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现代性的代价

2014-08-15汪斌锋王秋艳

天府新论 2014年5期

汪斌锋王秋艳

一、现代性与“资本”现代性

当今社会发展的诸多问题与现代性密切相关，而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重要特质所呈现的多重维度和多元样态让不少学者为之着迷，包括马克斯·韦伯、格奥尔格·西美尔、尤尔根·哈贝马斯、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让-鲍德里亚、安东尼·吉登斯、齐格蒙特·鲍曼等等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分别对启蒙和理性化、工具与技术理性、大众文化、民族国家、个体权力、全球化等问题的思考。现代性所涉及的问题规模和范围都是空前的。然而，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发展的进步与代价的讨论，马克思恐无法绕过。

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都没有直接使用“现代性”一词，但他们对现代社会的洞察，尤其是对以资本运作逻辑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的剖析，无不蕴含着对现代性的间接的诊断。〔1〕与其他学者只注重从观念、价值、文化、心理等层面来理解现代性的观点不同，马克思哲学认为需要以生产方式为主要维度进行理解分析。用资本逻辑的外化和扩张并结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学说以及全球眼光看待现代性，正是马克思分析现代性的独到之处。〔2〕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曾经指出:从某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就是现代性的代名词。〔3〕由资产阶级所开启的现代社会中所呈现的种种景象，即所谓现代性，不外乎是资本逻辑的外在表现与结果。马克思哲学对以资本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的批判与反思，无论规模、形式还是内容，都展现了独特的气质并产生出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当今全球化的历程印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不断扩张并推动世界历史进程的预言。〔4〕马克思观察现代社会的资本维度与其他学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资本”现代性批判。

从理论上来看，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一直是马克思关注的重中之重。他对资本的独到见解使其视域中的现代性呈现出鲜明的“资本性”，和其他关注现代性的学者相比，更具备一种称之为“资本”现代性的类型学研究特征。

第一，马克思关注的现代性，资本居于核心地位。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资本与现代性密不可分。现代性在马克思的视域下更多的是资本肇始的现代社会所具有的那种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特性，也即现代性呈现出明确的资本逻辑。并且，马克思等人将资本作为现代社会的核心意象加以审视，分析现代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在这个意义上，对资本的研究也是对资本主义所开启的现代社会研究的起点。

第二，马克思观察现代性的视角为“资本”。诚然，马克思、恩格斯将人类社会纳入其研究的宏大视野，其目的是明确的——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形态更迭中 (转型)找出社会发展的路向，从而界定当下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那个时代)可能的出路。而这个可能出路最现实、最可实践的基础就是其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之所以一针见血的选择“资本”作为其关注现代性的独特视角，是因为马克思所考察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于以往任何社会的独特逻辑——资本逻辑——贯穿于整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资本生产面前，传统的“一切等级的和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5〕因此，资本成为马克思关注现代性最佳选择，也是最具深刻性的选择。

从现实来看，“资本”现代性的研究基于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它既能从转型社会发展的现实出发，发现其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同时更能从社会发展的价值和向路出发洞察其进步背后的代价。詹姆逊认为，至今在研究资本及其代价 (危机)的领域中，马克思的《资本论》仍然是不可逾越的高山。〔6〕尽管当今社会中危机的形式已经发生了诸多变化，如各种金融危机、环境危机、生态灾难以及全球化的社会风险等等问题的出现，但其核心本质和基本逻辑仍然符合马克思的分析和见解。尤其是当今“资本”现代性后果中出现的两大危机——生态危机与社会危机——仍在马克思关注的视野之内。可见，马克思观察“资本”现代性及其代价的视角有其非常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总之，马克思批判“资本“现代性的前提在于辩证的看待“资本”现代性:一方面，“资本”现代性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价值;另一方面，将其运作逻辑广泛应用到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也付出了前所未有的代价。正视当今我国社会发展，必须对不同社会形态“资本”现代性的代价及原因加以剖析，〔7〕以使得我们当前和今后的发展能够厘清“资本”现代性的发展逻辑和价值关涉。

