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涵　石文典

【摘 要】本研究采用外显（问卷）和内隐（single-target隐联想测验）两种测量技术来验证157名国防生的死亡意识，或者说，对信仰中超物质化和现实化的人或事件的信仰是如何产生影响的。结果显示，当死亡刺激呈现，被试外显地捍卫自己的世界观；然而，当使用内隐的死亡起动测量信仰时会增强所有被试的对精神化的、超物质化的存在性以及相信与认可，无论他们之前是否自称为有信仰者。

【关键词】军人；信仰；外显；内隐；死亡意识

战士需要信仰的研究在我国可以追溯到唐代甚至更早，唐朝史料笔记《酉阳杂俎》记载了许多基层军事组织的佛教信仰情况，如《金刚经》信仰、天王信仰。透露着唐代军事组织佛教信仰各支力量存在样态的各自命运和不均衡发展国防生具有普通大学生和未来军官的双重身份。近代以来，各地普遍存在民间宗教武装，如湘鄂川黔地区的神兵武装。当代革命军人的信仰更关系到我国国防建设的稳固与否，坚定政治信仰是军人武德养成的第一要务。在作战任务进行中，面对强大的死亡威胁，军人以何种思想状态完成的牺牲小我以成就大我的壮举？国防生作为预备指挥官，又兼备学生素质与信念培养的双重模式下的青年团体，对其面对死亡时信仰的考察尤为重要。

Barretts曾说，人们存在信仰不是因为有某种强大的动机么？有研究认为，答案是对死亡的强大恐惧。先前有关信仰与死亡的研究完全依赖于自我报告。这种方法不仅容易受需求特性、社会赞许性和其他自我表达偏差因素的影响，而且他们也不适合探测意识层面之下可能发生的变化。因此本文根据认知理论的双重加工模型，采用Jonathan Jong等所采用的研究范式探查在校国防生在死亡提醒条件下的内隐信仰情况。

一、研究一

（一）方法

1. 被试。随机选取西北地区某校75名在校国防生。

2. 材料和程序。每个任务包括一个问卷包，其中还有几个不相关的研究。通过操作写作任务使得死亡感受显著增加。死亡提醒组起动条件：要求被试尽可能发挥想象力并明确写下“你认为你死后会又怎样的经历？”。控制组的被试被要求明确写下“当你上高数课时发生了什么？”和“高数课唤起的你的感情，想法？”。随后，被试被要求完成人口统计学量表和一个10个项目的超物质化的信念量表（SBS）。后者使用9点李克特量表，区间在-4（强烈不同意）和4（强烈同意），强烈同意即他们表明超物质化信仰的代表真实存在（例如，“有一个全能的神或全知的伟人”，“人死后灵魂依然存在”）。设计为回答大于0表示相信、小于0表示怀疑，0表示未知。在同一群体中抽取37名被试进行预测，信度可靠（α= .91）。此外，被试自归类为无神论者的SBS得分（M=-3.13，SD=1.21）比报告无信仰的人（M=-.99，SD=1.54），t（34）=-2.01， p<.001明显偏低，他们反方向得分明显低于自我归类为信仰者的人（M = 1.25，SD = 1.36），t（73）=-5.14，p<.001。这些数据为证明SBS的辐合效度提供了证据，并显示很低的负SBS得分表明强烈怀疑，很高的正得分表明强烈的信念。

（二）结果

结果符合预测（α= .91）。

根据人口统计数据表格上他们自我报告的宗教身份被试被分为两组。11名被试的自我分类是宗教徒或主义信仰者，64名被试自我分类为无信仰（85.33%的“无派别类信仰”，10.67%“无神论者”，2.13%“不可知论者”）。一个2（信仰识别）×2（死亡vs.控制起动）方差分析显示所有的主效应的起动条件（Mdeath=.45，SD=4.31 vs.Mcontrol =.28，SD=2.79），F（1，71）=.022，但却显示了一个宗教身份的主效应，（Mreligious=1.55，SD=1.80vs.Mnon-religious=-.64，SD=2.29），F（1，71）=346.07，p<.001，ηp2=.51和一个交互作用，F（1，71）=3.90，p<.05，ηp2=.18。事实上，死亡提醒任务对不同宗教身份被试的函数在SBS分数上有不同的启动效应。对于信仰者，MS增加了SBS分数，t（44）=3.04，p<.05，ηp2=.03，而非信仰者，MS减少了SBS分数，t（45）=-1.08，p<.06，ηp2=. 09。

