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区域合作困局及中国的策略

2014-10-28李君安

天府新论 2014年5期

李君安

一、中日韩合作概况

(一)中日韩三国之间经济关系

中、日、韩三国是全球重要的经济体。2013年，三国GDP共计达到15.45万亿美元，占2013年全球GDP总额的20.88%。中日韩三国都是世界贸易大国，三国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在2011年各占全球的18.00%和17.12%。①根据World bank数据计算得出。中日韩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目前，日本和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都是中国;而韩国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日本是中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2013年，中韩双边贸易额为2740.56亿美元，同比增加7.8%;中日双边贸易额为3121.31亿美元，同比减少5.2%;日韩双边贸易额为923.42亿美元，同比减少9.5%。②由CEIC数据库下载，数据由IMF提供，采用中国、日本统计的数据。

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分工可由三国之间的历年FDI数额体现出来 (见表1)。由于来自于日韩等经济体的FDI主要是效率性和出口导向型的，因此，日韩的FDI推动了中日韩的国际分工的深入发展，由雁行模式快速转为东亚生产网络。〔1〕日本和韩国对中国的投资能够体现来自于日本和韩国的跨国企业非常重视以中国为产品加工和组装基地。中日韩已经很深地较大范围地参与东亚生产网络，实行产品内垂直分工。这正是三边贸易曾经不断快速增加的原因。〔2〕至于三国之间的人员往来，旅游，科技、文化交流等，更是日益频繁，将三国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表1 2005-2013年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彼此占对外直接投资份额 (流量)

(二)中日韩经济合作现状

在东亚，地区主义为中国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提供了新的机遇与空间，区域合作远远超出了纯经济学的范畴。虽然国家利益考量与各国的政治互动才是区域合作真正原因，但区域合作总是以经济合作为基本途径和方式。中日韩自贸区 (CJKFTA)谈判，从2002年中国领导人倡议至今已走过了将近12年。2002年底，在中方倡议下，三国领导人同意就建立中日韩自贸区 (CJKFTA)开展可行性研究。2003年至2009年，三国研究机构在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共同政策建议。2009年10月，三国领导人就尽快启动由政府、产业、学界共同参加的中日韩自贸区 (CJKFTA)联合研究达成共识。2010年5月，CJKFTA官产学联合研究启动，2011年12月完成研究，并发表了联合声明。2012年5月13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三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年内启动自贸区谈判。〔3〕同日，三国还正式签署投资协定，协定已于2014年5月17日生效。三国自贸区的建立将会对三国经济发展带来助力，也使得各方更加关注中日韩三国之间区域合作发展的可行性。目前第五轮谈判正在准备。但总的来看，CJKFTA的建设进展比较缓慢，

中日韩三国虽然已进行了四轮谈判，但鉴于领土和历史问题，中日韩自贸区前景堪忧，这对东亚地区的合作与长期可持续发展显然不利。尤其是日本，由于从CJKFTA中获益很少，从而对CJKFTA不甚热心，而是将加入TPP作为优先事项。近年来，随着其政治右倾化加剧，日本与中国、韩国之间的矛盾越显突出。2013年，中韩两国对日进出口都有所减少。虽然日资企业增加了当地采购率，减少了零部件等的贸易额，但中日、韩日之间关系的冷淡影响了贸易发展是确定的。①中韩贸易增势超过中日贸易.http://yzs.mofcom.gov.cn/article/zcfb/201401/20140100451579.shtml.相对于中国大陆与东盟国家的关系，中日韩三国的合作关系的进展显得相当滞后。这与三国之间的密切的经济联系和人员往来形成反差。不过，于2012年5月启动的中韩自贸区 (CKFTA)谈判于2014年7月14号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第十二轮谈判，在两国领导人的推动下，预计2014年底前完成谈判。②中韩自贸区第十二轮谈判在韩国举行.http://yzs.mofcom.gov.cn/article/zcfb/201401/20140100451579.shtml.鉴于中国在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中具有重要地位，中韩自贸区(CKFTA)建设的进展对中日韩自贸区(CJKFTA)的建设将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因此，中国极力推动与韩国建成自贸区将有利于CJKFTA的建设。

