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彦

【摘 要】当前，大学生预备党员考察期延长可以暂时延缓党员人数增加，加强规模的控制，同时可以利用延长期加强对党员培训和教育，完成党员队伍建设从数量外延发展到重注质量的内涵发展，是党员规模控制在高校的有益探索，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党员规模；大学生；预备党员；考察期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达8512.7万名，比上年增加252.5万名，增幅为3.1%；党的基层组织总数达420.1万个，比上年增加17.5万个，增幅为4.3%。中共中央政治局2013年1月28日召开会议，要求强化党员管理，保持党员适度规模，及时处置不合格党员，是中共中央加强自身建设的又一举措。2013年7月15日教育部网站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教育部党组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学生党员发展和教育管理服务工作的若干意见》强调，要健全党员管理机制，加强党员组织关系管理，理顺党员组织隶属关系，改进流动党员管理，及时处置不合格党员，健全党员能进能出机制，增强学生党员队伍活力。

一、历史上政党规模建设的分析

国民党大陆统治时期，地方党部建设层面的数据说明国民党“党力”之薄弱——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已成立了7个年头，但仍只有不足40%的省份建立了国民党省党部，只有不足17%的县，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直到1936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豫、皖、闽、云、贵、川、陕、甘、宁、青、新等省区，连正式的省党部都没能建立起来；其余如山西省党部受阎锡山排挤，直到抗战中期才恢复；山东省党部被韩复榘迫入地下活动，直到韩被处死才得以恢复；东北、华北地区公开的国民党组织活动则几乎销声匿迹；两广地区党务，则在桂系及胡汉民等人的操控下自成体系，完全独立于南京政府之外。至于县以下的农村基层社会，则几乎见不到国民党党组织和党员的身影。然而1939年后：党员数量暴增，党员素质暴跌。据1939年的统计数据，战前的52万普通党员，因战争的冲击，已只剩下28万余人（1940年，中共已有40万党员）。为挽救濒临崩溃的党组织，国民党决定开始大规模吸收新党。1939-1945年间，国民党普通党员平均以每年30万-40万人的速度增长，至1945年，已增至264万人之多。同时，其组织建设也得以强化，据国民党中组部的统计，到1945年底，全国29个省都建立了国民党的正式省党部，县级党部从1939年的1128个增长到1992个；区党部由1939年的546个增长到9397个；区分部由1939年的13188个增长到78681个。此一时期，国民党的党组织触角，貌似已经大规模地深入到了县以下的基层社会。国民党党组织的延伸，依赖于党员数量的暴增；但党员数量的暴增，实际上是以党员素质的暴跌为代价的。战斗力和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到了“治则亡党，不治则亡国”的地步。

东欧各国共产党由于在二战前力量较弱，掌权后为扩大影响，开始大规模发展党员，党员人数激增。波工人党在1944年7月只有2万名党员，到1948年9月猛增至100万，1980年危机前达到308万；匈党在1944年11月只有两三千名党员，到1948年6月猛增至88.7万；战后捷共党员为8万，到1945年超过100万，1948年2月为140多万，同年11月竟已达250万之多，占全国人口的18%；1944年罗共只有两千名党员，1948年膨胀到106万，1989年11月达383.1万，每四五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是党员；保共党员人数由1944年9月解放时的2.5万增加到1948年底的49.5万，1986年达93万，约占全国人口的10%；阿共在1944年11月只有2800名党员，1948年11月猛增至45.4万。按照苏联被颠覆前全国总人口两亿，苏共党员总数百分之五来推算，苏共党员总数解散前大致应该在一千五百万左右。许多投机分子把党籍看作是高升、获得较好工作和居住条件、进大学及获得到西方国家旅行等特权的工具，乘党组织急剧发展之机混入了党内，导致党员总体素质下降。各国党没有进行很好的思想教育和组织整顿，党组织的战斗力因此受到极大削弱。

