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辉，范武杰

（西北民族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作为江西诗派的创始人，黄庭坚的诗歌理论一直备受关注，文学界对它的评价褒贬不一。其诗歌理论的核心观点“点铁成金，脱胎换骨”之说，被大多数后学者奉为圭臬，备受推崇；而持反对观点的人则认为此论有剽窃之嫌，兼具形式主义的弊端。近年来，随着文学研究的深入，不少学者对山谷的诗歌理论有了新的认识和发现，如有的学者发现了山谷诗歌理论与俄国文论陌生化主张的契合。互文性是诞生于20世纪中叶的理论方法，强调文本的相互引用，对特定文本的分解与重新组合。黄庭坚的诗论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诗歌文本或诗歌创作的相互借鉴或彼此引用，体现着现代文学创作的某些特征和方法。在互文性理论的基础从两个方面对黄庭坚的诗论思想进行阐释，从而推动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研究。

一、文学理论中的互文性体现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一词源于拉丁文“intertexto”，其中“inter”为混合、交织之意“texto”为编织的物品等，合起来就是纺织物品上丝线间的交叉。“互文性”又称“跨文本性”“文本间性”、“互文本性”等，是后结构主义中一个重要的批评术语、概念。它最早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由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瓦在其《符号学》一书中提出。她写到，“任何作品的文本都是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1]也就是说，任何文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其中包含或暗示着别的文本，解读这些文本时需要参照或依赖其他文本。在对文本进行共时性、历时性解读的过程中，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就会明显地体现出来。这种文本的不确定性使得文本的结构不再封闭，始终处于一种开放的状态，在与其他文本相互作用产生的文本意义也具有了永恒性。互文性理论认为，作品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任何一个文本都与别的文本相互交织，都是对其他文本的转化与吸收，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文本是共存的，所有的文本的存在就像是一张网。

早在互文性理论正式提出之前，巴赫金就在其“文学狂欢化”理论、对话理论中谈到互文性基本内涵，诸如狂欢过程中的权威的消失、等级界限的消解、各阶层言语的反讽等，很好地体现了后结构主义的反中心、反权威及不确定性等。其对话理论中的语言、艺术的本质是对话观点与互文性理论中各种文本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对话的关系相印证。罗兰·巴特认为“文本”因读者的参与而具有“多主体性”。文本原来被确定的结构不复存在，随着各种文本间的相互支持、补充，文本成为一个无法用一个结构概括的无限的文本。德里达认为，“文本应该被做一股川流不息的能指”，[2]文本的意义始终处于一种流动不居的变化中。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热奈特将“互文性”称为“跨文本性”，把“跨文本性”分为互文性、准文本、超文本性、元文本和原文本五个类型。结合文学作品，互文性主要表现为对其他文本的引用，对神话传说中的典故原型的运用，对别的文本进行改写、拼凑、模仿和拆解，受某种传统文化的影响等。

从文学创作到文学阅读、批评无不体现着互文性的特征。在文学空间性视角取代线性视角的今天，文本与文化关系日益密切，互文性理论已经成为文学研究的一把利剑，渗透到文学的各个方面，不断带来文学研究的新发现，不断开阔着人们的研究视野。在继承盛唐杜甫诗论观点的基础上，他提出中国古代较系统的特点的理论观点——互文性。这一诗文理论不仅体现在黄庭坚的理论渊源上还在理论内容方面有所表现。

二、山谷诗论理论渊源上的互文性特征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唐宋两个朝代是古代文化艺术的两座高峰，后世难望其项背。唐宋之间的文学艺术在继承与创新中延续着辉煌，在影响与反抗影响中流变。唐代诗坛群星争辉，前代优秀诗人投下了长长的身影，遮盖了无数后来者的光辉，使他们陷入了影响的焦虑。李白诗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护题诗在上头。”杜甫亦曰：“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3]苏轼认为，“知者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4]由此可见，后人只能另辟奇径，从而延续诗歌的发展与创新。