(三)中日韩区域合作困境

我国学者关于中日韩三国区域合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合作中的安全困境、相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合作路径的分析上。刘洪钟从安全两难的角度分析了中日韩三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和不稳定，并提出三个国家走出安全困境的最佳方案，即循序渐进、由易到难地加强政治与经济的区域合作，最终建成由中日韩所主导的“东亚共同体”。〔4〕陆建人考察了日本参与东亚合作的政策，回顾并分析了日本从多边主义向有选择的双边主义的转变过程，认为日本已制定了通过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介入东亚合作的战略，并正在积极研究和制订“东亚共同体”战略;该战略从客观上看，对推动东亚区域合作是有利的，但其目的是确保日本在东亚合作中的主导权，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实施时会遇到很大障碍。〔5〕然而，分析中日韩三国的合作局面，还需要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下考虑，结合中美两国实力的变化及其带来的一系列行为体的反应来分析中日韩目前及今后的合作局面。

目前，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崛起，旧的安全问题，如朝鲜半岛问题、岛屿之争、历史问题等还没有很好的解决，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即日本要求在东亚及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韩国则在继续发展经济的同时追求更多的朝鲜半岛统一主导权。中日韩合作的困境就是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下，三国各自发展战略的矛盾不断增加。在安全战略上，韩国和日本都依赖与美国结盟，而日本要求在美日同盟框架下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此不断挑起事端。在朝鲜发展核武器、导弹技术不断提高的情况下，韩国要依赖美国提供更多安全保护。随着中国不断壮大，美国对中国采取接触与遏制的双重战略，不仅加大与同盟国的军事合作关系，还积极推动TPP，这极大影响了日本、韩国与中国在安全合作及经济合作。从而造成了中日韩经济上要求不断融合而制度建设落后、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更是难以进行的局面。

二、中日韩区域合作困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实际上，中日韩的区域合作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结合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考察中日韩的互动合作很有必要。

(一)霸权衰落学说的解释

二战后近70年来，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以美国为中心，西欧和日本等为盟友的“霸权合作机制”不断衰落，按照罗伯特·基欧汉的观点，世界进入了一个“霸权后合作”的新时期。〔6〕这个新时期的特征就是国家间在经济领域，特别是国际贸易、国际货币、国际金融等领域内，合作与对抗并存。而基于国家理性主义假设，合作将是其最主要的趋势。随着国家间经济领域的合作加深，合作将影响并最终重新塑造世界政治经济的结构，使之比以往更具有“非零和博弈”的特点。〔7〕基欧汉认为，在美国实力下降甚至绝对下降的情况下，要维持二战后建立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关键是国际合作，也就是要通过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合作及协调把这一体系维持下去，让大家共同受益，尽管受益的程度不同。目前，全球国际体系中有不少公共产品是协调产生的。当非霸权国发现没有唯一的权威 (或力量)能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时，各方通常会选择联系、沟通，以召开会议、进行谈判、签订条约等方式来提供多方需求的公共产品，从而弥补公共产品在霸权衰落后的供给不足。以欧盟的发展历程为例，由于欧洲不存在一个具有压倒一切优势的国家，所有集体的事都要协商解决，充分说明了并不是由一国，而是由多国来开展区域合作及维持国际秩序。与此同时，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也是各行为体共同提供，尤其是在安全防护方面。在后霸权合作体制下，行为体各方表面上看来激烈争吵，讨价还价，谈判结果也变得不可预测，但是，由于在预期利益基础上通过协调，各方利益已经一致，区域合作出现了结构性的稳定，外交也因此被称为实质性的。日本经过长达20多年的停滞、衰退后，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经济总量被中国赶超，失去了世界经济第二的位置。伴随的是其在东南亚、东亚以及世界中的经济影响力不断减弱，政治影响力更低。但日本在人均GDP、技术实力、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依然远超中国，同时与美国结成同盟。日本目前的战略是仍想维护其在东亚乃至全球的影响力，并尽量遏制中国影响力的扩大;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提高日本的国际政治地位，成为一个正常的军事大国。随着中国经济的渐趋强盛，以及中国在东亚区域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中国更成为东北亚三国区域合作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巨大存在。在东北亚地区，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之间相比，在经济规模方面，2013年，中国总量是日本的1.89倍，是韩国的7.08倍;在国际政治影响力方面，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占有绝对的优势;最后，在综合国力方面，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总体而言，中国和日本实力相当，韩国明显没有办法和中日相比。但韩国采取“大国平衡”策略，也有一定的分量。因此，在中日韩三国中，尚无具有压倒一切优势的经济体，东北亚三国处于中国和日本两强相争、各具有“一票否决”能力的局面。这就初步解释了中日韩合作出现困境的原因。

