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艳萍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上海 200241）

“居延汉简”泛指在额济纳河流域的破城子甲渠候官、甲渠候官第四隧和肩水金关遗址发掘出的汉代简牍。此批简牍分两次发掘，1930-1931年中瑞科学家组成西北科考团发掘的11000多枚汉简被称为“居延旧简”，1972-1976年中国考古队独立发掘的19637枚的被称为“居延新简”。这批简牍以文书档案简为主，记录了当时边境士卒的日常生产生活状况，是研究西汉中晚期历史文化、政治军事、日常生活的重要资料。目前以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更为丰富，居延汉简语言文字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特点是以初期的文字释读和个别疑难字词考释为主，语法词汇研究为辅，这批简的语言文字本体研究较为薄弱。作为西汉中晚期语言文字的活化石，对这部分简牍上的语言文字作深入系统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就目前该批简牍已有的语言文字研究成果做一个大致的叙述，因学识所限，难免会挂一漏万。

一、初期的文字释读

自最早出土的居延旧简至今73年间，居延漢簡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语言文字方面以初期的文字释读为主。基础的文字释读成果如下：

《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劳干，四川南溪石印本，1943年。

《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劳干，四川南溪石印本，1944年。

《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劳干，商务印书馆（上海），1949年。

《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劳干，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十一，1957年。

《居延汉简—考释之部》，劳干，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一，1960年。

《居延汉简甲编》，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编，科学出版社，1959年。

《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编，中华书局，1980年。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文物出版社，1987年。

《居延汉简补编》，简牍整理小组编，中央历史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九十九，1998年。

《居延新简释粹》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薛群英、何双全、李永良注，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

《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隧》，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文物出版社，1990年。

《居延新简——甲渠候官》，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华书局，1994年。分为上下册，上册为释文，下册为图版。

《居延汉简释校》，马怡、张荣强，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对《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隧》、《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中国简牍集成（5—12册）》（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卷）三个版本中的“居延新简”进行了合校，并补释一部分未释字词。

《肩水金关汉简（壹）》，甘肃省简牍保护中心、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古文献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编，中西书局，2011年。分为上中下三册，上册为彩色图版，中册为红外线图版，下册为释文。《肩水金关汉简（贰）》于2012年12月在中西书局出版。肩水金关汉简共分五卷出版，其余三卷预计会在近年内全部出齐。

《中国简牍集成（5—12册）》（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卷），中国简牍集成编辑委员会，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包含了除《肩水金关汉简》外的全部居延新旧简。

综上所述，除近年新出版的《肩水金关汉简》尚无其它释校外，早些年出版的《居延汉简》、《居延新简》都有更进一步的释文校订版本，这些释文校订进一步完善了原释文，为准确理解文意、语言词汇研究，以及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释文校订及字词考释

释文校订是在原整理释文的基础上对部分未释或释得不准确的字词进行校订。张国艳《居延汉简文字词语考释文献目录》该目录基本包括了2003年以前的居延汉简字词考释论著，其中建武三年候粟君责寇恩事、甘露二年丞相御史书、《居延汉简甲编》，以及《居延汉简甲乙编》的释文校订成果更为丰富。

建武三年候粟君责寇恩事件简册的字词探讨。该简册出土于甲渠候官遗址编号为第二十二房屋内，共三十六枚简。甘肃居延考古队简册整理小组《“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释文》按简牍的原排列顺序对简牍进行编号，释文，标点。[1]肖亢达《“粟君所责寇恩事”简册略考》[2]、陈仲安《关于<粟君责寇恩简＞的一处释文》[3]、大庭修（赵晓柯·曹海科译）《居延新出土的“侯粟君所责寇恩事”简册——爰书补考》[4]、谢桂华《<建武三年十二月侯粟君所责寇恩事＞考释》（日文版）等也值得一读。

