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佳骏

卖树

大石村的赵超群，老伴两年前去世了。她唯一的儿子张大贵，已过而立之年，却还是个单身。去年，有媒人上门提亲，这可把母子俩高兴坏了。待男女双方见面后，女方说：人没啥问题，只要男方肯出一万块钱替我父亲看病，我就立马嫁人。可赵超群无论如何都凑不齐这个数。张大贵苦苦相逼，她仍是一筹莫展。赵超群说：儿子，咱家的情况你又不是不了解，你爹的安葬费，我还欠着呢。但张大贵不管这些，他说：你看人家那些当妈的，有哪一个不比你强，你干脆去死了算了。面对儿子的责骂，赵超群心如刀绞，眼泪都哭干了。

女方听说赵超群拿不出钱，转身嫁给了镇上一个棺材店老板的儿子。

张大贵见婚事泡汤，一气之下去了福建打工。两年过后，张大贵传回消息，说已经在外安家，讨了一个本地妹子做老婆。目前，老婆已经怀孕，他只能在福建安家，往后再不能回来看她了，望赵超群多保重。赵超群闻讯，悲喜交集。她想，不管怎么说，儿子总算有了家。如此一来，长期藏在她心底的内疚可以稍稍减轻一些。那段时间，她逢人就说：“我家大贵结婚了，媳妇正怀着咱家的骨血呢！”说完，浑浊的泪水从她沟壑纵横的脸颊上滑落。

去年秋天刚完，初冬的天气已有一丝微寒。蒙蒙细雨落在暗绿的树叶上，发出轻微的声响。赵超群冒着细雨，在屋前房后转悠。目光始终盯着那几株高大、笔直的楠树，那是她刚生张大贵那会儿栽种的。几十年过去，自己老了，儿子大了，树也长高了。其中两棵树的浓荫里，各藏着一个鸟巢。那些鸟年年都来树上打情骂俏，传宗接代。它们认识赵超群，赵超群也认识它们。唯有树沉默不语，它们同时见证了人和动物的哀愁。

这些树，赵超群原本是要留给自己打制寿材的，可现在她的想法变了。在这个充满肃杀气息的冬季里，她将这几棵在风雨中日夜陪伴她的大树，以3500元钱的价格，全部卖给了镇上一家木料加工厂。

卖掉树后的第二天，赵超群把钱一分不剩地汇给了远在福建的儿子。

冬天将尽，眼看下一个春天已经梳妆完毕，正蹁跹地来到人间，村里人在一棵楠树旁，发现了赵超群的尸体。赵超群平躺在地上，走得很安详。那天，她特意换了身干净的衣裳，把自己打扮得跟一个出嫁的新娘似的。

农村实行退耕还林后，当过六年民办教师的赵福广在自家的宅基地上，栽种了大片的桂花树和银杏树。他说：粮食种得好端端的，国家却偏要动员大家还林，难道今后要让村民摘树上的野果吃不成？话虽这么说，但政策就是政策，容不得你去篡改，于是，赵福广便将这些树视为珍宝。

对一个农民来说，地里无论是种粮食，还是种树，所投入的感情都是一样的。赵福广也想通了，现在的农村既然早已没人种地，那么，还不如多栽些树。等个三年五载，树木成林，那将是另一种风景，也为国家的绿化事业做点贡献。

更重要的一点，是赵福广还有个私心，等有一天那些树苗长大了，他想把自己的名字刻在树上。他认为，一个人无论活多大的岁数，都没法活过一棵树。任何一个人，如果不去查阅族谱的话，你根本不知道爷爷的爷爷是谁。但树知道，它们可以见证一个家族的兴衰。赵福广说，倘有一天他离开了这个世界，时间会把他亲手栽种的树留下来。他把名字刻在树上，就等于自己也变成了一棵树，与树一同成长。只要树活着，他也就活着。今后的某一天，他孙子的孙子的孙子，或许在追宗问祖时看到这棵树，和树上刻的字，会知道他有个叫赵福广的祖辈。那是他们血脉的源头。

每天早晚，赵福广都要去树林走走，给树除虫。即使什么也不干，只是摸摸树干，蹲在树下抽袋烟，也是难得的享受。他想亲眼见证那些树，是如何从一棵棵小树苗，长成粗壮的大树的。