二、从组织行为学角度对党员规模的分析

要控制党员规模，到底什么样的规模才是合理的？这得看党内扁平化程度有多高、自治程度有多高。自治程度越高，数量可以越大一些；自治越低，数量应该越小。同时，治理党不能仅根据数量标准来治理，现在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数量问题，党员的结构、架构也存在很大问题。党员数量众多，但是在农村，往往一千来户的村子，只有七八个党员，其中还有三四个人出去打工。但在党政机关，越到上层，党员数量越多，比例越大。处于革命党时期，党员当然是多多益善。而且那时党员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因为加入革命党是有风险的。一个经过权衡之后、仍然坚持要入党的人，可以说他的意志是坚定的，质量是有保证的。那时是有一个自然的大浪淘沙的机制，不需要刻意地追求其党员质量。但中共成了执政党之后，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党手里掌握了权力，就会有一些人的入党意图在改变。他是冲着权力而来的，打算利用权力捞得好处，这样就鱼龙混杂。这时就得注意控制规模，注重素质。因此，控制党员规模是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之后的必然要求。2002年党中央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但转变是有一个过程的。革命党形成的是一套较稳定的运行系统，但转变成执政党则要建立一个新的运行系统，这是需要时间的。两者有很大不同，比如，在方式、方法上，革命党是半军事化的方式，执政党更多要运用市场的、科学管理的手段；在理念上，革命党时期是组织人民夺取政权，执政党时期则要放手让百姓追求自我利益，让人民当家做主。党理念转变之后，必须要按照一套完全不同于革命党的理论、说辞来论证。这只是一种理论假设。组织是社会组织化水平提高的形式，它是有规模的，层级之间的关系是依靠组织学原理来保证的，是有科学依据，不是越大越好。当然，改善党员质量，一定要控制数量与其他的改进措施齐驱并进。说到底就是整个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如何运行才科学化。其中既有数量问题，又有质量问题。endprint

沃顿商学院每年为其144个独立的学习团队选择的MBA学生人数。大型团队是不是往往因为具有“社会惰性”且缺乏协作而土崩瓦解？又或者是否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神奇的数量，也就是承认团队的最佳人数是由任务和每个队员扮演的角色来决定？沃顿商学院的管理学教授珍妮佛。S.缪勒（Jennifer S. Mueller）说：“早在社会心理学初创时期，就有人提出团队规模的问题。缪勒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是团队规模，但是她和沃顿商学院的其他管理学家都认为，在组建一支有效团队时，它的规模并不一定是首先要考虑的事。林格尔曼著名的“拉绳子”实验——经常称之为“林格尔曼效应”——分析了在拉绳过程中，单个人在群体中的表现。然后林格尔曼测量拉力大小。当他让越来越多的人参与拉绳时，林格尔曼发现尽管总体拉力增加，但每个成员施加的平均拉力减少，这与团队合作时成员更卖力的传统理论相悖。林格尔曼将其归因于当时所谓的“社会惰性”，即一个群体或团队往往会“隐藏着”缺少个人努力的现象。缪勒近期的研究似乎也证实了维滕贝格的观点，即为团队成功所做的准备工作至关重要。在近期名为《为何个人绩效与团队规模成反比》的论文中，缪勒援引了林格尔曼的大型组织行为理论，试图说明她的论文主题的正确性。几十年来，研究人员注意到团队规模的改变本身能够影响工作组的工作流程和最终绩效。但是最佳团队规模究竟存在吗？克莱因的最新研究探讨了关于团队问题的另一个模糊地带——多样化的价值。有很多理论都指出，性别、种族和年龄的种种差异招致了冲突和极低的社会整合度，而也有其他许多研究则唱反调。克莱因说：“人们的普遍观点是人以群分，人们总喜欢和自己相似的人。所以有理论提出多样化不利于团结。但是也有一种理论认为，多样化是有利的，因为它激发了更多的思想、更多的角度和更多的创新，从而能得出更好的解决方案。”克莱因和林各自的研究都发现了团队成员间存在共性的独特价值。两位作者描述了在执行那些复杂的、难以预测的、紧急的或新任务时，团队的心智模型（定义为团队成员对关于团队相关环境中关键因素的知识所共有的有序理解和心智表达）是如何增强协同性和有效性的。理论家们指出，在时间紧迫且公开交流和辩论的机会有限时，拥有相似心智模型的团队成员可以预见到彼此的反应，达成有效协作。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团队心智模型非常重要。尽管仍然有诸多问题未有解答，但是现有的发现已经加深了我们对团队共识的理解，并表明对团队心智模型的持续研究可能会上升到新的理论高度，并且引发具体的措施来提高团队的绩效。同样，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之初和革命年代，管理没有如此精细，如今，各种背景、身份和学历的人加入统一组织，就需要有共同的信仰和思想和统一大家，形成统一的价值观念和人生追求。