甘露二年丞相御史书简册的字词探讨有伍德煦《居延出土<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简牍考释》[5]、初世宾《居延简册<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考述》[6]、朱绍侯《对居延简册<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考述的商榷》[7]、裘锡圭《<关于新出甘露二年御史书＞》[8]、裘锡圭《再谈甘露二年御史书》[9]、徐元邦曹延尊《居延新出土的甘露二年“诏所逐验”简考释》[10]、杨媚《<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册释文辑校》[11]等。

《居延汉简甲编》释文校订。主要成果有陈直《<居延汉简甲编＞释文校正》[12]、陈邦怀《<居延汉简甲编＞校语》[13]、陈直《<居延汉简甲编＞释文校正（续）》[14]、于豪亮《<居延汉简甲编＞补释》[15]、陈邦怀《<居延汉简甲编＞校语增补》[16]、马先醒《居延汉简专刊本、晒蓝本、甲编本并录诸简释文试斠》[17]等。

《居延汉简甲乙编》释文校订。主要成果有谢桂华李均明《<居延汉简甲乙编＞释文补正举隅》[18]、裘锡圭《<居延汉简甲乙编＞释文商榷（一、续一、续二、续三）》[19]、李均明《<居延汉简甲编＞七一四号汉简主吏解》[20]、谢桂华李均明何双全《<居延汉简甲乙编＞释文质疑》[21]、裘锡圭《<居延汉简甲乙编＞释文商榷（续四—七）》[22]、初师宾《<居延汉简甲乙编＞甲编释文校疑》[23]、陈雍《<居延汉简甲乙编＞释文校字》[24]、李均明《居延汉简甲乙编释文补定举隅》[25]等。此外，居延汉简其他的字词考释、札记等也很丰富。于豪亮、陈盘、裘锡圭、何双全、曾宪通、李均明等也有不少居延汉简释文校订的论著，均值得一读。

新出版的《肩水金关汉简（壹贰）》的释文校订主要发表于武汉大学简帛网和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上，此外还有马智全的《<肩水金关汉简＞校读记》[26]、方勇的《读<肩水金关汉简＞札记二则》[27]。除这批新简外，居延的其他汉简释文校订已经较为成熟，释文合校、通校成绩突出。

合校方面：赵德《<居延汉简＞文字释读校理》以《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为底本，依据原简图版的基础上，比较已有的释文版本，共校理释文842条，总计900余处[28]。刘国庆《居延新简释文合校》论文对《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隧》、《居延新简—甲渠候官》、《简牍集成—居延新简卷》三个释文版本进行了合校，校补了460条释文，总计500余处，存疑73条。[29]罗仕杰《<居延新简＞释文互校的几个问题》该文探讨了1990年文物出版社及1994年中华书局所出版的《居延新简》两种不同释文版本的一些问题及二者间的差异，包括：释文《文物本》未释出与《中华本》释出，释文《文物本》错释与《中华本》更正，释文《文物本》正确与《中华本》错误，《文物本》与《中华本》所释互有不同，同字异形问题，符号问题，断简缀合等问题进行研讨。[30]此外任攀的《居延汉简释文校订及相关问题研究》[31]也值得注意。

词语考释方面：李均明《居延汉简召会考》论文指出“召会”又称“期会”，指行政实践中召会主要用于限定办事的时间和空间，是实现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32]张颖慧《敦煌、居延简中的“关、戊、接牒”》指出“接牒”是门内侧的安全装置，“户戊”是门外侧的安全装置。[33]李迎春《汉简“小府”考——兼谈简牍词汇语义的辨析》指出意义随语境不同而有变化，“小府”除有“少府”之意外，还与丞相府、太守府等各种“大府”相对。[34]袁莹《“芮薪”考辨》考释了西北汉简中的“芮薪”，认为是材质比较柔软的草类燃料的统称。[35]路方鸽《<居延新简＞词语札记》）考释了居延新简中的“穿补”、“调给”、“决绝”、“杻械”、“贫急”、“猥言”、“行”七个疑难词语。[36]此外还有王子今《居延汉简“寒吏”称谓解读》[37]、张俊民《新旧居延汉简校读二例》[38]可参考。