“以文为诗”滥觞于杜甫，杜甫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及“转益多师”与苏轼的“以才学为诗”遥相呼应，具有鲜明的互文性特色。杜甫的“以文为诗”，即以散文的篇章结构、句法及虚词入诗，使诗歌呈现出一种如散文般的平淡流畅，更有利于叙事、说理、抒情。“以文为诗”使得诗歌在形式、功能方面与散文产生了互文。“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等带有互文性色彩的观点为后来者指出了一条超越之路。唐代韩愈修正了杜甫的“以文为诗”，结合陈言务去，辞奇意幽，挺拔遒劲，形成了自己的“奇崛险怪”风格。清代赵翼《瓯北诗话》云：“至昌黎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惟少陵奇险处尚有可推扩，故一眼觑定，欲以此劈山开道，自成一家，此昌黎注意所在也。”[5]26北宋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宋诗风格的代表都继承了杜甫的“以文为诗”、注重才学的观点，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可以说杜甫是宋风的先声，其后唐宋的许多诗人在理论和风格上都是在与杜甫诗论、风格的互文中觅得一席之地的，但从理论高度继承、发展了杜甫的文论观点、并提出中国古代较系统的具有互文性特点的诗学理论观点之人是黄庭坚。黄庭坚的诗学理论与前人相比，其互文性尤为突出。

黄庭坚在诗歌创作上有着相当的自我意识与创新精神，曾云：“文章最忌随人后”，“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6]712在这种自我意识与创新精神背后，蕴涵着黄庭坚在诗歌创作上想超越前人、自成一家的焦虑心理。黄庭坚的这种焦虑心理普遍存在于宋代的诗人中，因为诗歌的优先权已经被唐代的诗人据为己有，宋代诗人已经失去了先天的创作优势。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宋代诗人的成就，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在反抗唐诗的辉煌中寻找出路的结果。陈昭吟在《宋代诗人之“影响的焦虑”研究》一文中说宋诗的成就在一定意义上来自对唐诗的反抗，宋代诗人的焦虑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对于后世诗人在心理上形成的对影响的焦虑的反映，哈罗德·布鲁姆说道：“由于诗歌的主题和技巧早已被千百年来的前驱诗人发掘殆尽，后来诗人要想崭露头角，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前人的某些次要的、不突出的特点在‘我’身上加以强化，从而造成一种错觉——似乎这种风格是我首创的，前人反而似乎因为巧合而在模仿‘我’。”[7]胡应麟认为，“苏、黄矫晚唐而为杜，得其变而不得其正，故生涩崚嶒而乖大雅”，[8]214“宋黄、陈首倡杜学，然黄律诗徒得杜声调之偏者，其语未尝有杜也。至古选歌行，绝与杜不类。”[8]56

黄庭坚要树立自己的诗人地位，要提升自己的诗风，在理论上、创作实践上就不得不杀死前代诗人及其迷失的幼子，然后借尸还魂，这就是“黄律诗徒得杜声调之偏者，其语未尝有杜也”。钱谦益《读杜诗寄卢小笺》云：“鲁直之学杜也，不知杜之真脉络，所谓前辈飞腾余波绮丽者，而拟议其横空排奡，奇句硬语，以为得杜衣钵，此所谓旁门小径也。”[9]正如韩愈一眼觑定“惟少陵奇险处尚有可推扩”，黄庭坚觑定了杜甫的“横空排奡，奇句硬语”的余波绮丽者，找到了一条自成一家之路。赵翼对韩愈的评论和胡应麟、钱谦益对黄庭坚的批评恰好说明了杜甫与韩愈及黄庭坚之间存在的互文性的继承与超越。谷曙光云说，“山谷极为看重韩诗硬语盘空式的艺术创新，他对韩诗评价甚高，深有心会；然而他之学韩，不在摹取篇章体貌的表层相似，而在‘解创意造语不肯似之，政以离而去之为难能’，学习韩诗的诗法诗艺，用以涵养自家面目才是他接受韩诗的真正目的。”“韩诗声律奇峭，气象森严，造语险拗，工于押韵，这对于一心求变求新的黄庭坚是有师法价值的。”“黄庭坚继承了韩愈以来的这种艺术创新，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韩诗那种佶屈聱牙的过拗过重之处。”杜甫“转益多师”，体备众家之长，风格多变。杜甫对后来诗人的影响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韩诗之于黄庭坚的诗学意义与作用略同于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陈师道等人，由学韩进而窥杜是一个符合诗学规律的艺术道路……”。[10]

