机造字和认读。联合国把简化字作为中文的规范字体，已成为国际标准。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随着中华文化在全球日益广泛深入的传播，简化汉字将迎来更为广阔的应用前景。

三、繁体与简体字是中华文化的嫡亲兄弟

汉字作为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是中华民族巨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象征，在延续中华文明之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既包括繁体字，也包括简体字。我国的许多优秀古籍都是以繁体形态保存下来的，繁体字作为汉字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的形体，为传承中华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应该也必须善待它。

繁体与简体字是中华文化的嫡亲兄弟关系。无论从传承文化的角度，还是从两岸发展大局而言，我们都不能将繁体字与简化字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明确可以保留或使用繁体字的范围：（一）文物古迹；（二）姓氏中的异体字；（三）书法、篆刻等艺术作品；（四）题词和招牌的手书字；（五）出版、教学、研究中需要使用的；（六）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特殊情况。在宣传汉字文化以及倡导书写方式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简化字，但在古籍、文献整理以及书法艺术等特殊领域里，都为繁体字保留了足够的空间。

四、汉字繁体简体转换是一项细致繁复的工作

当前在繁体字使用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繁体别字屡见不鲜。由于汉字简化存有“一简对多繁”（即一个简化字对应简化前两个以上繁体字）的情况，许多人不能掌握其规律，因而在由简化转换为繁体时很容易出错。在大陆的电视屏幕中时常出现繁体别字，例如：“吕後”“西太後”“鍾表店”“中文係”“古人雲”“萬裏長徵”“纖夫的愛”“白發人送黑發人”等等。原统编教材初中政治课本有幅插图，画面是林则徐，背景墙面挂“制怒”横幅。可画家把“制怒”繁化成“製怒”。“制怒”是控制情绪，别着急、别发火之意；而“製怒”却是制造愤怒之意。结果南辕北辙闹了笑话。内地一京剧团到台湾演出，在海报上把“武松”写成“武鬆”，贻笑大方。皇族画家爱新觉罗·溥佺别号“松窗”，某杂志却将其繁化为“鬆窗”，出了洋相！

繁简字转换是一项细致繁复的工作，来不得半点的马虎。文字根基不深、文化底蕴不足者，还是老老实实用好通用的简化字，不要轻易改用繁体，以免左支右绌，贻笑大方。常见的“一简对多繁”，就是以下这三十多个字，例如：谷：山谷、稻榖；板：木板、老闆；后：皇后、前後；征：出征、徵询；松：松林、鬆土；发：揭發、头髮；纤：化纖、拉縴；卷：试卷、捲包；才：奇才、刚纔；采：采访、採茶；淀：海淀、澱粉；制：制定、绘製；升：升斗、昇级；舍：宿舍、捨弃；曲：歌曲、大麯（或麴）；秋：秋天、鞦韆；签：簽字、签籖；辟：复辟、闢谣；面：面容、炸酱麵；弥：彌合、瀰漫；帘：酒帘、门簾；历：歴来、阴暦；里：里程、被裏；累：劳累、纍赘；困：危困、睏了就睡；几：茶几，幾乎；获：收穫、獲得；伙：伙食、一夥；胡：胡说、鬍子；复：復杂、複姓；系：直系、维係、繋念；钟：鍾情、鐘錶等。

作为学校师生和文字使用者，在读写实践中，遇到文字和词语的疑难，就顺手查工具书。养成这个好习惯，将受益无穷。语言文字工作者应下点儿功夫，逐渐掌握“一简对多繁”的规律。例如“干”字有四种类型，（一）“干”ɡān，原本就有这个字，有四种意义：“大动干戈”“旁不相干”“置之河干”“天干地支”。（二）繁体“乾”ɡān，表示干燥空虚，如“乾燥”“乾咳”“乾妈”“乾着急”。（三）繁体“幹”ɡàn，表示主要或重要，如“树幹”“骨幹”“幹部”“幹校”。（四）繁体“幹”，读ɡàn，表示做事，如“实幹”“能幹”。（五）“乾”读qián，只用于“扭转乾坤”和“乾隆皇帝”。

