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玲

1997年，戴维·赫尔曼提出 “后经典叙事学”，各国相关的研究成绩斐然，不仅使这门学科重获新生，而且对经典叙事学的发展和延伸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和拓展领域。近几年，对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现状和未来发展，许多学者提出了新的思考方向。

如果把后经典叙事学研究的第一个十年称为第一阶段的话，那么现在已经迈入第二阶段。笔者认为，第一阶段是对经典叙事学的重新审视，打破了结构主义的束缚，引入新的跨媒介的研究方法；而第二阶段的创新和重点则在于探讨新引入的各个研究方法的融合和对比，以及对新的后经典叙事学派别之间关系的研究。第一阶段跨媒介、跨学科、多元化的特征在第二阶段仍保留，中外叙事学家对后经典叙事学进入第二阶段的发展都提出了各自的见解。赫尔曼认为，在第二阶段应加强各研究方法之间的对比和合作，阿尔贝和弗鲁德尼提出了两个关键词“巩固”与“持续多元”，中国学者尚必武也指出，后经典叙事学的发展方向必然是各后经典叙事学流派之间的相互对话。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比较受人关注。

一、新叙事学研究领域的涌现

随着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迅速发展，新时代的特性在影响人们生活的同时，也影响着文学样式和叙事媒介的改革和创新。这不仅要求叙事学理论能对新的文化现象和媒介进行阐释，同时也给新叙事学流派的产生和发展提供契机。例如，当今跨媒介叙事研究发展如日中天，从对文字文本的研究发展到对图像与文字（绘本叙事学）、图像与影音（电影叙事学）的研究。西方学界对新的叙事学研究领域从不缺少注意力，《绘本小说与漫画学刊》与《漫画研究》作为专门研究绘本叙事学的杂志于2010年亮相问世。

二、叙事学研究的历时转向

学者弗鲁德尼在很早就提出从历时角度进行叙事学研究，她认为这是一个崭新的切入点，这一拓展非常值得当今叙事学者关注，先究其原因，其结果会显而易见。经典叙事学是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发展基石的，普遍的叙事特征是其关注的重点，其阐释的叙事结构都是从“共时”的角度出发。从“历时”角度来评价“共时”的研究，不难看出其缺陷和不足：虽然“共时”范式对叙事诗学的建构有所支持，但是并没有注意到个体叙事技巧的历史发展与转变，以及这些技巧在读者中的认可度。而“历时”范式及时地对现有研究的盲点进行了补充。

近几年，西方学者已经运用“历时”方法对叙事研究对象进行了众多阐释，例如，对“隐含作者”这一个概念，西方学界有诸多争论，叙事学者对共时角度的研究成果举不胜举，而齐思特和穆勒另辟蹊径，运用“历时”范式对“隐含作者”近五十年的争论进行了新角度阐释。总的来说，“历时”范式不仅有利于填补“共时”范式研究的遗漏和不足，还有利于从历史顺承来考察叙事学的发展与改变。

后经典叙事学在第二阶段，除了从“共时”向“历时”，还应从“西方”向“全世界”，打破西方独霸话语权的现象。我国学者尚必武提出，叙事学要不断前进，其发展手段必须符合时代的特点。当今时代多种文化共存且发展欣欣向荣，所以，叙事学的发展必然要建立在世界多元、多民族的对话与合作上，只局限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叙事学研究是与客观发展规律相违背的。

三、各后经典叙事学流派的互融并进

在第二阶段备受关注的后经典叙事学有以下几个流派。

（一）修辞性叙事学

在修辞性叙事学的研究中，有三位学者的研究成果普遍受到关注和研究，分别是韦恩·布斯，西摩·查特曼以及詹姆·斯费伦。

布斯于1961年出版了《小说修辞学》，为修辞性叙事学的发展作了重要铺垫，并于1983年出版第二版。第一版可以称作经典修辞理论的代表作，而第二版的长篇后记则表现出其研究思维向后经典立场的转变。在后记中，布斯指出小说修辞研究与小说政治史研究以及小说阐释有本质不同，不可混杂研究，同时他也表示，虽然对大部分的文化研究仍持保留态度，但是也对某些文化研究表示了赞同。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布斯对叙事学的研究一直处于捍卫经典叙事学与迈进后经典叙事学的矛盾中，首先，就小说作者而言，布斯一方面承认作者无法控制各种各样的实际读者，一方面仍然十分强调作者对读者的引导作用；就小说读者而言，他一方面认为不应将自己对文本的反应当成所有读者的反应，另一方面又强调各种读者“共同体验”和“阐释的规约”；就文本而言，布斯的表现更为矛盾，他甚至提出当初应该把《小说修辞学》的书名改为“对于叙事的多种修辞维度之一的一种也许可行的看法的简介的一些随笔—尤为关注有限的几种虚构作品”，我们从这个似乎详尽又有些冗长的题目中，看到布斯无可奈何和反讽。

