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竹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上海 200433）

可占用性准租是指一项资产在最优用途上的价值与次优用途上的价值之差。当一项专用性投资做出后，就会产生可占用的准租，机会主义行为发生就从可能变为现实。因此，一方面，对于投资者而言，为了提防机会主义风险的发生，可能会减少专有性资产的投资，使得投资低于最佳水平，从而导致低效率的发生。另一方面，对投资需求方而言，也不能获得高质量的专用性资产带来的服务。由此，可占用性准租的存在使得双方利益在重复交易中都受到损害。现代企业如何寻求在可占用性准租约束下的合作机制，对于交易双方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资产专用性、机会主义和可占用性准租

（一）资产专用性和专用型资产

当一项资产具有较高的转移成本，且只能在特殊交易中才能取得特殊收益时，该资产就具有了专用性的特点。一般地，资产专用型的概念是指资源在用作特定用途后，很难移作他用的性质。具备这种性质的资产成为专用型资产，包括专用性场地、专用型实物资产、专用型人力资本等。与专用型资产相对应的是通用性资产。

（二）资产专用性、机会主义和可占用性准租

在通用性资产投资的交易中，交易的任何一方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转而寻求其他交易对象，且保证投资创造的价值和双边利益不受损失。而对于专用性投资，当交易的一方做出了该项投资后，由于这种资产用于其他方面的价值比其原定的特殊用途小得多，交易一方就被紧紧地锁定在这笔交易上了，而这种“锁定”的存在，就为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提供了可能。

Klein等（1978年）首次提出了可占用性准租的概念。假设一项资产为某一个人所有并租给另一个人，这项资产的准租值就会超过其残值，即超过另一承租人次优使用的价值。准租潜在的可占用性的专用部分，如果有的话，将超过下一个出价最高的使用者的价值。现在用印刷厂和出版商的案例来说明一下资产专用性、机会主义和可占用性准租之间的关系。在该案例中，印刷厂A由于进行了专用性资产投资（购置了印刷设备等），就会引发出版商B的机会主义行为。当市场上有其他出版商C存在（或存在对印刷服务的其他需求），而其他需求对于印刷厂A是次优选择时（即出版商B的报价更高时），印刷厂的部分准租就是可占用性的（即最优服务价格和次优服务价格之间的差额）；而当资产是完全专用性的情况下，即市场上只有唯一出版商B会租借该印刷服务，那么本应该由印刷厂A获得的准租，将会被出版商B的机会主义行为全部侵占。

其实在该案例中，出版商B的机会主义行为亦可以被认为是敲竹杠。敲竹杠就是交易者在不完全契约下，从交易合伙人所进行的专用型投资中寻求准租的一种后契约机会主义行为。一般情况下，契约人既可以利用不完全契约存在的漏洞和监督的困难，减少专用性投资，实施敲竹杠行为；也可以在契约再谈判时利用资产专用性带来的锁定效应，以中止达成再协商相威胁，直接要求增加契约收益。如果契约是完全的，而且当事人之间不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动机，则可占用准租归专用性资产所有者所有，可提高专用型资产的投资效率。而契约的不完全性则激励了交易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资产专用型则使得机会主义的发生成为现实。

二、合作机制探讨

由于资产专用性投资产生的可占用性准租，在契约不完全的情况下，往往担心被机会主义所攫取，从而导致专用型资产的事前投入不足和市场效率的损失。众多学者对可占用性准租约束下的合作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以期找到最佳的合作模型来降低机会主义行为。

1.资产专用性程度和契约类型

Williamson（1991年 )提 出 了一个资产专用性的有差别的匹配模型（见图1）。当 即资产专用性程度较低时，运用市场模式；当即资产专用性程度中等时，运用混合模式；当时，即资产专用性程度较高时，运用等级模式。

然而，Williamson没有分析不同类型的资产对交易契约的影响，Klein（1978年）注意到这一点，认为企业界定所有重要的特征因素的成本是随着资产类型的不同而变化。

Hart(1995年)继承了类似的观点，并更为详尽地进行了讨论。他认为，由于外部的不确定因素以及重新协商、条款修订的成本过高，在当事人不能签订长期契约的情况下，可通过当事人之间签订状态依存契约、收益分享契约、成本分享契约以及第三方总裁等契约形式来解决机会主义行为所导致的可占用性准租的耗散问题。

图1 治理成本的资产专用性函数

2.长期契约和纵向一体化的选择

Klein等（1978年）首先认为，按照科斯的分析框架，这一问题可以有两种解决的方法：纵向一体化和契约。

文章一方面对契约解决方式的有效性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发现，在采用长期契约过程中，不管是由政府或其他外部机构通过法律事实的明确的契约保证，还是由市场机制实施的默认的契约保证，都不能有效地降低可占用准租，同时契约方式在降低或者减少机会主义风险方面也存在高成本和低效率，或者说， “当资产的专用性产生越多的可占用性准租时，缔约成本的增加将超过纵向一体化的成本”。