如何解决简繁转换易出错这个问题呢？（一）编写字典、词典的字头，在规范字后面附上相应的繁体字，以备查检。（二）计算机简繁自动转换系统应更加细致规范，为正确使用繁体字提供方便。（三）给中学阶段以上基本完成识字任务的学生，介绍汉字结构和演变知识、汉字简化及繁简字的对应规律，这是必要且可行的。（四）在古汉语、考古、书法艺术等专业领域，对相关专业从业人员进行专门教育培训，使他们系统掌握繁体字、古文字等知识。

五、海峡两岸书写同文字的研究

为推动繁简体字的统合，圆满成功完成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书同文字”的盛举，方法与程序极其重要。台湾师大教授何怀硕提出建议（《两岸交流，台湾教授谈繁简体字统合》刊于《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10月17日）：

（一）语文的研究与改革是高度专门的学术性工作。应该由学界人士主导，成立一个中国语文研究发展委员会之类的学术机构，集合对汉字有研究、有见解，热诚关心的全球学界精英共襄盛举。它是为解决现代汉字的分歧、研究发展中国语文现代化，跨越地域与意识形态的公共平台。

（二）面对繁简体的分歧，统合过程不能急于求成，操之过急。应经过充分自由的学术研讨，思想激荡，集思广益，凝聚成共识，将统合成果分批公布，然后倾听社会意见，再予定案。

（三）具体的程序，建议由一家有基础的机构来召集、筹备。先酝酿、约聘两岸三地及海外华人学界对中国语文有研究的精英为发起人，这应是一个研究与实务的机构，切不可搞成一堆海内外文化名流的“大庙会”。

六、繁体和简体共存策略

两岸有识之士达成共识：繁简汉字的使用不应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心结，也不会成为双方沟通的障碍。台湾“文化总会”副会长林谷芳《两岸对繁简字有高度的一致》指出：“繁简之间有多大的区分？其实简化本来就是生活的需要，就像出现行书、草书一样，这是一个比较自然的趋势。我觉得，只要海峡两岸都能够体会就可以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田青说：“两岸对汉字的感情完全是一样的，继承、弘扬这份文化的责任也是一样的。简体字古已有之，且简体字绝大部分是从古字、异体字、草书、行书中来的，繁简体字不应当成为两岸的心结。”

台湾知名作家郝明义认为，大陆和台湾在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方面各有特色。两岸首次举办大型汉字艺术节，是双方难得的对话机遇。在这样的背景下，汉字繁简本不应成为一个争论的问题。如果肯下一点工夫，繁体字与简体字的融通并不是大问题。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开始认识简体字，而大陆也并没有摒弃繁体字。繁简字不应该成为阻碍两岸文化交流的障碍。

在汉语世界，简繁之争已成为引发热议的文化话题。在主要使用简体字的大陆，“识繁用简”逐渐被人们认同。而在台湾地区，马英九在接见侨界代表时指出，台湾使用“正体字”（繁体字），但大陆则使用简体字，他建议可采用“识正（繁）书简”方式，希望两岸未来在这方面也能达成协议。

对于马英九提出关于“识繁书简”的问题，国台办新闻发言人范丽青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两岸同胞同文同种，讲的是相同的语言，使用的是相同的文字。所不同的只是大陆对部分汉字进行了整理和简化，大陆并没有废除繁体字，繁体字在一定范围内继续使用。简化字和繁体字，都是根植于中华文化传统，都是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新华网发表《汉字繁体简体，兄弟相煎何急》一文，在几百条跟帖中，大部分网友都认为繁体和简体是汉字的两种形态，是情如手足的关系，应该同生共存。现在许多汉文网站都设了简体和繁体两种版本，以方便港澳台及海外读者阅读，这表明繁体和简体字的应用都有着广阔的空间。两岸同胞面对这同一话题，在共同关注中之间趋向共识，彰显出中华文化血脉相连，民族情感灵犀相通的善意。

