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斌，王 龑

（山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山西临汾 041000）

沁州三弦书，又称老州调，它是曾流传于山西省晋东南的武乡、晋中的沁县、沁源、左权、榆社等县的民间曲艺形式。根据现存的三弦书师徒班辈图和行会组织“三皇会”资料可知，清顺治十年（1653年）三弦书已经在沁州一带流行；抗战时期，三弦书行会自发组织“盲人曲艺宣传队”，积极宣传抗日；建国后，三弦书说唱表演群体顺应时代发展，深入基层，为宣传党的政策、标榜当地好人好事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2006年沁州三弦书被列为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又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弦书的说唱群体多为全盲艺人，少为半盲者，他们基本全赖说唱三弦书度日生活。因此，盲人说唱，说的是外面的世界，唱的是内心的生活。沁州三弦书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骈中堂，12岁开始说唱三弦书，他的生活经历以及说唱生涯，就是沁州三弦书极具人性的现代发展史。

一

1948年，骈中堂出生于沁县松村的农民家庭，父亲骈林旺是老党员，并且当过乡镇书记，母亲朴实贤良，一生与人为善。骈中堂一出世就被诊断为先天性双目失明，父母悲痛之后，并未将他丢弃荒野，反而自小就培养他生存本事，并且管教他比明眼的孩子还要严厉。到了11岁，父亲打听到沁县民政局前一年专为残疾人开办了聋盲哑工厂，为给他谋一条生路，父亲几番周折，最终将他送入聋盲哑工厂学习盲人和音乐；次年6月27日，他又被送到沁县盲人曲艺宣传队（后简称“盲宣队”）专攻三弦书。[1]

在“盲宣队”里教他学艺的是时任团长、三弦书著名的老艺人韩云仙，此人也是盲人，但艺术天分极高，16岁学习三弦书，20岁出道便鸣惊街俚。他教骈中堂自然要求很高、很严，正如骈中堂所说：“（师傅）对我非常严格，每天学习七八十句（书），完成了他不理你，如果完不成就拿着那个烟锅锅打你。”①老李，即李效清，是与他们同在盲宣队里的老艺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采访时他也在现场。严师出高徒，在韩师傅的培养下，骈中堂学会了二把、二胡、三弦，会说唱了《吕蒙正赶斋》、《高文举夜宿花亭》、《杨八姐游春》、《五色云》、《还魂带》、《访武昌》、《列女传》、《包公案》、《襄阳传》、《清列传》等大小传统段子20余本。[2]

三年业成，骈中堂可以独自随“盲宣队”团组下乡挣钱谋生了。当时的沁县盲宣队里大小盲艺人有60人左右，他们一般将能说唱的人分成七八组，每组5-7个人，按照指定路线划定地盘、走乡串村来表演说唱。每到一处都会表演二三天，赶上农闲或者庙会时节，也会有七八天在一个村点表演的现象。那时盲宣队虽然属于自主下乡说唱谋生，但是他们下乡有县里的介绍信，而且有明文规定乡村要接待，要管吃、管住，表演结束还要给予适当的报酬。[3]因此，骈中堂与其他盲艺人们一样，下乡说唱虽然辛苦，但是生活有保障，除了吃住有着落以外，还会有一点零花钱。“当时像是沁源和襄垣每天每人给发一块钱或是八毛钱。咱们沁县从六几年开始是四毛到六毛。”就这样，从正月十五开始，将近八个月的时间骈中堂他们都在下乡“演出”，搞宣传、求生存。

可以想象，一群盲人，领头的拿一根探路的棍子，身后紧随骈中堂和他的盲人兄弟，他们用棍子相扶连着手、连着心，在寒冷的（炎热的）、飘着雪花（下着大雨）的天，一线式走在山腰、河涧。虽然他们看不见，不知道自己身处怎样的险境，但是他们能听到，能感受到身外的冷暖。到了能听见人声的地方，他们也会响动，用他们手中的用丝弦响动，用高亢而又充满悲情的喊唱声响动，他们的响动必然盖过了周围世界的人声、响遏行云……

二

1966年6月，“破四旧、立四新”开始，紧接着文化大革命也开始了，这一切的政治运动很快波及到地处山区的沁县。沁县盲宣队改成了沁县红旗曲艺团，唱三弦书的骈中堂这时候也不允许唱之前的老唱本子，三弦书几乎停了。根据宣传需要，他不仅要唱用样板戏改编的新段子，而且要学一些时兴的艺术形式来表现。“当时我们这里有一个人叫王海亮，他说县里领导说不让说唱老段子了。”“必须说一些红色的、革命的东西。像是《烈火金刚》、《白毛女》、《红灯记》这些。”“三弦也不让弹了，唱的也很乱很杂，有时让唱秧歌、襄垣鼓书、武乡秧歌、小调，有时又让唱梆子、（上党）落子、歌剧这些，反正什么也唱。”“人家教我们说《智取威虎山》，给我们发上那种本本。我们白天去学，晚上直接出去演出。”[4]骈中堂在回忆文革期间的说唱情景时，并没有露出痛苦的表情。因为他知道，是共产党让他们盲人有了饭吃，他们能有今天是托了共产党的福，对于当时搞什么运动，他们不会有态度，他们只想到报恩，党叫干啥就干啥，让他们唱啥就唱啥。

