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诉讼中的文义解释——以受案范围为例
2014-08-15钟翠霞张步峰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4年3期
钟翠霞,张步峰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081)
德沃金认为,法律乃是一个解释性的概念,法律实践乃是一种解释性的实践。因此,司法机构若欲适用法律,必先“解释”法律,在行政诉讼活动中更是如此。法律解释必须遵循一定的方法,其中最基本的方法便是文义解释。所谓文义解释,是指按照法律文本的字面含义和通常使用方式探求针对个案的意蕴,以维护法律的稳定性、确定性和法治实践统一的法律解释方法。本文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视角,初步梳理法院在个案中对法律的文义解释。
一、行政诉讼中文义解释的优先性
在行政诉讼的过程中,法官的目光在事实和法律之间来回穿梭,并运用法律解释技术,让事实与法律结合,得出个案结论。在法律解释方法中,文义解释是首先要考虑的方法。只要法律措辞的语义清晰明白,且这种语义不会产生荒谬的结果,就应该优先按照其语义进行解释,这便是文义解释的优先性。杨仁寿曾言:“法律解释之第一步系‘文义解释’,而其终也,亦不能超越其可能之文义。”一方面,在“文本中心论”法律解释学看来,法律解释总是以特定的法律文本作为解释对象的。而法律文本具有客观性与可确定性,因为它所使用的语言具有公共性与稳定性。语言承载了人人都知晓的意义,惟其如此,它才能成为交流最重要的工具。在哈特看来,任何语言都具有一种空缺结构,每一个字、词组和命题中其“核心范围”内具有明确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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