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希玮

（长沙市明德华兴中学，湖南长沙，410000）

抒情，作为文学作品表达时代性不可或缺的方式，在彭燕郊诗歌中占据了主体位置。他的很多诗歌（他文学作品绝大多数是诗歌）具有标本价值，将上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所蒙受过的羞辱和苦难，以及“宏大”时代轰然喧嚣所遮蔽的人格信念，或者诸如此类情感历程与生命印迹，都清晰的存留了下来。从其诗歌抒情气质来看，一以贯之的是一种内省式的抒情，但是这种模式下也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些演变从整体上大致与共和国的诞生、曲折、振兴同步。

一、彭燕郊诗歌创作的历程回顾

彭燕郊（1920-2008），原名陈德矩，诗人，福建省莆田县黄石镇人。他18岁参加新四军，20岁左右就开始在各类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此后转移到抗战的大后方参与民主运动，从事文学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彭燕郊先生先后来到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湘潭大学执教，1955年因胡风案受牵连，1979年得以平反，1987年退休。现能够找到关于他的作品集有诗集《彭燕郊诗选》、评论集《和亮亮谈诗》、散文集《高原行脚》以及《当代湖南作家作品选（彭燕郊）》等20余种。

对于彭燕郊数十年的诗歌创作历程，本文采取历时性的划分法，以彭燕郊诗歌作品中的抒情特质差异性，将其诗歌创作粗略地划分为三个时期：（1）早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及五十年代初期）：作为“七月派”诗人，这一时期的彭燕郊，其诗中的那些抒写民族战争的悲壮情怀、坚忍意志和乐观精神，一直都是抗战诗歌的“正声”。然而其主旋律诗歌，在当时的诗歌环境下显得颇为“另类”，有着一种流浪叛逆的气质，游走在主流与边缘之间。《冬日》、《山国》、《葬礼》、《风前大树》、《爱》等名篇就是这一时期写出来的。（2）中期（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建国后到1955年是彭燕郊人生的短暂“蜜月期”，其中一场政治风暴的暗流在涌动，“胡风案”牵连了很多人，彭燕郊就在其中，这对于他来说，形同黑夜。这一时期彭燕郊的精神历程和创作状态，对于他后来的高喷发创作状态的形成，对于深入探究“彭燕郊现象”的成因等等，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后来，彭燕郊将自己的部分潜在写作诗歌编成了诗集《野史余文》。（3）晚期（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彭燕郊这一时期的诗歌有过纯美、意动，但最让人记忆深刻，能触动灵魂的还是诗人衰年变法后，意想达到的那种古今艺术意境中至高也至难的悲凉、高远、雄浑的诗歌美学境界。代表作有艺术组诗《小泽征尔》、《钢琴演奏》、《东山魁夷》等；“南国浅春谱”组诗《太阳照着》、《路上》等、桂林组曲《漓江舟中作》、《虹》、《雾》等，还有《瀑布》、《混沌初开》、《生生：多位一体》等，尤其是《混沌初开》、《生生：多位一体》，是彭燕郊“衰年变法”成就的标志性诗作，具有真正开创性和开拓性，这些诗歌从极高层次与境界上复归并强化了诗人的内省式抒情特质，由个人到民族，到整个“人”的命运、意义与价值，尤其是在刻画生命意识、灵魂境界之时，其穿透力令人惊叹。

虽然第二阶段能找到的作品不多，但是这一阶段对彭燕郊人生与诗歌创作都有着特殊的意义，为其后期诗歌创作的迸发积蓄了能量，是一个重要的衔接阶段，具有明显的断裂性，因而本文将其归纳成一个独立的阶段应该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回顾总结这几十年，彭燕郊以顽强的生命力和鲜活的人格意志参与了二十世纪的中国之嬗变。同时，他又几乎参与了新诗前进的所有现场，一生经历过了解放前的“抗战写作”、“七月派写作”、“狱中写作”；建国今三十年的“潜在写作”，以及新时期的“归来者写作”等等。

