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锐

一、雁行阵列的形成与提出

1.日本在战后的经济复兴

战前日本是远东乃至整个亚洲唯一完成工业化的国家，这也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物质基础。战前日本工业化虽然推进迅速，但与英、美、德等老牌工业强国相比，在技术、资金和资本密集度上均有不足，在国际市场上处于劣势，并且在技术上严重依赖于西方工业强国，加之国内市场的狭小，日本工业化难以完全靠自身的力量向纵深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20 世纪30年代国际上正酝酿一次新的技术革新，原子能技术、电子技术和石油化工技术均在此阶段得以完善，并打下了商业化的基础，而日本的技术和资金均难以满足这些技术完善所需要的资金。在此情况下，日本通过发动战争来破解经济上的难题，虽然遭到了失败，但经过国民经济的军事化和对外经济掠夺，日本完成了资金、技术特别是相应科技人才的培养和积累，这些技术特别是人才将在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中起关键性作用。

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韩国与朝鲜对峙局面的形成，美国痛感到加强其在远东力量的必要，而美国与远东相距遥远，力量投射不易，美国自然将目光转移到日本身上。一方面日本在战争中已积累了相当的技术和人才储备，足以在短期内完成经济的复兴并成为美国在东亚的宪兵；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和苏联的存在，足以构成对日本的强大制约，美国并不担心日本的复兴会对自己造成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放松了对日本的制约，日本在一小撮精明强干的经济官僚的领导下，开始了经济复兴的历程。

大约从20 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完成了以重化工业为主的经济复苏，开始了战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这个阶段的日本经济发展依然以重化工业为主，钢铁、造船、电子和民用机械等产业迅速发展，开始超过老牌的工业强国英、法等国，并能在民用领域与美国和德国一较长短。这个阶段的日本开始出现产业转移的趋势，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家有意无意地忽略和高涨的人力成本的作用下，逐步向海外转移，韩国特别是中国台湾承接了日本转移的这部分产业。到了20 世纪60年代的后半期，日本已成为一个重化工业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国家，其工业实力令最老牌的工业强国也不敢小觑。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加速向海外转移，日本战前在棉纱等产业方面的地位被中国台湾等地取代。

2.“亚洲四小龙”的崛起

从远东传统的经济和地缘联系来看，“亚洲四小龙”基本上都处于边缘地区，在人力资本、资本积累和市场容量上均不占优势，因而在二战前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但到了20 世纪60年代，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突然加速，出现了经济高速增长，逐渐开始打破亚洲传统的经济格局。考察这一时期“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原因，对于我们透彻地把握亚太地区经济发展趋势，认清历史和现实，具有重要的意义。

韩国经济在朴正熙上台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一时期的韩国与战后的日本一样，都选择了重化工业作为国家重点发展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韩国经济的推动并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大。朴正熙还很注重对于韩国社会的整合与塑造，采用强硬的进口替代政策和贸易保护政策来促进国内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虽然造成了较大的贸易逆差，却为韩国打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重工业基础，为20 世纪80年代后韩国承接美国重工产业转移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台湾地区经济的发展与日韩不同，表现出鲜明的英美特点。台湾地区主掌经济的主要是工程师出身的经济精英官僚，如尹仲容、李国鼎、孙运璇和赵耀东等人，这些人接受的是欧美教育，对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理念较为认同，最重要的是，这批财经官僚尽管有着很大的制定经济政策的权力，但在政权中的作用和影响却远远逊于日本的同行，而不得不听命于国民党政治精英。国民党政治精英也汲取教训，较为重视经济发展，并且意识到了自身在财经上的不足，在排除孔祥熙、宋子文势力的基础上，放手使用这些财经官僚。由于这些财经官僚得到了充分授权，放手运用其在西方所学到的财经知识和理念，大力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资源远远少于日韩的台湾地区，在经济增长速度上与日韩相比毫不逊色。

香港作为英国直接管制下的地区，也迎来了高速的经济增长。港英政府推行了彻底的自由贸易政策，对产业发展采取无为而治的做法，同时香港作为当时中国内地对外经济联系的窗口，金融产业发达，又能利用内地丰富的农产品原料，因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最为迅速。香港的轻工业发展在当时世界上也是有名的，日本本土转移出的轻工产业，相当一部分转移到了香港，香港当时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不仅来源于作为内地最重要转口贸易基地的作用，也来自于自身强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但香港作为一个城市经济体最为不利的是其幅员和人口有限所构成的发展限制，更重要的是港英政府以推行殖民化政策为满足，缺乏长远的经济和产业发展规划，香港经济今日的困境，与港英政府当年未能与其他经济体一样对产业升级问题进行未雨绸缪的谋划有极大的关系。

