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开国 梁横江

刘逢禄的《公羊》学虽说是接续董仲舒、何休，但是，他认为《公羊》学的微言如张三世，就连《公羊》学者都是认识不足的:“于所见，微其词;于所闻，痛其祸;于所传闻，杀其恩，此一义也，谷梁氏所不及知也。于所传之世，见拨乱致治;于所闻世，见治升平;于所见世，见太平，此又一义也，即治《公羊》者亦或未之信也。”〔1〕张三世有二义，一是微其词、杀其恩、痛其祸的三世笔法之异，一是其中寓含的由据乱进至太平的三世微言之义。《谷梁》连其笔法之义也不知，而微言之义甚至连治《公羊》的人也未必知晓，就是像何休这样的《公羊》学集大成者即使知晓，也未能完全贯通。所以，刘逢禄治《公羊》并不是仅仅“墨守”何休之学，而是要在《释例》之外，再著为《申墨守》、《广墨守》两书，“申其条理，广其异义，以裨何氏之未备”，于《公羊》学“弥缝匡救，营卫益谨”。〔2〕刘逢禄的申其条理，不仅是肯定何氏之说，更是对《公羊》、何休误说的批评，及其依《公羊》对何休进行的修正;而所谓广其异义，则是取《谷梁》、《左传》等说来补充《公羊》与何休的不足。

一、申其条理

刘逢禄的申其条理，是依以三科九旨为核心的《公羊》微言，来判定《公羊》、何休之说的得失，一方面申何休之说，补其未备，以充实、加强以三科九旨为核心的《公羊》学;另一方面则是批评其失，以矫正《公羊传》、何休所出现的偏离三科九旨的失误。

在《申墨守》、《广墨守》中，刘逢禄除了对《公羊》、何休之说时有肯定，如隐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邱”，称赞“何君明守土之义精矣”，他更多的是补充何休之说未备。如隐公元年“王者孰谓也，谓文王也”，何休以为文王指周始受命之王，是“假以为王法”，刘逢禄则以通三统及其“《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补充何休之说。于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解诂》以“始”解“统”，谓王正月是言天下政教莫不“一一系于正月”;刘逢禄则以“大一统者，通三统为一统也”，补何休缺乏通三统之未备。襄公五年，“仲孙蔑、卫孙林父会吴子于善稻”，刘逢禄则以所见世解之，补何氏之失。哀公八年，“吴伐我”，《解诂》:“不言鄙者，起围鲁也，不言围者，讳使若伐而去之。”刘逢禄说:“此所见世，著治太平也，董子曰:‘当此之时，鲁无鄙疆。’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中庸》述《春秋》之化，施及蛮貊，正此义也。从吴、齐来伐上见者，明鲁与《春秋》异道，不得相干也。”〔3〕以张三世的所见世补何休之未备。《广膏盲》的第9、10条，则是用张三世之义，来补充何休之说，等等。这些都是刘逢禄对何休偏离三科微言的补充，是刘逢禄补充何休之说的主要内容与重点所在。

刘逢禄还据《公羊》学的大义，对何休的其他误说多有修正补充。如于隐公元年“成公意也”，何休以正月去即位为说，刘逢禄以为何休所辨不可取，而是“明正嫡媵、立长贵之法”，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这是从嫡长子继承制的礼制对何休的修正。襄公二十五年，“八月己巳诸侯同盟于重邱”，何休以为“诸侯欲诛崔杼”，刘逢禄则进一步指出“诸侯欲诛崔杼，故重录之日，遍刺诸侯不讨贼也”。补何休未及讨贼之义。襄公三十年，“晋人、齐人、宋人、卫人、郑人、曹人、莒人、邻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邺人，会于澶渊，宋灾故。” 《公羊传》以“卿不得忧诸侯也”，故以为是贬各国之卿。何注依传解经，以《春秋》贬称人，是深刺大夫“忧外”也。刘逢禄却说:“时蔡般以子弑父、臣弑君，而诸侯不知讨贼，民彝泯而天理灭矣，区区归粟之义，曷足善乎?……卿则其称人何?偏刺天下之大夫也。”这是以偏刺天下之大夫，来修正《公羊传》与何休的只是贬刺各国大夫之说。定公四年，刘卷卒，《解诂》以“主起以大夫卒之屈于天子也”释之，刘逢禄则于《笺》曰:“存刘者，明天子大夫得世禄;去子者，明爵不得世也。”以《公羊》讥世卿义，补何氏之失。从刘逢禄的补充来看，他的补充主要是何休偏离礼义、礼制的不足。