由此可知，黄庭坚的诗歌风格和诗歌创作技巧是在与前人的互文中产生的。他继承前代诗人的诗风与艺术技巧，并在实际创作过程中得到强化；而且还在某些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吴国富说：“黄庭坚学习杜甫，既有继承也有创新，继承在于句法，创新在于风格，比较明代复古诗人学习格调的理论与实践，黄的学习是得当的，也是成功的。”[11]作为一个后来者，黄庭坚的诗风及诗论是在互文中产生的，在焦虑的影响中产生适用当时风尚的诗风和诗文观点。从某种意义上看，诗歌理论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家庭罗曼史，像尤利西斯一样上演着被诅咒的俄狄浦斯悲剧，父亲被陌生化为儿子，留下了前驱者依稀可辨的眼神。

三、山谷诗论内容上的互文性特征

互文性特征贯穿黄庭坚整个诗学理论体系，不仅体现在其理论渊源方面，还表现在黄庭坚诗学理论的内容方面。黄庭坚的诗学理论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四点：一是以俗为雅，以故为新；二是俗便不可医也；三是不烦绳削而自合；四是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总的来说，黄庭坚的诗学理论很好地处理了继承与创新的问题，体现出鲜明的互文性特征。

第一，以俗为雅，以故为新。

黄庭坚在《再次韵杨明叔·并引》中云：“庭坚老懒衰惰，多年不作诗，已忘其体律。因明叔有意于斯文，试举一纲而张万目。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可胜，如孙、吴之兵；棘端可以破镞，如甘蝇、飞卫之射。此诗人之奇也，明叔当自得之。”[12]以俗为雅、以故为新是张万目得一纲，可以看出，黄庭坚把以俗为雅、以故为新手法看成是诗歌创作的不二法门。把俗、故的变成雅、新的，强调字字有来历，注重用典，这样就打破了文学的线性存在，使所用文本在创作与阅读时成为共时的存在，构成了文本的一场狂欢。黄庭坚的这一文学主张极具辩证思维，小到文学，大到文化，都不是无源之水，都有对过去的继承，同时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过去与现在纠缠在一起，也在一定程度上昭示未来。钱钟书在《谈艺录》谈到“使野者文”，把乡村俗语甚至俚语变文雅，即“以俗为雅”，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化腐朽为神奇。同时指出：“选材取境，亦复如是。”艾略特说，小诗人偷，大诗人借。因此，不论在文学形式上还是内容上，人们必须在互文的碎片上涂上自己的色彩，以抗拒陈陈相因的审美疲劳，这一点类似陌生化理论，增加审美的难度，获得审美的快感。以俗为雅、以故为新与此不期而合。

第二，俗便不可医。

黄庭坚在诗歌上专以拗峭逼俗，即对常用语施以暴力，使其变形、陌生化。这是影响焦虑的表现；想隐藏自己诗歌的互文性，铸就自己的诗文风格，但同时也恰恰暴露了自己诗歌的互文性。这正是互文性的悖论。在《跋东坡乐府》中黄庭坚说：“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是？”[6]666由此可见，黄庭坚的医俗妙方除了语言上的革新外还在于胸中的万卷书。胸中万卷书，才可以避开诗坛常用的典故，也可在取景、立意上翻新，使得自己的诗歌显出超脱尘俗的气质。风格即创新，创新是文学艺术的生命，一方面每一个优秀的作家都有自己的标志，另一方面我们在一个作家的身上可以看到其他作家的影子。如果一个诗人不能在语言、意境、用典等方面创造性地突破前人，只能拾人牙慧，真就俗不可医了。克里斯蒂娃认为，一个文本下面、里面或前面都有着若干其他文本，它们或隐或现地寄身于这个文本，成为这个文本得以生成的碎片。在文化研究的大背景下，人们只看到无数碎片的媾和，意义在媾和中重生，也就是在万卷书的互文中换骨、夺胎，避开庸俗。而黄庭坚恰恰就这些方面提炼自己的诗歌风格。