的确，文革期间运动搞得那么热烈，红旗曲艺团的生存方式和宣传形式却与以前一样没有改变。仍旧是下乡说唱，挣工分吃饭，“当时每个人挣的也不一样，像是老师傅们都是十分，我们顶多五分。”

与往常一样，曲艺组来到一个村，组长递交介绍信，村长先会安排吃饭。饭后，下午或是晚上安排说唱表演。说唱地点一般在村里碾麦子的大空场地，场地上放一张桌子、三条长条凳子就算打起了场。说唱时节，曲艺团的盲艺人们会怀抱三弦、腿绑摔板，手执小铙，外加二把、胡胡等乐器，呈八字坐在长条凳上。开始说唱了：先奏一段具有前奏性质的热闹曲牌以招徕听众，继之报曲并简单介绍唱本故事情节，然后起板说唱正本段子。段子有长有短，有连本段子几天说不完的，也有小段子一夜可说好几段的，这都要根据村里的要求和时间长短来定。据骈中堂回忆，文革时的说唱段子，内容基本都是新的，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个样板戏改编过来的，还有不少宣传当地好人好事的短小新段子，这些段子一般是现编现唱，很受当地老百姓欢迎。

1976年，对于骈中堂来说，有两件大事对他的说唱生涯影响很大。

一件是骈中堂与同在说唱一组的杨庆娥结为夫妻，组建了一个幸福的家庭。杨庆娥也是三弦书艺人，婚后两人的生活虽然清贫简单，但却很幸福。“我成家很晚，有二十八岁了，爱人人也很好。”[5]后来，他们先后育有两儿两女，为了赚钱养家，夫妻两人必须都在外面演出，所以只能将孩子留在父母身边照料。现如今孩子们都已成家，但是却没有人从事说唱。骈中堂自己也认为，三弦书主要还是盲人谋生的主要手段，如果是明眼人，可以干更有利于国家的大事。

另外一件是苏起贵师傅教会他打板鼓、锣鼓、唢呐，还有柳调，给了他更多的生存技能。苏起贵是襄垣人，年龄与骈中堂一般大，此人多才多艺，尤其以唱襄垣鼓书中的柳调拿手。当时沁县文化馆请他为盲艺人们传授技艺，为期二十多天，骈中堂学得最努力、最认真，深得苏师傅看重。“当时苏起贵，教（我们）打锣鼓、吹唢呐，就是搞重点学习了。后来锣鼓也学会了，唢呐也会吹了，还学了其他的一些小东西。”[6]自此以后，骈中堂会唱了襄垣鼓书，三弦书里从此也有了柳调。

三

“文革”结束以后，红旗曲艺团又改成了盲人曲艺团，三弦书开始恢复了，骈中堂和他们团的老艺人们又渐渐开始恢复唱传统段子，而且说唱的地方也多了。“在83、84年的时候旧书又给恢复了，我跟老李又唱开了《烈女传》，后来又把《清烈传》也恢复了。我们就下乡去演出，周边到过沁县、沁源、武乡、襄垣，还到过晋南，还到过祁县和太谷。我当时还当过一段时间的团长，天天组织上人们去演出。”

80年代中后期，电视、电影等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冲击到许多传统民间艺术的市场。刚刚在民间地摊上发芽的沁州三弦书约定俗成地成为一种过时艺术被慢慢遗弃。此时，常年说唱的盲艺人们也开始变老了，有些名艺人也相继离世，旧段子真的旧了，新段子文化馆提供的也很少了。年轻人忙着去追星，自然开始不喜欢三弦书，老年人也有一大部分蜗居在家里看电视，懒得站在寒冷的场地上去听三弦书。盲艺人的饭碗开始动摇了，“原来是在外面住8个月，在家里住4个月。现在是反过来，家里住8个月，外出顶多四五个月。”[7]

2000年，骈中堂收了郑明明作徒弟，这也是他唯一的徒弟。郑明明是盲人，聪明好学，也热衷三弦书说唱。为此，骈中堂对郑明明倍加珍惜和爱护，技艺上不仅倾囊相授，生活上的关心也可谓无微不至。在骈中堂看来，年轻人能学就不错了，即使是盲人，他们大都去学按摩推拿这些能赚钱的手艺了，“年轻的孩子们不愿意学这个，嫌麻烦。”“现在和以前不同了，现在的孩子也是为了生活，人家愿意学就学，不愿意学你也就不管了。”郑明明愿意学说唱，用盲人来传承三弦书也理所应当，哪怕仅存这一线希望，骈中堂也想把三弦书好好的传承下去。2008年，骈中堂被评为沁州三弦书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对沁州三弦书的未来传承更增添了一份责任感。在骈中堂看来，保护和传承三弦书不能只靠自觉，毕竟它已经过时了。“这个问题我跟县里的宣传部长说过，我说年轻人来学，咱们给他发一个月的工资，不管是两千还是一千五六，有财政的保障。如果有了财政的保障，你看有没有人干，肯定有。”同在一起受访的崔国胜也认为：“这个三弦书，一定要传承，不然就完了。给不了生活保障就没人干，现在年轻人来就是要工资。”