当下，推行“识繁用简”有利于两岸的合作与交流。由于历史原因以及实施不同的语文政策，台湾一直使用繁体字，而简体字在大陆地区已得到了普及和广泛运用，两岸在汉字使用上出现了不少差异。而今，随着两岸沟通渠道日益扩大，文字交往机会逐渐增多，文字的差异的确给交流带来诸多不便。而“识繁写简”的推行，有利于尽快消除差异，为两岸加强沟通扫除障碍，加强两岸人民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

七、繁体简体共同传承中华文化

海峡两岸人民是一奶同胞，繁体与简体也是嫡亲兄弟。无论从传承文化的角度，还是从两岸发展大局而言，我们都不能将繁体字与简化字割裂开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简化字，但在古籍、文献整理以及书法艺术等领域里为繁体字的使用已留下广阔的空间。笔者认为，教师和家长应教育和引导孩子们识读一些常用字的繁体形态，让一般人能够“识繁用简”，这既是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的合理路径，也是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早日实现的需要。

海峡两岸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在传承共同传统的同时，由于分隔多年，对新出现的科技和社会事物的名称，出现了不少差异，如大陆的“激光”与台湾的“镭射”，大陆的“渠道”与台湾的“管道”等。随着两岸交流和人员往来的日益频繁，为使两岸民众在文字使用方面更方便交流，两岸专家学者通过民间的方式，合作编纂“中华大辞典”，用繁体字、简体字同列两岸词语，并统一地名、人名译法，把存在差异的词汇比较陈列，供海峡两岸、港澳地区及海外华人学习使用。此举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功在造福后人，利于千秋。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宝贵财富，两岸文化全面交流是历史的必然。两岸政界和学界的有识之士，尤其是语言学家，应站在中华文化的历史高度，要有历史责任感和勇于担当精神，做历史文化传承和两岸文化交流的促进派。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建立两岸文化融合体，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是实现民族统一大业的重要举措，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愿景。

复古和进步的较量让拼音和汉字比翼双飞

彭泽润1，曹家鹏2

（1. 全国语言理论研究会会长，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2.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1892年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问世，这是中国人自己设计的最早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揭开了中国语言现代化的序幕。120多年以来，拼音和汉字比翼双飞，今天已经形影不离了。但是，汉语文字前进的脚步异常艰难，到现在都有人在阻挡它前进的脚步。不过，1893年出生的毛泽东似乎是紧跟中国语言现代化事业来的，对推动中国语言现代化起了重要作用。2013年也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在纪念两个12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应该对拼音和汉字的关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继承传统中创新，拒绝复古，坚持进步，揭露语言认识中的错误和错觉，①用科学的语言理论指导语言生活的进步。

商务印书馆2013年刚刚出版的由《通用规范汉字表》课题组编写的《<通用规范汉字表>解读》不顾已经被国家正式发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的《说明》删去的“今后表外字不再类推”的规定事实，故意在引用《简化字总表》有关类推简化的论述的时候，删去“未收入第三表的字，凡用第二表的简化字或简化偏旁作为偏旁的，一般应该同样简化”的话，同时曲解引用国务院1986年批示里“今后，对汉字的简化应持谨慎态度，使汉字形体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的话，拒绝对进入字表但是不常用的字进行简化。可见，只要有机会就有人试图缩小简化字的生存空间。这是复古潮流的一个缩影。谨慎简化汉字是指对那些原来没有规定简化的字再进一步简化要谨慎，例如“餐”是否要继续纳入简化范围应该谨慎。“一般应该同样简化”的字不属于“谨慎”的范围。谨慎更加不是把还需要对个别字简化的路堵死。