3.“雁形阵列”的形成

随着“四小龙”经济的发展，其人力成本、土地成本和其他商务成本也在持续提高。与日本不同，“四小龙”多为中小经济体，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成本提高效应远较日本明显，因而在引来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四小龙”就出现了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境外的迫切需要。由于“四小龙”的企业家多为国际化运作经验有限的本土人，在选择产业承接地的时候只能将眼光转向周围地区。在“四小龙”周围的地区主要有中国大陆和东盟地区，中国虽然重化工业发展水平较高，劳动力资源丰富，但内部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落后，且不熟悉当时市场经济运作规则，而东盟地区则在20 世纪60年代承接了相当部分日本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基础设施和商业规则也好于中国，因而“四小龙”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多到了东盟地区，而这其中只有一部分最为低端的装配产业转移到了刚刚开放的中国广东沿海地区。以此为契机，东盟国家的经济也开始迅速发展起来，20世纪80年代后半叶，出现了所谓的“亚洲四小虎”，即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

值得指出的是，产业转移或多或少会对转出地的经济产生不良影响。对于转出地而言，则面临一个如何培育后续产业、实现产业升级的问题。日本与四小龙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上各显神通，也留下了很多经验教训。日本原有较为发达的重化工业，后续产业的培育早在战前就已启动，困难的是市场的问题，而战后美国市场对日本的开放使得日本有可能通过国际分工来选择性发展自身重化工业，以利用美国市场来发展自身，因而这个问题的解决较为顺利，日本也轻松地迈过中等收入陷阱而成为发达国家。相比之下，四小龙的产业升级就问题很多。香港由于政府在产业规划等问题上的缺位，早早地失去产业优势，实力较为薄弱的港商难以向东盟国家扩展实力，不得不北上祖国内地以寻找产业机会，但正是这批港商给当时的内地带来了新信息和商业规范，起到了重要作用；韩国专注于重化工业的发展，国家大力扶持重化工财团，虽然成绩斐然，但与日本相比，无论在质量还是成本上都显得竞争力不足；台湾专注于消费电子产业的发展，将每一个产业环节在成本上都做到了极致，且以中小企业为主，大型企业多为代工企业，品牌发展不足；新加坡则在炼油和电子等产业上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在这一阶段，不仅四小龙的发展较以往大为逊色，就是日本的发展也不如以往，这其中就涉及一个发展动力问题。

在东亚地区产业递次转移过程中，源头动力来自于美国产业的转移需求和资本攫取最大化利润的需要。很明显，日本本身并不能解决自身经济发展所需市场，必须要通过国际贸易来解决这个问题，从“神武景气”开始，来自美国的订货就给日本的产业解决了相当一部分市场。但一直到越南战争，美国向日本的订货主要是军事订货，民用产品并不是很多，这就更促成了日本产业向重化工方向进一步发展。到了越战后期，美国国内消费市场产生了许多新的消费模式，普通民众对中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大增，伴随这种消费主义高涨的是美国人工成本的高涨，因而美国不得不将相当部分重化工业转移向国外，日本当仁不让地成了首选目的地。在这一阶段还发生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事件，即石油危机，石油危机加快了美国产业转移的进程，美国重化工业转移的目的地已不仅限于日本，而是将韩国和中国台湾也包括在内。韩国的钢铁、汽车、造船，台湾的电子产业，都是在石油危机后得到了大的发展。石油危机对日本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日本也开始将一些重化工业的装配环节向东南亚等地转移，在这个阶段，美日垄断财团在远东地区产业转移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由于日本经济和技术上对美国的依附，这种产业转移从根本上说是以美国垄断资本利益为主导的。

到了20 世纪90年代初期，东亚地区基本形成以日本为雁头，“四小龙”为雁翼，东盟国家为雁身的模式，中国由于开放较晚，只能在这种垂直化的分工中占据较为低端的位置。在这个体系内，美国资本占技术和资本上的绝对优势，处于主导地位，日本表面上为雁头，却不得不受美国的强有力牵制。然而，经济规律具有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特点，这一结构必将在不久的将来被打破。