各国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决定了其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不同的地位决定了其在国际决策结构中的位置。当然，具有了某种国际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不一定就必然具有相对应的某种国际决策位置，这还和该国的战略目标 (政治和经济等多方面目标的综合)有着直接的关系。〔8〕中日韩三国战略目标不尽一致，很难在区域合作方面有着共同的足够多的预期，从而很难形成一个决策结构，区域合作也就难有较大的进展。在中日两国两强相争的力量格局下，真正意义上的中日韩经济一体化、区域合作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形成的。但是，目前三国经济关系密切，急需建立制度性合作。因此，三国也可以基于合作的预期收益，通过协商、让步、合作来提供某些领域公共产品，尝试建立不断提高合作层次的区域合作制度。

(二)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解释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认为:“不应把相互依赖的定义仅限于相互间的均匀依赖，在行为体相互交往中，最有可能为行为者提供影响力的是依赖关系中的不对称状况。依赖性较少的行为体，可能把相互依赖关系作为某一问题上讨价还价的筹码或影响其他问题的手段”。〔9〕在国际现实中，由于各行为体拥有的资源、军事、经济发展水平等不平衡，不同行为体之间在依赖关系上通常是不对等的。〔10〕西方发达国家因拥有发展中国家急需的资源，在彼此相互依赖关系中往往占据了较大的优势，拥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决策的实力。事实上，相互依赖并不意味着互利共赢，国际关系中没有任何东西来保证双方之间的“相互依赖”是以互利共赢为特征的。付出的代价与收益取决于依赖一方的价值与双边关系的性质。在中日韩三国中，日本是经济非常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服务业非常发达，拥有技术、研发、营销优势，拥有关键设备的生产能力和充裕的资本;中国是人均GDP非常低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和不断扩张的大市场，急需能带来先进技术的FDI和提高研发水平、国际营销能力。韩国已经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在某些行业技术、研发水平都很高。按照上述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解释，中日韩三国经济发展阶段各不相同，具有互补的比较优势。按理，中日韩应该能很快的达成FTA，不断开展区域合作。但是实际上，三国FTA的研究已过十二年，至今尚无进展，与各国各界尤其是企业界的期盼相距甚远。

就中日双边关系而言，双方关系自邦交正常化以来一直在不断发展，但是现在正面临困难局面。中国国家领导人胡锦涛主席2008年5月访问日本，中日两国政府发表《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开创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新框架和新局面。但中日关系却没有因此顺利发展。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崛起，被美国视作其在亚太影响力缩小的主要原因，甚至被日本视为对其的威胁，不甘心经济总量被中国超越。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定位，表明中日之间的相互依赖是有利于双方经济发展的，也反映了双方较为注重保持和推进经贸方面的战略合作。由于日本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技术和高端服务业是中国的稀缺资源，中国在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调整、可持续发展上更加依赖于日本，故中方经济的现代化依赖于日本要超过日本对中国市场和生产的依赖，尤其是在越南、墨西哥等经济体不断对外开放的背景下。虽然韩国在电子、汽车、石化等方面比中国更具有优势，但是随着经济分工合作的深入及中国市场容量不断扩大和市场结构的变化，韩国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越来越依赖中国。韩国和日本之间在电子、家电、汽车等产品销售上竞争越来越激烈。尽管中日韩双边及三边经济上不断加深着相互依赖，但是在经济上依赖不对称，在安全上合作较少，从而三国区域合作进展缓慢。

