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建军，杨 敏

（天水师范学院 文史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1）

在华夏民族的童年时代，虽然没有出现像古希腊《伊利亚特》、《奥德赛》那样的民族史诗，然而，在中国中古后期的大地上却产生了一部既宏伟又悲壮的英雄史诗，那就是《三国演义》。的确，在我国古代小说史上，还没有哪一部名著能够像《三国演义》那样几百年来一直为我们全民族所喜爱。从某种意义上说，其独特的史诗性特征和价值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所以值得研究者特别关注。傅隆基说：“《三国演义》‘陈叙百年，概括万事’的题材，展现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塑造了一批千古风流人物，他们或武勇超群，或智谋过人；他们为历史所创造又创造着历史；他们个性鲜明，个性中又渗透着社会历史的理想人格；他们的精神风貌，他们的业绩组成了一部流传千古的中华英雄史诗。”[1]可谓精识之论。不仅如此，而且因着它的问世和广泛传播，又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文化宝库、精神宝库和艺术宝库，堪称中华民族的“中年史诗”。

史诗作为叙述英雄传说或重大历史事件的叙事长诗，一般分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史诗即传统史诗或“人类童年史诗”。它产生于一个民族的童年时代，由民族歌手将神话传说以口头流传的形式代代传唱，随着历史的进程又不断增添情节丰富内涵，最后被该民族的伟大代言人整理加工，用文字记载下来，遂成为一部民族的创业史、发迹史——即一部既完整统一又粗豪悲壮的宏大叙事诗作。这类史诗的代表如古希腊荷马史诗。广义的史诗指后世文学家以史诗观念、手法和风格创作而成的史诗性文学作品，或称“拟史诗”。大凡史诗性作品必须具备史诗内容和史诗形式。这类史诗可以是散体，不一定都是韵文；多是以神话、古代重大历史事件或英雄传说作为创作素材，经由历代创作者集体创作和不断丰富，最后成就于一位伟大的天才作家之手；这类史诗，其结构必然是宏伟而严整的，气势必然是雄浑而壮阔的，画面必然是广阔而立体的，风格必然是粗豪悲壮的。综而观之，《三国演义》正是此类史诗性作品的光辉典范。它传承了中国民间文化和中国史传文学之双重传统，以在中国大地流传了上千年的三国故事为基础，结合正史、野史，经由天才的作家罗贯中之手创作而成。若将其置于史诗视域下进行观照，则无论是从它的历史内容来看，还是从其长篇叙事结构、审美特征看，都称得上是一部英雄史诗。波澜壮阔的场景、宏大的艺术时空，数百个历史性人物包括封建帝王、文臣武将、平民百姓、医家隐士，乃至各类女性生活驰骋于这个艺术大世界里。尤其是那些叱咤风云的传奇式英雄人物，洋溢着一种惊世骇俗，卓荦不群的超人气度，弘扬着一种高韬不羁，奔腾流走的生命情调。在他们身上闪烁着积极进取、奋发有为、坚忍不拔、豪迈昂扬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体现着民众渴求儒家仁政、明君贤臣风云际会，崇尚道德、智慧、勇武的社会思想和审美理想。他们无疑是民族精神、民族性格和民族社会理想的化身，具有民族英雄的史诗风采。再者，“有史以来，以汉末三国之局为最奇，亦惟三国人才为最众，三国之贤奸邪正黑白最为显著。故夫四千余年之历史，当以三国为关键而代表之。”[2]三国历史本身拥有的这种特殊品格，即其典型性价值、传奇性色彩和史诗性意蕴乃是创作史诗性作品的绝好题材，可以给作家驰骋艺术想象，寄托审美理想，弘扬民族文化等提供广阔天地和有力保障，无疑有助于史诗性作品《三国演义》的成功创作。下面，本文从战争情节、蜀汉集团代表人物形象、叙事审美特征三个方面入手，集中探讨《三国演义》的史诗性特征与价值。

