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放，曾国屏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社会科学与管理学部，广东 深圳 518055)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必须通过转型升级才能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阶段。过去30多年，以代工方式切入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将国内资源与国外的资本、市场联系起来，通过“干中学”和竞争性模仿机制，中国在全球化格局下快速地实现了经济起飞和工业化。借助这种发展模式，中国(尤其是东部地区)获得了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第一波“全球化红利”，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然而，随着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数量型“人口红利”的衰减、增量式改革的“体制转移红利”释放完毕，第一波“全球化红利”已基本透支，中国急需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

实际上，一些较为发达的沿海城市已经率先开始了产业的转型升级。它们开始尝试在某些行业中建立具有竞争力的国内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ain，NVC)，并以此带动行业从GVC低端向GVC高端的攀升。这也意味着中国将在扩大内需基础上实施深度的全球化战略，发掘基于内需的第二波“全球化红利”[1]。产业转型升级要求产业从低技术、低附加价值状态向高技术、高附加价值状态转变。它可以是产业内升级，如从OEA、OEM、ODM到OBM；也可以是产业间升级，如通过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发展。然而，以加工贸易、FDI等形式发展起来的外向型经济使得我国传统制造业的“存量”巨大；提倡自主创新、发展高科技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否也能为传统制造业的升级带来“创新红利”，促进高新技术自发地向传统产业的溢出，是本文考虑的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