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海英

农民市民化问题，是城市化进程中最为深刻的层面。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新社区，乡土秩序逐渐“退场”，而与当前城市社会相适应的秩序未能顺利“出场”，由此产生了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二元困境：传统村落文化与现代都市文化的碰撞并引发诸多现实问题。基于这一背景，本文试图从社会秩序整合的视角，深化对农民市民化现象的理论理解，同时在实践和政策层面上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思路。

一、问题的提出：二元秩序下农民市民化的本质

农民市民化一直是当代中国社会学普遍关注的主题。2011年4月国家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中国城镇人口达6．6亿，城镇化率达49．68%。如何实现农民真正向“新市民”的转变，同时使“新市民”与“老市民”同步协调发展，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

然而农民市民化并非单纯户籍意义上的身份转变，更值得我们关注的，应该是其背后的权益保障、文化融入与素质提升等内容。一些学者正是从这个层面对市民化进行了概念界定，如舍勒认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不仅是环境和制度的转化，而且是人自身的转化，这是一种发生在人的‘灵魂和精神中的内在结构的本质性转化，一种人的文化心理性质和内在心性秩序更为深层的变化。’现代性是深层的‘价值秩序’的位移和重构”［1］（P207）;Evelyn Nakano Glenn认为“市民化其实并非一个简单的固定化的状态，而是通过日常实践和斗争得以生成的一个流态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