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哲罕

德国在“二战”中彻底战败后，在西方国家控制下的德国部分地区，德国人对他们之前的政治思想进行了自我反思并接受了同盟国发起的“去纳粹化”和“再教育”。德意志文化在经历过纳粹的野蛮化和“二战”后同盟国在社会经济生活文化上的美国化之后，已奄奄一息。像乔治·斯坦纳在1959年就观察到：“死掉的是德语。翻看日报、杂志，翻开对新近上市的各种畅销书和学术专著的评论，去看一场新的德剧，或者听一听收音机里或联邦议院里说的话语，你会发现，这不再是歌德、海涅还有尼采他们使用的德语。甚至不是托马斯·曼的语言。”［1］（P110）

年轻一些的德国知识分子在“二战”后开始登上舞台，他们对政治哲学问题的关注角度和研究方法等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是同时他们也接受了纳粹德国时代的历史包袱并批判性地接受了他们之前的政治哲学传统。

一、“宪政爱国主义”早期版本与“自卫型民主”

在后纳粹的和由两德分立所导致的后民族的联邦德国，“政治正确的”知识分子们的思考是围绕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为联邦德国重新寻求正当性基础——这是因为德国的战败、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以及两德分立导致主权的不完整，这个基础已经不能建立在原先的民族或文化等传统之上了。只有寻求与这种传统相断裂的以及与西方国家一致的认同来构成联邦德国正当性的基础才是唯一可行的方案，正像哈贝马斯所说的：“不幸的是，对德国人的文化国家而言，对普遍主义的宪政原则的联结是扎根于只有在奥斯维辛之后，或者说经历过奥斯维辛才能形成的信念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