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婷婷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江西 南昌 330077)

“新感性”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马尔库塞《论解放》(1968年)一文中，之后逐渐取代“爱欲”成为马尔库塞后期著作中的核心概念。《反革命和造反》(1973年)及《审美之维》(1978年)等著作对“新感性”的政治实践作用、培育途径等都有论述。新感性的提出是基于对异化进入高级阶段，爱欲解放面临诸多困境这一全新历史背景的反思。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文中深刻地指出，在业已征服匮乏的富裕社会中，技术取代生产成为新型控制手段，它呈现出对立面逐渐趋于同一的危险局面，在此形势下，原先企图通过爱欲的内在动力来实现社会变革的路径变得渺茫，似乎只有美学的向度仍然保持着一种表达的自由，只有在艺术中还隐含着对现实的否定性，由此马尔库塞晚年希望通过艺术—审美之维来在人性中培育起一种崭新的自由、美和快乐的感受方式，一种充当新社会之基础的新感性。

一、培育“新感性”的必要性

(一)新感性是解放外在自然界的前提条件

马尔库塞认为，自然界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属人的自然，即人的感觉和本能;二是人的现实的生存环境，即外部的自然界。自然的这两个部分的被压抑是相互关联的，因而对自然界的全面控制无疑同时实现了对人的控制。而人类正是在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形成社会的，因而解放自然无疑是实现社会解放的必要环节。

通过控制自然，强迫它成为生产力，为人类提供所需要的物质资料，是否就能实现人的自由?人的自由是否就是永无休止地控制、压榨和消费自然?自然是否注定是实现人的自由的物质基础?难道这就是自然对人类自由的意义所在?通过一系列反问，马尔库塞质疑了这种僵化的自然观和对自然的这种控制和占有的态度。那么，如何打破这种控制链条，将自然界从被控制和受压制的状态下解放出来，使它从社会控制的工具转变为社会解放和个人解放的同盟呢?

按照马尔库塞的思想，解放自然界意味着尊重自然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和事物自身所具有的“内在尺度”，并帮助它们实现自身的潜能，成为它们可能会成为的东西。马尔库塞这一主张建立在康德关于“自然”和马克思关于“人”的洞见之上。根据康德，自然美是自然的“在其自由中，同时也以审美的目的性方式，依照化学的法则……构成自身的能力”［1］(P58)，也就是说自然界以“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作为自身客观的、具有审美性质的存在方式。根据马克思，人是唯一能“按美的规律来塑造事物”［2］(P114)的自然存在物。马尔库塞认为，只有一种新的人，具有一种不同于在压抑性社会中被塑造出来的、扭曲了的感性形式和本能冲动的新的感性的人，才有可能现实地按美的规律来对待和塑造事物。因此，自然界解放的契机就在于一种新感性在个体身上的诞生，它意味着属人的自然的变革，这种变革能促使外在自然界的解放，并最终与它携手一起推动人类的社会解放。就此而言，新感性的培育作为属人的自然的解放，构成了外在自然界的解放和人类社会解放的前提条件。

(二)新感性是使社会变革成为个人需求的中介

社会解放必须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而社会革命的主体是作为个体的人，个体是否具有革命的需求就构成了社会革命是否可能成为现实的主观条件。这种对革命的需求，在马尔库塞看来，“必须源于个体本身的主体性，根植于个体的理智与个体的激情、个体的冲动与个体的目标”［3］(P194)。一个身处于不自由的社会之中，其感性、欲求、想象和激情等自然的潜能都以某种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作为被压抑性社会成功驯服了的个体，显然不再有能力感知到现实社会的压抑性，不再能对这种压抑性的现实发出不满和反抗的声音，他们安于这种现实，并在这种现实中寻求着异化的幸福感。因此，只有依靠新感性的培育和诞生，人才能感知到一种不同于现存现实的新的现实，激发起对这个新世界的欲求和对现实的不满，就此而言，新感性在个体中为社会变革奠定了内在性基础和微观动力基础，正如马尔库塞所说的，新感性“是使社会变革成为个人需求的中介，是在改变世界的政治实践与追求个人解放之间的调节者”［3］(P120)。新感性不仅是新的，充满生命的感性需求的产生土壤，而且也是这种新需要转化为现实的推动力，在此意义上，新感性“已成为一种政治力量，作为与攻击性的和剥削性的社会化相对峙着的反对力量”［3］(P194)。马尔库塞在超现实主义艺术、嬉皮士式的亚文化和年轻知识分子的反抗和妇女解放运动中体验到新感性正在成为一种挑战和颠覆现实的革命力量。

