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路，孟 楠

（新疆大学 历史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自从20 世纪中叶美国学者罗伯特·雷德菲尔德的《乡民与社会文化》一书中提出文化具有“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以来，此概念便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开辟出了一条全新的途径，运用大传统与小传统的理论分析框架，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研究具有很强的可行性、操作性。雷德菲尔德将大传统与小传统定义为：“在某一种文明里面，总会存在着两个传统；其一是一个由为数很少的一些善于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一种大传统，其二是一个由为数很大的、但基本上是不会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一种小传统。”[1]此概念自诞生之日起，便带有强烈的文化分层的属性，并大致归纳出大传统与小传统各自的起源地与演变路径。在西王母信仰的演变历程中，虽然衍生出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不同信仰形式，但并未有高低贵贱之分，他们更像是不同时期西王母信仰为延续而采取的独特生存策略。

西王母神话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最早记载于《山海经》的豹尾虎齿的半人半兽形象，逐渐演变为古老羌戎部族的族名和首领名称、汉代民间信仰中的救世神、道教信仰中的女仙之首、明清民间宗教的至上神，她的形象、信仰、神格等内容，是复杂多样的，是集民族、神话、传说、民俗、宗教于一身的复合型文化体。不可否认的是，西王母起源于少数族群的文化体系中，最终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内容，不仅仅体现出西王母神话兼收并蓄的生存策略，更彰显着西王母文化是各民族共同谱写的内容，是中华民族古已有之的伟大见证。西王母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文化瑰宝，是不可多得的文化资源，值得我们去深入保护和挖掘。

中国古时候的西王母信仰不论是官方层面，抑或是民间层面都有着广泛的信仰基础。在西王母信仰的演变过程中，西王母信仰依据不同的时代情况，衍生出不同形式的发展策略，这是西王母信仰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西王母信仰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演变历程，主要分为三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汉朝时期，汉代是西王母信仰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形成阶段，这一时期的西王母信仰为官方大传统所接纳，随着历代君王求仙思想的日益迫切而被推向高峰，在被农民起义军奉为神圣思想之后，被广大百姓所传颂，形成官方大传统的仙化西王母信仰和民间小传统的神化西王母信仰两个不同的层面。第二阶段魏晋时期到宋元时期，这一时期是西王母信仰被道教大量吸纳的阶段，赋予西王母信仰道教体系中的极高地位，奉为众女仙之首，西王母信仰更多地以大传统形式出现。第三阶段明清时期，西王母信仰失去了大传统的光辉，更多地出现在民间的宗教宝卷、故事宝卷之中，被民间信仰赋予新形象和新神格，西王母信仰更多地被世俗化，成为民间小传统信仰的重要内容。

一、西王母信仰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形成

西王母从神话阶段的兽神不分到人们信仰崇拜中的神化和仙化是一个漫长演化的历程。学者孙洁认为：“西王母在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中完成了从《山海经》的‘怪神’向‘人王’形象的转变，再到西汉中期《汉武帝内传》中完成神仙丽人转变。”[2]由此可见，西王母在汉初期便完成了形象的转变。实际上最早有关西王母信仰的文献记载出自《管子》，记录了战国时候西王母祭祀的零星线索[3]。至汉朝时期西王母已经进入信仰的神仙体系之中，人们依据不同层次的需求对其进行了不断政治化、世俗化、人格化的构造，从而兴起了不同层面对西王母的广泛信仰。西王母信仰在汉代的形成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西汉初期——汉武帝时期，这个阶段是西王母神话内容大量被官方和民间信仰吸收借鉴的阶段，处于西王母信仰诞生的萌生时期。第二阶段是西汉昭宣——新莽时期，这个阶段是西王母演变为广泛信仰的重要阶段，发生诸多以西王母为信仰核心的重大事件，开始建立以西王母为中心的神灵信仰体系。第三阶段是东汉时期，西王母在信仰体系中的地位得到不断提升，在不断的神格提升和职能增强中，西王母信仰体系得以完善，最终成为汉代信仰体系的救世神。东汉末年又被纳入道教信仰体系之中，具有很高的地位。[4]

（一）西汉初期至汉武帝时期

西王母在汉初时期被纳入进信仰体系与当时统治者追求长生不老的思想和广大民间弥漫的求仙风气是有着莫大的关联。早在秦始皇时期派遣术士东渡蓬莱、瀛洲等地求不死之药的活动就十分频繁。求仙之路异常艰辛，却始终都没有收获，但也是这一时期统治者对不死之药耗费巨资的狂热追捧，渲染了民间对求仙之道的向往，神仙思想在民间得以广泛传播。