文章另一方面论证了纵向一体化是解决问题的更为经济的方式。主要观点是：可占用性准租产生于专用性投资关系，而非标准的市场交易。一体化不仅可以减少事前交易费用，更可以节约事后交易费用——一体化是保护专用性准租不被侵占的办法。认为如果存在两项相互依赖、相互专用的资产，那么它们应该合并。但在克莱茵等人的研究中，并没有提出专用性投资必须采用纵向一体化的形式，只是认为专用性投资的程度越高，采用企业纵向一体化形式的交易成本会越低。同时文章还用通用费雪并购案再次验证了可占用性准租约束下企业的合作模式问题。据他们分析，并购（一体化）的原因是通用无法忍受费雪在通用需求旺盛阶段的敲竹杠行为（后契约机会主义行为）。

Hart（1995年）在对通用汽车公司和费雪车身公司相互交易的经典案例进行高度抽象后，建立了一个真实的模型，认为“一体化”可以解决机会主义行为对可占用准租的攫取。然而，该模型之设计专用型非人力资本投资的纵向关系契约，在这种关系契约下，通过一体化方式自然可以使专用型投资中存在的外部性问题“内部化”，从而避免机会主义行为发生。

3.考虑专用型人力资本情况下的合作模式

Williamson认为在全部专用性资产中，专用性人力资产是每一项交易的核心，当人力资产的交易专用性价值愈大时，特殊的规制结构应当取代典型的古典市场契约交换，即联盟等市场契约形式被特殊的一体化规制结构所替代。

Klein提出了一个更为正式的个人自我履约范围的模型。模型表明，在不完全契约条件下，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途径是转移在交易者之间的履约资本，尤其是改变未来成本和未来可能的事件，通过在自我履约范围内的个人履约资本成本的有效转移，减少交易双方对于其机会主义的收益租值，拓宽事后的市场条件，从而达到不完全契约的最优。

三、本文主要观点

通过以上的文献回顾，我们发现，可占用性准租约束下的合作机制主要有纵向一体化及不同类型的契约形式。但是随着现代社会市场竞争环境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在可占用性准租约束下的企业合作机制也呈现多样化的特点，非契约合作关系就是其中一大特点。接下来的内容我们将分析可占用性准租约束下的非契约合作机制。

本文认为，交易方之所以受到可占用性准租的约束，是因为交易中资产专用性投资的存在使得交易一方处于讨价还价的优势地位，而另一方则处于相对劣势，由此使得机会主义的发生成为可能。因此在资产专用性程度不变的基本假设条件下，考虑如何增加劣势方的讨价还价能力，以平衡双方的力量对比，对于合作机制的建立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由此研究可占用性准租约束下的非契约合作机制问题，就可以转化为交易中如何平衡双方讨价还价能力上面来。

以印刷厂为例进行分析。在印刷厂A进行了专有性资产投资后，出版商B就可能发生机会主义行为而侵占印刷厂A的部分甚至全部的准租，原因在于印刷厂A对出版商B的依赖程度高于B对A的依赖程度。若印刷厂A能够通过改进印刷技术和服务水平，使得出版商B形成对A的高度依赖，或者提高出版商B的转换成本，那么交易双方的力量对比就能得以平衡，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机会主义发生诱因，从而形成一种自动约束机制下的相对稳定契约关系。能够平衡双方讨价还价能力的合作机制，可以通过以下不同方式得以实现。下面主要介绍两种模式：

（一）战略联盟

在战略联盟中，两个以上企业就某个项目达成合作意向，或对信息和生产资源进行共享。联盟的参与者依靠信任和互惠准则——而不是契约——来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通过协商而不是诉讼来解决纠纷。

在战略联盟中，由于任何一方自己掌握所有活动必需专业技能的成本都非常高，因此联盟双方一般都互相进行专用性资产投资，各方按照自身的优势进行投资选择，从而使双方在力量对比上充分互补，在讨价还价能力上得以平衡，降低了机会主义发生的风险。

（二）企业集团

企业集团成员间一方面存在一种未明示隐含的默契。比如，企业集团中的大部分成员（甚至全部），通常把集团内的某一家企业作为最优的商业伙伴。因此，对于每一个成员而言都要投资于学习其他成员的所有业务、存货需求和市场操作等。若某个集团内成员在生产中遇到需求突然增加的情况，企业内的供应商可以在不提高供应价格的情况下增加生产。而如果一家企业集团成员要求产品转型很高，可以预期的是，它们的供应商会参与到设计讨论中来。另一方面，隐含契约具有一个有力的约束机制，可以使得交易各方力量平衡。该约束机制就是，若一方为了自己的利益违反银行契约，那么它的行为会导致它损失未来的业务。这是因为隐含默契的存在而发生的这些活动，都将有助降低机会主义的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在多变复杂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企业间的合作机制和模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契约到纵向一体化，再到介于契约和纵向一体化之间的非契约合作。现代企业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和优势，重在选择适合的动态合作机制，以期实现与交易各方的力量平衡，降低可占用性准租约束下的机会主义行为和敲竹杠行为带来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