对于汉字简化的复古思潮，近年非常明显。但是，无论是全国政协委员郁钧剑、宋祖英等人2008年提出小学要增加繁体字教育，还是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2009年干脆主张废除简化字恢复繁体字；无论是金岷氏2012年歪曲周有光的观点然后“劫持”周有光做假“证人”到北大中文论坛“起诉”彭泽润，还是yywzw05在网上做义务辩护“律师”来给彭泽润辩护；无论是赶上了复古潮流敢于提出文字复古主张的政治人物，还是不计个人名利一生呕心沥血探索未来汉语文字的一般学者，我们都感谢他们关注汉语文字的前途和命运。

潘庆林在全国政协提案中煞有介事地认为繁体字的“親”由“亲”和“见”组成，非常科学，所以责问简化字去掉“见”以后让亲人不能相见。这个推理非常可笑！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们可以反问：自古以来“居”住的是一些“古”“尸”吗？“家”里都是一些“猪（豕）”吗？还有人责怪汉字简化把“愛”变成没有“心”的“爱”，导致现在一些人缺乏爱心，没有良心。如果汉字真有这样的功能，我愿意在“爱”字上写100个“心”。按照这种逻辑，简化的“爱”不是增加了“朋友”、“友谊”的“友”吗？这是原来的繁体字没有的好事吧？

一个字用什么部件用多少部件创造或者改造没有必然的理据，任何理据都不影响这个字记录的语言单位是什么。任何造字理据都是有遗憾的，字的任何形旁的理据都不能代替字记录的词或者语素的全部语义信息。例如“桥”现在都很少用“木（头）”建造，“碗”几乎没有用个“石（头）”做了。“灶”本来比繁体更加具有理据性，可是现在的“灶”也基本上跟“（泥）土”没有关系了。

为什么有人这么舍不得繁体字退出现实语言生活的舞台？繁体字的“魅力”还有哪些无形的力量在制造？

最近看到《湖南工业大学学报》，发现学报封面的名称很不顺眼，原来是两种体制的文字构成的：一个部分是用现代汉字印刷体排版的“学报”，符合国家语言法律的文字规范；一个用古代汉字手写体书写的“湖南工业大学”，里面有违背国家语言法律的繁体字“业”和“学”。合并成立不久的“湖南工业大学”居然能够请到去世多年的毛泽东题写学校名称。多奇怪的事情啊！原来是从毛泽东写过的字中剪贴出来的。中国有不少这样的大学是这么利用毛泽东的巨人影响力量，“请”毛泽东题写名称的。按照这股歪风，中国所有大学的名称都可以造假，冒充毛泽东题写的名称。这说明了什么风气呢？除了个人崇拜时代遗留下来的恶习在延续以外，就是对法定的现代汉字不自信，对能够写现代汉字书法的当代书法家和政治家不自信。其实这股社会歪风已经很长久。“湖南师范大学”是20世纪末期从“湖南师范学院”升级的，当时毛泽东也不在世了，肯定是从毛泽东真正题写的“湖南大学”、“湖南第一师范”等名称或者其他场合书写的字中剪贴拼凑的。连《湖南师大报》的名称还要这样冒充毛泽东题名。这可以说是中国精神领域假冒产品的“光荣”典范。如果毛泽东还活着，他是否会为了维护自己的版权状告这些大学冒用毛泽东名义题写名称呢？其实我们应该学习《长沙晚报》，早就把报纸名称的题写改成现代书法家按照规范汉字题写，漂亮又规范。

有人说，古代的“集字书法”的现象并不罕见。做为一种纯粹的书写艺术，甚至只是一种练习，书法是可以“集字”的。作为诗歌创作，也可以“集句”。但是，作为宣传信息甚至商业信息使用的文字，就不能集字。即使把书法家的字当作字库使用，也应该建立在书法家自愿提供这种义务服务或者商品服务，而且必须按照国家语言法律书写“规范汉字”。