二、两种不同的资本现代性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重申，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借助“资本”现代性。一方面，以其强大的驱动力来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另一方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需要融入国际市场，而现行国际市场的规则无疑是发达国家“资本”现代性的产物。因此，无论是从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出发，还是从现阶段中国国情以及国际发展大环境出发，“资本”现代性无疑有着进步意蕴。但是，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借鉴使用“资本”现代性的同时，需要警惕其负面因素。这就需要从理论上廓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资本”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现代性的异同。

1.两种现代性的相同点

从一般意义而言，两种不同的“资本”现代性有相似之处。第一，从发展过程来看，“资本”现代性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时代最独特的社会形态之一，它的发展有其历史性。马克思也曾经预言，对于传统社会而言，资本生产的力量所向披靡，征服一切落后民族，使得“东方从属西方，农村从属城市”。我国一直是传统农业国家，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无法创造较大的生产力，从落后农业国进入社会主义必须面对生产落后的实际。就人类社会发展的经济规律而言，市场经济和资本运作是推动当前低下的生产力向更高阶段发展的较好方式。马克思甚至断言，资本主义能使生产力得到充足的发展，从而为社会主义制度创造出能供所有人受益的剩余价值。〔8〕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引进“资本”现代性也是对不发达社会主义的“补课”(陈云语)。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尽管起步进入现代社会的时间相对较晚，但是面对的历史问题和发展的机制都是相似的。

第二，从发展的机制来看，“资本”现代性有其自身合理的一面。(1)从动力机制来看，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资本都居于经济发展的核心层面，资本驱动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资本”现代性是资本逻辑外化的产物。因此，资本与现代性必然进入社会生产生活领域。(2)从运行机制来看，资本运作的载体无疑是市场经济。无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单纯的经济运作机理而言，都有类似之处，即资本要求不断增殖，牟取最大利润。

第三，从发展的代价来看，两种类型的“资本”现代性发展的代价也类似，尤其体现在生态环境危机和社会危机两个方面。从生态危机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现代性也一度产生了生态灾难和环境恶化，而且至今威胁犹存，伦敦的“毒雾事件”就给我国不少城市的雾霾敲响了警钟。当前我国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也面临同样的厄运，而且在环境治理上也同样面临“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的现代性困境。从社会层面来看，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资本”现代性在转型发展过程中，社会都付出了较大的社会代价，如诚信危机，道德滑坡等等。

第四，从发展的结果来看，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态势伴随着“资本”现代性的扩张历程，两种不同的现代性面临的发展环境渐趋一致。一方面，日趋紧密的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将各国纳入世界市场，不同的经济体在同一个世界市场中不同程度的扮演各自角色，获取不同环节的资源、市场和利润，形成国际分工，使得现代性不断交错重构，互相影响。另一方面，现代性的全球化也伴随着风险的全球化，世界市场复杂性风险骤增且风险不断呈现全球化特征。例如近几年的金融危机，虽然只是源于个别发达国家的金融资金链条断裂，但结果却波及全世界。因此，现代性的发展结果使得不同国家面临同一个发展大环境。

2.我国现代性的特殊性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处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个时期的“资本”现代性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有许多不同点。这需要结合当前我国转型发展的实际，从宏观社会领域的深层次来厘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现代性与欧美发达国家“资本”现代性的诸多不同。

第一，当前我国的“资本”现代性是一种典型的“嫁接型”“资本”现代性。这种嫁接性体现在两个层面上:(1)从技术层面上看，我国的“资本”现代性是市场经济体制嫁接到社会主义制度之上的产物。这种嫁接，一方面，形成了一种人们称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造性结合物;另一方面，既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体制的修正，也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升级。(2)从社会文化层面上看，我国是一个拥有数千年传统文化的国家，我国的社会文化有着相对的独立性、系统性和延续性，且自身并没有孕育出“资本”现代性。因此，外来“资本”现代性的强势进入，从社会文化层面上打破了固有的平衡，这也使得当今社会层面出现了诸多问题。

第二，我国的“资本”现代性是“无根”的现代性。在韦伯看来，西方“资本”现代性的萌芽与宗教精神密不可分。当然，“资本”现代性的萌芽还伴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也就是说，它的成长有着与之密切配合的“伴生环境”，并且，一旦“资本”现代性遇到危机，也能从这些“根”和“伴”中汲取合理性因素从而修正自身的发展，获得一种自洽性。我国的“资本”现代性是西方成熟的资本现代性成果的直接引入，突出表现在工具性上:一旦出现问题，在文化层面、社会层面和生态层面都缺乏纠错机制，整个社会运行显得非常被动。这在当今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已经初露端倪。因此，中国“资本”现代性需要在文化上重新扎根、植根，找寻自身的融洽性。