三、词汇语法系统研究的兴起

进入21世纪后，居延汉简由最初的释文整理以及字词考释校订阶段，逐渐转移到词汇、句法等语法方面的专题研究上来了。

（一）实词研究

量词研究。居延汉简量词丰富，目前讨论较多的是居延汉简的名量词、物量词及称数法。陈练军《居延汉简量词研究》是较早对居延汉简词汇系统做专题的研究的著作，论文以《居延汉简》和《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为材料的量词研究，统计出89个量词，其中名量词85个，动量词4个。分析了居延汉简量词与名词的组合关系、量词词义演变分析。[39]在其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下三篇文章：《居延汉简中的量词词义演变》运用义素分析法对居延汉简中的量词词义的演变过程及特点进行分析，认为语境义变是量词词义演变的原因之一。[40]《居延汉简中的名词与量词组合的语义条件》考察了居延汉简中名词和量词组合的关系，认为“同素规则”是制约名词与量词组合的主要因素。[41]《居延汉简量词的分布特征》则从组合、聚合的角度分析了居延汉简中名词与量词的选择关系。[42]

物量词和称数法的探讨。陈近朱《<居延新简＞中物量词和称数法探析》穷尽性统计了《居延新简》（除肩水金关汉简外）中47个一般量词和20个度量衡量词，并对这些量词进行了定量和定性分析。全文分类描写，举例充分，分析细致深刻，全面描写了《居延新简》中物量词和称数法的基本面貌，反应出汉代量词的基本特征。[43]

此外，肖从礼《从汉简看两汉时期量词的发展》文章通过对敦煌、居延、悬泉和尹湾等汉简中的89个量词进行分析后，得出个体单位量词大量涌现、度量衡和时间单位量词相对稳定以及动量词出现是汉代量词的三个主要特点，从而认为两汉是古汉语量词发展的重要时期。[44]

动词研究。居延汉简动词研究以全面描写居延汉简动词特点和专论动补式问题为主。凌云《<居延汉简＞动词研究》归纳统计出534个动词，从词汇的语义、语法以及组合关系将这些词分作行为动词、状态动词、趋止动词、心理动词、存在动词、能愿动词七大类，并描述了这几类动词在居延汉简中的分布特点、使用频率和语法功能。[45]文章论述较为全面系统，但其中某些被当作动词的词性值得再商榷。

肖贤彬《据居延汉简讨论汉代动补式问题》指出动补式是一个由动作与结果（广义）凝固而成并用语言形式表示的语义聚合体。文章考察了居延汉简中的动补式实例，并与传世文献资料对比，归纳出居延汉简动补式的四种情况：动词前带有副词、VC不可分开理解、“为…所…”被动句的动补式在居延汉简中多见、传世文献稀见的“折伤”、“功得”等动补式在居延汉简中常见。最终结论为动补式在西汉已出现。[46]

名词研究。目前以名物名词研究较多。名物词指动植物、器械、日用器具、用品等的名称。居延汉简名物词语丰富，研究成果以三篇硕士学位论文为主。徐冠群《居延新简名物词语研究》论文穷尽性地统计出居延新简中362个名物词语，并对这些名物词语进行了分类研究，考察了简文中量词与名物词的搭配关系。[47]袁国女《居延汉简名物词语研究》也分析研究了居延汉简名物词语[48]，可参阅。此外，左良燕《西北屯戍简牍中服饰词语研究》论文以西北四种大宗汉简（其中包含了居延汉简）为材料，以其中的服饰语作为研究对象，分类归纳了这些服饰用语。[49]

（二）虚词研究

居延汉简的虚词研究，以张国艳的博士学位论文《居延汉简虚词研究》为首，该论文是目前为止对居延汉简虚词最为全面的描写。论文以《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和《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为底本，归纳统计出居延汉简中的252个虚词、词缀4个。以词类为纲，对居延汉简的代词、副词、介词、连词、语气词、助词、词缀分章进行了细致的描写，每一类按个案介绍、语法功能、传承流变和小结四部分。论文下编由《居延汉简的“乃”和“迺”》、《居延汉简“並”、“并”及相关字用法考察》、《从居延汉简否定副词的使用情况探讨“弗”衰弱的原因》、《关于假设连词“节”、“即”的研究》、《居延汉简表数副词概说——兼谈表数副词的历史发展》五篇文章组成。[50]

