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女娲与西王母形象及演变

2014-08-15梁蕾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 2014年1期

梁蕾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068)

神话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是处于低社会生产力时期的远古人类对自然界的幻想。基于当时的认知水平，人类认为诸如雷电、洪水等现象都是由赋有特权的神灵掌控，并据此加以人格化，就产生了天地鬼神的形象。

而人类最初开始于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女性在社会中占有不容小觑的地位，因此作为其社会形态映射下的产物，神话对于女性的崇拜不胜枚举，而其中最集中的特征，则是对繁衍生命、守卫和平的母性本能的高扬。

所谓母神，顾名思义，即具有母性神格的神话女性。而在中国神话中，女娲与西王母则是此种特性的代表，她们分别诠释着荣格所谓的“可爱母亲”与“可怖的母亲”的形象。叶舒宪也认为，地母神变为一对女神的情况下，在中国表现为空间上的对立母神，也就是所谓的“东母”与“西母”，女娲与西王母则是东母与西母的直传与变形。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也意味着生命生长的开始，东母自然与化育万物的女娲联系起来;太阳的西落，预示着黑暗的来临，代表着生命的衰败与死亡，西母便与掌控残杀的西王母对应。

从文献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她们的形象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女娲抟土造人，虽然这一壮举已经鲜明地奠定了她母神繁育滋生的地位，但后世又有新的业绩使得这位母亲形象更加饱满;而西王母在中国文化二元对立统一的作用下，发生了质变，从最初以“主灾厉与五刑残杀之气”的可怕死神到掌管能够使人吃后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的不死之药和仙桃的代表生的吉祥之神，向人们预示着“可怖的母亲”也孕育着生的希望。而两位母亲，都在父系社会到来的影响下，弱化她们的功绩，逐渐从独立神过渡到对偶神，造成母神精神的失落。因此，我们需要对她们的功绩及形象演变分别加以分析，才能真正理解她们的母性神格及演变原因。

一、母神形象的演变

1.女娲

关于女娲的文献记载，最早出现在《楚辞·天问》中的“女娲有体，孰制匠之?”这句话是说，女娲既然创造了人类，而又谁创造了女娲的形体?这一发问很是突兀，可能早在屈原时代之前，女娲就作为人类的始祖已被信奉崇拜。直到《抱朴子·释滞》:“女娲地出”，屈原的问题才得到回应。既然人类是女娲用泥土做成，那女娲也应该与大地密切相关。这样的回答表现了农耕文化中，人们对泥土的信赖。

《说文解字·女部》中曰:“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从女呙声。”作为化育万物的形象出现，女娲最伟大的业绩即是“抟土造人”。《风俗通义·佚文》:“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絙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絙人也。”天地当初形成时，没有人类的踪迹，女娲开始用泥土造人，为了省力并提高效率，便用绳子沾泥水，于是形成了不同形态的人类。这条资料不仅说明了人类的起源，并进一步解释贫富产生原因，表现了阶级社会等级观念的出现。由此推断等级思想已经萌芽，并且为了使其上层统治具有说服力，社会形态开始对神话进行入侵，寻求根由。

人类产生后，男女之间自由恋爱，甚至是随意匹配，无章法可言，同时这种群婚、杂婚的状态也影响着人口的繁衍和素质的提高，女娲为了结束这种情形，使得人类得以健康有序地繁衍生息，她创造了婚姻制度。《风俗通义·佚文》:“女娲祷祠神祈为为媒，因置婚姻，行媒始行明矣。”《路史·后纪二》:“(女娲)少佐太昊，祷于神祇，而为女妇，正姓氏、职昏因、通行媒，以重万民之判，是曰神媒。”女娲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相当于现在的媒人。

但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可能是天地本身不足，也可能是宇宙该有的大劫难，突然间天崩地裂，人类遭受了空前的大灾难。作为人类的始祖神，创造了人类的同时，使得保护人类适宜的生存环境成为一种责任，从而补天成为可能。《列子·汤问篇》:“故昔者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其阙;断鳌之足以立四极。”《淮南子·览冥训》:“于是女娲炼五色之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女娲为了解救人们于水火之中，与大自然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女娲将各种颜色的石头熔炼，形成五色石。面对灾难时，女娲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保护着她的子民，体现了一种英雄式的母亲形象。

为了让人们在劳动之余，有娱乐活动，女娲又创造了笙簧。《说文解字·竹部》:“簧，笙中簧也，从竹黄声，古者女娲作簧。”《风俗通义·声音》:“世本:‘女娲作簧’”。首先，音乐可以怡人性情，滋养生活，营造一种和谐共生的氛围，从而奠定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其次，笙簧的制作材料是葫芦和竹管，而它们分别是男女生殖器的象征，组成的笙簧有“男女交合，繁衍生殖”的象征意蕴。因此，笙簧作为一种乐器，不仅是娱乐工具，同时也显示了先民对于生殖的崇拜。而联系到女娲是人类的始祖女神，创造的乐器与繁衍生息意蕴相联系就不难解释了。