除了补充修正之外，刘逢禄对《公羊传》、何休更多的是批评。补充修正是针对不足而言，批评则是针对失误而言。所以，批评往往严于补充修正。尽管刘逢禄强调《公羊》学的正统性，但是，他认为《公羊》学本身不仅有不足，而且也有误说。这些误说有的出自俗师对《公羊传》的篡改，如《公羊传》隐公元年“母以子贵”，就是“《公羊》经师曲学阿世”之说，为“俗师窜改无疑矣”。〔4〕有的出自《公羊传》与何休二者，如僖公三十一年，“春，取济西田”，刘逢禄认为《公羊传》之说与何休之注皆“失之”。〔5〕而最多的失误出自何休，何休之失又主要见于集《公羊》学大成的《解诂》。故刘逢禄批评《公羊》学之失主要集中于《解诂》，他的批评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失经传之义。如庄公二十四年，刘逢禄就批评何休对“赤归于曹”的解释， “似失传意”;僖公三年“徐人取舒”，《公羊传》:“其言取之何?易也。”《解诂》:“据国言灭，易者，犹无守御之备。不为桓讳者，刺其不救也。”刘逢禄则以为，“徐人取舒”与闵公二年“狄入卫”，笔法相同，“正为桓公讳，传顺经讳文，何君失之”。襄公五年，“仲孙蔑、卫孙林父会吴子于善稻”，刘逢禄批评何休“约《左氏》文解之，非也。”僖公三年、十七年，刘逢禄还分别批评何休的“失之”，“失之远矣”。类似的批评都是指责何休对经传本义的偏离。而偏离经传之义，也就失去了“解诂”的价值。当然，刘逢禄认为何休的失经传之义只是少数，然而，却是不可原谅的。

二是自相矛盾。如隐公七年，“滕侯卒”，何休以“礼，嗣子得以其禄祭”。刘逢禄批评何休说，此与“何君说纪季姜义曰: ‘子尊不加于父母’”，是自相矛盾的，而且不合于礼的规定。僖公二十七年，“春，杞子来朝”，刘逢禄批评何休，“何君不用《左氏》说，此及下入杞，《解诂》无礼之云，皆依违《左氏》，非也。”这是批评何休既非《左传》，又取《左传》之说的相互矛盾。定公九年，刘逢禄指出何休训“齐侯卫侯次于五氏”，与文公十年解“楚子蔡侯次于厥貉”相互矛盾，认为这两处“当为一例”。这是从例所要求同一性批评何休对例的违背。

三是何休的其他误说。如文公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刘逢禄批评何休的“枭首腰斩”之说，是失以“秦汉以后法”解《春秋》，这是历史知识的失误。定公四年，刘逢禄据王念孙的睋为偕之说，纠何休训睋为望见之误，这是文字训诂及其释义之误。

刘逢禄的修正补充及其批评《公羊传》、何休之说，其出发点与归宿都是为了维护《公羊》学，使《公羊》学在理论上更加完善。而他的修正补充及其批评，确有助于《公羊传》与何休之说的完善，起到了“弥缝匡救，营卫益谨”的作用。而对何休自相矛盾的批评，则具有逻辑一致性要求的意义;对何休训诂失误、误引秦汉以后解《公羊》的批评，则具有学术求真的意义。这些批评已经超出了《公羊》学的范围，具有一般学术批评的意义。