二、彭燕郊诗歌内省式抒情气质的表现

中国新诗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打上了浓郁的抒情烙印，无论是浪漫主义或随之而来的现代主义，现实主义，抒情都占了极大部分词语空间，但彭燕郊的诗歌抒情显示了他与众不同的审美向度与精神气质。他的诗不是用强制、激烈地口吻在宣讲某种既成之理，抒发热情、激情，而是用音乐、或节奏，或形象向读者咏叹关于人性的某种根源。回顾彭燕郊的诗歌创作，彭诗抒情气质不是一成不变的，当然，其中有着一条主线，即内省式的抒情：真挚、深沉。粗略地说，彭燕郊诗歌抒情气质的“内省”话语可归结为一种诗人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审判或思辨，以及由此衍生的关于人“自身内部的怯懦”的深入究问。

从各个写作阶段而言，彭燕郊诗歌中内省抒情表达方式也有着明显的区别。其早年的诗歌往往是欢欣与沉痛隐喻的结合体，如《小牛犊》，这首诗歌前半段是较为轻松的，但是彭燕郊在后半段却将诗思一转，写到了小牛犊被残酷的杀害，牛皮被竹竿挑起：“就像军士扛着他们的大旗/偃息的旗，受伤的旗/沉重的旗/连风也不能掀动……”如同他早年同样令人沉痛的《葬礼》、《殡仪》等诗歌，十分精彩的揭示了一种穿透现实的能力。到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彭燕郊的许多诗歌作品带有较为直接的政治情感指向，其抒情模式相对来说较为直接，情感的表达也较为明确，但是其中也蕴藏着彭燕郊的一种历史乐观主义精神，如《一把箭》所示，诗人用反语，从正面着笔，直抒对于光明的憧憬以及对于现实的讽刺。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上世纪70年代末期，彭燕郊留下的作品不多，但从陈思和先生主编的“潜在写作文丛”一书中我们还是能找到一些他的诗歌。因于当时特殊的文化语境，彭燕郊诗歌的抒情模式，更多的采用了一种反语与调侃的方式，不过这种反语或调侃却更加揭示了诗人的抗争：一种带着悲痛的、无奈的抗争。以《耻辱》为例，诗歌虚拟了一个“巍然高耸云表金光万道的光荣大圣”，“乐于沉睡在耻辱的黝黑/眩晕于耻辱的鬼火的磷光/辗转哀呼于耻辱闸门里层层堆积的污垢间/以求得片刻的缓解”。诗人指向的“光荣大圣”，所谓“一个人的痛快，千万人的委屈”。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对于历史的追问。但比照上世纪40年代后期相对单向度的诗歌，这个阶段的诗歌明显具备了相对复杂的情感表达路径。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之后，经由《驯狮人》、《混沌初开》、《生生：多位一体》等诗的写作，彭燕郊“内省抒情”方式进一步发生变化，即“向内转”，转向了一种对于“自身内部的怯懦”的不断究问。彭燕郊认为“尽管政治始终是现世之人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但作为诗歌，更应该从一个更大的视角来看取，即关注人生命的模式，在《混沌初开》里，彭燕郊寻找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的本性的生命之路，即“原初的人的本真”。

彭燕郊，这个以其强韧生命力伴随时间的诗人，试图以其超验性的抒情和冷硬的思索把漫长历史紧缩为瞬间的诗歌。从早年浅唱低吟与朴实无华的土地悲歌，到炼狱生活里悲痛冷静般的思辨气质，再到新时期意象咏叹中，张显着的神秘与雄浑诗风，每个阶段，诗人的抒情气质都是鲜明的。从彭燕郊诗中既能看到或具体、或抽象的“象”，又能在这种“象”的背后察视到其中带有民间文学特质的那种质朴的生气和豪放性格，也有着学院派诗人的温文尔雅和渊博，其诗思细腻而意境深远，尤其是在彭燕郊后期的诗歌创作中，表现出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与天人合一的精神追求，这些独抒性灵的诗歌气质，自然奔放而又雄浑有力。