这篇学位论文是对居延汉简虚词的总结，反映了中古汉语虚词的特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目前最系统的居延汉简虚词研究成果。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后陆续发表了以下几篇文章，深入讨论居延汉简的虚词：

《居延汉简“最凡”使用情况及其用法演变考察》分析了居延汉简中“最凡”的使用情况，有范围副词和程度副词的用法，但因其语法功能及自身的构成特点，这两种用法都未被较长时间的大量使用。[51]

《居延汉简否定副词的平面描写》统计出居延汉简10个否定副词“不、罔、未、非、莫、毋、勿、無、未尝、未曾”皆承袭先秦汉语而来，有极强的稳定性，且用法有集中化的趋势。[52]

《居延汉简的频率副词》归纳出居延汉简中频率副词“又、复、重、更、数、屡、亦”的使用情况，皆表示未然或已然的重复，承袭先秦用法而来，以修饰动词性谓语为主。其中“又”的用法最多也最灵活，较甲金时期的用法有所不同。[53]

《居延汉简程度副词》统计出居延汉简中“至、极、踵（重）、大、壹何、少、小、薄、微、益”承袭先秦汉语而来，汉代新产生了“绝、甚、尤、良、颇、加”6个程度副词。总结了居延汉简程度副词的四个特点，体现了语言发展的渐变性特点。[54]

《居延汉简的助词》穷尽性地调查了居延汉简中的助词，归纳出八个居延汉简中的助词“之、者、所、是、第、以来、等、云云”，其中“云云”书面色彩较强，认为“云云”产生于汉代。[55]

《居延汉简指示代词的用法及特点》分析指出居延汉简指示代词全部承袭先秦汉语而来，其也有自身的特点：种类多、功能全，指示代词系统有继承也有发展并出现了集中化的倾向。[56]

《居延汉简连词调查》该文对居延汉简的24个连词按类别进行统计分析，除少数连词用法少有不同外，大部分连词是承袭先秦汉语而来。[57]

《居延汉简的介词》认为居延汉简介词基本承袭先秦汉语而来，新产生的不多，介词短语主要作状语，作补语的不多。文章详尽统计了自、从、即、以、在、于等30个介词在居延汉简中的具体分布情况，平面描写了居延汉简中介词的使用情况。[58]

《虚词“并”被忽略的用法——兼谈虚词“并”的历时发展》文章指出，虚词“并”在古汉语中可以表示数量统计，但这种用法长期被忽略掉了。指出虚词“并”用法多样，可以作副词、连词和介词。[59]

（三）词语通释及新词新义的研究

词语通释，即全面地解释居延汉简的词汇。沈刚《居延汉简语词汇释》该书收录了1930年和1976年两次发掘并公布的居延汉简的词汇，收词量大，全书按笔画数排列，表明词语代表性出处，详引各家之说。是研究居延汉简重要的工具书，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葛红丽《<居延新简＞词语通释》该文在数据库的基础上穷尽性地统计出单音词2336个，复音词2835个。该论文完成了182个单音词和215个复音词的描写。专章讨论了“推辟”和“辨告”两个词，同时补正了《汉语大词典》的一些缺失。[60]新词新义研究方面，谢飞《基于《汉语大词典》的汉简新词新义研究》论文以居延新旧简、敦煌汉简、张家山汉简为材料，发掘三大汉简中的新词新义来补正《汉语大词典》收词释义上的不足。[61]

（四）文书用语研究及其他

文书用于研究，居延汉简多为官文书性质的简牍，文书用语丰富。汪文儁《西陲汉简文书用语暨分类研究》该硕士学位论文研究了居延新旧简、敦煌汉简、悬泉汉简、额济纳汉简等已刊布的西陲汉简的文书用语，按习用语的作用分成屯戍簿籍类和公私文书两项主轴八大类。描述了汉代官文书的用语、格式与体例。该论文为全面了解汉代文书用语提供了重要的参考。[62]

