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 旭

（陕西警官职业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3）

胡适先生曾说过：“我们安徽的第一个大文豪，不是方苞，不是刘大魁，也不是姚鼐，是全椒县的吴敬梓。”[1]吴敬梓的中国古典名著《儒林外史》是中华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粒珍珠，连法国大百科全书也称赞说：“《儒林外史》是一部最优秀的讽刺小说……作者吴敬梓具有深厚的文学修养，他通过小说尖锐地讽刺了由于官吏的僵化而造成的极端腐败的社会，这个社会充满了虚伪和出卖灵魂的人物。”

《范进中举》选自《儒林外史》，讲述的是考生范进乡试考举人前后的悲喜人生。传统对《范进中举》的解读，总免不了中国文人的忧世伤生，着意于鞭挞科举制度扭曲天下士子的心灵,都成了龚自珍笔下的“病梅”。如严复揭露八股取士制度有三大害：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培养出来的一些腐儒和学究是谬妄糊涂，“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国随贫弱”。

本文想另辟蹊径，探讨为什么如范进者的读书人“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依然孜孜以求科举仕进。科举制度究竟有多大的魔力，使如范进辈者趋之若骛，一生即使穷困潦倒，依然皓首穷经，九死不悔？关键的问题是科举制度通过怎样的权力技术规训牢笼天下之士？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有多少制度湮没无闻，而科举制度却能历一千多年屹立不倒，即使蒙元、满清入主中原也不能撼动其根基，足见其生命力之强大。科举制度不仅在于选贤任能，使天下之士尽为我用，维持国祚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