三、从大学生入党程序对高校党员规模的分析

大学发展党员工作程序：本人自愿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党支部要建立档案，列入培养计划，经常对他们进行教育，确定积极分子。对已确定的积极分子，党支部要迅速指定培养人为其填写《积极分子登记表》，交党支部统一保存。培养教育并定期考察。对于经过一年以上培养、教育、考察的入党积极分子，首先要通过座谈了解、民主测评等形式广泛征求党内外群众意见，然后党小组提出意见，重点进行培养教育，发展计划经党支部审查后报上级党委备案。对于经过一年以上培养、教育、考察的积极分子，党支部要组织他们参加上级党委组织的党校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没有经过培训的，不能发展。对于经过一年以上培养、考察、培训成绩合格，基本具备党员条件的积极分子，征求党内外群众意见后，由党支部委员会集体讨论确定为发展对象。接着支部政审、党委组织部门预审、填写《入党志愿书》，召开接收预备党员的党员大会，填写党支部决议，上报党委或党总支，召开党内外群众座谈会，与发展对象谈话；召开党委会审批（党委），填写上级党委审批意见（党委组织部门），预备党员入党宣誓。这其中加强发展党员工作宏观指导，按照慎重发展、均衡发展的要求，积极稳妥地对发展学生党员数量和结构进行调控，保持高校学生党员队伍适度规模。要加强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教育，把对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教育作为发展学生党员工作的着力点，重视做好思想上入党工作，健全入党积极分子动态管理机制。同时，适当延长预备党员的考察期，对他们进行信仰和价值观的再教育。而不是入党了就万事大吉，要树立终身党的教育的观念。在整个大学期间，树立坚定的立场，把党追求的理想和信念当做自己的终身追求。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教育部党组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学生党员发展和教育管理服务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高校学生党员是学生中的骨干分子，学生党员队伍建设是高校党的建设的基础工程。各地各高校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高校学生党员发展和教育管理服务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努力建设一支信念坚定、素质优良、规模适度、结构合理、纪律严明、作用突出的高校学生党员队伍。要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严格发展程序和纪律，强化发展党员工作责任追究制，严格坚持标准，提高发展学生党员质量。以增强党性、提高素质为重点，强化党员教育培训，坚持理论学习与实践锻炼相结合，拓宽党员教育培养途径，注重教育寓于服务，服务体现教育，提高学生党员思想政治素质。不但在数量上保证党的后继有人，同时在质量上保证党的队伍的先进性。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学生党员发展和教育管理服务工作的若干意见[N].2013年7月15日.

[2] 凯瑟琳·J·克莱因，林明宗.团队心智模型和团队绩效[J].组织行为杂志，2006（1）.

[3] 黄宏，谷松.东欧剧变与执政党建设[M].红旗出版社， 1991.

[4] 沈碧莲，李俊，马晴燕.前东欧地区共产党党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