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玲宽

（兰州商学院 商务传媒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21世纪初，中国的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的大学教育开始了由精英式向大众化转换的进程。在以现代化和市场化为特征的消费社会背景下，大学的种种问题日益暴露，在文学创作上，本时期反映与揭露高校问题和教授生活的小说得到了空前发展，从南翔的《大学轶事》、张者的《桃李》到邱华栋的《教授》、阎连科的《风雅颂》等等，几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而几乎每部作品都对当今大学的种种怪象和教授的种种行径进行了批判和反思。其中，甘肃作家史生荣集合高校生活体验创作了一系列反映大学面貌和学院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作品，并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细致的日常生活描写显示了其创作的独特性。

史生荣在“大学系列”长篇小说——《所谓教授》、《所谓大学》、《大学潜规则》中，全力还原了一幅幅学院知识分子生活原生图，他彻底解构和颠覆了象牙塔的神圣与教授的崇高，展示了发生在学院知识分子身上的课题申报、职称评审、职位升迁、情场波澜等杂乱无章的真情实态，不仅为我们描绘了当代知识分子的另一重面孔，还揭示了当今大学内管理体制的弊端、学术的腐败、知识分子的人格缺陷、人文精神的缺失等问题，这些都严重困扰着高校的深层发展。

一、知识贬值的危机

知识现在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一个词汇，但“知识”一词在古代却是分而用之，“知”字本义是说的很准，一语中的；“识”字本义为用语言描述图案的形状和细节，引申义为区别、辨别之意。最早将“知”“识”合用的是《墨子·号令》：“其有知识兄弟欲见之，为召，勿令入里巷中。”此作“朋友”解，《吕氏春秋·遇合》亦言：“人有大臭者，其亲戚兄弟妻妾知识无能与居者。”但将“知”“识”合用更多地是表示“辨识”的意思，汉刘向《列女传·齐管妾婧》云：“人已语君矣，君不知识邪？”《初刻拍案惊奇》卷二七：“院主大相敬重，又见他知识事体，凡院中大小事务，悉凭他主张。”鲁迅先生在《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亦采用此意：“在文学界也一样，我们知道得太不多，而帮助我们知识的材料也太少。”上述皆为动词，其含义已与现在的大致相通，但离我们的日常生活还相当遥远。“知识”作为常用词汇则是在近代以后，知识成为智慧的象征，知识发达则文化繁荣科技先进国力强盛，尤其是现代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之后，知识有了专门的创新和传承之地，知识的发展更为迅速，对社会进步的推动力亦更为强大，但知识在任何时代都没有像今天一样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在最大程度上构成一个有机体。

可在今天这个一切都走向市场并转化为消费的时代，知识也被置身于生死考验的艰难困境之中。市场逻辑对知识价值起支配作用，能迅速地转化为生产力从而获得市场效益的知识被认可、被推广，而本身具有很大的价值和发展潜力却一时见不到市场经济效益的知识则黯然失色，甚至连研究者本人对自己的坚持也变得动摇起来。如果知识不能换来物质和权力，如果知识不能让它的持有者变得富裕和位高权重，那么知识的价值就会遭到质疑和否定，《所谓教授》中，宋义仁和刘安定的研究本无高下优劣之别，但宋义仁的研究因成功走向了市场而名利双收，刘安定的研究因没有走向市场以至活得窘迫而仓皇。市场将一切都改写成了消费与被消费的关系，知识被演变成了获取名利的资本，是一项可以进行利益换算的商品，它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它的交换价值以及它究竟能产生多大的经济效益上，正如伊格尔顿所指出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可怕的反精英主义的力量就是被称为市场的东西，它消除一切差别，混淆一切等级，把一切使用价值的差别通通埋葬在交换价值的抽象平等性之下。”[1]110