第三，我国“资本”现代性没有经历血腥的原始积累。纵观世界历史，“资本”现代性的起步阶段往往伴随着对其他国家、地区、民族的疯狂掠夺、压迫等不正义手段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 “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里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9〕我国的“资本”现代性是由政治主导从欧美成熟阶段直接移植的产物，没有经历类似欧美发达国家的血腥史。如果说有一些资本原始积累的话，也是国家层面迫使国内人民尤其是农民节衣缩食，勒紧裤腰带后的转移支持，并且我国“资本”现代性的发展历程比欧美国家缩短了很多，它的发展在空间上呈现为点、线、面逐步、逐级扩张，而在时间上则不断压缩历程。于是，这样的“资本”现代性显示出另一特性—— “时空压缩”。〔10〕

第四，我国的资本现代性还呈现非常典型的“时空压缩”性。这种典型性表现为，启动的人口规模、地域范围和时间跨度都前所未有①尽管我国在近代历史上曾经被动的开启过现代化的大门，但历史的发展断断续续，最终大规模推进的资本现代性并将其引入经济社会发展领域是从改革开放才开始的，到如今也不过三十几年，但是我国资本现代性启动的人口规模之大、地域之广、程度之深、强度之烈，均前所未有。其他一些后发国家也实行过跨越发展战略，相对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状况也呈现出时空压缩性，但规模和程度以及成就和后果都没有中国突出。。纵观欧美，从资本现代性的萌芽到发展出相对成熟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无不经历了数百年历史，中间还经历了各种“主义”的修正 (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等)。而我国的资本现代性发展浓缩了欧美的历程，呈现出“中国道路和模式”特性。一方面，成就斐然，让世人惊叹，甚至惊呼“中国模式”;另一方面，问题空前复杂纠合，代价异常深刻。这两点都使得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理论无法解释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无法将西方自视为普世价值的霸权话语重置于地方性知识层面。因此，我国“资本”现代性呈现多重性特征，它突出表现为转型发展代价的多重性。

今天我国经济社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根源仍然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资本”现代性问题。

三、现代性的多重代价

1.普遍性代价

“资本”现代性的代价既有普遍性代价，又有特殊性代价。这里所说的普遍性代价，是指与资本主义社会共有的代价，它本身是“资本”现代性的产物，而不单单与某个国家相关。马克思将其称之为“历史进步的代价”。〔11〕它是发展历史性和社会整体性的必然产物。突出表现为: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传统生产方式的破坏性。在《共产党宣言》一文中，马克思将资本所开启的现代性与传统进行了对比，论证其摧毁传统、动摇一切的巨大威力:“……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12〕我国社会今天发生的诸多看似“破坏”的现象，从另一方面讲，也是社会进步付出的必要代价。这一类型的代价需要放入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长期性中才能体现它的价值。

第二，生态文明代价。“资本”现代性在发展历程中一度将自然看作自己的对立面，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伴随着对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征服。资本现代性的发展、扩张进程唯利是图，毫无顾忌的过度开采、使用和消耗自然资源，无节制地向环境排放污染物和淘汰品，生态环境代价惨重，最终也让人类社会饱尝苦果，从而使人类开始反思工业社会所走过的路程，反思“工业模式”城市的缺陷，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致生态文明成为今天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13〕从今天来看，这种生态文明代价需要反思“资本”现代性的高碳发展模式。尤其在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GDP的增长，需要考量GDP背后的自然环境和生态代价。

第三，人的发展代价。“资本”现代性除了挑战自然，还挑战人自身。马克思很早就注意到资本增殖过程对人的异化—— “劳动所生产的对象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它的增殖同人的贬值成正比，作为生产物的工人则被对象所奴役”。〔14〕人们制造了自己无法控制的并反噬人自身的怪物，“资产阶级再也无法控制召唤出来的魔鬼了”。〔15〕因此，“资本”现代性还需要关注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而不是资本化的、作为资本工具的人。以上这几种代价是“资本”现代性突出的普遍代价。

