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焱超

(渤海大学，辽宁 锦州 121013)

清末“新政”以来，自治风气渐浓，后经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的推动，乡村自治渐而在全国开展起来。但几十年的实践，乡村自治在中国始终没有找到恰当的位置和机遇，最终被埋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时值西方国力强盛、政教昌明、法典完备，中国传统的威权体制却依然大行其道。政府在推进乡村自治建立的过程中，只是单纯地设想通过制度的替代来完成乡村自治的建设，但在实际的建设中人们的心理认同和传统封建文化对乡村自治制度的建设都存在潜在的重要影响。

一、乡村自治的推进与文化上的心理认同

清末民初，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由于政府的推动开始有了主动性。然而在向现代化转变时，制度层次的变革只是一方面，还涉及到文化的革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都强有力地证明了一种新的政治制度若想成功代替旧的政治制度离不开新的文化的指导。于中国社会而言，封建政治制度延续几千年之久，委实树大根深，尽管国家以政权力量强制性地推动乡村自治制度的确立，然而国家也不得不从文化的角度入手，推行“新学”。

国家以制度的形式将“新学”教育纳入政府系统管理和负责的范围之内，传统社会中的私塾、书院教育强制性地被新式学堂代替，然而兴建的新式学堂基本集中在城市，即便是小学堂也更多的是在城镇，乡土社会中的新式学堂凤毛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