第三，不烦绳削而自合。

黄庭坚在《与王观复书》中谈到，“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6]1403这是黄庭坚诗歌理论的最终目的。“绳削”指的是诗法、法度，具体指山谷诗论中的用字、句法、章法等。黄庭坚讲诗学，强调遵循古人绳墨的重要性，他在《论作诗文》云：“作文字须摹古人，百工之技，亦无有不法而成者”。[6]1403他讲诗法，但又不拘泥于诗法，如《答洪驹父书》中：“至于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云，作之使雄壮，如沧江八月之涛，海运吞舟之鱼，又不可守绳墨令俭陋也。”[6]473遵法，但不固守诗法，而要超于法，作出“无斧凿痕”的佳作，达到像杜甫、韩愈不烦绳削的自合境界。这种自合的、浑然天成的境界，表面看起来似乎不遵循古法，实际是在学习古法基础上的融会贯通，遵循的是“死法”基础上的“活法”。这种“活法”体现的是黄庭坚创新的、反传统的、求变的精神。这种“活法”是“精博”古书规矩、准绳基础上的灵活运用，是对古人文本碎片的模仿、吸收、转换，是对古人文本所体现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是在古今文本狂欢过程中达到的自如境界，而这正是山谷诗论互文性特征的表现。

第四，点铁成金，夺胎换骨。

黄庭坚在《答洪驹父书》中云：“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6]473无一字无来处，道出了所有的文本都是碎片的镶嵌物；而灵丹一粒，点铁成金，指出了文本之间相互指涉，相互吸收，相互转化。《冷斋夜话》记载黄庭坚的话：“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13]换骨，夺胎，将古人之句改头换面或者依据古人之意遣词造句，这是一种创新，必须使自己的语、意与古人的语、意水乳交融，如此一来，可以不烦绳削自合，达到了移花接木之效。山谷特别强调诗文要自成一家，诗人在下苦功学习、借鉴前人艺术经验的基础上摆脱他人的束缚而达到挥洒自如的最高艺术境界，这也是互文的最终目的。米勒把文本与批评的关系比作食客与面食的关系，其实文本之间也是“互吃”的，这是一种合法的剽窃，也是文学的内部规律。黄庭坚的诗学理论处处体现着互文性的特征，而这种互文性特征以继承为前提，以创新为目的。首先是读万卷书，在自己的脑海中建构一个古今文本狂欢的共时性空间场，然后用换骨、夺胎之法在互文的碎片中点铁成金，达到对古人的占有、溶解，最终不烦绳削而自合，成一家之言，通古今之变，在互文性中“成功”的扬弃了互文性。

四、结 语

总的来看，黄庭坚的诗歌理论以继承为基础，以创新为核心，是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充分地体现了文学的互文性特征。虽然江西诗派的一些后来者，因种种主客观因素的限制，不能真正领会并运用黄庭坚的诗论，结果食古不化，走上了形式主义的道路；但不能因此而责难黄庭坚的诗学理论。作为文学创作与批评的一种基本理论，互文性大大拓展了文学的共时性与空间性，矫正了线性文学观的僵化，有力地扩展了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空间。黄庭坚的诗学理论是宋代诗歌理论的代表，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明清。宋诗之所以能够有别于唐诗并取得巨大成就，互文性的成功运用功不可没。黄庭坚的诗论是这一过程的里程碑，意义重点，影响深远。

[1]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符号学：意义分析研究[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947.

[2]殷企平.谈“互文性”[J].外国文学评论,1994:40.

[3]杜甫,著.高仁,校点.杜甫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65.

[4] 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七十[M].北京:中华书局,1986:2310.

[5] 赵翼,著.霍松林,胡主佑,校点.瓯北诗话:卷三·韩昌黎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6] 黄庭坚,著.刘琳,李勇先,王蓉贵,校点.黄庭坚全集:正集卷十七·题乐毅论后[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712.

[7]布鲁姆,著.影响的焦虑[M].徐文博,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7.

[8]胡应麟,撰.诗薮:外篇卷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9] 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聊,标校.牧斋初学集:卷一百零六(上)·读杜诗寄卢小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5:2153.

[10]谷曙光.论黄庭坚对韩愈诗歌的接受[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5,(2):148-153.

[11]吴国富.黄庭坚对杜甫的继承与创新[J].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报）,2004,(1):21.

[12]黄庭坚,撰.任渊,等,注.刘尚荣,校点黄庭坚诗集注:卷十二·再次韵杨明叔并引[M].北京:中华书局,2003:441.

[13]惠洪,朱弁,吴沆,陈新,点校.冷斋夜话·风月堂诗话·环溪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8:1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