一

说《三国演义》“陈叙百年，概括万事”，询非美誉。小说120回从东汉末年桓灵失政天下大乱，写到群雄逐鹿英雄并起，再到三国鼎立，最后到三国失衡三方归晋，演述了一部以蜀汉为主的魏、蜀、吴三国的兴亡史。作品将三国的历史奇局、众多英雄的智术武勇以及英雄们施展身手的广阔时空艺术地搬上小说的殿堂。这种特定历史题材的文学性展开，使文学作品具备了涵融历史兴味与时代感的史诗审美特质。综观古今中外名著，还没有哪一部小说能像《三国演义》这样，将一个世纪的历史，生动、形象、具体感人地演述出来。诚如傅隆基所言：“作家透视历史的深邃眼光，气势恢宏的叙事笔力，都是超越今古的。”[1]

通过战争这一特殊舞台及战争的激烈冲突最能展现史诗主人公积极进取，建功立业，坚韧不拔，威武不屈的精神气度，所以，波诡云谲，惊心动魄的战争往往成为史诗的极好素材，战争情节及战争描写也就成为一切史诗的主要内容。《三国演义》是一部“全景军事文学”，战争情节构成了作品的主线和主体。这对于我们审视作品的史诗性特征与价值，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黑格尔说过：“战争情节中的冲突提供最适宜的史诗情境，因为在战争中整个民族都动员起来，……因为在这里的动因是全民族作为整体去保卫自己。”[3]又说：“在战争中主要兴趣在于英勇，而英勇这种心灵状态和活动既不宜于抒情诗的表现，也不宜于用作戏剧的情节，但特别宜于史诗的描绘。”[3]《三国演义》正是在这方面充分地表现出了它特有的史诗特质。作为一部“全景军事文学”，其战争描写或虚或实，或详或略，百场战争有百样写法，百样写法都着力于谋略和战术，而百样写法的核心都是人。人的道德、性格、智慧、勇武都蕴涵其中，每一次战争都展示一批新的人物形象，而每一种性格特点都与战争相互联系。其战争描写不仅具有很高的军事学价值，而且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与独特的史诗价值，是中国战争文学的光辉典范。

首先，《三国演义》的史诗性宏大叙事主要体现在重大战争叙写上，而且战争不仅是被描写的对象，它还是作者用来结构长篇小说的手段。作品着重写了三大战役：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这三大战役把小说分成了结构匀称的三大部分：官渡之战从第17回开始，到第33回曹操攻占冀州，占据了前部分的中心位置，重点写曹操的统一北方。赤壁之战，从第34回刘备遇司马徽开始，到第57回诸葛亮祭吊周瑜，是小说的最高潮，重点写刘备的占有荆州，奠定了三足鼎立的基础。彝陵之战，从第81回到第85回，重点写蜀国伐吴的失败，意味着三国鼎立开始瓦解失衡。围绕三大战役作者又写了大大小小的数十次战争，它们或是这三大战役的前因或前奏，或是其后果或余波。因此，也可以说，《三国演义》是以三大战役作为主要支柱，再配以其它大小战争，组成了一部战争的宏大史诗。而且，作品所写近百次的大小战争皆向我们昭示这样一个道理：运用智谋，是在战争中获取胜利的重要保证。因此《三国演义》的战争情节往往以大量笔墨展现由于智谋的正确实施而引起战争双方力量的消长变化，从而使人领略人类智慧的伟大与美感蕴涵。小的战例且不说，仅就影响三国大局的三大战役而言，这些战役都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范例。而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智谋的运用。可以说，几乎从开篇第一回到终卷第一百二十回，通篇都闪耀着智慧的灵光，这恐怕是《三国演义》充满“魔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其次，《三国演义》的史诗性叙事还体现在对众多斗智斗勇场面的叙写上。斗力斗勇和斗智一样，被作家写得出神入化，精彩纷呈，成为作品中一道最耀眼的华章。众所周知，三国时代是一个血与火的时代，战争一方面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另一方面战争也激发了人的潜能，人的勇力和智慧。像五虎上将、许褚、太史慈等，他们临阵对敌那种一往无前的奋勇精神，他们在战阵格斗中的那种凶悍和胶着，充分体现出一种超凡的英雄气概和壮士本色。一部《三国演义》，通过对斗力斗勇及斗智的生动描写，谱写了一曲力和勇的颂歌，也张扬了一种史诗力量，给人以巨大的精神鼓舞和心灵震撼。最后，人生的过程是悲壮，人生的结局是悲凉，这似乎成了中外一切史诗主人公人生的共性。在《三国演义》中，它更是三国英雄人生的一个宿命。无数英雄或智或勇，然而却又不免人生落空，英雄之梦难圆，英雄浪花带着悲壮色彩的闪光付诸东流，千古而下，令人叹惋！作家在尊重历史的客观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又饱含感情地描写了周瑜的呼天而死，庞统命丧落凤坡，张飞惨遭奸小算计，关羽夜走麦城，刘备白帝城托孤，诸葛亮秋风五丈原等，在战争情节中展示了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由此可见，《三国演义》不愧是一部悲壮苍凉的战争史诗。