此外，吉仕梅的《王莽改制在居延敦煌汉简词汇中的反映》一文从官爵、地理、货币三大方面谈了王莽改制在居延、敦煌汉简词汇中的反映。反映了新莽时期的历史面貌和社会因素对语言的巨大影响。[63]路方鸽《居延新简词语研究》论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总论《新简》的口语性特征以及对辞书编纂的价值。并对双音词进行了专题研究，将其分成名物词和普通词，探讨了双音词的构词方式。下编考释了17个词语。[64]

（五）句法研究

杨巧琳《居延新简语法研究》对居延新简（除肩水金关汉简外）材料进行了语法研究，着重对其句式句法进行梳理。全文分为居延新简单句研究、复句研究，以及专题讨论了新简中的同位语现象、省略现象和“某日，某人以来”的句法分析。该文是第一篇专门研究居延新简句法的文章。居延汉简词汇语法研究目前还比较薄弱，这样的专题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也为后面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可借鉴之处。[65]

四、文字理论系统探索的开始

（一）文字理论研究

文字构形理论研究。居延汉简文字构形理论上的探索以韩延锡《居延新简文字研究》为开端，该学位论文用构形学理论对居延新简文字进行了部首与单字的整理、字形分析及其特点、居延新简在汉字史上的地位、释文校补和疑难字词的考释几个方面的研究。[66]洪映熙《居延汉简文字构形系统研究》也以汉字构形学理论为指导从字形整理、字形构形系统描写、书写元素以及居延汉简构形理据的分析四个方面描写居延汉简文字构形系统的总体面貌。[67]这两篇博士学位论文，都意在描绘居延汉简文字的构形系统，但从文章本身来看构形分析的系统性还不够，需要做进一步深入研究。

异体字研究。叶声波《居延汉简异体字研究》文章运用构形学理论考察了409个居延汉简中的异体字，描述了居延汉简中异体字的类型、产生原因及其研究意义。[68]马瑞、张显成《西北屯戍汉简异体字变异研究规律初探》文章全面考察了西北屯戍汉简异体字变异的情况，归纳出其明显的变异规律：同化、异化、类化、记号化。[69]

文字系统研究。马瑞《西北戍汉简文字研究》论文首次对西北地区的屯戍汉简做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探讨字体演变、结构类型、用字面貌，重点研究了异体字，并总结了西北屯戍汉简文字的形体特点，指出其上承先秦古文字、秦汉古隶，下启曹魏行书、楷书和草书，是汉字形体发展和完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梯。[70]李煠《<肩水金关汉简（壹）＞研究三题》以文字考释订误、“秦胡”及相关问题讨论、“过所”及相关问题讨论三个方面为核心对第一卷金关汉简进行了研究。[71]

字频及变异研究。吴菲菲《西域汉简字频统计与变异研究》论文以敦煌汉简、居延汉简、武威汉简中的隶书为研究对象，共得到72217个字样。经过认同别异与频次统计，归纳出18179个不重复字样，2358个字种，2407个字位。另外，还有6个重文，共23次；39个合文，共93次。通过对汉简文字变异情况的分析，梳理出字形演变序列，并从笔画、构件、布局三个角度归纳出八个变异类别。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西域汉简文字的变异原因。[72]

习字简研究。沈刚《居延汉简中的习字简述略》文章指出居延汉简中习字简包括了文书用字和字书简两种，并从习字简的内容、形式、载体等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习字简反映了汉代基层的文化教育。[73]

（二）书法研究

研究者多从艺术的角度，分析居延汉简文字的书法艺术风格及审美特点。赵思有《居延汉简书法艺术散论》文章从居延汉简书法艺术的学术价值和审美特点进行了阐释；[74]李丹《甘肃汉简书法风格研究》是一篇艺术学专业的学位论文，主要通过简牍书体演进、书法形制、书法风格、书法艺术价值对甘肃出土的汉简文字进行研究，并通过对简牍书写工具的考证，分析汉简书法艺术风格的发展和影响因素。[75]

