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玉秋

我的文学活动是上世纪70年代初从山西开始的，遥想当年一起写小说的人如今都成了大家，不提也罢，免得有拉大旗作虎皮之嫌。和国涛先生却是无缘，1976年我从边远小县五台离开山西，那时候先生还在省文艺工作室工作，所以错过了。

知道李国涛是因他的评论。我搞文学评论也有四十年了，一直忌讳（也鄙夷）那种先简要复述作品内容，再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的八股类评论。但国涛先生的评论无论长短都不在此列。先生早年的《诗歌爱好者的意见》我没有拜读过，但确立他评坛地位的《且说“山药蛋派”》和《再说“山药蛋派”》却绝对是当代文学中的理论建树。文章对于这一文学流派从历史渊源到代表作家再到艺术特点作了紧密联系创作实际的理论阐述。特别是以对赵树理的创作的深入细致分析，透彻阐明了这一流派中不同个体的艺术个性及其对流派形成和发展的意义。而他在80年代对小说文体的研究更可以看出其评论的特点，无论是古的还是洋的理论，都是拿来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实践。

真正佩服国涛先生则是因他的小说。新时期的评论家中能写小说的很有几个人，不过正像其中有一位说过的那样，大多是“一流的评论家，二流的小说家”。国涛先生则不然，他是一流的评论家，也是一流的小说家。他的小说引起我的注意时，我还不知道作者高岸就是李国涛。这些小说是以其自身的魅力，而不是以其作者的评论家身份引起了我的兴趣。其中短篇小说所体现出的文化修养令人折服，无论是文物知识的深厚，还是对文物感情的浓厚，都是作家亲身体验、长期积累的结果。参加这次纪念李国涛文学活动60年的座谈会，才知道了先生家学渊博，果然不谬。当然，我更为看重的是作者在小说中所表现出的文化选择和文化定位。这批小说面世的90年代已经是多元价值并存的时代，思想的混乱和价值的失范开始初现端倪。而先生在他的小说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革命传统文化中所有包涵正能量的因素都给予了明确的认同和肯定。那种健康明朗的基调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也正是我所偏爱的。

写文学评论的人常常被作家诟病不知写作的甘苦，特别是在批评作家或作品的时候。作家不服气时会说：“你说写得不好，你写一个看看。”国涛先生的文学实践可以说是让评论家大大地扬眉吐气了。除了文学评论之外，还可以写小说，写散文随笔，而且样样精到。可以做到这一点的，除了国涛先生之外我还真是不知道第二个人。

我觉得对国涛先生还是应该深入研究一下的。李锐、成一、张石山、周宗奇这一批晋军的代表人物，是1970年代初进入文坛的，无毋讳言，他们创作之初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三突出”理论的影响。后来他们能够迅速地摆脱这些影响，形成自己创作的艺术个性，国涛先生作为《山西文学》的主编，在这中间起到的作用，就很值得研究。作为一个评论家和作为一个编辑家，身份不同，影响也极为不同。评论家的意见，作家可以听，也可以不听。而编辑家的意见影响着作品的命运，对作家写作的影响更为直接。国涛先生作为编辑家所作的具体工作我知之不详，有待知情者深入开发，以使“为他人做嫁衣”的这份至关重要的工作的意义更为人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