总之，《三国演义》的战争情节，尤其是三次大的战役，都影响到三国时期的整个历史进程，它在全书的艺术构思和艺术结构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更值得一提的是，作者通过战争描写展示了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画卷，张扬了英雄智、勇、力及其的精神气度与个性风采，体现出一种雄浑悲壮的美学风格，赋予作品以鲜明的史诗特征及很高的史诗价值。

二

精心塑造具有时代意义和民族精神与性格的人物形象，是史诗的中心任务，也是关键。不少史诗甚至就以英雄人物的名字来命名，如《奥德赛》、《罗兰之歌》、《熙德之歌》等。史诗英雄往往具有半人半神的超人色彩，成为民族精神、民族信仰、民族审美理想的寄托和象征。在西方史诗理念中，史诗永远是把重要的人物作为主人公，这个人物和很多的人物、事件与现象发生联系和接触，必然能够环绕地描绘他的整个时代。史诗不能只写出几个特征，而是要包括整个时代，史诗的主人公行动必须能够按照当时人类的思想、信念和意识的样式去进行。通过这个人物，整个世界的宏伟壮阔都生动地显现出来了。这在《三国演义》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和突出。统观全书，罗贯中显然是以儒家政治道德观念为核心，同时也糅合进千百年来广大民众的意愿与心理，表现了对于导致天下大乱的昏君贼臣的痛恨和对于开创清平世界的明君良臣的渴慕。袁行霈认为这就是一部《三国演义》的主旨。他还指出：“作为明君良臣的主要标志，就是能在政治上行‘仁政’，人格上重道德，才能上尚智勇。”[4]另外，还有许多专家指出，像刘备、诸葛亮、关羽等三国英雄都具有超人色彩。殊不知这正是一切史诗英雄的共性特征。显然，像刘、孔、关等英雄便是显现了这一时代愿望和时代精神的史诗性英雄人物形象。现就他们的形象意蕴只在史诗性层面上做重点阐述。

刘备，是体现作家思想倾向和理想寄托的一个正面英雄形象。在小说中，作者更重要的不是写他的文韬武略，而是大写特写其人格的核心内涵——“仁”。自从孟子精心设计出一套“民为邦本”、“仁政王道”的社会政治蓝图之后，中国历代士人一直为之奋斗不息，也更为广大民众向往不已。确实如此，作家在依三国宏大历史而演绎并表明自己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和审美理想时，就把蜀主刘备塑造成一个仁君的典范。刘备从桃园结义起，就抱着“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理想，一生仁德及人，所到之处与民秋毫无犯，百姓丰足，所以深得人心、民望，颇受人民爱戴。最能彰显刘备之仁德的当属携民渡江和三顾茅庐。不难看出，“仁”是刘备终身信奉的人生哲学。作家在刘备这一形象上同时也寄托了广大民众渴求“明君”、“仁政”的愿望。为此，罗贯中有意识地把他与曹操对立起来加以塑造。如果说曹操代表的是自私、奸诈、残暴，是奸雄和暴君的典型，那么刘备就是被理想化了的“明主”和“仁政”的典型，是一个凝聚着民众集体意志与愿望的代表，故而也就成为了一个和传统史诗中的英雄一样具有很高的典范性和审美价值的民族英雄形象。