史生荣以反讽的叙事书写了知识在高校的贬值，而知识的贬值更多是在一次次与物质和权力的对比中凸显的。这是一个市场主导生产、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高校也被深深地浸润其中，在某种程度上，能体现一个人的成就和价值的不是知识，而是金钱和权力，纯粹的知识再也不能让知识的持有者获得内心的自足，亦不能拥有一种精神上的强大，更不能提供一处可供于喧嚣中诗意栖息的心灵家园。“一箪食，一瓢饮”的生活、“朝闻道夕可死矣”的精神、“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著，于当今知识分子已成为一个遥远的绝响。知识在当下的可悲之处就在于被置于了一种不成对比的对比境地中，它抗争不过物质的富足与权力的显赫，无论是刘安定、马长有、申明理，还是杜小春、曹小慧，他们都是脚踏实地、有真才实学的人，都是真正拥有知识的人，但他们也都是现实中活得最窘迫的人，他们都被困顿的生活改变了人生的轨迹，他们之所以丢下知识分子的尊严，向白明华、胡增泉、鲁应俊等人靠拢，就在于后者掌握着权力并拥有众多资源。作为知识的生产和传承之所、知识分子的集结地，高校应是最重视和尊重知识的地方，而知识的价值在这里却只有依靠权力才能发挥出来，知识在这里向权力投降，对权力臣服，这对大学构成了一个极大的反讽。刘安定经过思想斗争和内心挣扎，忍痛把自己辛苦写出的论文让给了朱校长，目的就是希望通过与权力的学术同谋换得仕途上的柳暗花明，知识在这里完全沦落为交换的工具。杜小春之所以没能评上副教授，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她被评为优秀的论文没有得到政府机构的认可，知识的价值并不能用其自身来证明，必须要得到权力的认同。申明理去猪场做调研却得不到猪场场长的配合，关键在于他的教授身份已经无法得到别人的认可和尊重，最终还是县委高书记的一个电话让猪场场长变得前倨后恭，申明理他们也得到了最好的招待；曹小慧去下面调研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教授不带长，放屁也不响”，虽带有调侃意味，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宋义仁搞种猪实验办养猪场带动了西台县的经济发展，但副县长王德礼托他办事，他却无能为力，最后竟被教务处处长白明华轻易解决了，在这个社会上畅行无阻的是权力而不是知识，有了权力的保驾护航，知识也可以“狐假虎威”了。当马长有将从高歌的科研经费里支出的钱很神气很骄傲地拍在妻子面前时，马长有已经完全从内心向金钱低头，从不想在别人手下委屈打工到甘愿为自己的学生打工，知识在金钱面前又一次惨败，马长有为高歌打工深层隐喻着知识为金钱打工。

该如何定位与理顺知识、金钱与权力的关系？知识的贬值及其所处的地位反衬出的是这个社会的价值导向和价值诉求，这是一个时代的困惑。中国古代知识人以超世间的“道”和世间的“势”相抗衡，并以“道”自任和自重，不能为了富贵之故，向权势臣服，而今天的知识人却“谋食不谋道”，知识很轻易就匍匐在了权力和金钱的脚下，成为忠顺的奴仆。在当下的语境下，知识不再做“朋友”解，亦不再做“辨识”解，只做“工具”解，知识的价值在于要么产生出利益，要么作为爬上权势的阶梯，否则就一文不值，更不可能改变知识者的命运。在这个追求感官享受的浮躁时代里，人们首先认可的是利益和权力，知识反倒成了乞丐，我们的社会一方面享受着知识的成果，一方面却又对知识不屑一顾。史生荣在这里已经触及到了我们的社会，尤其是高校的痼疾，道出了知识者的内心之痛。当“知识无用论”一再在社会上泛起，当真正以追求知识和真理为目标的学院知识分子一次次对自己的道路进行质疑的时候，我们真正应该反思的是什么？