汉初统治者信奉黄老之道以治国，文景之治时期黄老之学更是被统治者标榜，成为治国理政的依据。黄老之学与神仙之说是相通的，有文献记载“黄老起于齐，神仙之说与黄老通”[5]。至汉武帝时期，统治者对求仙之道的痴迷达到巅峰，在他统治期间民间的求仙热情也达到了鼎盛。《淮南子·览冥训》中记载“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娥窃之以奔月”。因此，这一时期西王母不论是在统治者还是民间群众的信仰崇拜中，都认为不死之药的掌管者便是西王母，她被建构成为可以使人不老不死的仙人形象。甚至在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的历程中，也包含着对西王母探寻的痕迹，司马迁是这样记载的：“临西海……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6]这也间接证明在当时的社会中，对西王母的信仰是广泛存在的，并且怀着一颗探求之心。西王母信仰得以产生，与其“长生”的神格是密不可分的，官方与民间的广泛追求是其成长的沃土。

（二）西汉昭宣至新莽时期

在这一时期对西王母信仰的演变构建中，西王母信仰被官方构建的政治性不断地增强，却在民间信仰中演变成一位全能的，兼具保护、救世、生育等功能的复合神。因此，这一时期的西王母信仰，既是官方将其神格地位不断提高，用以巩固自身统治地位的时期，也是得到民间广大群众热情拥护的时期。这一点在汉哀帝时暴发的“行西王母诏筹”的活动中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

西汉在武帝后开始盛极而衰，至汉哀帝时期百姓流离失所，农民起义频发，造成社会动荡不安。在汉哀帝建平四年，由关东流民打着西王母的名号避祸，流民在长安城大批聚集，举行祭祀西王母的活动。这一事件参与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久都极为罕见，在社会中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后世称为“行西王母诏筹。”[7]《汉书》将这一段史实记载如下：“哀帝四年春，大旱。关东民传行西王母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民又会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惊恐。”[8]由于此次灾异事件，与大家共同的西王母信仰崇拜息息相关，人们主观上希望对西王母的崇拜祈福，得到上天庇佑。因此，西王母便被人们普遍认为带有震慑与庇护的象征意义，成为广大群众的精神寄托。

另外，也可从这一事件反映出，这一时期西王母崇拜在民间群众中已经达到相当狂热的地步，甚至到了已经足以超出官方的管制，引起社会变乱的地步。同时，也映射出西王母信仰的神格中，已经包括为人们禳灾除祸、保护平安的功能，人们借此崇拜来达到求雨救灾的目的，这也是西王母信仰在民间得以生根发芽的重要原因。而在此事之后，官方也对此次事件给予解释，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化构建。王莽为了实现自己篡汉的图谋，从此次事件中寻找合理性的现实依据，将西王母诏筹事件构建成王皇后将要合理摄政的解释，并将西王母地位进一步提高，进入神的行列，为统治者接受天神旨意提高自身统治的权威性服务。《汉书·元后传》记载如下：“哀帝之代，世传行诏筹，为西王母共具之祥，当为历代母，昭然著明。予只畏天命，敢不钦承！谨以令月吉日，亲率群公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玺绂以当顺天心，光于四海焉。”[9]由于西王母信仰得到官方进一步神圣化的构建，其信仰地位不论在官方或者民间都得到名正言顺的肯定，影响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三）东汉时期

东汉时期是西王母地位不断提升，成为人们信仰体系中的至上神。并且在东汉末年被道教信仰体系所吸纳，在道教体系中被赋予极高地位，信仰的影响程度和广泛性得到极大提升。在东汉时期出现的大量西王母的祭祀场所，例如西王母祭拜的祠堂，以及在西王母神话中“石室”世俗化的出现等。史籍中“立西郊以祭阴，名西王母”[10]的描写，便印证了这一现象的出现。西王母信仰被寄予平安富贵、长命百岁、去灾避祸甚至是多子多福的吉祥象征，这既是当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是西王母至高无上的表现。

东汉时期西王母信仰的世俗化程度大大加深，在前期长寿职能的基础上又演化出了增禄送吉祥的职能，来满足广大信仰者的期许，反映该时期西王母信仰功能已经提升到无所不能的地步。甚至受此时期“阴阳”思想的影响，人们凭对西王母吉祥美好愿望，给西王母配以东王父为伴侣，将西王母与东王父构建成当时社会的阴阳二神的信仰体系。古籍中记载如下：“……上有东王父、西王母，生如山石，长宜子孙。”[11]东汉时期的西王母信仰，除了功能的不断增多，神格也得到不断提升，甚至在古人阴阳思维体系中，西王母成为了月亮的象征。传统思想将月亮视为阴，即是母亲神，可以起到了保护子孙的职能，因此，又衍生出西王母生育神的神格。