诸葛亮，三国时期蜀汉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在作品中，他是真正意义上的主角，排行三国“英雄谱”之首，是集忠贞、智慧于一身的传奇人物。是的，诸葛亮既以他经天纬地的超人智慧成了人民大众心目中的“智绝”、“智神”，即智慧的化身，又因其为了蜀汉事业和统一大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品格精神而成为人们心目中忠贞的典范。作为蜀汉集团的一员，在他的身上也体现了当时广大民众最想要实现的东西。如果说刘备以“仁”为中华民族的人格理想写下第一笔的话，诸葛亮就以自己的智慧与忠贞将这种理想完善并延伸了。确切地说，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不仅是当时民族的期盼和理想，更重要的是整个民族想把这种理想吸入到自己的精神内部，成为自己民族的精神内核。而这一点，正是一切史诗性文学作品的宗旨所在。

最后来看关羽。《三国演义》可谓一部忠、义、智、勇的英雄颂歌。而在《三国演义》英雄谱中，能将忠义智勇括于一身并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则非关羽莫属。在关羽身上，寄托了作者的三种人格理想：英雄之志，英雄之才，英雄之气。他既有中兴大汉，恢复皇室，“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英雄之志，又具有善用兵，娴指挥，睥睨群雄，神武盖世的英雄之才，更有一种义薄云天、慷慨悲壮的英雄之气，确切地说即“大丈夫气”。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正是其大丈夫气的最好注解。关羽降汉，曹操赐黄金白银、美女佳人而不能改其志；虽身处贫贱之位，却对信义始终不忘；保嫂寻兄，即使有五关六将也不能使其止步。大意失荆州后，关羽兵败被擒，面对孙权的利诱与威胁，他大义凛然，慷慨赴死，将其大丈夫气升华到了极致。而且，“关羽形象的典型化，更带本质意义的是给他注入一种忠义盖世，儒雅绝伦的道德内涵。不仅写关羽斩颜良、诛文丑的战场得意，而且写关羽失下邳后‘降汉不降曹’的堂堂正正的投降。可以说，没有这番逆境的描写，就没有秉烛待旦，挂印封金所表现出来的关羽不为财色名利所动的道德的心理深度。千里走单骑，在平话中只不过是‘独行千里寻失主’一句话，演义却把关羽对旧主的忠义情结，融合在过五关斩六将的艰难曲折，波诡云谲的具象描写之中，给人一种义无反顾，慷慨远行的史诗般的崇高感。”[5]关羽，无疑是罗贯中心向往之的理想人格和民族英雄的典范。可以说，关羽用他的英雄“志”、“才”、“气”，诠释了民族理想、民族精神、民族性格。而且因着作家的成功塑造，更使其在中国这片古老大地上大放异彩——封建帝王鼓吹他的忠，广大民众崇拜他的义，侠客豪杰神往他的勇，士大夫们倾慕他的儒雅，甚至人们还将其尊为关帝、关圣，为其立庙祀拜。这样，关羽就成了人们心目中一个儒家精神、宗教外衣的，融儒、道、佛于一身的民族英雄。