平时，赵福广都是一个人在家。孙子在镇上读初中，要周末才回来。而他儿子儿媳又在县城的建筑工地打工，基本不怎么回家。遇到孙子放假，赵福广总要带上他，一块儿去树林转悠。有时孙子不耐烦了，他就会劝慰：孩子，学会多跟树相处，没啥坏处。继而，他还会说一番大道理：树和人一样，是懂感情的。但树却永远比人更知道感恩。它不会像人一样好高骛远，为了所谓的理想而背弃滋养自己存活的土地。见孙子摸摸脑袋，听得云里雾里，赵福广正了正身子，继续说：孩子，你知道一棵树从一株幼苗长成参天大树，其间需要历经多少风雨岁月的考验，和疼痛沧桑的磨砺吗？谁能懂得一棵树的心思？读初中的孙子听爷爷越说越离谱，说：爷爷，没想到你还是个乡村哲学家，比我们老师有思想。赵福广笑笑，不再言语。

一天，赵福广的儿子，听说他打工的房地产公司要搞绿化，需要高价购置大量树木到高档小区配风景。瞬间，他想到了父亲的那片树林。小两口一商量，都不谋而合打起了父亲的主意，不免心中窃喜。地产公司的人听说赵福广家有树苗，更是心生激动。在就近买树，比去外地购置成本低多了。赵福广的儿子很快与公司签订了卖树协议。桂花树700元一株，银杏树500元一株，各购100株。刚拿到协议，小两口的手都在颤抖，仿佛捧着的不是一张纸，而是一沓沓的钞票。

卖树时，儿子儿媳把赵福广骗去城里待了几天。给他找了家宾馆住着，说他为儿女操劳了一辈子，应该趁身体还健康，享享清福。赵福广信以为真，内心感念儿子儿媳孝顺。

从县城回去，赵福广一看树苗被挖走，心里就像那些被刨走树苗的土坑，千疮百孔，为此大病了一场。病愈后，赵福广的神智就变得恍恍惚惚，基本不怎么开口说话，成天就坐在树林旁的土坎上，凝视着剩余的树苗，呆若木鸡。

前不久，赵福广带信让儿子儿媳回家，信带了几次，都见不到人影。后来，他又派孙子亲自去县城，说他要死了，务必让他们回家一趟。儿子儿媳没法，只好回乡。刚一进屋，赵福广抡起早就准备好的竹棍，朝儿子一阵乱打。一边打一边骂：你这个败家子，你晓不晓得，卖树就是卖根，卖根就是卖祖宗……

骂着骂着，赵福广突然一口鲜血喷出，气绝身亡。

生日酒宴

在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农民要想给自己做次生日酒，那无异于痴人说梦。活着尚且困难，谁还在乎自己的出生日期啊。及至后来，生活条件虽略有改善，馒头稀饭有了，咸菜泡姜有了，但若要设宴请客，基本仍属不切实际的幻想。故那个时候，农民都不庆祝生日。只要一日三餐锅里有煮的，过不过生日，是无所谓的。

但如今的情况，与过去相比，那就不可同日而语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农民也学城里人，变得现代、新潮了起来。他们普遍看中自己的生日，觉得人生苦短，每个年龄刻度，都应该庆贺一下，铭记一下。否则，糊里糊涂就活到头了，一点意思都没得。

村里的德顺大爷花甲之后，就被儿子接到城里一起生活。他儿子在县消防队上班。有时，德顺大爷在城里待厌烦了，就跑回乡下透透气。他只要一回村，总会说：那些城头人的命才精贵哟，无论大人孩子过个生，都要四处请客，还要亲自上门发个红色的纸片片，整得很隆重。我儿子称那纸片片为“红色罚款单”，日妈过个生，还要上门罚款，你说怪不怪。他又不是群众生的，罚哪个的款嘛。

据德顺大爷说，他儿子隔三差五，就会收到一张罚单。只要上门送罚单的人一走，他儿子就痛苦地摇头，唉声叹气地抱怨：这个月的工资又白挣了。每次吃酒，德顺大爷的儿子都要将他带上，并反复交代：爸，你吃得下就敞开肚皮吃，就当吃你儿子。德顺大爷果然听话，一上桌，筷子就没停过，大鱼大肉一阵胡吃海喝。待满桌人都吃饱放筷了，他还坐着不走。最后，等大家都散了席，他便迅速从衣服荷包里扯出两个塑料袋，把剩余的菜悉数倒入口袋，提起就走（他儿子曾暗示过他，千万不能当着他的面打包，不能跟他丢面子）。但人一上了岁数，消化能力就差。德顺大爷每次吃酒回来，都要拉几天稀，他蹲在厕所里，像放鞭炮样，差点把房顶盖都抬起来了。德顺大爷刚从厕所里出来，坐在客厅看电视的儿子嗅到臭味，赶紧捂住鼻子，说：爸，你肠胃不好，就少吃点嘛。德顺大爷眼一瞪，高声骂道：不是你叫老子吃的吗？