女娲的结局，文献记载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死亡。在神话中，死亡并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形体消失，而是以另外一种状态存在，即“尸体化生”。这种例子不难找到，如盘古开天辟地之后，其身体部位化为其他物体存在;又如夸父逐日路途渴死之后，手杖化作，身躯化作等。女娲也是如此，《山海经·大荒西经》:“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女娲的肠子化成了十个神仙，以另一种形式，横处在原野中;另一种则是女娲拯救了她的子民后，不夸耀自己的功绩，不彰显自己的名声，而是《淮南子·览冥训》:乘雷车，服驾应龙，骖青虬，援绝瑞，席萝图，黄云络前白螭，后奔蛇，浮游逍摇，道鬼神，登九天，朝帝于灵门，宓穆于太祖之下。”女娲乘着雷车，在灵门拜见了天帝，安详静穆地在大道太祖那里休息。就这样静息于此。

我们不难发现，对人类有重大影响的四项功业:抟土造人、设置婚姻、炼石补天、发明笙簧，女娲生育、守护着她的子民们;又用女性独有的心思细腻周悉心关爱着她的子民们，这种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奉献自己，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母亲的典型形象。

2.西王母

人们在对生存热切追求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作为女娲化育万物的对立面，西王母执掌自然灾害，主管五刑残杀。恐惧，使人们幻想她的形象时，不免以粗犷狰狞为特征，《山海经·西山经》:“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西王母是豹子的尾巴，老虎的牙齿，而且有着高昂的叫声，蓬发垢面，完全是一种半人半兽的怪神模样，让人心生敬畏。《山海经·西山经》:“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人们把西方作为西王母所在地，与其职能有密切关系，“在神话思维的拟人化类比作用下，太阳总是被想象成一个生命存在，因此，太阳的初升总是同‘生’或者‘复生’相联系，而太阳的西落也自然被视为衰老与死亡。”西方作为生命衰落之地，自然掌管“天之厉及五残”的神灵理应居住于此。可见，西王母最初是残暴恐怖的半人半兽形象，她生活在荒凉辽阔，杳无人烟的西方，是掌管着人们生死大权的死神。

女娲的母性表现在以化育万物为主干，其他功绩为枝叶来丰富其神格，而西王母的形象是一种线性转变，从怪神到女仙首领，每一阶段都是一种质的转变，她也是被人们改造最为彻底的神话人物。首先，她从怪神成为了天帝之女，成为了西方的实质统治者，与周穆王相见于瑶池，并与之和歌互答。《穆天子传·卷三》:“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列子·周穆王篇》:“(周穆王)遂宾于西王母，觞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王谣，王和之，其辞哀焉。”文中西王母的外在形象描写缺失，或者是作者故意遗漏，以转变西王母形象，但从会见的一系列内容来看，应该是受到礼乐文化的侵染，已经成为颇有教养的常人样态，不再以怪神模样出现。

但人化形象并不是其演变的终点，后世将其不断抬高，她不再是寻常的人王形象，开始作为人们的守护神出现，位列仙界，成为人们的信奉对象。西王母略带仙气应该始于《淮南子·览冥训》:“譬若弈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掌管生杀大权的西王母成为拥有不死之药的神仙，可以绵延寿命，永葆青春，展现了人们对于生存的渴求。半仙气质的西王母在后来道教思想的影响下发生了质变，彻底成为神仙。《汉武故事》《十洲记》《博物志》中均有记载西王母会见汉武帝的故事，降神仪式开始出现，其着装仪仗更显示出道教因素，但其形象并未定型。直到《汉武帝内传》，对于这次会面的描述更为详细。为武帝“好长生之术，常祭名山大泽以求神仙”等一系列行为所感动，西王母决定降临凡间传经授道。汉武帝举行了隆重的迎接仪式，西王母“乘紫云之辇，驾九色斑龙”，“可年三十许，修短得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真灵人也”。西王母成为容貌颜色世上少有，三十左右的少妇，西王母的仙化形象彻底完成。

汉代，人们就开始着手美化西王母的形象，从掌控灾异、剥夺生命的怪神一改成为延年益寿、永葆青春的神仙，人们举行祭祀仪式来祈求西王母的保佑。《汉书·哀帝纪》载:(汉哀帝建平四年)春，大旱，关东民传行西王母等，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民又聚会祠西王母。其中人们对于长寿的祈望是西王母形象转变的关键因素。西王母与长生不死主题密切相连，早在先秦文字记载中，就有关于西王母超脱生死的记载。《庄子·大宗师》:“(道)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之其始，莫之其终。”长生久视、长生不死道教观念在汉代与黄老思想、神仙崇拜结合。在道教的鼓吹下，使得西王母拥有不死之药、可以永葆长寿的传说神乎其神。其次源于西王母所处的地理位置。在古代朴素的观念认为西方盛产不死丹药，《楚辞·天问》:“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寿何所止?”黑水、玄趾、三危皆西方地名。《淮南子·时则训》:“三危之国，石室金城，饮气之民，不死之野。”两者在方位上的相同性，使得人们容易将其联系演化。再次，六朝文人依托汉代名人之作，如《十洲记》《汉武帝内传》等志怪小说，涉及西王母掌管不死之药的内容颇多，这应该与当时的社会特点密切相关。汉末是中国历史中少有的动荡期，政治动乱，阶级、民族矛盾空前，天灾人祸并存，生灵涂炭，人们在现实中看不到希望，只能在文字中寄托心声，歌唱理想，在作品中鞭笞丑恶，高扬美好，于是不被统治者重视的小说成为主要发泄途径，人们可以极尽荒诞，嬉笑怒骂，以神笔写幻想的体裁大为流行。在作品中灌输不死之药的传说，一来是作者的一种补偿心理，在战乱中希望美好，苦难中需要真善美;二来，在生死未卜时期，读者渴望的就是永葆长寿，使得作品更有影响力，使得西王母在志怪小说中大写特写成为可能。