综而观之，刘备的仁，诸葛亮的智慧和忠贞，关羽的英雄之“志”、“才”、“气”，确立了《三国演义》的英雄理想构建，他们共同构成了当时整个市民阶层乃至中华民族的政治信仰与人格理想。因此，与其说这些三国英雄是作家根据自己的英雄观、审美观、价值观虚构出来的，不如说是罗贯中切合人民大众的意志、愿望和审美趣味创造出的美的不朽的艺术典型。虽然在他们身上，还有一些缺点存在，但是正因为他们在战胜艰难困苦处境和社会不平的同时，战胜了自己身上的缺点，挑战了人类的极限，张扬了自我的价值，从而使其形象有了更高的艺术魅力和史诗力量。

三

《三国演义》的审美特征，主要表现在叙事艺术特征与美学风格两个方面。

首先来看叙事艺术特征。作为史诗性作品，它必须描写具有全民族性和时代意义的重大题材，展开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广阔社会风貌，反映整个民族的命运。它所描绘的事件和人物不是片断的、单调的，而是极为宏大而纷繁多样的，它的结构是宏伟而严整的，气势是雄浑而壮阔的，画面是广阔而立体的。其审美特征，也正立足于此。即便作者描写社会风貌、民族命运，也会将自己的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投注其中；即便描写战争，也会予以战争不同的写法、不同的情趣。以此观之，《三国演义》的叙事艺术特征与传统史诗的美学特征是吻合一致的。鲁迅先生曾说：“三国底事情，不象五代那样纷乱，又不象楚汉那样简单，恰是不简不繁，适于作小说。”[6]这种独特历史题材之于小说创作，更易涵融历史兴味和史诗审美韵味。事实证明，罗贯中的创作是相当成功的。不仅赋予了三国历史题材同传统史诗相似的叙事美感，还提升了其史诗情调、氛围。

相对于传统史诗的叙事艺术，《三国演义》则把叙事重点放在了战争描写方面。而作家用主要篇幅来写战争时往往排斥对残暴惨景作正面细致的描述，这一点又显然不同于西方史诗。罗贯中不仅以艺术家的天才虚构出一个个精彩的战争故事，而且按照自己的美学原则，把这一场场血雨腥风的厮杀写成了真正的艺术。战争描写“不仅仅歌颂了力，而且更重要的是赞美了智，传递了美。”[4]成为了一曲“忠义”英雄的高亢颂歌，给人以富有史诗意味的崇高壮美之感。例如作家笔下的赤壁之战用了八回的篇幅，可谓浓墨重彩了。在战争中曹、刘、孙三方共投入几十万兵力参加角逐，应该说是一场十分浩大而惨烈的战争。但作者没有让我们感到惨不忍睹、毛骨耸然，而是既能给人以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粗豪悲壮之感，又有一种详略得当、动静相宜、张弛有致及壮美与优美兼备的审美感受。这是因为书中的主要笔墨没有放在刺刀见红的具体打斗搏杀上。除了表现巧计迭出的斗智斗勇外，又不时插入许多富于诗情画意的场面描写，使紧张恐怖的战争气氛得以缓解：周瑜舞剑而歌、假呕假寐，孔明草船借箭与鲁肃泛舟对饮，庞统于深山草屋间挑灯夜读，曹操于月明之夜横槊赋诗等。这些场景，极富于抒情性，给杀机四伏的战争场景增添了清新轻松的气氛，因而战争被赋予了艺术审美的韵味，是名副其实的“战争的史诗”。

《三国演义》的审美还在于表现武力的崇高与壮美。世界好多民族的史诗都无一例外地彰显民族英雄身上所体现的人类野性的光芒，即通过激烈的搏击、冲突、对抗，充分展示人类野性的力量及其阳刚之美。《三国演义》也不例外。如作品写许褚裸衣斗马超、三英战吕布、孙策大战太史慈、张飞大战马孟起等格斗场面。作者以一种审美的心态来描写这种武力冲突的，将力的较量艺术化即美化了，并且作家调动多种笔调，绘声绘色地描写场面，勾画人物，让读者如同站在观众席上去领略、去观赏人类力量所张扬的野性之美，从而获得了一种心眼并用，心眼共赏的审美效果。虽然战争是极其残酷的，但如此艺术的战争描绘让我们充分领略到一种力的壮美与崇高感。