二、研究二

（一）方法

1. 被试。随机抽取某校82名在校国防生（Mage=21.09，SD =2.03）（女生3人，男生79人）。

2. 材料和程序。该实验包括两部分，中间有五分钟休息期间，该时段被试需完成一个不相关的任务。部分1、被试在被保护的环境下进行一项对死亡的想象研究，就像研究。第2部分包括一个基于在计算机上运行的ST-IAT，改编于IAT。在训练阶段，被试被要求使用键盘按键，并尽可能又快又准确的归类“真的”（例如，真实的，存在的，实际；n = 7）和“虚构的”（例如，虚构的、虚假的、虚幻；n = 7）的同义词。每道题目随机给出三个选项。在第一个测试阶段，有来自训练阶段的“真的”和“虚构的”词语，也有反映SBS分数项目内容的超物质化的词语，（例如，主宰者，灵魂，意念；n = 7）；在该阶段，被试在分类的“真实”和“超物质化”词语时使用相同按键，而点击“虚构的”词语时使用不同按键。“虚构的”项目呈现6次，而“超物质化”和“真的”每个呈现3次，以确保相同数量的正确的击键/键（Wigboldus et al.，2006）。第二个测试阶段与测试一基本相同，除了按键时“超物质化”和“虚无”词语使用同一按键；设计同第一阶段，按键次数保持平衡。

完成ST-IAT后，被试还需填写一份同研究一中的社会人口统计问卷。最后，被试得到解释和感谢。

（二）结果

自我报告的信仰身份结果显示，被试中包含3名宗教徒、6名主义信仰者；73名无信仰者（88%的“无类别信仰”，12%“不可知论者”）。endprint

Bluemke和Friese（2008）指出，被试的ST-IAT分数计算方法是两个测试阶段之间反应时的平均数的差异，因此正值反映了更强烈的内隐信仰。ST-IAT总分为负数（M=-21 ms，SD=9ms），t（81）=-7.11，P<.001，反映出宗教概念与“虚构的”词语之间相对“真实的”词语有更强的关联，尽管原因可能是由练习效果所产生。

一个2（信仰识别）×2（死亡提醒起动组与控制组）的方差分析显示了ST-IAT分数上的两个主效应：有信仰的被试得分较高（更强的隐性信仰）比无信仰被试（-9ms vs. 26ms，SEs=14和6ms分别），F（1，78）=6.10，p =.015，ηp2=.06；死亡提醒启动组被试得分高于控制组被试（-8ms vs. 26ms，SEs=13ms和6ms），F（78）=-5.62，p=.02，ηp2=.06。无交互效应，F<1；自我报告有信仰的人在内隐信念上没有缓和死亡启动产生的影响。

三、讨论

研究一数据明确显示，当外显的测量信仰时，死亡提醒效果是否明显的关键，取决于被试之前报告的信仰。因此这些结果更符合宗教的体系中信仰宗教的理由，表明有信仰被试应该捍卫其信仰（即，报告信仰增强），而无信仰被试应该捍卫其无神论主义（即，报告对信仰怀疑增强）。

但正如上面所讨论的，即便明确的自我报告的多么精心设计，也只能测量个人信仰中有意识的表达陈述部分，并可能不同甚至独立于他们的隐性信仰。为了验证此说法，在研究二中，使用单一目标隐联想测验（ST-IAT）来衡量被试隐含的信仰。在这个任务，被试被要求归类“真的”的同义词（例如，实际）和“虚构的”的同义词（例如，假），被试在判断超物质化的词语（例如，灵魂）时使用“真的”键相比使用“虚构”键的速度显示其对信仰的强度，并将其定义为超物质化的力量和存在主义之间的关联强度。因此，如果死亡提醒能触发内隐的信仰产生，那么，结果会类似于研究一，死亡起动应该导致有信仰的被试有更积极的ST-IAT结果（即，强烈的信仰），但在无信仰被试有更负面ST-IAT分数（更强的怀疑）。