(三)新感性是赋予社会革命超越性的推动力

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革命呈现出激烈斗争的形式，带来社会生产关系方面的巨大变革，但它往往只是改变了人的外在社会环境，而没有触及生活于这个社会现实中的人的内在生理和心理层面，没有在人的内在性方面带来实质性的改变。这样的社会革命在马尔库塞看来是不彻底的，他主张“要将政治经济的变革，贯通于生物学和心理学意义上能体验事物和自身的人类身上”［3］(P99)。若要使得革命不是局限于一种外在的变革，不是退化为一种利益之争从而陷入攻击性的罪恶之轮中不得自拔，而是成为一种崭新的现实原则诞生的前提的话，革命必须具有一种超越性的推动力，毕竟革命的推动力从根本上决定了革命的性质和成效。革命从它的根源处就要是纯净的，没有沾染攻击性和罪恶的因素。把人类历史变成控制和奴役的历史的根源在于政治经济的原因，这些原因塑造着人类的感性需求和本能冲动，但是由于人类的感性和本能属于人类个体的内在性层面，它们往往比社会存在中的政治经济因素表现出更大的惰性，因此，马尔库塞并不相信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革命必然根源于新感性的需求，而且也并没有对革命能带来新感性的诞生表示过分的乐观。基于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现实的批判性反思，马尔库塞指出“自由的需求和潜能不能被看作一套新的社会制度的简单结果”，因此，他认为政治经济的革命必须伴随着感性的革命，而且后者对前者的前途和命运至关重要。新感性意味着一种新的人，他们的思想、需要和行为都不同于以往的人类，在马尔库塞看来，新感性的诞生意味着一种更为根本的变革，只有它才能赋予社会一种质变。“如果没有个人本身的新的合理性和感性的发展，那么，也就不可能有社会的质的变化，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没有一种激进的社会变化是以没有激进的个人的变化为基础的，个人是社会变化的承受者。这样，解放确实意味着资产阶级个人的克服 (对于资产阶级的个人来说，私人的实现和社会机构之间的矛盾是基本的)，同时也意味着是自我 (是私人性，是由资产阶级文化创造了的私人性)的标准的重建”［4］(P118)。

二、新感性的内涵

既然新感性无论在自然解放还是在社会变革中都起着无比关键的作用，那么，如何理解其具体内涵呢?概括而言，其一，相对于受理性压制，充当知识环节的低级、混乱的旧感性而言，新感性作为全新的感受性，是一种全新的看、听和说的方式，它是一种新型的理性与感性协同的关系，已经突破知识论的界限，成为关涉人的生存的一个存在论概念。其二，新感性的根本特征在于其能动的生产性本质。作为对象、客体而言的旧感性，依赖于他物刺激和给予，是一种被动的接受能力。与之不同，新感性具有主体性意味，是一种积极的生产性活动。其三，作为生产性活动的新感性，具有创生现实的实践力量，新感性这种生产性内涵在其与爱欲、审美以及想象力的内在关联中得以揭示。

(一)新感性是爱欲的解放形态，体现了对生命本能的追求

早在《爱欲与文明》中，马尔库塞在追溯“感性”一词的词源时，就指出“感性这个中介的概念所指的是作为认识的源泉和器官的感觉，但感觉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认识器官。它们的认识功能与其欲求功能 (肉欲)浑然一体，它们是满足爱欲的、受快乐原则支配的”［5］(P120)。可见感性从根本上与人的本能欲求相关。因此在压抑性的社会现实中，人类的本能连同与它相关的人类的感性，在马尔库塞看来，处于一种受动的和扭曲的状态之中。在弗洛伊德那里，爱欲仍然具有本能的受压抑的性质，而马尔库塞所设想的新感性则摆脱了现实压抑，是解放了的爱欲和本能欲求。在非压抑文明下的爱欲成为人的生存，生命活动，“爱欲作为一个存在论概念规定了人的本质”［5］(P79)，正是这种全新的爱欲，具有社会历史性的爱欲，奠定了马尔库塞新感性概念的存在论基础。也就是说，新感性是爱欲摆脱现实压抑之后展现出来的新形态，同时培养“新感性”也是解放“爱欲”的手段和现实途径。就此而言，新感性是服从于爱欲和生命本能的，它是“本能自然的最恰当的感性形式”。

新感性体现了保护生命，反抗和推迟向“死亡的堕落”的愿望，作为从压抑中解放出来的爱欲，它要求现实的世界克服自身的攻击性和罪恶，从而为生命创造一个公正、和平和安宁的世界，它要求现实不再充当生命和本能欲求的压制者，而是充当它们的积极的保护者。为了这种目的，新感性将唤起一种极力反抗现实中一切反生命的压抑性原则的意识和力量，它要将技术改造成艺术，并把它与科学以及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积累起来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一起调动起来去造福生命，去发现人和事物的潜能和内在可能性，进而协助他们实现自由。正如马尔库塞所说的，“新感性表现着生命本能对攻击性和罪恶的超生，它将在社会的范围内，孕育出充满生命的需求，以消除不公正和苦难，它将构筑‘生活标准’向更高水平的进化”［3］(P106)。

