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际明

2011年初，清华大学的方朝晖教授在《天津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三纲”真的是糟粕吗?——重新审视“三纲”的历史与现实意义》一文，高扬“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与讨论。认同者有之，质疑与反对的声音更为普遍。自近代以来，将“三纲”指认为传统文化的糟粕在很多国人的脑海里早已根深蒂固，李存山的《对“三纲”之本义的辨析与评价——与方朝晖教授商榷》一文即代表了这样的观点。

一、方、李之争及其对“三纲”的理解

方朝晖在文章中认为，“三纲”的本义不是无条件服从，而是指从大局出发，“小我”服从“大我”，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存在的社会组织原则;“三纲”不是法家、黄老道家或董仲舒发明的，而是孔子为救时弊而开出的药方;“三纲”不仅在历史上是儒家的伦理纲常，在今天也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而与此针锋相对，李存山撰文指出，“三纲”就是要求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的单方面的绝对服从，是尊与卑之间的等级关系;“三纲”不是先秦的孔孟之道，而源自于法家与黄老道家，在董仲舒与《白虎通义》里得到明确的表达与论证，并确立为汉代的伦理原则;“三纲”非儒家之常道，在追求民主与平等的现代社会应予以抛弃。〔2〕

一年之后，方朝晖撰写《是谁误解了“三纲”?——答复李存山教授》一文，予以回复。在这篇文章中，方朝晖以更为激烈的措辞重申了他的观点，并引用更多的历史证据来支持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