二、知识分子沉沦的危机

余英时先生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纪》里曾说：“中国有一个顽固的道德传统，但是和西方相对照，为知识而知识、为真理而真理的精神终嫌不足。中国人对知识的看法过于偏重在实用方面，因此知识本身在中国文化系统中并未构成一独立自足的领域。这一点自然也影响到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2]130在实用理性盛行的今天，在缺乏“为知识而知识”之精神传统的当下知识分子身上自然亦难以维持其独立与自由的精神。在经历了由启蒙者到被改造者身份的遽然倒置之后，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除极少数成为新时代的弄潮儿之外，大多成为了市场经济下的边缘人和欲望时代中的迷失者。古代士人“以天下为己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士志于道”、“士尚志”、“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担当、“安贫乐道”、“君子固穷”的清高、“庙堂”与“江湖”之间的拯救与逍遥，在今天的知识分子身上都已不复存在。市场经济和消费社会促使了人们的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化，而传统的道德理想却被日益解构，物欲的巨大诱惑使知识分子陷入了“义”与“利”的矛盾冲突中，出于现实政治或经济利益的考虑，他们不但放弃了自身的特殊担当，而且还背叛了自己的道德良知和人格精神，有独立思想，“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制造）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3]16-17的知识分子在当下几乎绝迹，而利奥塔干脆宣布了知识分子的死亡。

史生荣的“大学系列”小说揭示了高校内真正有志于知识和真理的知识分子日渐沉沦的危机。面对职称评审的焦虑、课题申报的艰难、日益窘迫的生活、家庭纠纷的困扰，他们再也无法安然于自己平稳的脚步，于无奈中遽然改变了人生的轨迹。为了利益，他们被迫纷纷向权力靠拢、献媚，正如《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一样“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史生荣通过刘安定、马长有、申明理、刘小春等一系列形象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了高校知识分子在消费社会冲击下人生的变化轨迹，也反映出了知识分子物欲的膨胀、精神的退化和人格的萎缩。

刘安定这一知识分子形象在当下最具典型性。作为动物繁育方面的专家和省内的权威，刘安定具备晋升教授的水平，却依然是个副教授，经济上又捉襟见肘，十多年来为争取科研项目费尽心机。真正促使刘安定转变的，是老同学白明华学问空空科研无术却要风有风要雨得雨，不仅住房与办公室都富丽豪华得令刘安定既惊又妒且恨，而且有钱出书，顺利评上了教授，还与省上官员关系甚密，这一切均因白明华做了教务处处长，手中掌握着权力和资源，并以此打开了仕途和学术上的局面，这不能不让刘安定产生震撼和反思。而白明华的“成功学”更是祛除了刘安定“不合时宜”的迂腐思想，点燃了刘安定冲锋仕途的希望。为了自己的前途，刘安定咬牙把自己花多年心血做实验写出的论文拱手让给了朱校长，以增加朱校长参评院士的资格和实力，他甚至还不惜背叛一名知识分子的学术良知修改实验数据，成了学术腐败的执行者和帮凶。凭着自己的学术优势再加上刻意逢迎，刘安定很快就迈入了权力的核心：不仅得到了朱校长的信任和重视，在校县合作项目中担任了总工程师，还成了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博士生指导老师，顺利评上了教授，当上了校长助理，并即将成为副校长。刘安定的成功映照出的却是学术道德的沦丧与知识分子精神沉沦的悲剧。杜小春与马长有的婚姻破裂缘于职称的评审，这个再正常不过的事件却彻底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无助与绝望让他们每个人都反思自己的活法和做人原则，结果每个人都背离了自己原有的人生轨迹，在半推半就中陷入了名利场的角逐，在是是非非的人际纠葛和与浮浮沉沉的职位升迁中演绎着一幕幕人生的悲喜哀乐，只是终场时每个人都无法再回到从前。孤独无助中的杜小春力图抓住每一根可能挽救败局的稻草，可每一根稻草在潜规则织成的秩序中都足以将她拖向不断沉沦的深渊，她自己也无可挽回地裂变了，正如她在伤痛中的反思：“那个孤傲不俗的杜小春不见了，那个清心寡欲的杜小春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欲望横流低三下四却反而以为在努力在上进的杜小春。”[4]125申明理和曹小慧的分道扬镳源于买房，住房问题已成为压在中国市民心头的一座最沉重最焦虑的大山，在最基本的“衣食住行”中已成为首要的生存难题，辛辛苦苦买下了房的二人彻底变成了房奴，感情的危机也由此肇始，强大的经济压力让他们越来越烦躁并逐渐失去了对彼此的信任。面对生活的重压和事业的挫折，是依附他人并按潜规则行事，还是保持清高与独立的人格？曹小慧陷入了“哈姆雷特”式的深深痛苦与艰难抉择中。无论是刘安定他们，还是杜小春她们，都是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学院知识分子，面对体制和社会带来的生存困窘，他们寄希望于现实的救赎，现实的混沌却让他们迷失了方向，精神的危机伴随着他们的人生转变，一旦背弃了自己的人格原则踏入了名利场，就只能随波逐流并沉沦下去。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这是世人从学问和道德两个方面对教师的基本要求，“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在从历史上因袭了更多道德负担的中国社会中，道德在大众的心里占有更重的份量，知识分子更是被视为道德的化身。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殿堂，也是道德的高地，教授是大学的支撑力量，是知识分子更高层次的象征，他们更应该符合班达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phi-losopher-kings），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3]12但在这个价值多元的消费社会中，他们却放弃了道德操守，随欲望之流而波动起伏。如果说向权力的投诚是出于一种重压下的无奈，那么感情的混乱和背叛则显示出了他们的伦理失范和道德堕落。刘安定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但他却经不起外界的诱惑，看到白明华的风流便羡慕不已，最终放弃了内心的道德操守，以致玩火自焚，把一个完整圆满的家庭弄得支离破碎无法收拾。白明华在道德堕落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他的婚外情完全是一种欲望的放纵，有欲而无情，有性而无爱，情人只是供他玩弄的工具，仕途和利益才是他一切行为的出发点，为此，他眼睁睁地看着妻子与老书记通奸而忍气吞声，他忍痛把自己的情人当礼物送给上司还强颜欢笑，这是一个丧失了人格底线、阴险而可怕的人物，也是一个人格严重分裂的典型。申明理对婚姻的背叛绝不仅仅是家庭氛围的紧张压抑令他窒息以及对曹小慧的报复，而是面对异性的诱惑他根本无法抵御，申明理的出轨让曹小慧最后的防线彻底崩溃，婚姻也终以解体。门亮无视他幸福美满的家庭和贤妻，他直接导致了申明理和曹小慧婚姻的破裂，最终也让他的妻子绝望而去。作为一名学院知识分子，道德在他们心中化为乌有，道德的失范映照出的是知识分子人格的坍塌。