至东汉末年，西王母信仰开始被道教所吸纳进入信仰体系之中，并且尊列女仙首位，统领众女仙，位高权重，赢得官方和民间的争相追捧。西王母被纳入道教之中，与道家所讲究的长生思想是有很大关联的，这一点恰巧也是西王母所具有的特质。西王母信仰在这一时期影响力走向鼎盛，道教在其中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从西王母信仰在汉代的形成历程来看，西王母信仰的内容是以官方和民间的不同层次需求，而不断构建、完善的过程，这就说明汉代的西王母信仰是存在官方层面的大传统文化和民间层面的小传统文化两种类型的，并在官方和民间两个不同的层面广泛流传。学者汪小洋认为：“汉代的西王母有两个信仰体系，一个是仙化的西王母，核心以求仙寻药使人长生不老为主，这是被上层社会普遍接受的西王母；另一个是神化的西王母，它的信仰核心是承担救世的作用而消除人间灾难，既长生又解难，具有至上神的性质，不被上层社会接受但在中下层社会广泛流传。”[12]笔者认为，汉代西王母信仰的官方大传统是为了满足统治者需求政治化的过程，表现为满足统治者的长生思想和统治权力的合理性方面。民间小传统则是为了满足广大群众需求不断世俗化的过程，表现为消灾禳祸、平安长寿、赐子赐福等民间美好生活的满足方面。因此，从大传统和小传统不同层面对西王母信仰的解读是十分有必要的，既有利于西王母信仰的深入了解，又有利于我们对于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形成和互动路径的探究。

二、西王母信仰以大传统为主导阶段

西王母信仰在汉朝末年达到顶峰，之后便逐渐开始衰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相对有所削弱，但并未消失出大众的视野。从东汉末年道教便将西王母纳入道教体系之中，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西王母已经在道教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在道教五十五位神仙中，居于第四的高位，仅次于东王公。魏晋南北朝时期与道教有关的著作包括《抱朴子内篇》《洞真西王母宝神起居经》中，都有对西王母的详细记载。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

西王母信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被纳入道教体系，主要与道教的上清派和灵宝派有关，这一时期道教吸纳西王母的原因，更多是因为道教神仙体系迫于神圣化的需要，加上道教是讲究阴阳平衡的学说，将东王父与西王母的并列，正是当时教法所需的。道教对西王母信仰吸纳并不是全盘接受，而是进行了一系列的规范化的梳理，因此，西王母信仰不断被道教所接纳的过程，也是其不断被大传统肯定进而体系化的过程。

上清派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体系中，势力重大，信徒众多，上清派为了使自己权利合理化，便吸纳民间信仰中的西王母信仰，赐予西王母崇高的神化地位，并且假以西王母之名编著经文，借西王母的地位尊贵、知名度高的特点赋予经书的合理性，其中《洞真西王母宝神起居经》便是编著的重要经书之一。《洞真西王母宝神起居经》记载：“乞人告曰，吾宝真人也，此言是昆仑西王母宝生无死之曲，知者使人不死。”[13]从记载可知，经书借助西王母之名，可以使信仰之人获得不死之身，不仅提升西王母的信仰神格，同时也大大提升了道教经文的神圣性，这是上清派假西王母之名的重要目的。另外在《西王母反胎按摩玉经》之中，道教将自身的反胎按摩之术与西王母联系在一起，声称依据西王母口诀按摩，便可以拥有强身健体、消除万疾的功效，进一步利用西王母之名，达到道教传经授道的目的。灵宝派与上清派大致处于同一时期，著名道士葛洪便与这一派有关。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一书中，赋予东王夫和西王母的平等地位，将二者共同构建成人类社会的祖先，记载为“称东王父者，麋也。西王母者，鹿也。”[14]由此可见，灵宝派对西王母的极度推崇。

到了南北朝时期，道教各教派便对西王母广泛接纳，正是在这一时期，陶弘景创建了道教的神仙谱系，西王母在道教中的重要地位被正式奠定。据陶弘景撰写的道教经典《真诰》载：“正月二十三日，东宫上人来看洞中，时或有龟山宾共集，高会真仙。”[15]文中所说的龟山宾即为西王母，这时的西王母已经明确成为道教主神，宗教化和神化属性进一步得到了提升，西王母信仰进入道教化传播的新阶段。