但在研究二中，相较于研究一而言，当使用内隐方式测量信仰时，死亡提醒的内隐效果不依赖于之前的信仰识别：无论信仰身份如何，被试在考虑到自己的死亡后，都更快的把超物质化词语与“真实的”相关联。结果表明，内隐的信念是一种独特的缓冲功能，就是使无信仰的个体获得一样的感受。综上所述，研究一和二与双重加工模型对于信仰认知是一致的，特别是，无信仰个体可能尤其在追求象征性永生时外显地否认信仰（研究一），同时追求字面上的永生时含蓄地接受它们（研究二）。

两个研究结果，尤其是其差异之处提供了影响死亡提醒因素的重要线索。当用外显方式测量时，研究一中，被试回应死亡提醒时表现出捍卫自己的世界观，如此以致自称为有信仰的被试更相信其为之奋斗的精神世界的存在，而非宗教人士更确信其不存在。然而，当用内隐方法测量信仰时，在研究二中，死亡提醒使得所有被试对超物质化内隐信仰有所增加，无论他们之前自我报告有无信仰。

由此可知，对于国防生的培养工作，注重精神层面的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帮助国防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目标。而信仰教育正是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

最后，我们发现利用双重加工模型不但可以解释个人的信仰和行为看上去矛盾的现象，而且其允许“无信仰”个人既享有与有信仰的世界观保持一定距离所产生的舒适感，又内隐地接纳超物质化精神世界（如，灵魂、情感、传承等）给予其在某方面长久生存的慰藉。

参考文献

[1] 张朝富.酉阳杂俎：所反映的唐代军队佛教信仰[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6：5-7.

[2] 李里.湘鄂川黔神兵研究（1920-1953）[D].华中师范大学，2011.

[3] 陈阵，胡冬根.政治信仰是军人心中“不落的太阳”——与国防生谈军人武德养成（二）[J].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1：27-33.

[4] Barrett， J. L. Why would anyone believe in God？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Press，2004.

[5] Jonathan Jong ， Jamin Halberstadt&Matthias Bluemke.Foxhole atheism， revisited： The effects of mortality salience on explicit and implicit religious belief，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8 （2012） 983–989.

[6] Greenwald， A. G， McGhee， D. E.， & Schwartz， J. L. K. .Measur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implicit cognition： Th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74（1998）1464–1480.

[7] Wigboldus， D. H. J.， Holland， R. W.， van Knippenberg， A. Single target implicit association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Radboud University， Nijmegen，2006.endprint

Bluemke和Friese（2008）指出，被试的ST-IAT分数计算方法是两个测试阶段之间反应时的平均数的差异，因此正值反映了更强烈的内隐信仰。ST-IAT总分为负数（M=-21 ms，SD=9ms），t（81）=-7.11，P<.001，反映出宗教概念与“虚构的”词语之间相对“真实的”词语有更强的关联，尽管原因可能是由练习效果所产生。

一个2（信仰识别）×2（死亡提醒起动组与控制组）的方差分析显示了ST-IAT分数上的两个主效应：有信仰的被试得分较高（更强的隐性信仰）比无信仰被试（-9ms vs. 26ms，SEs=14和6ms分别），F（1，78）=6.10，p =.015，ηp2=.06；死亡提醒启动组被试得分高于控制组被试（-8ms vs. 26ms，SEs=13ms和6ms），F（78）=-5.62，p=.02，ηp2=.06。无交互效应，F<1；自我报告有信仰的人在内隐信念上没有缓和死亡启动产生的影响。

三、讨论

研究一数据明确显示，当外显的测量信仰时，死亡提醒效果是否明显的关键，取决于被试之前报告的信仰。因此这些结果更符合宗教的体系中信仰宗教的理由，表明有信仰被试应该捍卫其信仰（即，报告信仰增强），而无信仰被试应该捍卫其无神论主义（即，报告对信仰怀疑增强）。