三、彭燕郊诗歌内省式抒情气质的成因

诗人彭燕郊先生在诗歌创作，诗学理论、民间文学等领域有着卓越的成就，早年即属“七月诗派”而进入当代中国文学大师之列。在半个多世纪的风起云涌中，诗人一直都笔耕不辍，并要求自我突破、自我超越。在他的诗歌中，内省式抒情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当然，彭燕郊诗歌中的抒情气质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内省的整体模式下，不同的时期存在着不一样的气质。在战火、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里，诗人是在时代大潮中以觉醒者的姿态呼唤民族激情；在被错划反革命分子的时期、在没有正常写作权利与人生自由的情况下，诗人坚强的、无言的的思辨是其对那一场黑夜的抗争；在文化觉醒的新时期，彭燕郊重登诗坛，以一种把握道义，思考生命的姿态抒发其心中的欢愉。不同的时代赋予了彭燕郊诗歌实践不同的使命感与历史感，但是不论是在哪个历史时期，也不论是在怎样的文化背景下，彭燕郊诗歌题材与抒情气质都是相对统一的，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存在着细微的变化，但彭燕郊诗歌在抒情模式上都是内敛的、是思辨的、是内省的。虽然它有可能指向外在的现实，或有可能指向内在的心灵。

一方面，从历时的角度分析，彭燕郊是一直活在“当代”（这个“当代”，即当时的时代）的诗人，他从少年发轫，带着“七月派”诗人的乡土情结，对农村、对土地始终充满爱，有着一种深沉、真挚的情怀；在经历“炼狱”般生活的二十余年里，他又感受了一代知识分子的“黑夜”，在生活与精神的双重“奴役”下，使得其诗歌隐含着阵阵冷痛；到新时期，诗人踏着时代的强音，几次自我突围——先是从黑夜中“归来”，接着“衰年变法”。彭燕郊似乎是灵魂出窍，渐渐走进了“纯诗”的殿堂，在这个唯美的殿堂中唱着“人曲”，其音符尽是生命的魂与灵——人生之真谛。

另一方面，对于彭燕郊来说，传统文化的影响深入骨髓。从民族思想、民俗习惯到血缘文化、农业文化以及宗法文化等等都对其诗歌创作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彭燕郊有着广博的文化修养，痴迷一切“美”的东西。他对诗与美始终是十分热爱的，不论是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思想禁锢时期，抑或是在文化觉醒的新时期，彭燕郊始终为自己内心的需要而进行诗歌创作，从来都是坚持着自身的诗歌探索欲求以及对人性之真善美的向往，并不断发现或开掘属于自己的“新艺术”模式，这种数十年不断创新自己艺术方式的能力，与他个人心灵活动广博深刻与丰富多样是分不开的。也正因为如此，彭燕郊诗歌是指向人的内心的，其抒情模式是充斥哲理与启示的。彭燕郊用他的诗歌证明着诗歌艺术的广阔空间与多元化的发展方式，彭诗的内省式抒情展现了隐藏于人内心深处的汪洋大海与丛林迷影，这种深邃、深远与深沉往往不是一般的经验能随意拥有与触碰的。

四、结语

“彭燕郊现象”是现代文坛研究的一个新的课题，它对中国诗坛的影响是巨大的，对整个中国文坛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彭燕郊在给人们留下了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的同时，还树立起一面鲜明的旗帜：树立“突围”精神，努力攀登文艺创作的更高峰。虽然“彭燕郊现象”吸引了广大的学者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探讨，但是对彭燕郊诗歌的内省式抒情气质及其成因的命题还是很少被提出，文章以内省式抒情气质为线索，追溯其社会成因，挖掘其文化渊源，这为人们对“认识彭燕郊现象”这一诗学和文化命题的探索辟开了一条蹊径。同时，这对于了解上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深入研究中国文学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和中国新诗的未来走向等问题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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