虽然这一时期西王母信仰被纳入道教体系并非自身的主观选择，但从结果来说，西王母信仰和道家体系起到了相辅相成的效果，西王母促进了道教神仙体系的神圣化、合理化，道教将西王母信仰的神格和功能进一步提升，西王母身份得到大众的进一步肯定，西王母进入到大传统层面的信仰体系之中，对前期西王母民间小传统中衍生出的纷繁复杂形式，依据大传统思想进行的一次规范化的整理，赋予西王母信仰更顽强的生命力和长期延续的可能性。正是西王母信仰的大传统对旧时小传统规范性的钳制作用，西王母信仰才更多地得到了官方的肯定，其自身的影响力迅速提升，扩展为全民信仰。

（二）唐宋时期

唐宋时期是道教西王母信仰继续加深的重要阶段，道教对西王母信仰的吸纳重构，从早期偏重神圣化向偏重人性化、世俗化的方向开始转变，关于西王母的描写记载逐渐细致化，涌现出更多与西王母相关的故事情节。唐宋时期与道教有关西王母的著作成果颇丰，有代表性的包括《仙苑编珠》《太平御览》《墉城集仙录》《云笈七》《三洞群仙录》《上清道类事相》《传授三洞经戒法略说》《太上元宝金庭无为妙经》等。

西王母出自昆仑神话体系之中，昆仑山便是西王母所居之所，在道教体系中，西王母居于天界的墉城，这里便是西王母统领众女官的地方，记载为“我墉宫玉女，为王母使”[16]，后来的《墉城集仙录》便是依据这一记载命名的。从道经中对西王母居所的描写，便可以体现出西王母信仰在道教体系中逐渐偏向世俗化的过程。《仙苑编珠》载：“九光玄女，号曰：太真西王母，居西极昆仑山。”[17]《上清道类事相》：“昆仑瑶台，西王母之宫，所谓西王母上台，天真秘文尽在其中。”[18]《茅君内传》载：“白玉龟山有朱紫之房，西王母处之。太上黄素方白赤气之王，入五道之玉房也。”[19]由上可知，西王母的居所在道教的记载中是逐渐细致化、世俗化的过程，从开始的昆仑山，细化到昆仑的瑶台之上，最后演化成接近于世俗化住所的朱紫之房，便是西王母信仰逐渐从高不可攀的神转变到更加贴近人的世俗表现。

另外，西王母信仰在道教体系中，逐渐地世俗化的过程还表现在对西王母记载更加详细化的方面，甚至在《云笈七》之中，西王母出现人性化的“姓”和“字”，载为：“西王母者，太阴之元气也。姓自然，字思君。”[20]西王母信仰的大传统内容逐渐变得世俗化，是更有利于其影响力增强的，特别是西王母信仰中，人性化一面的转变，促使西王母信仰的受众范围迅速扩大，为更多大众所熟知。这一时期的道教西王母信仰世俗化的过程，为后一阶段脱离道教大传统的西王母信仰世俗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保证了西王母信仰的延续发展。

三、西王母信仰以小传统为主导阶段

明清时期是西王母信仰民间世俗化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西王母信仰的小传统内容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西王母信仰在依据民间想象不断人性化构建的过程中，西王母信仰的神格和功能在得到极大提升的同时，西王母主刑杀死神的神格也逐渐被遗弃，西王母开始演变为受民间宗教追捧的和民间故事喜爱的对象，民间宝卷成为记述西王母信仰的重要载体，随着宝卷的广泛流布，西王母信仰也传播到更大的地域范围，正是这一时期的发展，推动了西王母信仰向我国台湾和东南亚地区的广泛传播，在这些地区至今仍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台湾著名的慈惠堂便是如今西王母信仰的代表性组织。笔者认为，西王母信仰大传统必然是要走向民间的，一方面是为了寻求更多的信仰群众和信仰空间，永葆信仰的生命力。一方面是为了对民间繁杂的信仰体系进行规范化，指导民间广大群众的信仰实践。因此，大传统叙述格式的不断民间世俗化是历史必然，也是大传统走向民间的可行化路径。

（一）民间宗教宝卷中的西王母信仰

明清时期宗教宝卷成为民间宗教说法阐教的重要方式，民间宗教为寻求所宣扬内容的神圣性、合理性以及得到大批信众的支持，便将大量有关西王母的内容编入到民间宝卷之中，同时将西王母神格进一步提升为劳苦大众的救世神，甚至被拥为民间信仰中的“无生老母”，凌驾于众神之上。具有代表性的宗教宝卷包括：《护国威灵西王母宝卷》《瑶池金母金丹忏》《王母消劫救世经》《王母经》等。