史生荣在他的“大学系列”小说中真切地再现了高校知识分子的现状，描绘了潜规则下中国当代大学知识分子沉沦的悲剧，发人深思。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注重内向超越，当代知识分子则由内向超越走向外向拥有，他们对黑暗、不义与恶不再反抗，对现实世界不再拯救，而是全力顺从，并竭力融入其中。他们纷纷远离了知识分子独立自由之人格和坚守良知、追求真理之精神，急切地陷入到权力纠葛和利益纷争中无法自拔，在形而下的器具生存中流连忘返。“今天知识分子的最可悲悯的一面，就是他们实际上已经无所信，而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知识分子都走到了无所信的地步，那就确实是危机深重了。”[5]228史生荣祛除了知识分子的精神神话，不仅对教授的卑劣行径进行了严厉批判，也流露出了对大学校园内人文精神的失落与知识分子沉沦的深深忧虑。当下知识分子最大的危机并不是生存于对金钱和权力顶礼膜拜的世俗社会中，而是在世俗社会的潜规则中沉沦下去，并推波助澜。

三、高校异化的危机

当年蔡元培就言：“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梅贻琦亦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今天，每所大学都高楼林立，唯大师却极难出现。面对“钱学森之问”，高校只有沉默，体制也只有沉默，大学虽明确了自己的功能，却仍有“近30年中国大学没有培养出优秀人才”之诘。在今天这样一个泛政治化和利益化的时代，大学也在不断地被行政化和商业化，这座曾经高雅的殿堂、神圣的象牙塔正迅速地“荒漠化”。