二、广其异义

刘逢禄的广其异义，是指在对《公羊传》的解释中，采取《左传》与《谷梁》及其他经学之说，来修补《公羊传》与何休的说法。刘逢禄本来是最为强调师法的，他肯定《公羊》学也是因其有师法。而按照汉代的师法原则，言《公羊》就不得取《谷梁》，更不能取《左传》为说。但是，三传皆解《春秋》，于《春秋》各有所得。从师法原则而言，三传异解，不得相互混淆。但是，如果三传仅仅固执其说，就会出现胶柱鼓瑟的现象。所以，为了解说的合理性，各家又不得不采取他家的说法，来修补自己的不足。许慎、郑玄论今古文经学之异，廖平的《今古学考》考辨汉代今古文经学之分，都有今文经学采古文经学，或是古文经学采今文经学，而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所言相同的内容，说明即使在最为强调今古文经学之分的汉代，也没有今古文经学的完全对立、绝不相干。

而刘逢禄生在乾嘉汉学兴盛之时，汉学的求公是，实事求是，及其所形成的一些科学治学方法，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所以，我们看到在刘逢禄稍前的庄存与、孔广森治《公羊》，虽然都批评《谷梁》与《左传》，但是，又都取以为说。刘逢禄受其影响，在激烈批评《谷梁》尤其是《左传》的同时，也时取《左传》、 《谷梁》，来补充《公羊传》。

在三传中，《公羊》与《谷梁》为今文经学，《左传》为古文经学。所以， 《公羊》与《谷梁》有较多的相通之处，刘逢禄认为，桓公三年“春正月”，何休以桓公无王而行之说，就本于《谷梁》:“桓无王之义，《公羊》阙不具，何君据经及《谷梁》得之”。因而，刘逢禄的广其异义，主要是取《谷梁》补充《公羊传》。在《申墨守》中有如下记载: 《公羊传》隐公元年“母以子贵”，刘逢禄从《谷梁》说，以“子而爵母，以妾为妻，非礼也”;于“归惠公仲子之赗”，何休以公为尊称，仲子为卑称。《谷梁》以为“不称夫人者，以天王临之而见正焉”，刘逢禄许为“《谷梁》得之”。隐公二年，“夫人子氏薨”，《公羊传》以为隐公之母。 《谷梁》以为隐公之妻，刘逢禄以为“斯为得之。”隐公五年，“考仲子之宫”，《公羊传》与何休都认为是为桓公之母所立之庙，故《春秋》“善而书之以成其贤”;《谷梁》以为是讥其僭，刘逢禄则说:“谷梁子得之”，并批评何氏“疏于礼矣”。隐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邱”，刘逢禄称赞“何君明守土之义精矣”，并取《谷梁》之说，许为“义当得其实”。庄公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省”，《公羊传》以“跌”释“肆”，刘逢禄说:“经、传文省当从《谷梁》作眚，跌，佚之误。”并说:“于义《谷梁》为长”。僖公二十五年“五月乙巳，西宫灾”一条，《公羊》以西宫为小寝，何休据董仲舒说，以为楚女本当为夫人，僖公为齐所胁，废楚女在西宫而不见恤，故天灾以示义。而《谷梁》以西宫为新宫，即闵宫，刘逢禄认为“于义《谷梁》为长”;并据《毛传》:“新庙奕奕，奚斯所作”，以证其说。襄公七年，“郑伯髡原如会”，许《谷梁》 “得之”。襄公二十五年，“吴子谒伐楚门”，以《谷梁》 “于义为长”。等等。从中可见，刘逢禄在引用《谷梁》补充《公羊》是不少的，而他补充常常许《谷梁》“于义为长”，或是从礼制方面来修补《公羊》，因此，他取《谷梁》重在义理与礼制，主要是从礼、义上对《公羊》学的修补。这实际上是认为《谷梁》所言的某些义理、礼制胜于《公羊》学。