对于我国而言，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还面临特殊代价。

2.特殊性代价

第一，政府治理代价。当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突然面临“资本”现代性大规模进入时，国家治理结构、治理体系和公务员治理能力均受到巨大挑战。例如，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向市场经济治理模式转变造成了政治系统适应性和再造性紊乱，计划经济委员会和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这两个前后承接的部委在转轨时期一度出现职权划分的模糊和不确定。再如，改革开放之前的法制体系并未对“资本”现代性有实质性规定，因此，改革开放引入的“资本”现代性必然导致法律真空，从而出现国家治理中无法可依。这就使得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混乱局面。又如，政府权力强势适应和服务经济过程中出现的“松”和“紧”以及政治方向上“左”和“右”分寸拿捏不定。例如曾经一度激烈争论的“姓资姓社”问题。此外，传统公务员知识、能力和水平也受到了挑战，尤其是部分公务员传统的管理理念和水平无法跟上“资本”现代性的治理要求。落后的管理方式、粗暴的执法手段、不顾长远利益的短视行为等问题不断暴露出来，其根源就在于“资本”现代性下的政府治理与计划经济下的政府管理有较大差别，以致一时间形成了适应障碍。

第二，国家体制机制代价。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时间不长，经济体制还不完善。主要体现在，首先，制度不完善。中国当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还在完善之中，制度本身还有许多待解问题。其次，我国的“资本”现代性是伴随市场经济一同进入的，而市场经济并不是本土“内生”的，而是“舶来品”。这就需要有时间来熟悉这一套复杂的经济操作。事实上，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并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学习市场经济体制，而是“摸着石头过河”，这就导致了，一方面，从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过程中需要不断磨合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二者的互适性，通过不断突破和创新现有体制机制，获得发展的空间与成果;另一方面，制度不完善和体制不健全，也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带来诸多问题。例如，曾经施行一段时间的“价格双轨制”就造成了资源配置的诸多不合理、不科学，从而形成资源的大量浪费、流失。

第三，社会文化代价。“资本”现代性的进入不仅是物质层面的，还裹挟着精神文化的东西。“资本”现代性的强势进入打破了传统社会文化系统的稳定结构，进而导致社会个体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偏差。从历史层面来看，我国与西方的差异突出体现在社会文化层面上，中西文化孰优孰劣之争持续了百余年，至今难分胜负。我国传统社会面对突如其来的异质文化显得一时手足无措。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倡导的“文化自觉”和今天执政党主导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无一例外都与社会文化冲击后的反应和反思有关。从社会层面来看，“资本”现代性的社会代价突出表现为社会道德沉沦、人情冷漠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近些年来，许多社会事件已经成为热点话题不断掀起争论，如广东佛山的“小悦悦”事件，就曾让全社会目睹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传统的社会规则被“资本”现代性打破，转型社会新的机制 (如制度信任)并未建立起来，人与人之间只剩下为资本逻辑主导的利益算计和猜疑。

总之，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资本”现代性代价既带有欧美发达国家“资本”现代性的普遍性特征，又有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色。它是集多位一体的代价——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不同层面相互影响。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还体现出差异，有时候突出表现为价值缺失，有时候突出表现为市场混乱，有时候突出表现为社会承受紧张，有时候突出表现为资源环境压力巨大，其规模和程度均让问题呈现“巨复杂”性，以致如何控制成为难题。

四、“资本”现代性代价的控制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既需要辩证地看待“资本”现代性，需要正视问题的核心和本质，同时，更需要不断总结国内外发展的经验教训，合理约束、控制和超越资本现代性。

首先，从观念层面来看，需要凝聚经济社会发展共识，正确看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资本现代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利用资本现代性，本身就体现了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了社会制度的包容性和经济体制的兼容性。当然，我国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方面，尽管资本现代性的进入可能会有阶段性的形成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路径依赖，但从实践来看，社会主义制度底线保障了社会公平正义;另一方面，必须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代价，尤其是资本现代性发展路径依赖下产生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生态代价、社会代价。这也是西方发达国家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反思的结果。