二、中国经济的崛起与雁行阵列的破阵

打破这一雁阵结构的正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改革开放无疑是20世纪80年代最具深远影响的大事件之一，但这一事件的真正意义是在十年后才逐步为人所感觉到的。在整个20 世纪80年代，中国忙于内部经济结构的调整与改造，并进行思想上的准备，当时中国在远东产业转移和重组中的重要性甚至不如东盟国家。将祖国内地作为产业转移目的地的，几乎只有香港地区的企业家。香港受客观条件所限，企业家不得不将一些低端装配环节放在广东沿海地区，尽管对于他们来说是需要冒风险的，但香港企业家最为关心的是利用当时祖国内地低廉的人工成本来延迟本港产业转移的进程。对于当时的祖国内地政府和民众来说，这些香港企业家带来了外部的经济信息和管理方法，尽管香港企业家组织大生产的经验相对不足，但中国本土的民众正是从这些企业家那里学习到了如何围绕国际市场的需求来组织生产。这一点对后来中国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要。

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积累了强大的技术和产业实力，这种实力尽管和当时最为发达的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但已足以支撑中国内部水平不高的产业和消费需求。相对于和国外的技术差距，管理和市场意识上的差距才真正致命，正是这方面的差距使得当时中国的企业普遍缺乏自我发展能力，中国的企业只是从属于国家管理部门的生产车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所幸的是，由于战备的需要，中国在20 世纪70年代建立了一大批属于地方特别是县级的五小企业，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播撒下工业文明的种子。在江南农村，还存在着大批队社企业，采用各种方式来进行商品生产，哪怕是在最为艰困的阶段，中国依然存在着商品生产的因子，这一点与苏联形成鲜明的对比。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民众对工业生产已不陌生，所需变革的，是采用先进的方式来形成对大生产进行有效管理的能力，以及采用市场经济的方式来组织生产。为了完成这种变革，中国花了整个20年代约10年的时间。

中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是生机勃勃的。虽然中国此时尚未深度参与国际分工，但经济改革所释放出来的购买力给中国经济增添了充足的动力。农村改革的成功，五小工业的广泛存在，商品生产的合法化，中国经济正快速孕育着市场经济的因子。与日韩和东盟国家不同，中国本身具有庞大的市场，能为自身产业提供充足的发展空间，这反过来也摊薄了产业发展的各项成本，使得中国产业呈现出比日韩甚至欧美国家更大的规模效应，目前中国钢铁业的规模证明了这一点。当时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市场机制合法性问题尚未解决，以及经济国际化运作经验不足，这两点均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但在当时，中国本土商品经济意识异常浓厚，各种市场经济因素突破计划体制的束缚开始茁壮成长。民众在本土商品经济的大潮中重新掌握了商品生产和经营的技巧，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商业制度也逐渐成长，对外经济联系虽然还不密切，来自香港的企业主们及时填补了这一空缺。相对于苏联，中国的经济转轨显得极为成功，这不得不归功于20世纪80年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孕育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安排。在这段时间里，中国本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立足于自身市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从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产业发展的情况来看，当时中国无疑更倾向于重化工业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不发达，这也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10年间并没有立即成为“四小龙”劳动密集型产业承接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后的10年间，由于强烈的内需推动，更由于当时中国人缺乏消费国外轻工产品的经济能力，中国本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迅速，这与苏联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苏联由于人均工资较高，居民有能力消费来自国外的轻工产品，同时苏联较高的人力成本又使得发展自身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不可能，自身重工产品除了部分军品外整体缺乏竞争力。这里必须指出一个对中国今后发展至关重要的情况：中国的重化工业在改革开放前主要服务于军事目的，民品生产能力薄弱，市场竞争力不足。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崛起为中国重化工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中国的重化工业部门也开始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运行，逐步地具备了自我造血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不再单纯依赖于国家投资和仅仅服务于军事目的。到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这种轻重工业良性互动的产业体系已经初现端倪。

真正的改变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目标之后，在新中国成立后40 余年内积累的经济势能开始释放出来。到了20 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内部市场经济因素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消除了境外投资的各种障碍，中国开始迎来一个产业承接的黄金时代。东南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大规模向中国转移，由于基础设施的落后，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东盟国家并未生根，“四小龙”仍保留着相当部分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这一波产业转移的热潮中，由于中国较佳的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和消费能力，“四小龙”基本退出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低端产业基本为中国所主导。在这种情况下，“四小龙”也发生分化，韩国因拥有较好的重化工业基础，在中国急需大量中级资本品和消费品的情形下成为中国市场需求的重要供给者，乘此东风实现了产业升级；中国台湾囿于“戒急用忍”的政策，丧失了在中国大陆市场布局的机会；香港因港英政府的殖民性在实体经济升级方面无所作为；新加坡也因印尼经济的低迷而不复有70年代的发展势头。中国成为东亚产业转移的新乐土。