而对《左传》说，刘逢禄所取相对而言要少得多，在《申墨守》中主要有如下数条:隐公“元年春”，取《左传》 “元者大也”为解;襄公五年， “叔孙豹、鄫世子巫入晋”，刘逢禄以为《公羊传》、何休之说“皆误”，只有《左传》之说“于晋情事最合”;文公十八年，“秦伯罃卒”，何休《解诂》:“秦穆公也。至此卒者，因其贤。”刘逢禄则援《左氏》、《史记》，谓伯罃为秦穆公子康公，《春秋》至此书其卒者，是以贤缪公能变，而推善善及于子孙为说;又据《诗》刺缪公用人殉葬，未能变革其俗，解缪公之卒未能如滕侯先书于经之故。从所取《左传》的材料来说，刘逢禄或是从训诂 (如以大元训)、或是从史事 (所谓于晋情事最合)来论说，这与取《谷梁》从义理、礼制补充《公羊》，有着性质上的差别，反映了刘逢禄对《谷梁》与《左传》不同价值的认定。

刘逢禄引用《左传》、 《公羊》的广其异义，从经学的家法原则而言，是不可取的。所以，他遭到随后的《公羊》学者陈立的尖锐批评，如陈立在《公羊义疏》隐公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就批评刘逢禄的引用《谷梁》为说:“刘说非是。君不书葬，一以责臣子，一以责君，不得施之夫人，所谓《春秋》无达例也。隐不成其为君，所以不成其母为夫人，特以自遂其让耳，亦不至坐之以罪，桓尚未为君，隐世不得逆称为夫人，同一妾母不得称夫人耳，何以桓母不称夫人，隐母即不得称夫人与?且以《谷梁》驳《公羊》，未免自乱其家法矣。”〔6〕在《公羊义疏》襄公三十年，“晋人、齐人、宋人、卫人、郑人、曹人、莒人、邻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邺人，会于澶渊，宋灾故”，又斥其采《左传》及其宋儒之说:“三传皆止言归宋财，是否归粟，无所取证，唯《左传》有讳鲁大夫语，《公》、《谷》皆未及;鲁与弔而不与会，亦无不可。 《春秋》可讨者事甚多，其图小忘大者亦多，讥不胜讥，奚必责此澶渊一会?刘氏之义，本之宋儒胡安国，不信注，并不信传，直欲于三传外造一刘氏传，未免逞臆改作矣。”〔7〕陈立批评刘逢禄的自乱其家法、不信注并不信传，从师法的角度来说有一定道理。守师法就不应该引《谷梁》，更不能引《左传》，刘逢禄以《春秋》为经，以《左传》为史，据《左传》以广《公羊》，就犯下了他自己说的以史言经的错误。但是，说他是逞臆改作，则过于苛责，因为一方面刘逢禄的《申墨守》、《广墨守》基本上还是忠实于《公羊》学的，是以三科九旨为核心的;另一方面，如果跳出师法的界限来看，刘逢禄的引用《谷梁》、 《左传》来修补《公羊》，往往是《公羊》、何休之说有疑难之处，而《谷梁》、《左传》之说恰好可以对其疑难给以某种回答，刘逢禄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引以为说，或是补充其义理，或是正其训诂、明其情事。

刘逢禄的广其异义与孔广森的会通三传，其实是相同的，都是一种打破师法、三传互补、以求得公是的治学方法的表现，是汉学学风对他们的影响。这就是王念孙所说的:“说经者，期于得经意而已。前人传注不皆合于经，则择其合经者从之。其皆不合，则以己意逆经意，而参之他经，证以成训。虽别为之说，亦无不可。”〔8〕因此，刘逢禄的广其异义，实是时代特色在他《公羊》学上的反映。所以，无论是从申其条理，还是广其异义来看，都不应该将刘逢禄的《公羊》学仅仅看成是对西汉《公羊》今文学的简单回复。

〔1〕刘逢禄.春秋论下〔A〕.刘礼部集〔C〕.

〔2〕刘逢禄.春秋公羊解诂笺序〔A〕.刘礼部集〔C〕.

〔3〕〔4〕〔5〕刘逢禄.申墨守〔A〕.刘礼部集〔C〕.

〔6〕〔7〕陈立.公羊义疏〔A〕.重编皇清经解〔C〕.台北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0.卷4页18，卷60页29.

〔8〕王念孙.经义述闻〔Z〕.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