众多的民间宗教宝卷，并未摒弃道教西王母身上的仙化色彩，反而将西王母化作众神之首，对民间信仰中原本复杂的神仙体系进行了一次规范化的整理。例如，《护国威灵西王母宝卷》宝卷之中便大量吸纳了道教西王母的内容，依旧将西王母封为至圣之女、万民之母，衍生出创世神、救世主的神格。[21]另外，最突出的转变表现在西王母信仰形象的民间化、人形化的改变，甚至在很多记载中以凡间女性的角色出现，完成了从豹尾虎齿的半人半兽，到雍容华贵的女仙之首，再到平平无奇的民间女子的转变，致使西王母更加贴近于民间百姓的生活，与广大民间百姓共尝生活疾苦，促使西王母信仰在民间拥有更加广泛的受众。

明清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农民起义活动，例如青莲教、同善社等组织，希望提高自身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往往打着西王母的旗号，这一点与东汉发生的“西王母诏筹”事件颇为类似，间接地为西王母信仰的传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时至今日的甘肃泾川群众之中，西王母信仰依然有着一定的群众基础，流传着《王母经》《玉皇经》等民间经文，西王母信仰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与其不断地向小传统方向的世俗化是脱不开关系的。据《王母消劫救世真经》记载：“西王母已为人母，慈眉善目，为儿女们不能修行向善而泪流满面。”[22]笔者认为，小传统的民间材料一直是西王母信仰的活水之源，为其送去源源不断的新鲜养料，从而永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二）民间故事宝卷中的西王母信仰

有关西王母的民间故事在汉朝时期便已出现，早期的汉武帝内传，便是以汉武帝对求仙思想的狂热追捧为蓝本，想象出的关于西王母与汉武帝在宫中会面的趣事。到明清时期，民间对有关西王母故事内容进行大量的收集整理，西王母成为当时重要的民间故事题材，在梳理改编的基础上，大量汇成故事宝卷的形式，在民间群众之中广为流传。具有代表性的包括：《新编连相搜神广记》《新刻增补搜神记大全》《说郛》《太姥宝卷》《天仙宝卷》。

上述民间故事宝卷更多地以西王母故事为叙事中心，将西王母故事情节进行细化描写，或者更换故事背景，将西王母描绘成各式各样的人性化形象，并且刻画出西王母普通人一样的性格。例如在《天仙宝卷》中，将西王母刻画成贤妻良母的形象；《牛郎织女宝卷》中，变成了严格执法，不通人情的形象。[23]相比于宗教宝卷而言，故事宝卷之中的西王母神格是相对低下、世俗化的，但往往寄托着民间大众的美好期望，或是美好的爱情、幸福的婚姻，或是合家团聚的景象。除此之外，民间故事宝卷还拥有很强的趣味性、可读性，更加朴素的叙事方法是西王母得以贴近生活的关键因素。符合大众习惯，更容易贴近民众生活，为广大民众所接纳的方式，也是十分有益于信仰群体与地域的扩展，从而更有利于西王母信仰的保护传承。

西王母信仰由大传统主导向小传统主导的转变过程中，大传统的影响能力和覆盖范围是逐渐提高的，是有利于传统的保护和继承的。西王母大传统部分的影响范围是极其有限的，他们往往只是被少数自省的知识阶层所崇拜，而要将西王母信仰传入民间的寻常百姓家，有更大的信仰基数和范围，必然是要将大传统的西王母信仰进行民间所接受的世俗化调整的。

四、西王母文化的现代价值

西王母神话资源是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丰富文化遗产，不仅是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认同载体，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符号象征。神话资源的发掘，为强化各民族对中华优秀文化的认同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源，是建设各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重要举措。

从国家层面：西王母神话传说在不同时代的流传特点直接体现了中央政权对西域的认识和边疆治理背景下各族人民对西王母神话的文化想象。这种内涵丰富的想象性文本，时至今日仍然被各民族共同构建、共同拥有、共同认同，对当代各界民众认清祖国边疆是中华各族人民共同开拓的、是祖国不可分割的具有重要价值；对边疆各民族建设共同的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从地方层面来说，西王母文化记忆的现实功能，包括对人们的教育教化功能和对不同群体的关联功能为主。这些对构建文化深厚、经济发展、社会文明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例如，以天池西王母神话传说为主体的西王母文化已经成为阜康市的主流文化之一，天池西王母神话传说中所蕴含的祈福和平、宽容平等、养生长寿的和谐因素已经成为阜康构建和谐社会和平等、团结、和睦民族关系的有利条件。西王母文化的进一步发掘，丰富和深化了学界对中国历史人文的认识和理解，对进一步研究中华民族的人文、历史、民族情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