(三)从战略互信来考察中日韩的区域合作

根据建构主义等关于信任的理论，所谓“战略互信”，是国际行为体之间对彼此重要行为、战略能力和战略意图产生正面利己倾向的判断，是国际行为体对彼此关系的积极预期，这种判断或预期能够减少寻求非传统安全领域、传统安全领域及其他领域的利益的行动的复杂性和风险性。由于国际行为主体之间“战略互信”涉及对彼此的重大行动与战略意图的判断、预期，大致来说，共有如下三方面因素影响这种判断或预期。

第一个方面是对行为主体的现实政策和重大行为的理解将会影响预期。显然，信任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取决于国际行为主体的政策是否符合国际潮流、符合相关方的预期，是否没有损害相关方的利益。随着国际间经济联系的增多，贸易、投资不断快速增长，国际行为主体间经济贸易摩擦增多，很多问题的处理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是否值得信任。在联系日益密切、利益彼此交错的现实世界中，一国的舆论动向、外交政策、国家制度、对重大国际事务的态度以及所采取的相应对策成为判断其是否值得信任的重要因素。

第二个方面是对履行国际义务、遵守国际承诺的考察将会影响预期。国际关系的“责任性意识”指当代国际行为体尊重及遵守双边条约、承诺、国际规范等的意愿和行动。也就是说，当各方通过条约、官方声明或协议等形式将某些方面问题所达成的一致意见正式表述为行为守则后，即使这些规范、条约等较为松散，缺乏强有力的权威来监督履行，但是考察行为体国际责任性的主要方面之一就是观察其是否仍有一而贯之的自觉性来遵守这些国际约定。〔11〕

第三个方面是对行为体的特定历史的认知将会影响相关方的预期。国际行为体的历史行为本身就是考察其是否可信的依据之一;国际行为体对特定历史的认知和态度，行为体是否曾经背信弃义，是否曾经推行过军事扩张行为等历史记录，都对相关方预期产生影响。〔12〕

现在也从上述三个方面考察、分析影响中日韩三国战略互信度的重要原因。

从中日韩三方的对外政策和重大国际行为考察，中国与日韩两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显然不同，日本与韩国同是资本主义国家，但也有一定的差别。中国与日韩在民主、人权的价值观方面也存在巨大分歧。作为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由于实行不同于日韩两国的各项政策而常受日本等的歧视性评论，中国军事发展和行为的透明度也经常受到日本的无端指责，日本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也因岛屿争端等问题引起中韩的极高警惕，因而，中日韩，特别是中日两国，非常容易对彼此的军事行为和战略意图形成负面判断和消极预测。中日韩在海洋权益、岛屿归属上的分歧，特别是近年来日本的一些动作所引起的中日钓鱼岛争端恶化，使得中韩对日本更加趋于负面预测。这反映了三国存在核心利益的冲突。日韩两国虽然具有相同的价值观，但是意识形态对战略互信的影响显然要次于国家核心利益的影响力，例如在独岛 (竹岛)主权争端中，韩国和日本的相互指责与抗议。由岛屿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引发的国家利益冲突，必然导致中韩与日本难以进行有效的战略沟通和对彼此的正面理解。