从文字学角度，通过对汉简草书、隶书书体的研究管窥汉代书体。黄雅茹《汉简识字书之书法初探》文章对主要含有识字书的简牍（其中包含了居延新旧简）文字的书法风格、书体演变以及当时的习字风气进行了归纳探析。[76]吴照义、胡颖文《居延汉简与汉代草书》通过对居延汉简上的草书研究，认为汉代草书没有今草成熟，尚未形成完备的体系，并试图探析识字书书写艺术的源头。[77]李洪智《汉代草书研究》以居延汉简中的草书为材料，从文字学的角度对汉代草书进行了全面的研究，界定了草书的名义以及梳理草书发展源流，对所选汉代草书标准字形进行穷尽性分析，归纳草书符号及汉代草书的草化规律，总结汉代草书的特点及其在汉字史上的地位。[78]

此外，林进忠《西汉<甘露二年御史书＞册书文字的书法》以居延肩水金关新出土西汉宣帝晚期的〈甘露二年御史书〉三枚木牍册书为主要内容，结合居延甲渠候官出土另一枚相同文件的〈御史书〉木牍残文，藉由文字内容与书法表现的相互比证，专门讨论了这份简册的书法风格及其特点。此作字迹被研究者评为“潦草”、“草率”，前中后各段文字的大小及横线的斜度均有相当落差，书写的文字形体含有部分的八分隶法笔意与简化字形、草化写法，整体而言，呈现出隶书时代熟手快书的一种行书风貌。[79]

五、研究趋势分析

20世纪30年代到21世纪初，居延汉简语言文字方面主要以整理释读、释文校订、字词考释等为主。进入21世纪后词汇语法研究开始兴起，尤其是量词、虚词、名物词、动词、文书语言、句法等进入专题研究阶段，进一步完善了中古汉语体系。同时，关于居延汉简文字构形系统的研究、用字研究、异体字研究、字体研究、书法研究都有长足的发展，居延汉简文字研究渐入系统性探索的新趋势。

虽然前人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庞大的居延汉简语料库中，语言文字方面仍然还有很多方面可以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第一，词汇语法方面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居延汉简为口语性极强的官文书，加强对这部分简牍的词汇语法研究能真实反映当时日常生活的语言状况。但因残断简多，语法结构上的研究受限，有待缀合技术提高后，对居延汉简词汇语法做更深入的研究。

第二，居延汉简文字构形系统研究需要深入。居延汉简大多为西汉中晚期简牍，是今文字的成熟和完善时期，其字形系统有继往开来的独特之处，对这一时期的汉字构形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十分必要。虽已有居延汉简文字构形理论研究，但总体而言，并没有更全面地描写出其构形特征，故需要完善。

第三，深化居延汉简用字研究。居延汉简上的字为隶变后的汉字，又因其性质主要为文书簿籍类，因此在用字上具有很大的灵活性。需要从文字使用的动态角度对这些汉字进行研究，弄清当时的汉字使用情况，才能反映汉字发展中的用字现象，认识其发展规律。

第四，居延汉简文字编的编订。除《汉简文字类编》和《汉代简牍草字编》有涉及居延汉简文字外，专门的《居延汉简文字编》还没有产生。居延汉简文字上接小篆与古隶、下启行楷，草书参杂其中，书体复杂，用字总量也较多，很有必要编撰一部完整的文字编，反映西汉中晚期的汉字形体特征。

第五，拓宽研究材料。目前在所有已经出土的简牍中汉简数量最多，分布范围最广，加强各时代各地域汉简之间的比较研究，有利于更好地研究汉代文字系统。与此同时，还要加强汉简与其他出土材料之间的比较研究和材料互证，以形成更加严密完整的研究体系。

与此同时，居延汉简还应加强与其他地域出土的汉简材料的比较研究，兼顾参考汉代其他出土材料，如封泥文字、玺印文字、碑铭文字、铜器铭文等进行全面研究，以便全面掌握汉代的语言文字使用情况，以进一步促进居延汉简语言文字研究。