作为解放了的爱欲，新感性反抗压抑性现实的态度是坚决的和彻底的，它意味着对异化劳动和奴役的摆脱以及与扼杀人的本能的压抑性秩序和文明的决裂。它不仅与这种压抑性的现实决裂，而且它要与它自身被压抑性现实所塑造成的那种扭曲的和受动的状态决裂。它“要与攻击性和剥削的联合体决裂，也就同时要与被这个世界定向的感受决裂”［3］(P108)。通过这种决裂，新感性肯定了自身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现实、一种新的生存方式的权利和任务。而且新感性作为“根植于男人和女人的原初冲动，它是维护他们的生命本能的根本需要”［3］(P131)，它相信自己“能够既体验到‘给予’，也体验到能使生命得以改善的事物的‘隐藏的’性质”［3］(P131)。它不仅能体验事物的现实和潜能，而且能改造和解放现实事物，即感官的解放和新感性能够帮助生命本能 (爱欲)满足它的感性需要，实现它所追求的目标。马尔库塞的新感性思想重申了康德在其第三批判中所达到的对人类感性机能的洞见，并且更进一步将新感性理解为一种可以展现自由力量的、实践的感性能力。它承认自由有其自身的限度，但是它要求在必要压抑与额外压抑之间做出有效的区分，它不承认除保护和改善生命所必须的压抑之外的任何额外压抑的正当性。物质生产条件已经使得当下的现实原则不再必要，融合美学价值与现实，或使美学真正成为新的现实原则的条件已经成熟，因此，新感性的历史使命就是赋予现实一种新的目标，即“在保护生命和造福生命中去自由地发现并实现人和事物的可能性”［3］(P99)，并创造出表现这种新目标的新形式。

(二)新感性以美为可欲的对象，是沟通美与现实的桥梁

由于新感性与爱欲和生命本能冲动在根本上的一致，美作为同样与生命本能密切相关的可欲对象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新感性的欲求对象，美不仅具有扼止攻击性和罪恶的力量，而且美的形式可以充当新感性试图建立的新的社会和新的生存方式的基础。对新感性来说，美已经展现为一个理想社会的可能形式和衡量尺度，它被纳入到对自由的设想和欲求之中，因为人类在历史进程中累积起来的精神和物质财富已经能够实现对匮乏的征服，而这无疑瓦解了压抑的必要性，把曾经进步的压抑转化为退步的反动的，因而不再可以忍受的奴役。

新感性不再以压抑性文明和不自由社会中的扭曲了的满足为满足，它以美为可欲的对象。新感性是沟通美学与现实的桥梁，是以美学形式构建自由社会的实践力量，使美学和艺术成为现实的生产力，而不仅仅作为一种与物质生产领域割裂开来的文化活动。它具有批判、摧毁当下现实原则的力量，它追求美学提供给它的关于自由社会的形式的实现。这种形式将是一种审美和艺术的形式。艺术赋予内容一种审美秩序或自律的形式，这种形式并不是外在于内容的，而是内容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自然的关联法则，这种形式与其说是赋予内容一种整体性和意义，还不如说是使内容得以自发地展示出一种内在的、属于其自身的意义。美和服从美的形式的新感性作为反抗现实的感性力量，与新的情感取向有关，它能影响和决定意志，并且确认这种影响的正当性。感性需求的这种正当性的确立需要一种对自由的重新理解，即自由不再被理解为纯粹理性的先天实践能力，不再意味着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而应当是一种美与和谐，是事物潜能的一种非压抑性的展现。新感性要求将美的原则纳入自由的内涵，自由应当从理性的自律提升到美的和谐，从感性与理性的对抗提升到人类机能的协调一致，从痛苦的分裂提升到完满的身心统一。通过康德，马尔库塞将美与完善和完满关联起来，审美需求指向人的心身统一，因而必然对否定和破坏这种统一和完满的现存原则和体制构成挑战。这种挑战不是细枝末节的，而是根本性的和彻底的，它把资本主义精神当作亟待清除的精神垃圾。