大学本应是一个自主的机构，它的发展特点和规律是实现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然而，当今的大学却是以行政权力为中心，学校的大多事务由行政机构管理，学术管理机构也大多由行政机构的负责人掌控，职称的评审、项目的审批、学术成果的鉴定等这些对学院知识分子的学术声誉具有致命影响的环节都是通过行政权力的作用实现的，行政权力广泛渗透于学术空间，致使大学的自治与学术的自由和公正遭到极大伤害。《所谓大学》通过处分马长有事件借武书记之口道出了高校行政化的现状，对一个副教授很草率很随便地就处理了，而对一个科长就会慎之又慎，马长有凭一名知识分子的良心批评了高校评估的劳民伤财和弄虚作假，发泄了一下对学校的不满就被处分了，而这些话又是大家想说不敢说的事实。如果不是校党委武书记出面，马长有的冤屈将永不可能昭雪，而这种昭雪却是在领导干预下完成的，依据的并不是制度条例。在官文化盛行的高校，扭曲的价值观导致了知识分子争先恐后地挤进官场，有了官位就有了权力，有了权力就有了资源，就能做平常人做不到的事情。让胡增泉费尽心机殚精竭虑的是如何当上副厅，如何谋得一个有实权的职位；叶天闻做了校领导后，儿子的工作问题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满意的解决；白明华做了教务处处长后，科研无术却一切应有尽有；而刘安定的一切窘境也正是在跟着白明华步入行政之后才彻底解决的，他甚至还用校长助理的身份帮情人挽回了败局。与此相对的却是，宋义仁的科研带动了一个县的经济发展，但他自己在系里连最起码的尊重和地位都没有，两系合并后，宋义仁不但连教研室主任都当不成了，而且还成了没人要的丧家犬，当初为系和教研室做出的重大贡献都已被人遗忘，表面上看，是因为宋义仁受了奖励挣了外块却没向系里交钱，导致系里向他暗地发难，本质上却是宋义仁只有一个看似风光荣耀的教授职称却没有行政权力，他不是官也就没有支配权没有政治地位，因此他也就只能被别人奈何而奈何不了别人。最后宋义仁身患癌症，还是刘安定动用行政的力量才让他得到最好的治疗。“教书的不如当官的，科研的不如弄权的”道出了当今高校体制中暗藏的隐性腐败，在大学校园里，一群群知识分子为物欲和权欲费尽心机殊死挣扎，也是在这样一个场所，暗流涌动，权力所致，规则纷纷让路。

史生荣通过大学内官、学、利之间的互渗与纠结，展现了大学在官本位思想和市场利益原则下被异化的危机，大学成为市场经济下的一个利益实体，各色人都以“学”为资源，为“官”和“利”寻租，作为人文精神和知识集聚的最后殿堂和堡垒，大学被市场经济下的利益原则与消费价值观轻易瓦解了。服务社会是当今大学的一项基本功能，在农大和西台县的校地合作项目中却充满了诸多“官”、“学”、“利”的交易与纠葛。农大要与西台县合作申请项目，副县长王德礼的儿子高考分数刚够专科线却想上本科，在白明华等人的巧妙安排下，最终上了农大的本科，校县合作打好了基础，走出了第一个“双赢”，大家皆大欢喜；省委组织部刘副部长想拿个硕士文凭，计委的赵副主任和刘副部长是同学，在职位调动和升迁上受到刘副部长的管制，而校县合作项目申请成功与否以及经费的多少很大程度上赵副主任又起着决定作用，这就形成了一个利益交错的关系链，在白明华的聪明撮合下，利用政策的空子，最终让刘副部长一举读了个博士，项目也申请到上亿元经费，连赵副主任的本科文凭也解决了，校县合作走出了一个令人兴奋的“多赢”；县委徐书记需补办一个农大专科毕业证，若一旦遭拒绝，校县合作便受影响，双方甚至再无法共事，在大的利益面前，这就成了一桩小事，在白明华的努力周旋下也办成了。整个项目的实施过程存在着数不清的利益纠葛交缠其中，包括工程的承包、建筑的用料都有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掺杂其间。机智圆滑又融通的白明华在整个项目的申请与合作过程中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他深谙官场的潜规则，能深刻洞察各级领导的细微心理而投其所好，他是双方合作的润滑剂，没有他整个项目甚至就不会成功，即使成功也不会顺利合作下去，白明华在这里是一个复杂的融合体，而归根到底他又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产物。