但正如上面所讨论的，即便明确的自我报告的多么精心设计，也只能测量个人信仰中有意识的表达陈述部分，并可能不同甚至独立于他们的隐性信仰。为了验证此说法，在研究二中，使用单一目标隐联想测验（ST-IAT）来衡量被试隐含的信仰。在这个任务，被试被要求归类“真的”的同义词（例如，实际）和“虚构的”的同义词（例如，假），被试在判断超物质化的词语（例如，灵魂）时使用“真的”键相比使用“虚构”键的速度显示其对信仰的强度，并将其定义为超物质化的力量和存在主义之间的关联强度。因此，如果死亡提醒能触发内隐的信仰产生，那么，结果会类似于研究一，死亡起动应该导致有信仰的被试有更积极的ST-IAT结果（即，强烈的信仰），但在无信仰被试有更负面ST-IAT分数（更强的怀疑）。

但在研究二中，相较于研究一而言，当使用内隐方式测量信仰时，死亡提醒的内隐效果不依赖于之前的信仰识别：无论信仰身份如何，被试在考虑到自己的死亡后，都更快的把超物质化词语与“真实的”相关联。结果表明，内隐的信念是一种独特的缓冲功能，就是使无信仰的个体获得一样的感受。综上所述，研究一和二与双重加工模型对于信仰认知是一致的，特别是，无信仰个体可能尤其在追求象征性永生时外显地否认信仰（研究一），同时追求字面上的永生时含蓄地接受它们（研究二）。

两个研究结果，尤其是其差异之处提供了影响死亡提醒因素的重要线索。当用外显方式测量时，研究一中，被试回应死亡提醒时表现出捍卫自己的世界观，如此以致自称为有信仰的被试更相信其为之奋斗的精神世界的存在，而非宗教人士更确信其不存在。然而，当用内隐方法测量信仰时，在研究二中，死亡提醒使得所有被试对超物质化内隐信仰有所增加，无论他们之前自我报告有无信仰。

由此可知，对于国防生的培养工作，注重精神层面的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帮助国防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目标。而信仰教育正是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

最后，我们发现利用双重加工模型不但可以解释个人的信仰和行为看上去矛盾的现象，而且其允许“无信仰”个人既享有与有信仰的世界观保持一定距离所产生的舒适感，又内隐地接纳超物质化精神世界（如，灵魂、情感、传承等）给予其在某方面长久生存的慰藉。

参考文献

[1] 张朝富.酉阳杂俎：所反映的唐代军队佛教信仰[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6：5-7.

[2] 李里.湘鄂川黔神兵研究（1920-1953）[D].华中师范大学，2011.

[3] 陈阵，胡冬根.政治信仰是军人心中“不落的太阳”——与国防生谈军人武德养成（二）[J].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1：27-33.

[4] Barrett， J. L. Why would anyone believe in God？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Press，2004.

[5] Jonathan Jong ， Jamin Halberstadt&Matthias Bluemke.Foxhole atheism， revisited： The effects of mortality salience on explicit and implicit religious belief，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8 （2012） 983–989.

[6] Greenwald， A. G， McGhee， D. E.， & Schwartz， J. L. K. .Measur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implicit cognition： Th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74（1998）1464–1480.

[7] Wigboldus， D. H. J.， Holland， R. W.， van Knippenberg， A. Single target implicit association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Radboud University， Nijmegen，2006.endprint

Bluemke和Friese（2008）指出，被试的ST-IAT分数计算方法是两个测试阶段之间反应时的平均数的差异，因此正值反映了更强烈的内隐信仰。ST-IAT总分为负数（M=-21 ms，SD=9ms），t（81）=-7.11，P<.001，反映出宗教概念与“虚构的”词语之间相对“真实的”词语有更强的关联，尽管原因可能是由练习效果所产生。