影响中日韩三国战略互信的第二个因素是所谓的“国际责任性”，即中日韩三国遵守国际协议、协定和承诺的意愿、行动能力。二战后不断有日本政客大放厥词，美化侵略历史。日本安倍政府对“村山谈话”和“河野谈话”的态度及对靖国神社的参拜，使得人们怀疑其反省二战侵略历史的承诺的可靠性。众所周知，冷战后后东北亚地区主要以美国主导的日美同盟和韩美同盟为核心的安全结构，主要是为了应对朝鲜带来的威胁，同时牵制、遏制中国在东北亚军事力量的发展，以防范中国对美国的西太平洋战略利益的威胁。故这一安全体系一直不被中国所欢迎。这便导致了在东北亚的安全结构和权力体系的建立及重新塑造过程中，中日韩三国难以形成共同的安全利益和对其结构及身份的认同。〔13〕日美同盟和韩美同盟作为中日韩三国安全合作的阻碍因素，必然降低日韩两国对东北亚合作的国际责任性。从而三国间较低的战略互信度必然影响三国多方面的区域合作。

从历史认知的角度考察，中日韩三国存在超过千年的经济文化交往历史，这无疑容易产生对历史文化渊源和文化身份的共同认知。但是，由于近百年来，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日本一直对中韩两国推行侵略扩张、殖民政策，二战后不仅未积极反省，，一些右翼政客，甚至政府，还不时发表一些美化侵略的言论，所以，中韩两国对日本的战略意图和战略能力的判断越来越倾向于严重的负面，因而极大地影响中韩两国与日本战略互信的增强，也容易对日本的军事政策产生不信任感。

(四)中日韩FTA建设对区域其他方面合作的影响

首先，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全球双边、多边FTA的发展已成为主要趋势，韩国已经先后与欧盟、美国签署了双边自贸区协定，与中国计划2014年底结束自贸区谈判。日本也开始积极与主要经济体商谈建立自贸区。如果日本被排斥在多数双边FTA之外，最小的影响就是日本企业会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遭遇到韩国、美国等国企业的不平等竞争。这也可以解释日本为何积极的加入TPP谈判。①http://news.hexun.com/2013-03-26/152505326.html.

根据中日韩三国官产学联合研究委员会(JSC)2011年年底完成的对CJKFTA的可能战略影响、三国获得的经济利益等的研究，CJKFTA除了能够带来贸易创造效应、投资效应以及经济增长等传统经济收益外，它还对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起着特殊的推动作用。CJKFTA可使中日韩通过贸易创造效应减少对美国等市场需求的依赖，并能够减弱美国推动的TPP对东亚一体化的影响。〔14〕另外，建立CJKFTA可以促使中日韩进一步加强国际间经济合作，能带动三国其他领域的区域合作，有利于东北亚的长期和平与稳定。

目前来看，由于中国希望能够推动东亚自贸区成立，发展更多的贸易，中国对CJKFTA是比较积极主动的。由于在CJKFTA中韩国福利提高最多，因此，韩国一直对CJKFTA建设积极性比较高。韩国在现任朴槿惠政府积极的推动下，在积极与全球重要国家或地区签署自贸区的同时，CKFTA建设进展也较快，这将对CJKFTA建设的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日本对CJKFTA的态度比较消极，一方面是由于农林水产业确实制约了该国的自贸区进程，不仅仅是CJKFTA;另一方面，日本从未将同中国签署FTA纳入其中近期议程，这似乎可以理解为日本认为，一旦签署中日自贸区，将会使中国成为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者，这为日本所忌讳。〔15〕因此，CJKFTA的主要困难在于中日双边自贸区的建设。

关于成员国建立FTA的目的，不妨借用罗伯特·吉尔平提供的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IPE)概念来分析。罗伯特指出，IPE视角下的区域合作已成为主权国家追求权力、获取财富的重要机制和手段。CJKFTA的建设，是中日韩三方在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环境相互作用下追求财富与权力的必然选择。这一方面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则是中日韩在东亚及亚洲地区错综复杂的权力结构和地区制度安排中实现自身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