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毛泽东一生不会说普通话，不会写简化字，不会用汉语拼音，有时也可以说是不习惯这些。但是这些并不影响他在“为人民服务”的主张中推广了普通话、简化字和汉语拼音。我们必须向他们致敬！普通话、简化字和汉语拼音，这3个语言现代化成果，已经在2000年用专门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进行了保护。

周有光知道汉字短期内不会退出历史舞台，所以提倡研究和使用好现代汉字。他曾经建议国家学习日本控制汉字的使用数量，适当采用拼音和汉字混合的文本。事实上，我们的现代汉字文本中已经出现了不少由拼音拼写的词组减缩成的词，例如：GB（国家标准）、HSK（汉语水平考试）。这正是我们孜孜不倦地做的事情。彭泽润1992年带领大学生走上长沙街头，在长沙电视台记者的配合下调查现代汉字的社会使用问题。2010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彭泽润、李豪东针对现代汉字艺术书写教育写的《大学书法》教材，2011年开始，彭泽润给全校大学生开设了“语言书写规范和书法艺术”。2013年，彭泽润领头建立了“现代汉字书法”专业，2014年开始招收研究生。这些工作的目的就是教大学生规范和艺术地写好现代汉字和同时教大学生写好汉语拼音和国际通用的阿拉伯数字，给社会培养相关的教师和应用人才。这就是要纠正目前书法艺术领域多数人存在的不良风气：只愿意停留在繁体汉字时代，不愿意与时俱进地跟进现代汉字和产生时代文字的书法艺术。因此，我们要感谢去世不久的启功等书法家早就带头用现代汉字题写“当代语言学”、“中国文学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名称。

汉字固然还会持续使用一定的时期，因此我们应该继续优化它，更好地释放它的能量。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同时充分挖掘汉语拼音的潜力，帮助汉字渡过最后的难关，也不影响我们探索拼音给汉字接班的有关文字技术和社会条件的准备工作。希望那些对汉语文字新生事物有偏见的人去做一个社会调查：今天还有几个人能够离开汉语拼音生活呢？有哪些人不是在通过汉语拼音在手机和电脑上使用书面汉语呢？我们不应该享受着汉语拼音的好处却咒骂着汉语拼音！汉语拼音的威力不会因为咒骂退出现代汉语生活，也不会因为激进的呼吁立刻取代传统汉字。我们应该让汉字和拼音长期和谐相处再做自然选择。

虽然拼音已经像空气一样在我们身边发挥积极作用，但是有人讨厌汉语拼音，甚至认为是它造成了电脑输入中的汉字别字。其实在电脑时代，麻烦的汉字要经过编码或者手写识别输入才能进入电脑，而且无论用什么方法也会带来遗憾：用拼音编码会因为语音相近，导致写“版主”，出现了“斑竹”；用字形编码会因为形体相近，导致写“土地”，出现了“士地”；用手写识别会出现因为形体相近，导致写“好的”，出现了“妈的”。我们不能因为这些遗憾去责备一种输入方法。同样，也不能因为个别汉字的理据可能产生误解导致我们去否定这个字的科学性，甚至否定跟它相关的一批字。

“加加论坛”（2009-10-06）发布帖子《高瞻远瞩的文章——我们要教学什么样的电脑中文输入方法?》，破折号后面是彭泽润的文章题目，前面是发布的人加的。还有这样的按语：“该文章是彭专家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文章。那时候拼音输入法还很落后，主打是智能abc，但是他的观点无疑是先进和超前的”。从那时开始，彭泽润每年在大学新生中，利用教学机会进行调查，一直跟踪调查到现在。他发现，从几乎没有人用拼音输入方法发展到后来几乎没有人用五笔字型输入方法。《长沙晚报》2010年1月5日报道了这个跟踪调查结果。这是对那些主观认为五笔字型输入法远远比拼音输入法好的人的一个有力的反驳。

