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指南针西传相关问题的思考
2014-08-15严家辉
绥化学院学报 2014年5期
严家辉
(闽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漳州 363000)
引言
中国指南针的发明大致经历四个阶段:磁石指极性的发现、司南仪的出现、水罗盘的发明和旱罗盘的制作。磁石指极性的发现是指南针发明的前提条件,司南仪是最早形式的指南针,水罗盘和旱罗盘的相继发明是着眼于指南针的指极性灵敏度和指南针使用的方便性等方面的要求而进行的革新,特别是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之后,已经不再拘囿于陆地上的方位辨别作用,表明了它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在他的《新工具论》指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教派、任何帝国、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影响都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1]马克思也沿袭了培根的说法:“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2]虽然培根和马克思都肯定了印刷术、火药以及指南针对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作用,但是并未把这三大发明归功于中国。英国汉学家瓦尔特·亨利·麦都思(1796—1857)就明确把三大发明归功于中国,他说:“中国人的发明天才,很早就表现在多方面,中国人的三大发明(航海罗盘、印刷术、火药),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提供异乎寻常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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