总之，居延汉简语料丰富，语言文字研究是解读居延汉简的基础。因其多为吏卒记录的日常文书、簿籍性质的简牍，语言文字应用方面多体现为常见文书用语的程式性，以及与士卒有关的簿籍登记用语的随意性，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汉代的语言文字使用现状。目前居延汉简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无论是语法词汇上的研究，还是汉字形体演变及其特点的研究都还有待加强。居延汉简是复原中古语言文字特点的重要语料，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对其进行深入、体系的研究，有利于理清整个汉语言文字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演变历程。

[1]甘肃居延考古队简册整理小组.“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释文[J].文物,1978(1):30.

[2]肖亢达.“粟君所责寇恩事”简册略考[J].文物,1978(1):32.

[3]陈仲安.关于《粟君责寇恩简》的一处释文[J].文史,1979(7).

[4]大庭修，赵晓柯.曹海科译.居延新出土的“侯粟君所责寇恩事”简册——爰书补考[J].西北史地,1985(1).

[5]伍德煦.居延出土《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简牍考释[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79(4):19-28.

[6]初仕宾.居延简册《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考述[J].考古,1980(2):179-184.

[7]朱绍侯.对居延简册《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考述的商榷[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2(4)：85-96.

[8]裘锡圭.关于新出甘露二年御史书[J].考古与文物,1981(1):105-108.

[9]裘锡圭.再谈甘露二年御史书[J].考古与文物,1987(1).

[10]徐元邦,曹延尊.居延新出土的甘露二年“诏所逐验”简考释[J].考古与文物,1980(3):93-96.

[11]杨媚.《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册释文辑校[J].简牍学研究,2004(4):244-250.

[12]陈直.“居延汉简甲编”释文校正[J].考古,1960(4):43-45.

[13]陈邦怀.“居延汉简甲编”校语[J].考古,1960(10):51-52.

[14]陈直.“居延汉简甲编”释文校正(续)[J].考古,1960(10):47-50.

[15]于豪亮.《居延汉简甲编》补释[J].考古,1961(8):451-455.

[16]陈邦怀.居延汉简甲编校语增补[J].考古,1961(8):456-457.

[17]马先醒.居延汉简专刊本、晒蓝本、甲编本并录诸简释文试斠[J].简牍学报,1975(2).

[18]谢桂华,李均明.《居延汉简甲乙编》释文补正举隅[J].历史研究,1982(5):141-154.

[19]裘锡圭.《居延汉简甲乙编》释文商榷（一、续一、续二、续三）[J].人文杂志,1982(2-5).

[20]李均明.《居延汉简甲编》七一四号汉简主吏解[J].文史,1982(15).

[21]谢桂华,李均明,何双全.《居延汉简甲乙编》释文质疑[J].中国史研究,1983（1）.

[22]裘锡圭.《居延汉简甲乙编》释文商榷（续四—七）[J].人文杂志,1983(1-4).

[23]初师宾.《居延汉简甲乙编》甲编释文校疑[C].古文字论集.1983.

[24]陈雍.《居延汉简甲乙编》释文校字[J].史学集刊,1985（1）:59-63.

[25]谢桂华、李均明.《居延汉简甲乙编》释文补正举隅[J].历史研究,1982(5):141-155.

[26]马智全.《肩水金关汉简（壹）》校读记[J].考古与文物,2012(6):107-109.

[27]方勇.读《肩水金关汉简》札记二则[J].鲁东大学学报,2012(2):82-83.

[28]赵德.《居延汉简》文字释读校理[D].重庆:西南大学,2012.

[29]刘国庆.居延新简释文合校[D].重庆:西南大学,2008.

[30]罗仕杰.《居延新简》释文互校的几个问题[J].(台湾)岭东通识教育研究学刊,2013（1）.

[31]任攀的.居延汉简释文校订及相关问题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12.

[32]李均明.居延汉简召会考[J].简牍学研究,2004(4):86-93.