我们可以看出，西王母经历的变革概括有两点:一、外形，从怪模怪样的半兽状态到三十左右的绝世女仙。二、职能，从随时可以夺人性命的死神到拥有长生不老药的吉神。这两个转变的关键因素是道教的流行及其对西王母的推崇，道教中将人的死解说成“得道成仙”，“重返母体”，死亡不过是再次回到生命的起点，使得人们能够减少一些对死亡的恐惧和不安，因此觉得西王母在可以剥夺生命的同时，也是在赋予人新的轮回，从而让西王母掌管不死之草和长寿之桃，这是人们渴望改变死对心理威胁的一种精神产品。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女娲与西王母这一对看似对立的母神，一个掌管生，一个决定死，其实又是一体的，不可分的，她们是共同孕育守护着万物的母神，共同一个承载着生命的大地。生与死的轮回正如昼与夜的交替，昼的逝去正是夜的开始，夜的到来也显示出昼的珍贵，这些都是大自然不可抗拒的规律。

二、母神精神的失落

如果说母神崇拜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产物，那么随着父系社会的到来，对其进行解构也是必然。纵观相关的神话记载文献，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现状同步，同广大女性一样，女性神逐渐成为陪衬或者点缀。当然，女娲与西王母也不例外，她们都从独立神过渡到对偶神，其职能也发生相应转变。

人类的始母神女娲，从汉代开始，先是成为伏羲的妹妹，又逐渐被演化为伏羲的妻子，共同孕育着人类。在汉墓出土砖画中，伏羲手捧太阳，女娲手捧月亮，象征“阴阳”两相，两者常连体交尾，都具有人首蛇身的形象，正好符合当时人们的观念:伏羲是天神、太阳神，与地母神女娲结成配偶，恰好反映了当时天父地母的思维。卢仝《与马异结交诗》云:“女娲本是伏羲妇”。女娲的丰功伟业逐渐被弱化，她不再是独立造人的母神，而是成为辅佐伏羲治理天下的得力助手，走上了男权社会中所有女性的必经之路，开始作为一个附属存在。

神通广大的西王母在父权社会体系中，与女娲的境遇相似，人们同样将其弱化，作为男性的配偶神存在。从东汉开始，人们创造出与西王母相对应的东王公，并详细记载了他们相会的情景，《神异经·中荒经》:“昆仑之山，有铜柱焉，其高入天……仙人九府治之，上有大鸟名曰希有，南向张左翼覆东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处无羽，一万九千里，西王母岁登翼上会东王公。”《洞冥记》:“昔王母乘灵辇，以适东王公，税此马于芝田，东王公怒，弃此马于清津天岸。”跟以前所记载的周穆王、汉武帝会见西王母不同，东王公是人造的神话仙人，西王母不再是被人仰望的女仙，而是追随东王公的女子。后世更有道教人士大肆渲染，东王公不知何去了，西王母又成为玉皇大帝的原配夫人——王母娘娘，负责宴请天上各路神仙之职，以及民间婚姻之事，成为玉皇大帝的“贤内助”。

综上所述，在人类的早期历史上，女娲与西王母是对立的，因为掌管生死的职能不同，又是统一的，女娲神格本身的孕育、滋生特性，以及西王母后期职能的突变，都是在一定意义层次上守护着人们，她们就像两种不同性情的母亲，以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关爱。她们的功绩可谓无人可及，但是在后世，为了抬高男性价值，她们的形象一度被改造、弱化，处于从属地位，甚至成为男权社会下的附庸，导致母神精神的失落。

[1]屈原:《楚辞》[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郑慧生:《山海经》[M].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3]赵宗乙:《淮南子译注》[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4]班固:《汉书》[M].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5]葛洪:《抱朴子》[M].中华书局，1985.

[6]孙通海译注:《庄子》[M].中华书局，200.

[7]许慎:《说文解字》[M].中华书局影印.

[8]应劭:《风俗通义校注》[M].中华书局，1981.

[9]《汉魏丛书》[M].上海大通书局发行.

[10]《百子全书》[M].八卷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11]景中译注:《列子》[M].中华书局，2007.

[12]茅盾:《茅盾说神话》[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