科学研究是大学的另一重要功能，科学研究是为了探索、认识未知，这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国家每年拿出大量经费资助各项科研，可这笔经费却成了“唐僧肉”，科研申请的过程也成了拉关系做交易的过程。管理体制的弊端导致了腐败和垄断的滋生，有能力做科研却没有关系跑路子的人反而申请不到科研项目，刘安定一心研究学问、做实验，但经常陷入经济的困境，十多年来，为争取科研项目费尽了周折，有一次还居然栽到了骗子的手中，令刘安定想起都心酸不已。而另一方面，大批经费却给了有关系能做交易的人，农大与西台县校地合作项目的上亿元经费是与省上官员拿文凭做交易获得的，高校真的如蔡元培所言成了“贩卖文凭的机构”，门亮申请的项目是通过现已是财政厅副厅长的老同学于利明与科技厅的刘处长搭线才拿下来的，朱雪梅二百九十万的经费是与车处长的肉体交易获得的。这些辛苦申请下来的项目并不完全是为了科研，而是为了捞资本，为了评职称，为了发一笔横财。门亮申请到经费后，立即拿出一部分为情人还了房债；朱雪梅在经费到账之后也先拿出一部分为自己买了车和房。他们为科研项目的挣扎本质上却是为利益而挣扎，科研项目的背后是知识分子学术道德的沦丧，是体制对规则和真理的消解与亵渎，折射了这个社会的生存法则对大学异化的悲剧。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本应是闪耀着理想光辉的所在，是思想文化与道德的高地，大学的最高价值就是追求真理、捍卫真理，追求人生理想，追求真善美，它应以其大学精神凝聚成民族正气的风标和时代精神的旗帜。百年前，大学初诞，古老的中国迎来了现代文明之光，灿若星辰的大师构建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理想国。而百年后的今天，利益的诱惑挤掉了大学精神，中国大学的精神脊梁正迅速瓦解，质量危机、诚信危机、道德危机、学术危机、人文精神危机等使积弊深重的中国高校正在背离大学精神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如果大学失去守望社会的职能，不能给人类以终极关怀，那么就会异化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另类机构，从而被边缘化，失去独立存在的基本理性。”[6]中国大学的问题折射出的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史生荣的“大学系列”小说为我们勾勒了当今大学的全貌和学院知识分子的生存概观，揭示了当下高校体制的沉疴、大学文化的病态，表现出了作者对中国高校全部情况的思考，作品的语言、情节、结构以及对人物的刻画都显示出了作者的独到之处。但史生荣的小说也存在自身的危机。首先，史生荣对知识分子精神危机的根源显然还缺乏深层次的探究和思考，他把知识分子沉沦的原因归为物化的冲击和情欲的膨胀，这显然是不能令人完全信服的，知识分子在史生荣这里是无根的，其对知识分子的审视也缺乏一种灵魂的深度，这都使作品的思想流于浅显视野失于狭窄。其次，作者对高校的腐败仅止于现象的揭示，缺乏对其根源的探讨与挖掘。另外，每部作品的男女主人公都必然要发生婚外情然后婚姻破裂，这种过多婚外情的描写使其作品有一种滥情的倾向，这种婚外情也消解了知识分子的悲剧，甚至给作品的整体格调造成了败笔，有些婚外情硬加在某些男女主人公身上显然很牵强，这对人物形象的塑造造成了硬伤。纵观史生荣的三部作品，除视角的切入发生了变化外，后一部作品并没有对前一部作品形成超越，反而出现了前后细节、情节、结构、主题等方面的重复，知识分子对权欲、物欲和情欲的过度痴迷趋之若鹜，让其作品陷入了一种无边的颓废，这也使其作品失去了一种理想的光辉。

[1] 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M].华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论[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3] 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4]史生荣.所谓大学[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5]摩罗.不死的火焰[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

[6]王英杰.大学危机:不容忽视的难题[J].探索与争鸣,2005,(3):3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