四

如今的沁县盲人曲艺团在编人员只有20多人，比60-80年代人数减少了近两倍，而且大部分艺人已经是50岁以上的年龄了。三弦书此时虽被列入了国家级非遗项目，但是骈中堂心里明白，三弦书真的已经成了“遗产”。往年频繁的下乡，8个月的说唱生涯一去不复了。现在的演出大多数是县里需要宣传传统文化、参加曲艺类比赛，或者是迎接某领导检查、某民族学专家来研究时亮亮相而已。虽说近年来也有《沁县六大变》、《话普九》、《和谐富裕新农村》这样的新段子出现，而且也有比赛获奖，但是三弦书本身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已经被削弱了许多。一个“传统”的界定已经将三弦书的“时代”意义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昔日存留在老百姓记忆中的三弦书说唱情景将永远不会再有了。

社会需要发展，文化需要创新，类似沁州三弦书这样的文化艺术在当今社会难道真的就失去了它的社会价值和文化艺术价值了吗？沁县文化服务中心主任魏应忠在介绍“沁州三弦书”的文本资料中认为：沁州三弦书“积累流传下来的诸多传统节目，不仅具有艺术的娱乐、教化、认识和审美价值，而且是研究当地人心灵史和审美史最为鲜活的史料”[8]；它的独特艺术和审美表现力，综合反映了“当地民众的文化智慧和精神创造，而且其在老百姓日常生活与风俗礼仪之中的使用功能，又使沁州三弦书具备了多重的文化意义”；“沁州三弦书不仅在表演手段上以简驭繁，十分独特，而且音乐唱腔版式丰富、优美动听”。由此可知，三弦书至今有其独特的社会价值和文化艺术价值。

可是，当代中国电子工业的发展，媒体文化的迅速普及，使向来好奇的中国人眼睛一直盯着电视机里的炫彩画面，耳朵一直听着时尚音乐和各种各样创造离奇的声响，盲人弹的三弦书似乎已经从他们的记忆中消失，那些包公、烈女之类的忠孝段子似乎已经显得太过时、太传统、太缺乏“艺术性”。这种传统文化如何又得以彰显呢？

另外，经济市场的发展不仅影响到明眼人一切“向钱看”，而且也使一大批盲人也嗅到了铜臭的味道。建国以前至改革开放初期，对于盲人来说，三弦书是一种很好的谋生方式，相比四处奔波流浪的生活，学习演唱三弦书的生活要更稳定。甚至在一段时期内，三弦书艺人们的收入还是十分可观的，上述骈中堂的阅历就是典型一例。改革开放之后，盲人的谋生方式也宽广了，相比之下，他们更愿意去选择诸如盲人按摩、看风水、算命这样收入高而且不风餐露宿的行当。学习市场不景气的三弦书，可能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于是，保障三弦书基本传承的盲人群体解散了，零散了，稀少了，甚至要消失了。

骈中堂老了，为数不多还坚守在三弦书岗位上的老艺人也都上了年纪。试想若干年后，骈中堂和这些老艺人们都相继离开人世，三弦书也随着他们的离去一并消亡。到那时，三弦书犹如沁水河上的皮筏子，也许隐约还能记得它们以前的模样，可是谁还能知道是它们曾经也运载了一个历史的文化和笑声？也许那皮筏子上，就曾坐着一个盲眼人，怀抱三弦，腿绑摔板和小铙，挤着眼睛笑着、敞开嗓子唱着一个有关历史文化的段子……

沁州三弦书的未来的确令人担忧。近年来，沁县县委县政府对于沁州三弦书的传承与发展投入了较大的力度，使沁州三弦书的社会地位与影响较之前有了更深层次的提升。特别是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沁州三弦书也成为了除沁州黄小米之外沁县对外宣传的又一个靓丽的名片。但是，政府的支持旨在抛砖引玉，要想使三弦书走得更远，还需要加强社会各界对它的关注。在这个过程中，文艺工作者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应该响应政府的号召，在沁州三弦书的传承发展过程中当好宣传员，充分扩张沁州三弦书的势力版图，不仅要将沁州三弦书的传统作品发扬光大，更要结合社会实际创作一些新的作品。让老百姓由不想听变成想听，由想听变成喜欢听。如果沁州三弦书能在社会的关注下传承下去，那三弦声里必定会散发出一个充满梦想的民族精神，唱奏出一个前途光明的中国故事。

［1］［4］［5］［6］［7］王龑.骈中堂口述采访音响资料.未发表.

［2］马留堂.沁州三弦书［M］.河南：河南文艺出版社，2011.

［3］［8］魏应忠撰写文稿.沁州三弦书.未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