第二，从体制层面来看，需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市场经济归根到底是法制经济，市场是资本现代性的运行载体，市场环境必须有法制保证才能奠定资本现代性发展的基石，规范其发展的方向，确保其在合理的区间内发挥应有的作用。法律制度构建的核心维度不是资本现代性盲目增殖，而是增进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资本现代性既有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倾向，又有引导人们创造财富的冲动。这就需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保持资本现代性的张力。用法律的基石来构筑经济社会发展的平台，防止资本现代性偏离社会主义方向，更要防止资本现代性演化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危险。

第三，从调节手段来看，需要利用科技手段和税收体系节制资本滥用。资本现代性的核心是资本增殖，而资本增殖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集中体现为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的过程。从操作层面来看，科技和税收手段均能起到一定作用。首先，可以科技手段调整增殖过程，约束增殖周期，为生态和社会适应赢得缓冲时间。众所周知，生态、自然周期相对缓慢，而资本运作速度相对较快，自然的降解、吸收和再生能力远远落后于资本生产和消费的速度。这就必然导致生态危机、环境污染、资源能源枯竭等诸多难题 (既然当今中国资本现代性进程中最基本问题是自然周期滞后资本周期，那么，协调它们之间发展的节奏便成为必要)。科技在协调自然周期和资本周期之间起着重要作用，科技进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生态环境危机。其次，可以以税收制度控制和调整增殖过程。在税收制度上，现代西方社会已经开始利用较为完善的税收体系，通过转移补偿不断修复资本现代性导致的社会分化和生态损伤，从而保持社会相对公正，人与自然和谐，克服资本现代性的极端性。尽管有些问题只是得到了部分修正，但从技术层面来看，至少在当前，科技和税收作为一种“保守治疗”的手段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四，从现实社会来看，需要培育社会力量，加强社会控制。资本现代性肇始于资本的社会性，也最终会受到全社会的控制。作为社会中的个体，无论是出于“经济人”假设还是出于“社会人”假设，都很难笼统的概括处在现实中的人——谁是“经济人”，谁又是“社会人”?社会的复杂性既源于处在社会中单个人的人性的丰富性，也源于独立于单个人的社会系统的复杂性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时候并没有将它用纯粹的经济学理念来分析，而是熔哲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于一炉)。在经济系统中，资本现代性是动力之源、核心之要。然而，社会系统，例如人与人的交往频率，情感的培养以及文化的熏陶，惯习、风俗的习得，等等，也有着自身运转的逻辑。社会作为复杂系统，可以培育社会力量、社会组织来约束经济的单一行动。从当今人们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反思来看，恰是唤醒了对资本现代性的警惕。因此，加强社会控制的前提是重建社会自主性，释放社会活力来控制或影响资本现代性的急剧扩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理利用并超越资本现代性是可能的。

从目前发展的情况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性虽然才刚刚发育，但是它有资本现代性无法比拟的广阔前景。第一，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性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也即大范围生态问题和社会危机可以有更大的制度基础应对，从而克服了资本现代性狭隘的制度基础。第二，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内化了人类未来生存的美好愿景，它更关注科学合理可持续发展，从而满足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而不是仅仅为了实现资本增殖的当下需要。第三，与中国的现代性相比，资本现代性核心是资本逻辑，它只能满足少部分的利益，而社会主义制度安排的核心是整体社会，也即它需要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关注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

资本现代性作为西方的产物，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全球化过程，认识它有必要还原到我国转型发展的前置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国情，它有着极为重要的认识论意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但在于能够利用资本现代性，还在于能够用好资本现代性。只有解决了资本主义社会不能解决和解决不了的难题，才能真正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1〕俞吾金.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及其启示〔J〕.中国社会科学，2005，(1).

〔2〕丰子义.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解读〔J〕.中国社会科学，2005，(4).

〔3〕〔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M〕.谈瀛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47.

〔4〕张传开，方敏.马克思哲学视域下的现代性〔M〕.哲学研究，2007，(1).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C〕.人民出版社，2009.34.

〔6〕〔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单一的现代性〔M〕.王逢振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0.

〔7〕韩庆祥，张曙光，范燕宁.代价论与当代中国发展——关于发展与代价问题的哲学反思〔J〕.中国社会科学，2000，(3).

〔8〕〔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M〕.李杨，任文科，郑义译.新星出版社，2011.61.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C〕.人民出版社，2009.871.

〔10〕〔英〕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J〕.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62-63.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C〕.人民出版社，2009.67.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C〕.人民出版社，200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