一个2（信仰识别）×2（死亡提醒起动组与控制组）的方差分析显示了ST-IAT分数上的两个主效应：有信仰的被试得分较高（更强的隐性信仰）比无信仰被试（-9ms vs. 26ms，SEs=14和6ms分别），F（1，78）=6.10，p =.015，ηp2=.06；死亡提醒启动组被试得分高于控制组被试（-8ms vs. 26ms，SEs=13ms和6ms），F（78）=-5.62，p=.02，ηp2=.06。无交互效应，F<1；自我报告有信仰的人在内隐信念上没有缓和死亡启动产生的影响。

三、讨论

研究一数据明确显示，当外显的测量信仰时，死亡提醒效果是否明显的关键，取决于被试之前报告的信仰。因此这些结果更符合宗教的体系中信仰宗教的理由，表明有信仰被试应该捍卫其信仰（即，报告信仰增强），而无信仰被试应该捍卫其无神论主义（即，报告对信仰怀疑增强）。

但正如上面所讨论的，即便明确的自我报告的多么精心设计，也只能测量个人信仰中有意识的表达陈述部分，并可能不同甚至独立于他们的隐性信仰。为了验证此说法，在研究二中，使用单一目标隐联想测验（ST-IAT）来衡量被试隐含的信仰。在这个任务，被试被要求归类“真的”的同义词（例如，实际）和“虚构的”的同义词（例如，假），被试在判断超物质化的词语（例如，灵魂）时使用“真的”键相比使用“虚构”键的速度显示其对信仰的强度，并将其定义为超物质化的力量和存在主义之间的关联强度。因此，如果死亡提醒能触发内隐的信仰产生，那么，结果会类似于研究一，死亡起动应该导致有信仰的被试有更积极的ST-IAT结果（即，强烈的信仰），但在无信仰被试有更负面ST-IAT分数（更强的怀疑）。

但在研究二中，相较于研究一而言，当使用内隐方式测量信仰时，死亡提醒的内隐效果不依赖于之前的信仰识别：无论信仰身份如何，被试在考虑到自己的死亡后，都更快的把超物质化词语与“真实的”相关联。结果表明，内隐的信念是一种独特的缓冲功能，就是使无信仰的个体获得一样的感受。综上所述，研究一和二与双重加工模型对于信仰认知是一致的，特别是，无信仰个体可能尤其在追求象征性永生时外显地否认信仰（研究一），同时追求字面上的永生时含蓄地接受它们（研究二）。

两个研究结果，尤其是其差异之处提供了影响死亡提醒因素的重要线索。当用外显方式测量时，研究一中，被试回应死亡提醒时表现出捍卫自己的世界观，如此以致自称为有信仰的被试更相信其为之奋斗的精神世界的存在，而非宗教人士更确信其不存在。然而，当用内隐方法测量信仰时，在研究二中，死亡提醒使得所有被试对超物质化内隐信仰有所增加，无论他们之前自我报告有无信仰。

由此可知，对于国防生的培养工作，注重精神层面的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帮助国防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目标。而信仰教育正是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

最后，我们发现利用双重加工模型不但可以解释个人的信仰和行为看上去矛盾的现象，而且其允许“无信仰”个人既享有与有信仰的世界观保持一定距离所产生的舒适感，又内隐地接纳超物质化精神世界（如，灵魂、情感、传承等）给予其在某方面长久生存的慰藉。

参考文献

[1] 张朝富.酉阳杂俎：所反映的唐代军队佛教信仰[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6：5-7.

[2] 李里.湘鄂川黔神兵研究（1920-1953）[D].华中师范大学，2011.

[3] 陈阵，胡冬根.政治信仰是军人心中“不落的太阳”——与国防生谈军人武德养成（二）[J].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1：27-33.

[4] Barrett， J. L. Why would anyone believe in God？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Press，2004.

[5] Jonathan Jong ， Jamin Halberstadt&Matthias Bluemke.Foxhole atheism， revisited： The effects of mortality salience on explicit and implicit religious belief，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8 （2012） 983–989.

[6] Greenwald， A. G， McGhee， D. E.， & Schwartz， J. L. K. .Measur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implicit cognition： Th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74（1998）1464–1480.

[7] Wigboldus， D. H. J.， Holland， R. W.， van Knippenberg， A. Single target implicit association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Radboud University， Nijmegen，2006.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