在这一波产业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台湾中小企业和代工企业扮演了重要角色。囿于台湾本土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和熟练劳动力的限制，台湾本土中小企业不得不走出岛屿，在外界寻求进一步的发展。东盟国家因日本企业已有较为完整的布局，台湾企业与之竞争，而且东盟国家的工人难以适应台湾企业近乎严苛的半军事化企业管理方式，台湾中小企业于是便选择文化基本一致的祖国大陆作为主要的产业转移地。转移来的台湾企业不仅有劳动密集型企业，更有重要零部件、机械和大型代工产业。台湾企业长于极端化的成本控制，这种极端化的成本控制是贯穿于整个上下游产业链的，因而台湾企业往往具有集群性的特征，产业转移也往往是集群性的。这些企业在祖国大陆找到了廉价的土地和熟练劳动力，因而蓬勃地发展起来。

这些台湾的企业起初都是以美国为主要消费市场，产品以销往美国为主，这就产生了复杂的经济效应：一方面这些企业带来了最新的产业和产品信息以及成熟的成本控制和市场营销的方法，大量祖国大陆本土经营人才在这些企业中成长起来；另一方面这些企业多以美国为主要市场，或者作为美国全球产业链布局的一环而存在，缺乏品牌意识和整体研发能力，其与大陆本土企业之间的协作并不紧密。这就使得台湾企业在祖国大陆只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过客”形式而存在，当祖国大陆开始作为新的全球消费市场而崛起时，这些企业势必面临着一个痛苦的本土化过程，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其他国家，如日本、韩国也向中国大量转移了一些产业，但均以利用中国廉价劳力和占据市场为目的。对日本而言，中国仅仅是其诸多生产基地之一，东盟国家在其全球生产链中占据着绝不亚于中国的地位；韩国实力远较日本为弱，进行产业海外布局时较少政治考虑，而多以经济规律行事，但最关键的生产部门依旧留在国内。转移到中国的产业事实上优化了韩国的整体产业结构，使之在与日本的竞争中渐占上风。韩国近年来在电子、造船和汽车等领域取得极大进展，与充分利用了中国的熟练劳动力、研发人员、基础设施和广袤市场有极大的关联。反观日本，政府和财团对中国的投资处处设限，一直将东盟国家作为主要产业转移地，如泰国的电子工业、马来西亚的汽车工业等，不仅成本较高，更失去了利用中国优质生产资源和市场的机会。

由上可知，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转移产业，都是以自身利益为依归，要依靠这些来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和自主发展，无异于缘木求鱼。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与本土因素具有极大的关联。中国具有坚实的重化工业基础和强大的科技能力，劳动密集型产业又通过本土消费和参与国际分工得到了极大发展，在此情况下，中国的重化工业也逐步变得富于竞争力。中共十五大以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迅速，到目前为止已具备独立运作重化工业项目的能力和实力，在竞争性行业发展迅速；国有企业技术先进，实力雄厚，承担了大量对国计民生有益，却有着较大投资成本和较长回报周期的项目。虽然在某些领域有着垄断之嫌，但如果这些领域盲目开放，当时中国的民企显然难以承担这些领域发展所需的资金、技术和管理能力，开放和竞争的结果一定是外资操控这些关键性的行业。中国良好的产业基础和公共设施产生了可观的规模效应，向中国转移产业，不仅可以享受到一定的政策红利，更可以享受到这些有利条件所产生的服务流，从而降低自身生产成本，增强自身在全球产业体系中的地位。这就是说，中国作为全球产业转移洼地的地位，是自身优越条件争取来的。

这些转移来的产业虽然多不属核心部分，但这些生产环节集聚中国，也给中国本土的产业带来了可观的正外部效应。与日韩企业不同，由于内部市场的广袤性，中国本土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长期以本土为舞台开展业务，具有丰富的本土运作经验，国际化运营经验却较为缺乏。与转移产业的协作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由于转移产业的进入，本土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与之进行了多种形式有效的合作，不仅学习到了大量的生产技术和急需的组织、管理大生产的经验，更掌握了一整套现代商业运作制度，对国外商业运作规则做到了心中有数，能够较为从容和自信地与外商打交道，主动参与到国际经济资源的竞争中。此外，转移产业与本土形成了复杂的联动效应，尽管许多外来产业特别是汽车等重化工业部门坚持从境外采购零部件，但从长远来看，选择本土厂商作为协作对象的外企越来越多，考虑到在中国本身市场的发展，这些厂商更有动力这么做。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当中国成为全球产业转移的洼地，大量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的同时，整个“雁形阵列”悄然解体。主要有这几个表现：

