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领

近年来，创新驱动发展成为我国转型升级背景下的关键词。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开放经济时代，区域创新驱动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技术的创新和扩散，无论是技术的创新还是扩散，都依赖于更加自由的要素流动，因此也更需要区域经济的高度一体化。在我国经济发展格局中占据重要位置的长三角地区，对其经济一体化进程及区域发展战略进行回顾和总结，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区域一体化是如何推动了区域创新，并对我国其他地区实施创新驱动、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回顾

区域经济一体化就是“有边界、有空间的市场”向“克服地理空间的，统一的市场”转变的过程。解除管制的制度安排和克服空间障碍的技术安排则是推动这个过程主要力量。区域一体化带来了要素的自由流动，而要素的自由流动又促进经济活动空间结构的变化。全球城市区域（Global City-region）的提出告诉我们，一个有竞争力的区域必然是一个一体化的，内部资源进行有效整合的，能够快速应对市场变化的区域。因此，城市-区域观点为我国区域发展提出了要求，即必须强调区域的一体化以提升其竞争力。改革开放以来，以1989年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的撤销和1990年浦东的开发开放为标志，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中央主导下的一体化。这个阶段区域一体化的动力来自于最高层的中央和最底层的乡镇企业，中央积极协调跨地区的企业联营，而乡镇企业通过种种关系主动获取国有部门的资源，包括技术、品牌等。而地方政府（省市一级政府）则在这场一体化的热潮中处于被动的状态。尽管行政主导下的一体化无法为长三角带来一个统一的市场，但在客观上却极大地促进了体制内向体制外的技术扩散。这场技术扩散具体表现为从上海国有企业向苏浙乡镇企业的扩散。在计划经济仍然占据主导的80年代，在市场发育尚不完全的情况下，以亲缘关系为主的社会网络以及在企业联营中形成的分包网络成为技术扩散的主要渠道。因此可以把80年代的技术扩散称之为基于社会网络的技术扩散和基于分包网络的技术扩散。这场技术扩散直接促进了苏浙地区制造业的兴起，与此相伴随的是上海制造业在整个长三角地区份额的显著下降，显然这是好的技术与灵活的体制、廉价生产要素相结合的必然结果。

第二个阶段则是基于市场的一体化。促进新一轮区域一体化的直接导火索来自于浦东的开发开放。浦东的开发开放使长江三角洲从封闭的国内经济体系彻底地转向了开放的全球经济体系。经济的国际化使苏浙与上海联系的主旋律，由共享上海的技术积累转向了通过分享上海的国际化平台来争夺国外的资本。这种竞争促使苏浙“接轨上海”、“接轨浦东”，以更好地利用机场、港口、服务业等资源。而上海为了强化对这些战略性资源的控制就必须扩大市场腹地，获得更显著的规模经济，这也是上海“服务长三角”背后的逻辑。因此可以认为，浦东的开发开放推动了长三角的国际化，国际化推动了地区间的竞争，竞争又进一步促进了区域一体化。与20世纪80年代的一体化相比，这轮一体化有其显著特点：第一，地方政府从被动者转变为了积极的倡导者与实施者。第二，在经济体制越来越向市场轨靠拢的情况下，建立区域治理机制、放松管制、建设市场交易平台成了主要手段。可见，新一轮的一体化正在为长三角带来一个统一的市场。基于市场的区域一体化促使了新的技术扩散模式的产生，基于市场交易的技术扩散与内在于企业的技术扩散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模式。由此带来的影响是：第一，上海研发市场规模得到空前增长，并直接促进了上海研发活动的规模增长。第二，在跨地区的技术交易市场与劳动力（高技术的研发人员）市场上，交易成本的下降直接挤压了苏浙企业在本地的研发投入。其宏观表现就是，研发活动向上海集中，而其中的焦点，便是浦东。

二、长三角区域增长极——上海浦东的发展模式演变

90年代初期中央宣布“浦东开发开放”，这一国家战略的实施目的就在于要在长江流域建设一个“增长极”。这是发展中国家在推动工业化的初期所普遍采用的一个区域发展策略。浦东新区遵循了增长极发展的模式，即依赖低成本优势不断引进国外的大企业、大项目，通过快速实现产业的地理集中以进一步获取报酬递增的优势。这一发展模式下的主要政策工具包括：第一，优惠的税收政策。第二，按市场化、国际化的原则放松管制，尤其是对外商贸易机构。第三，大规模改善基础设施。这些措施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通过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吸引资本在浦东的集聚。随着产业规模的不断增长，集聚经济的优势也开始不断显现。例如，通用汽车落户浦东金桥出口加工区后，立刻引发了汽车配件厂商在浦东的集中。