下面来看美学风格。纵观全书，《三国演义》宣扬的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和悲壮精神。不仅有战争的艺术美，更重要的是弥漫在作品中的悲壮、苍凉之美。可以说，作为史诗性的作品，悲壮、苍凉是《三国演义》的主调，也是贯穿《三国演义》始终的美学格调。

罗贯中在作品中是把蜀汉集团作为正统、正义来写的，因此蜀汉集团的人物奋斗史，就是华夏民族的奋斗史的缩影。蜀汉集团从兴起发迹到辉煌以至毁灭的历史，是作家置身的那个时代市民阶层奋斗史的真实而艺术的写照。正因如此，那么，蜀汉集团代表人物的命运便是对整部《三国演义》悲壮、苍凉风格的最好解释和生动体现——作为市民阶层的一部分，他们代表的是整个市民阶层的兴衰命运。为了“上报国家，下安黎民”的理想，他们苟全性命于乱世，奔走于诸侯之间，最终靠自己艰苦卓绝的不懈奋斗创下了一番事业，延续了一段汉室的正统地位。作家赋予他们的人生以一种崇高而悲壮的色彩。

然而，英雄的人生和事业却最终以悲剧告终。正如前文所论，乱世造就了传奇英雄，英雄又以其卓绝才智与气概创造了自己的传奇人生。众多的英雄在慷慨高歌中踏上征途，却又在慨叹和悲怆中抱憾离去。读《三国演义》，给人最深刻鲜明的审美感觉就是浓厚的苍凉感和悲壮感。毛本《三国演义》的那首开篇词和末尾的一首七言古体，一为开篇便为作品定下了苍凉悲怆的基调，成为一篇之警策；一为作品增添了一份浓重的悲怆迷惘氛围，可谓画龙点睛之笔。蜀汉英雄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创业史与其悲剧性结局相交织，给作品注入了雄伟而沉郁、悲怆而苍凉的史诗力量和史诗意味。是的，一部《三国演义》“表现了作者在理想与历史、正义与邪恶、感情与理智、‘人谋’与‘天时’的冲突中，带着一种悲怆和迷惘的心理，对于传统文化精神的苦苦追寻和呼唤。”[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既是一部悲剧，更是一部呼唤民族传统文化和弘扬民族不朽精神的伟大史诗。

四

一部《三国演义》，“陈叙百年，概括万事”，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弘的历史画卷，其情节无疑具有雄宏悲壮的史诗性；作者又依三国以演义，着力塑造了以刘、关、张、孔等为代表的民族英雄形象，并在他们身上寄托了自己在政治上行“仁政”、人格上重道德、才能上尚智勇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和审美理想，也传达了千百年来广大民众的愿望与心声，使其独具史诗性民族英雄的形象特质；构成小说主体内容的战争情节及战争描写，“不仅仅歌颂了力，而且更重要的是赞美了智，传递了美。”给人以富有史诗意味的崇高、粗豪、悲壮之感；而且在激扬高昂、豪迈刚健的英雄人生格调中又弥漫着一种浓郁而深重的悲怆、苍凉情调，这又赋予了作品以鲜明而独特的史诗意味。总之，《三国演义》具有突出的史诗性特征和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华夏民族的一部英雄史诗，同时也是伟大作家罗贯中留给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人民的一份厚重而奇绝的精神财富和文学瑰宝。

[1]傅隆基.三国演义：古老大地上的英雄史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83,91.

[2]朱一玄.三国演义资料汇编[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522.

[3] 黑格尔,著.美学:第三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26,127.

[4]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7,30,32.

[5]杨义.中国的小说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72.

[6]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