[33]张颖慧.敦煌、居延简中的“关、戊、接牒”[J].阿坝高专学报,2011（4）:82-84.

[34]李迎春.汉简“小府”考—兼谈简牍词汇语义的辨析[J].石家庄学院学报,2012(5):13-16.

[35]袁莹.“芮薪”考辨[J].考古与文物,2012(1):58-61.

[36]路方鸽.《居延新简》词语劄记[J].西南交通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23-27.

[37]王子今.居延汉简“寒吏”称谓解读[C].居延敦煌汉简出土遗址实地考察论文集.2012.

[38]张俊民.新、旧居延汉简校读二例[J].考古与文物,2009(2):74-75.

[39]陈练军.居延汉简量词研究[D].重庆:西南师范大学,2003.

[40]陈练军.居延汉简中的量词词义演变[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104-107.

[41]陈练军.居延汉简中的名词与量词组合的语义条件[J].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92-95.

[42]陈练军.居延汉简量词的分布特征[J].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5（1）:68-72.

[43]陈近朱.《居延新简》中物量词和称数法探析[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4.

[44]肖从礼.从汉简看两汉时期量词的发展[J].敦煌研究,2008(4):98-103.

[45]凌云.居延汉简＞动词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07.

[46]肖贤彬.据居延汉简讨论汉代动补式问题[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2):110-116.

[47]徐冠群.居延新简名物词语研究[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9.

[48]袁国女.居延汉简名物词语研究[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7.

[49]左良燕.西北屯戍简牍中服饰词语研究[D].北京:北京语言大学,2008.

[50]张国艳.居延汉简虚词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5.

[51]张国艳.居延汉简“最凡”使用情况及其用法演变考察[J].兰州学刊,2006(11):94-96.

[52]张国艳.居延汉简否定副词的平面描写[J].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08(2):104-108.

[53]张国艳.居延汉简的频率副词[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6):58-61.

[54]张国艳.居延汉简的程度副词[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14-20.

[55]张国艳.居延汉简的助词[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6):21-26.

[56]张国艳.居延汉简指示代词的用法及特点[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126-129.

[57]张国艳.居延汉简连词调查[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7):49-54.

[58]张国艳.居延汉简的介词[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9):46-51.

[59]张国艳.虚词“并”被忽略的用法－兼谈虚词“并”的历时发展[J].殷都学刊,2009(1):113-117.

[60]葛红丽.《居延新简》词语通释[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7.

[61]谢飞.基于《汉语大词典》的汉简新词新义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12.

[62]汪文儁.西陲汉简文书用语暨分类研究[D].北京:清华大学,2005.

[63]吉仕梅.王莽改制在居延敦煌汉简词汇中的反映[J].学术交流,2008(4):129-132.

[64]路方鸽.居延新简词语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0.

[65]杨巧琳.居延新简语法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9.

[66](韩)韩延锡.居延新简文字研究[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1997.

[67](韩)洪映熙.居延汉简文字构形系统研究[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0.

[68]叶声波.居延汉简异体字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08.

[69]马瑞,张显成.西北屯戍汉简异体字变异研究规律初探[J].唐都学刊,2011(4):63-65.

[70]马瑞.西北戍汉简文字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1.

[71]李煠.肩水金关汉简（壹）＞研究三题[D].重庆:西南大学,2013.

[72]吴菲菲.西域汉简字频统计与变异研究[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11.

[73]沈刚.居延汉简中的习字简述略[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1):29-31.

[74]赵思有.居延汉简书法艺术散论[J].苏州职业大学学报,2002(1):71-74.

[75]李丹.甘肃汉简书法风格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12.

[76]黄雅茹.汉简识字书之书法初探[J].(台湾)造型艺术学刊,2003(6).

[77]吴照义,胡颖文.居延汉简与汉代草书[J].南昌高专学报,2004(4):48-49.

[78]李洪智.汉代草书研究[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4.

[79]林进忠.西汉《甘露二年御史书》册书文字的书法[J].(台湾)艺术学报,2004(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