(三)新感性作为生产性的感性形式，参与审美想象力的自由运用

美学中到底包含怎样的社会形式呢?一方面美学和艺术形式是感性的形式，另一方面如果这种感性形式要能够成为一种社会形式，它必须具有超越主观多样性的普遍性，两者之综合意味着，除了时间和空间，还存在其他感性的先验形式，它们先于理性和意识，由感官产生，而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又是必然有效的。这种审美的形式由审美想象力产生出来，虽然通过对美的对象的欲求，新感性“受制于只有审美想象力才能构织出的现实所拥有的方式和形式”［3］(P101)，但是感性与审美想象力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单向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感性同样参与审美想象力的自由运用，正如马尔库塞所说的:“想象的自由受制于感性的秩序，它不仅受制于感性的纯形式 (空间和时间)，而且还受制于感性的经验内容，该内容作为被超越着的对象世界，仍然是超越过程的决定性因素。”［3］(P103)在这一点上，马尔库塞高度评价康德第三批判的思想价值，他指出康德在对想象力的分析中已经意识到感性对想象力的自由的影响，感性和感官并不仅仅被动地接受和反映机能，它本身就具有某种“生产性”和创造性。感性与审美想象力之自由之间的这种关系揭示出想象的力量注定在两种感性之间起到沟通和促进转化的作用 (即一种是在阶级社会的秩序中被塑造出来的、压抑性的旧感性，另一种是与之相对的、从这种压抑性现实中解放出来的新感性)。在阶级社会的压抑性现实中，想象的自由连同感性一道被压抑着。然而依赖于其自律性，想象力能够挣脱它衍生于其中的那种被压抑和摧残了的感觉经验，在艺术活动或艺术作品中对这种感觉经验进行变形和超越，从而创造出关于新的现实和自由社会的构想。虽然在马尔库塞看来，想象的自由不仅受制于人的感性，而且也受制于人的理性，但是从根本上说，想象力与感性之间的界限更为模糊，想象力在其自身中就具有本能和生理的成分和感性的力量，想象的自由创造更可以被看作想象力与感性一道对理性专断做出的反抗。艺术的创造与接受都有赖于审美想象力的自由运作，因此，艺术的存在与艺术对新感性的培育都关涉到审美想象力，它不仅是艺术作品得以被创造出来的机能，而且也是个体能够与艺术作品进行交流所不可或缺的能力。

三、新感性的培育途径

上面对想象力与感性之间的关系的阐释揭示了感性的直接的自发性并不是感性的全部内涵，想象力的自由创造无疑同时就展示了感性具有一种生产性的力量。这种感性需要艺术和美向它展现出来的关于理想世界的新形式作为自己的欲求对象，借此得到艺术和美的培育。生产性的感性与审美想象力一道参与了艺术的创造，被创造出来的、超越现实的艺术作品反过来震撼和塑造着感性自身。就此而言，艺术作品可以看作感性的外化，并最终复归感性自身。正是基于这一洞见，马尔库塞将新感性的诞生看作一个自我创造、自我培育的过程。

通过审美的自律性，想象力自由地创造出关于新现实的构想，并将其表达在艺术作品之中。这种艺术以其对现实的超越性给人带来一种感官上的震撼，传达出一种反叛的气息和对革命的诉求。想象力的这种自由创造使激进的反抗意识渗透到感性的内部，揭示出感性和理性之间的一种新的关系，并促使感性去追求和实现一种与由它创造出来的自由社会和理想世界之间的和谐。在马尔库塞看来，只有艺术的革命性存在，才能克服压抑性社会中人类感性的普遍僵化与麻木。想象力和艺术的这种革命性展现在它对现实的变形、解构和重构的活动中。通过对想象力与快乐原则之间的联系的重新审视，马尔库塞认为想象可以提供完整人性的画面和解放的形象，把爱欲保存在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王国。这种活动以及作为这种活动之产物的艺术作品对人类感性的感染力和震撼力的强度源于它对现实的异在与疏离，还有它对新的理想的对象世界的非现实的展现，因此，艺术不能直接融入现存的现实，与现实过于妥协，它只能通过对新感性的培育来实现向自己原初的“技术”内蕴的复归。通过新感性的培育，艺术将不再只是在想象中改造经验世界的力量，而且成为一种在现实中重建经验世界的力量，此时艺术的作品就不再仅仅是一幅画、一首歌曲、一首诗歌、一部小说，而是整个现实和社会。马尔库塞认为艺术和诗可能承载和传达着解放的丰富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指示着解放的方向和内涵，它们以追忆或幻想的方式对现实表达自己的拒绝，并在这种拒绝中保持着自己的真理，超现实性并不是它们的缺陷，反而正是它们独特的优势。凭借着这种超现实性，它们能够成为解放的先导，而任何想把它们当作工具的企图事实上都是对这种解放力量和它的开放性的压制。

［1］［德］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M］.李小兵，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4］［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M］.任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5］［美］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