1.美国直接介入整个产业链的运作，改变了以往直接订货的做法

美国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产业的兴起，已不满足于直接向日本、韩国直接订制成品，如汽车和家电等，从而培育出能挑战自身品牌的做法。实际上，美国本土的家电产业正是因为这种做法而在日韩的夹击下几乎全军覆没。美国挟在信息技术上的超强优势和极佳的创新能力，有选择性地进行产业转移，通过成本控制原则将一些产业环节和重要零部件逐渐向台湾这样的欠缺品牌运作能力和技术集成能力的区域转移，在信息技术上重新压倒了日本等国，有效地遏制了产业转移对美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2.日本失去了领头雁的地位，其领先位置受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全面挑战

日本囿于政治原因，难以充分利用中国的人力资源和市场来进行有效的全球产业布局，其海外转移产业多集中在东南亚一带，导致整体成本较为高昂。同时，韩国企业在电子等产业方面的进步和台湾企业在成本控制上的能力，对日本产生了直接的威胁，中国经济的崛起更使得日本失去了相当一部分中低端产品市场。日本的“雁头”位置已不再明显，美国的“雁头”作用日渐加重。

3.中国地位全面提升

从20 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快速地成为全球劳动密集型产业基地，并且这些产业的发展为中国本土的重化工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这种轻重产业相结合所产生的优势，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基本不具备的，甚至在发达国家也很难同时具备这两项优势。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多年来建设的重大基础公共设施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中国起到了重要作用。美国和日本对于产业转移至中国一向持保留态度，真正活跃于中国产业转移第一线的，是中国台湾企业和韩国企业，正是因为中国具有多种优势，才突破了相关国家的产业转移控制而成为全球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洼地，同时推进了中国重化工业的发展。

4.东盟国家处于最为不利的位置

在此波产业转移中，东盟国家无疑不是受益者。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东盟国家被认为是继“亚洲四小龙”之后又一个经济增长热点地区，当时西方学界对所谓“亚洲四小虎”的看好度要远远高于对中国的看好度。但在中国的综合性产业、基础设施和市场规模优势面前，东盟国家无疑是落了下风。当亚洲金融危机逐渐平息后，东盟国家在吸引外来产业方面逐渐落在中国之后，除了日本企业，很少有其他重要经济体将东盟国家作为产业输出的重点地区。

三、东亚产业链的重组和转移趋势

目前，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人工成本开始上涨，重化工业加速发展，开始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很自然地产生了产业输出的客观需求。中国东部沿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服装、玩具等产业中国的市场占有率不断下降。对于这一现象，各方面出于自身利益的不同，分别给予不同的解说。一些西方的学者和评论人员认为，中国正在失去他的比较优势，随着中国人工成本的不断增高，劳动密集型产业将会像当初大规模向中国转移那样再大规模转移出中国，中国经济增长将陷于停滞；另外一些中国本土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将在今后10年内培育出接替产业，中国将依靠这些产业获得经济的稳定增长。在笔者看来，这两种主张都有可商榷之处，本文提出如下看法：

1.中国中西部省份将加入产业转移的经济循环，并以中国东部地区为依托得到发展

中国中西部地区具有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广袤的幅员，经济潜力不容忽视。中国东部地区的发展，也正是依托中西部地区的市场、人才和劳动力发展起来的，特别是东部地区较为发达的经济为中西部地区培养了一大批懂业务、善经营的人才。在中国东部生产资源开发利用已近饱和的情况下，一些产业开始向中西部具有条件的地方转移。这就是说，中西部省份成为中国东部产业转移的洼地。那些认为中国所承接的产业即将转移出中国，而东南亚地区（此时的东南亚地区已不局限于东盟国家，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也加入到这一产业承接的行列中）会承接这部分从中国转移的产业的观点则是很幼稚的。这些观点简单地认为中国仅仅是发达国家全球产业链的生产车间，却忽略了中国的消费能力和雄厚的技术研发实力以及民间蓬勃的企业家精神。在东部地区生产资源已近饱和的情况下，一部分会转向东南亚，但转移产业的主体却会转向中国中西部地区。这些地区经营环境和东部地区相似，且具备雄厚的产业基础和完善的公共设施，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波的产业转移主体，已经是中国东部的本土企业，即使是富士康这样的外来代工企业也需要借助中西部的生产基地来实现向品牌运营的转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中西部地区将会成为产业承接的新热点地区。