在增长极模式下，浦东依赖要素投入的不断增加及规模经济带来的报酬递增效应，使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并成了“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但随着浦东开发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这一发展模式也显现出不利之处，如企业缺乏根植性，区域的增值活动处于价值链低端等，尤其在地价和劳动力成本推动商务成本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浦东在招商引资方面遭遇到了上海周边地区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上海“老大哥”与周边“兄弟省市”对外资项目的争夺也引发了长三角其他地区的极度不满。与此同时，欧美发达国家知识经济的蓬勃兴起为上海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可供选择的路径。

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浦东新区悄然由增长极驱动的地区向创新型地区过渡。这一变化的标志就是1999年8月上海市启动的“聚焦张江”战略，具体而言就是“争取用5年时间，把园区建成以创新创业为主要功能的国内一流的高科技园区，用10年时间建成世界知名的科学园区，成为新世纪上海参与国际竞争的王牌”。随后，市政府相继颁布了“上海市促进张江高科技园区发展的若干规定”（即通常所称的“十九条”）及实施细则，并率先在张江实行审批制度改革，推进园区的开发建设。2003年12月，中共上海市委八届四次全会通过了《上海实施科教兴市战略行动纲要》。《纲要》提出了科教兴市主战略是上海未来发展的基本思路，“聚焦张江”成为上海市政府落实科教兴市主战略的重要着眼点。

与上海的“聚焦张江”战略相呼应，浦东新区提出了新的路径，即跨越式发展、集约化开发与可持续增长。跨越式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在经济发展上跨越一般工业化的阶段，构筑起新型的产业体系；而集约化开发、可持续增长则意味着浦东必须在技术进步中获得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同时，浦东新区政府以“四个一批”为工作重点，以期强化区域创新能力，即“积极引进一批国内高科技产业的领军企业到浦东二次创业，着力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小创新型企业，优先支持一批在行业中具有领先优势的骨干企业做大做强，重点建设一批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和科教兴市公共服务平台，进一步强化张江技术创新和高科技产业化基地的作用”。在“十一五”规划里，浦东确立了建设“自主创新示范引领区”的目标，并提出了“三个聚焦”和“四个着力”。所谓“三个聚焦”就是要“聚焦张江、聚焦自主创新企业、聚焦人才特别是领军人才”；所谓“四个着力”就是“以制度创新促进自主创新、以企业发展带动产业发展、以人才高地构筑创新高地、以环境优势加强综合优势”。从地方政府的一系列政策中可以清晰地发现，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已经成为浦东新的选择。新的发展模式意味着，创新将成为未来浦东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不是要素的累积或规模经济带来的报酬递增。

三、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与创新驱动战略经验总结

从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和技术扩散的经验研究中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模式已经由单纯地共享内部资源，转变为通过分享内部资源来争夺外部资源。浦东已经在金融服务、对外交通等领域占据了控制性地位。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技术创新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因此，控制研发资源、打造上海技术创新基地的示范引领区，在上海城市创新体系和长三角区域创新中占据核心位置已经成为浦东参与长三角新一轮区域分工的重要着眼点。同时，无论是所谓“新”新经济地理学的选择效应和分类效应，还是区域协同创新的理论研究都表明：生产效率高的企业往往选择集聚中心区域，而如果创新技术能够更多地、更广泛地扩散到周边制造业地区，那么技术创新中心的研发机构的数量也会得到相应地增加，形成创新集群。

因此，未来一段时期，强化浦东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技术扩散，是浦东扩大研发市场规模，从而进一步控制战略性研发资源的重要举措。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必须在现有发展目标“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后面加上“创新中心”几个字，而浦东“先行先试”的政策环境与创新要素的集中，将使浦东成为上海技术创新基地引领示范区。另一方面，城市-区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特点决定了苏浙民营企业的技术瓶颈也必将对上海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帮助苏浙民营企业克服技术瓶颈，使其成长为扎根于本土而枝叶伸向全球的跨国公司，也应当成为上海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政策目标。

总之，长三角和浦东的模式告诉我们，区域一体化和技术扩散能够强化技术创新中心的地位。因此，创新驱动发展，要求我们高度重视区域经济的一体化程度，进而推动创新的空间集聚和技术的空间扩散，从而实现区域的整体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