农村人办酒，虽然没有城里人那么讲究，不会到处散发罚单，但他们也自有一套请客方法，比起城里人的红色罚单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若谁家要办酒了，他们会提前一个月漏出风来，让大家心里有数。碰到熟人，还要故意假惺惺地说：哎呀，哪里嘛，本来我是不想办酒的，有几个亲戚推不掉，非要来，再推，就得罪人了。呵呵呵，到时你们全家都早点来耍哟，呵呵呵呵。

临近办酒前一天，办酒的人，会安排本村一个信得过的人牵头，挨家挨户收礼金。大家都是一个村子里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都送了礼物，你即使手头再紧，也不好不去。倘遇到真有手头紧的，只好装蒜外出躲礼，一天都不敢落屋。当牵头人清点好礼金，将礼单交给主人时，会说：全村都来了的，只有某某一家没来。主人翻翻礼单回答：呵，那家人嘛，平常就不爱答礼嘛。语气满是不屑和埋怨。于是，邻里间的矛盾就这样种下了。

之所以大家都热衷办酒，说穿了，不外乎那是一种捞钱的好法子。现在农村办酒，不再时兴过去的“水八碗”，随便到镇上切几样烧腊，买几样小菜，再炖两个汤，打几斤散装白酒，也就可以体体面面地摆上桌了，花不了几个钱。而收来的礼金，就是再办几次这种规格的酒，也是绰绰有余。那些来吃酒的人，也不像以往那么挑剔，不过是人情摆在那里，抹不开。要说谈吃，家家户户天天都在吃肉，即使满桌山珍海味，你又能吃到哪里去呢？

席吃到一半，主人来敬酒了。张嘴就很客气：各位亲朋好友，承蒙大家的盛情，桌上粗茶淡饭，没得啥子吃的，那就多喝杯酒。我们是办得热闹，实际手长衣袖短，望各位口袋装盐巴——多多包涵（咸），莫怄气哈，呵呵呵。吃酒的人也很会说话：哪里哪里，吃啥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感情嘛。人对了，都好说，呵呵呵。来，喝起，喝个底朝天。

酒席办到这个时候，就算是皆大欢喜了。

村主任胡万学，可谓是深谙办酒之道。他料定村民都要去巴结他，得罪不起，便换了法办酒，从中牟利。父亲满60岁要办酒，满61岁也要办酒；儿子结婚要办酒，离婚也兴办酒；就是他晚上跟婆娘在床上闪了腰杆，也要办酒，还谎称是上坡时摔了跤，让村民都去家中看望。全村的人都被他折腾得怨声载道，但又敢怒不敢言。他下次办酒时，你还不能不去，只得勒紧裤袋，咬紧牙关登门送礼。

后来，村人见胡万学酒席越办越起劲，就有几个不怕事的人站出来，怂恿大伙共同抵制这股歪风。胡万学一直在帮女儿带孩子，那天，他的外孙满6岁，村里人一周以前就嚷着要去吃酒，并说头天晚上还要去“打火炮”。胡万学说：小孩过生，哪有打火炮的先例啊，我看打火炮就免了，正生那天，大家早点来吃饭就是。村人们故意坚持，均被胡万学推辞了。最后，村人们说：既然如此，那正生当天，我们一家大小都要来热闹热闹哟。

胡万学见村民态度热情，跟婆娘商量，比平常多办几桌席，千万不要亏待大家。头天下午，胡万学一家就在为外孙明天的酒席忙活了，一直忙到深夜十二点，才把二十几桌酒席弄好。

第二天一早，胡万学便在院坝里安好桌子、板凳，泡上茶水，等待吃酒的人。眼看快到午时了，却不见一个吃酒的人来。胡万学想，眼下正是春耕时节，大伙都忙，估计要到点了才来，便叫人把饭菜全部先摆上，等村民一到就开席。可不觉间时间已到午后一点钟，仍不见有人来，桌上的菜早已冷得冰凉。胡万学幡然醒悟，他被村民算了坛子，上当了。

据说，自那天后，胡万学家整整一个月都没开过火，天天守着那二十几桌饭菜吃，实在吃不完的，就统统倒去喂了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