查特曼的叙事修辞学研究也是徘徊在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研究之间，相较布斯的“被动前进”，查特曼则是更主动地迈向后经典叙事学研究。在文本研究上，他认为有两种叙事修辞，前者的目标是说服研究学者接受作品的形式，后者旨在说服研究学者接受关于现实客观世界中存在的事物的观点；在隐含读者与真实读者的研究上，查尔曼尽管在理论上坚持隐含读者这一经典概念，但在现实研究分析中，他更偏爱真实读者的身份。查尔曼所表现出的后经典的态度，也体现在他提出的要观察其他不同的真实读者的各种反应上。

斯费伦对修辞性叙事理论做出的不容忽视的贡献在于，在其著作《叙事判断与修辞性叙事理论》中提出的叙事判断的六个命题。斯费伦的修辞性叙事学理论具有广泛的影响和代表性，他综合吸收了经典叙事学、经典修辞学、读者反映批评和文化意识形态批评之长，又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其缩短，吸收了叙事学的研究成果，适当地阐释了多种叙述技巧，较深入地探讨了叙述声音、叙述视角、经验自我和叙述自我等不同范畴，借鉴了叙事学的区分或区分方法来构建理论模式，使研究呈现出较强的理论感、层次感和系统性。与此同时，又以多维的人物观、动态的情节观、全面的读者观和对意识形态的关注而避免了经典叙事学批评的局限性。

（二）女性主义叙事学

美国学者苏珊·兰瑟在其著作《叙事行为：小说中的是视角》中，首次正式提出女性主义叙事学这一概念。叙事学研究方法为女性主义批评提供了新的作品分析手段，打破了女性主义批评发展的瓶颈，也为叙事学学者分析作品的话语结构提供新的角度与切入点。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女性主义叙事学发展势头迅猛强劲。一般来说，叙事结构与叙述技巧的性别政治是女性主义叙事学所关注的焦点，女性作者的文学成果是其分析的主要目标，叙事视角和性别政治的相互关系与作用是其阐释的主要对象。作为后经典叙事学最具有影响力和发展力的流派之一，女性主义叙事学为叙事学学者分析作品打开一扇新的大门，使他们能有新的视野和角度研究问题，同时也有助于纠正他们对社会历史语境理解与阐释的不足和错误。

（三）认知叙事学

20世纪90年代，随着西方对认知科学产生越来越浓厚的研究兴趣，认知叙事学这一交叉学科也应运而生，顾名思义，这一新学科是由叙事学与认知科学相整合而成。与其他后经典叙事学流派相比，叙事与思维或心理的相互关联是认知叙事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在认知叙事学研究范畴中，“文本提示”“文类规约”与“规约性认知框架”之间密切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得到了比较全面的阐释。认知叙事学家较好地揭示了叙述者和人物的观察体验，讨论了他们的认知框架、认知规律和认知特点，以及记忆运作规律和读者的想象力在填补文本空白时所起的作用。认知叙事学家很好地揭示了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同时又在以“语境主义”面貌出现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科学”的研究立场，给20世纪90年代一味从事政治批评的西方学术界带来了一种平衡因素，为科学性研究方法在21世纪的逐渐回归做出了贡献。

（四）非文字媒介叙事

进入新世纪后的经典叙事学研究与后经典叙事理论构成了多维度、互补与互动关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越来越关注非文字媒介叙事，尤其关注关于电影、绘画、戏剧的叙事研究，多数以文字叙述为参照，揭示视觉艺术在展现“故事”时呈现的一些共同特性。立足艺术本质分析，无论文字和非文字叙述的主旨都在于承认人的感受力和想象力，通过不同的媒介与展现方式，揭示“我”与他人之间一种“设身处地”的知觉能力和交流行为。所以，即使文字与非文字叙述在交流媒介和阐述方式上有种种不同，但是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后经典叙事学的发展不仅体现在与经典叙事学的相互并存和相互借鉴上，而且后经典叙事学各个流派之间也不是独立发展的，而是交叉并进的发展模式。很多知名学者的研究成果均体现出学科交叉互融的发展趋势。《叙事理论：核心概念与批评之战》是由当代多位著名叙事学家完成的，主要讨论了各后经典叙事学流派之间的关系；赫尔曼对认知叙事学和跨媒介叙事学的交叉并融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讨论；勒施尼格对传记叙事学、认知叙事学和媒介叙事学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做了整合；尼尔森对非自然叙事和认知叙事相互交叉融合做了较深刻的研究。总而言之，叙事学研究已经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各个叙事学流派之间的联系与相互作用的走势会越来越清晰。

本文所讨论的后经典叙事学研究动向，不仅是第二阶段的发展特点，也会出现在学者研究的第二阶段主要命题之中，期待后经典叙事学在新的历程里能实现新的发展，获得举世瞩目的成绩。

[1]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尚必武.后经典叙事学的第二阶段：命题与动向[J].当代外国文学,2012(3):33-42.

[3]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8).

[4]唐伟胜.阐释还是诗学，借鉴还是超越—再论后经典叙事学与经典叙事学的共存关系[J].外国语,2008(11):74-81.

[5]韦恩·C.布斯.小说修辞学[M].付礼军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433-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