周有光虽然到了50岁才从金融专业改行研究文字，但是他比有些连字和词都不能够区分的“专家”要清醒：区分“词字”和“词素字”，就是区分一个字记录的词（成词的语素）和一个字记录的词素（不成词的语素），而不是混淆文字单位和语言单位，说字就是词（或者语素）。因此，我们不能误解周有光的观点，以为他在关于字和词的观点上跟彭泽润的观点是背道而驰。周有光不仅探索汉语的拼音文字，而且对拼音文字拼写的汉语的词有清醒的认识。

彭泽润、秋冬的文章《现代汉语词典和字典编写思想的现代化》在上海的《辞书研究》2003年第6期第一篇的位置发表，由《语文现代化论丛5》（北京：语文出版社，2003）转载。这篇文章也强调要严格区分字典和词典中的词和非词，建立真正意义的词典。

非常庆幸的是，这个区分“词字”和“词素字”的理论在2005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已经得到应用：把1个字记录的不成词的语素用不标注词性的方式确认，把一个字记录的成词语素也就是单纯词用标注不同词性的方式确认。这是中国词典历史上了不起的现代化成果。在2012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继承了这个进步传统，还对成语的拼音做了与时俱进的改变：不再按照一个一个的字拼音，好像成语是词组，而是按照国家标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把成语当做一个现代汉语的词拼写。不过，《现代汉语词典》虽然区分了一个字记录的词和非词，但是在举例的时候还保留了原来的例子，没有做相应的调整，就显得进步不彻底。例如，对“使用”意义的动词“用”举例：“用具|用力|用兵|公用|大材小用|用笔写字”。除了“用笔写字”的“用”正确，其他例子中的“用”根本不是独立的词，只是复合词的词素。

汉语拼音不仅能够给记录普通话的“规范汉字”注音（当然不能给方言准确注音），而且能够直接代替汉字“拼写普通话”，用于书面语交际，成为汉字的得力助手。

可是，面对以上事实和认识，有人偏偏闭上眼睛认为汉语拼音离开汉字什么都不是。他们甚至为了把自己的主观错觉上升到“理论”层次，歪曲客观规律，认为文字不是记录语言的，汉字不是记录汉语的，文字是直接记录思想的。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视觉符号如果能够离开语言表达思想，那就不是文字了，而是图画。口语表达思想，文字转写口语，使语言从听觉形式转换成视觉形式。虽然在转写过程中要对口语进行适当加工，使语言更加简洁、顺畅，提高语言表达效率，但是这些并不妨碍口语是书面语的基础。否则，书面语会变成没有生命力、降低效率的书面语。例如文言文，虽然用了几千年，但是只有个别人消耗大量时间才能掌握和使用。只有废除文言文，建立高效率的跟口语一致的书面语，才能实现全民使用书面语的局面。像文言文、拉丁文那样后来脱离口语的书面语只是古代社会存在的效率低的书面语，现代社会已经绝迹。

台湾当前的局面是3套拼音并用：注音字母，通用拼音，汉语拼音。其中汉语拼音是在拒绝了50年以后的2009年才最终接受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启发，进步的东西拒绝也只是暂时的。遗憾的是当大陆的道路指示牌等按照国家标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拼写地名的时候，小学《语文》教材却一直拒绝教学正词法知识，一直机械地按照汉字注音方式使用拼音，出现“yīhuìer（一会儿）”这样的错误注音，正确的注音应该是“yīhuìr”。

有人甚至因为汉字中的形旁和声旁是可以通过《说文解字》找到理据的，就否认索绪尔的“语言的任意性”的符号理论。这完全是不懂“任意性”的本质。索绪尔说的任意性是从语言的根本实体口语来说的，说口语的形式声音和内容意义的结合在本质上是任意性的。即使我们可以找到“蜂窝煤”（方言说“藕煤”）里面的词素和词结合的理据，也不能否定这些词素和词的之间的任意性。“蜂窝煤”和“藕煤”能有完全相同的意义，就说明声音和意义没有必然关系，它们的结合具有任意性。即使把这个原理应用到字的结构分析中，我们同样可以说字和部件（形旁、声旁）没有必然关系，是具有任意性的。因此不能把繁体字的结构理据当做必然关系，用这样的错误理论去否定汉字简化。如果字的结构没有任意性，汉字的繁体也不可能从甲骨文以后不断变化出来。