当然，建立CJKFTA还需要克服其它一些很大的困难。这些困难中，以日本、韩国在农产品方面的贸易保护为首。CJKFTA的建设必然会涉及农产品关税削减的谈判，但是日本和韩国的农业团体对该问题的政治游说活动，使得政府在农业部门开放上变得异常谨慎，比较突出的是日本农产品市场开放的困难，已经严重制约了日本参与自贸区谈判。〔16〕还有就是中日韩三国在制造业方面开放的压力。中日韩三国工业化阶段明显不同，制造业优势也不相同。根据相关文献，中国在纺织行业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在汽车、石化、钢铁方面存在着较明显劣势。而这些是韩国和日本的强项。因此，如果进行CJKFTA谈判，汽车、石化等部门的开放问题决定了谈判是否能够成功。〔17〕

三、结论

今后，影响亚太局势的美国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是世界第一大国，其实力仍是其他国家望尘莫及，但其实力毕竟是在不断下降。综合上述的分析，可以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及美国的相对衰落，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将不可避免的发生变化，中美两国对东北亚及东亚的经济发展影响力正在逐渐发生变化。目前，全球及亚太区域正逐步走向后霸权时代。在今后的一定时期内，随着中国市场规模的扩大，东北亚乃至东亚区域发展需要的公共产品，尤其是经济领域方面的公共产品，可以经由中日韩协商提供，从而达到利益最大化。这势必要求中日韩三国加强区域合作，而且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区域合作，还可能需要要建立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合作，甚至传统安全方面的合作也可以讨论。这是总的发展趋势。

但是，由于中日韩在经济、安保等方面的相互依赖不是对称的，对于由谁来协调、如何提供公共产品、如何在三国合作框架中获取更多财富和权力，三国之间的战略和政策分歧较大。再加上近年来中日韩由于历史问题及岛屿、领海争端及近来日本政府的右倾化，相互战略互信度大幅下降。因此，三国之间的合作很难顺利推动，而且三边合作的发展也是不均衡的。合作的道路是曲折的，不能急于求成。

然而，发展经济是任何一个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发展经济获取财富的需求将使得三国的合作在没有替代合作的情况下会不断的推进，只是快慢而已。尽管韩国和日本都将很快的加入TPP，但是中国的作用不可替代。①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j/201403/20140300508785.shtml.随着美国实力的不断衰弱，将来三国商讨区域安全合作也不是不无可能。

〔1〕Kawai Masahiro.“Trade and investment integration for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A case for the trade-FDI nexus.”Washington DC:World Bank，ABCDE Europe Meeting.2004.

〔2〕刘德伟.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与贸易不平衡〔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11.

〔3〕王勇.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会因岛屿争端而押后吗〔N〕.上海证券报，2012-08-24.

〔4〕刘洪钟.“安全两难”与区域合作:中日韩三国的战略选择〔J〕，辽宁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5〕陆建人.日本的区域合作政策〔J〕.当代亚太，2006，(1).

〔6〕〔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M〕.苏长和，信强，何曜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23—24.

〔7〕许晓东.贸易区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谈美国FTA协定与中美区域合作问题〔J〕.商业时代，2012，(11).

〔8〕曹亮，谷克鉴，符大海.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难以形成的原因研究—兼论中国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战略选择〔J〕.财贸经济，2009，(1).

〔9〕Robert Gilpin，U.S.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New York:Basic Books，1975，p.43.

〔10〕许晓东.贸易区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谈美国FTA协定与中美区域合作问题〔J〕.商业时代，2012，(11).

〔11〕〔12〕〔13〕魏志江.中日韩三国的战略信赖度分析〔J〕.东疆学刊，2011，(1).

〔14〕沈铭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成本收益分析:中国的视角〔J〕.当代亚太，2012，(1).

〔15〕〔17〕沈铭辉.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学分析〔J〕.国际经济合作，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