2.整个远东地区产业链将会围绕中国市场进行分化和重组

战后远东地区发生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经济发展，打破了当时占据世界政治经济学界一些陈腐的奇谈怪论，其背后动力正来源于美国资本围绕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开展的产业布局和产业转移行动。美国之所以有这种实力，最关键的在于其广阔的消费市场，能够吸纳远东国家生产出来的消费品和零部件。日本在经济上始终缺乏自立的力量，关键就在于日本本身市场狭窄，不能为自身产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市场。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屹立不倒，并能够从容应对新的产业转移浪潮，原因在于中国本身庞大的消费市场为本国产业提供了充足的发展空间。拿一些中小国家“原料、市场”两头在外的浅碟经济来考察中国经济，所得出的结论无疑是荒谬的。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为本国，而且为韩国、台湾等地区的经济和产业发展提供了足够的动力。在可预见的将来，远东地区新一波产业重组必将以中国市场为中心，中国特别是东部地区将会逐步过渡到以高端重化工业、创新产业和金融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上。

3.中国将聚集东亚相当部分产业链，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全面的整体效应，从而有效应对来自东盟和其他方向经济体的竞争

尽管发达国家向中国进行高端产业转移的主观意愿已很低，但客观经济规律是无法阻拦的，中国得益于市场方面的优势，整个东亚乃至世界的产业链会继续向中国汇聚，并形成一种新的整体性效应。这其中有两种形式尤其值得注意：一是西方公司出于降低成本的目的，有意识利用中国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和较低的综合性成本以及需要中国广大市场分担部分市场风险，会将大量零部件或成品的订单下到中国的工厂进行生产。这样不仅会强化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还会使得在中国发展配套产业有利可图，同时这种订单会使得中国企业接触到世界最新的生产理念和管理方法，强化中国相对于新兴经济体的竞争力。二是中国本土企业会主动走出国门进行并购，通过收购一批具有独特技术的国外企业来完善自身的产业链和技术能力来强化自身的竞争力。这种形式因将企业留在发达国家本土，以及收购时往往承诺雇佣原有员工而较少遭到发达国家政府之敌意，除非这种收购涉及发达国家的负面清单。最近几年来，我们看到中外企业为优化自身产业布局，彼此之间进行了许多产业合作，而这些合作最终的落脚点无一例外地都在中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完善了中国本土的生产能力和技术能力。笔者认为，全球产业向中国本土的转移和汇聚依然在进行，只是形式会有所不同，最典型的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上两种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本土不向外转移产业，只是转移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并且中国本土企业会在这种转移中占据相当主动的地位。

四、影响与总结

回顾东亚战后经济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市场需求是东亚经济发展的最终驱动力。尽管在东亚地区出现了像日本这样的科技强国，但从整体上来说，东亚国家科技尚不十分发达，特别在基础科学和面向市场的创新方面与西方国家有着很大的差距，东亚战后的经济奇迹，是以投资为直接驱动力、以巨型经济体需求为最终动力而实现的。充当这个巨型经济体角色的，前期是美国，近年来中国也将逐步扮演这个角色。而巨型经济体的需求使得当时具有资源禀赋优势的各国之间产生了激烈的竞争，产业将向从竞争中胜出的国家转移，这是不以人意志改变的经济规律。在这个过程中，产业转移虽然受成本原则的约束，但更受市场容量、政治稳定度、人力资本和公共设施完善程度等条件的约束。如果这些因素不完善，那么仅凭人工成本上的低水平并不能保证某地一定发生外来产业转移，更不用说经济增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工资水平很低，并没有如东亚地区一般发生产业移入和经济增长恰好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经济近年来虽然受到劳动力成本上升、沿海地区土地资源饱和等因素的困扰，但从长期来看，中国在人力资本、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方面产生了根本性的进步，能够有效抵消人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对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况且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就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较高工资理应成为经济发展成功的标志之一，只要这种高工资不脱离经济的实际发展水平。如果一味强调低工资的资源禀赋意义，那么就陷入了一种误区。因此中国目前会发生一定程度的产业转移，但对世界产业格局更具意义的则是中国内部的产业重组。中国内部的产业重组将使得发达国家的产业以更具特殊化的形式向中国转移，同时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将以产业链优化重组的形式向东盟、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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