相反，音素文字极大地提高了文字的理据性，因为它们在口语的语音系统的最小要素上寻求理论，语音系统能够区别意义的最小单位（音位）一般只有30个左右，因此只需要大约30个字就可以记录语言。汉字的形旁要从词语的意义上寻求理据，因此很复杂很不方便，所以单纯依靠形旁理据的象形字、会意字、指示字的造字能力非常有限，而利用了语音理论的声旁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使得形声字成为汉字的主流。但是，由于声旁利用的语音理据不是最小的语音单位，也不是一个声音一个声旁的节约模式，因此声旁数量大。这些缺陷，使得汉字跟世界上其他已经被表音文字取代的类似汉字的表意文字一样，数量庞大，结构复杂。

因此，我们不能说，汉字简化就是破坏汉字的理论，也不能说采用表音文字就是破坏文字的理据。世界上的现代文字几乎都用表音文字就是找到了理据性更好的更加有效率的文字道路。连曾经使用汉字的越南、朝鲜等国家的语言也放弃汉字采用了表音文字。中国20世纪新设计的少数民族文字没有例外都采用表音文字。中亚一些国家采用斯拉夫字母记录汉语西北方言，叫做“东干文”就是已经有效使用了半个世纪的音素文字。湖南江永女书就是当地妇女几百年来使用的类似日语假名的记录汉语当地方言的音节文字。这些就是活生生的证据。

即使在文字演变和改革中出现理据的淡化或者消失也是正常的，只要理据性换来了价值性。在符号的理据性和价值性的矛盾中，我们应该尊重价值性。价值性就是符号能够高效率地传递信息。其实任何理据都是遗憾的，因为我们往往只能在众多理据中寻求一个，而且这个理据有时还会过时。也许“chairman（椅子上的男人）”在男女不平等的时代是符合理据的，现在不符合理据了，于是有人想用“chairperson（椅子上的人）”甚至更加简单的“chair（椅子）”取代，都没有成功。这并不影响“chairman”表达女性的“chairman”。

至于不少人找到一些汉字能够区分拼音不能区分的同音词的例子来说明表音文字不如表意文字，有些接近瞎子摸象。由于汉语书写中没有把词标记出来，因此很多人不知道汉语的词是什么，于是把同音的词和非词堆放在一起来当作汉语的同音词。“马上”和“上马”在马年成为玩文字游戏的例子，真的只是颠倒一下顺序吗？不是。“马上”的理据是“马的上面”，“上马”的理据是“人从马的下面上去”。因此，颠倒的只是视觉形式上的表面的字。即使是“叹口气”和“探口气”这样的极端例子，它们真的同音吗？不是！“叹口气”是“叹气”这个离合词中间插入了量词“口”，语音上是一个整体。“探口气”是“动词（探）+名词（口气）”构成的述宾词组，语音上允许在两个词之间有较大的停顿。何况文字区分同音词只是削足适履的做法，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例如“期中”和“期终”最终被“期中”和“期末”取代，这样才从根本解决了同音词问题。口语不同音，文字必然不同形；相反，文字不同形无法改变口语同音。这说明语音表现的口语是语言的根本，文字表现的书面语只是为口语服务的。其实，任何语言都有同音词，而且都不会多得影响语言交际，因为语言有自我调控能力。不能用错觉中产生的“同音词”问题来反对汉语拼音“拼写普通话”的功能。

在地球历史上，我们可以找到大量从表意文字向表音文字演变的例子，但是无法找到一个从表音文字向表意文字演变的历史。

注释：

①彭泽润、邱盼盼、曹家鹏：《字和词的可比性及其相关问题的认知错觉》，《当代语言学》2014年第1期。

（责任编校：文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