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松岳

（浙江海洋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舟山 316022）

一

概括说来，中国新时期的文艺学走过了从挣脱政治意识主宰，进而回归理论主体自由，最终在多元综合基础上力图建构当代形态的具有民族特性理论话语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展开更多借助了西方理论的引进与启发。无论是主张在开放对话中为中国文艺理论提供多元异质的意义参照及批判性维度，强调文艺理论的现代性因素，还是主张通过古今对话，力图接续断裂了的学术传统，都无法回避全球化造成的民族身份认同和理论话语选择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并由此牵连出最根本的几个命题，即传统性与现代性、本土与西方、民族与世界。这些命题纠缠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并引发了多次争论，却一直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在以上几组命题中，“现代性”一词无疑是引起种种争论的关键所在，也是联通本土与西方的切入点。对现代性的追求，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华民族寻求独立富强，追赶世界潮流的最高目标。“几个世纪以来，现代性在自身发展和丰富的过程中，逐步树立了强大的权威，已经成为‘进步’的一种象征和目标，使得全世界各民族国家别无选择地以它作为自己发展的方向。[1]中国文艺理论的现代性追求伴随着现代文学观念的诞生，其起始至少可以追溯到1913年。当年的《教育部公布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规定：“国文部及英语部之豫科，每周宜减它科目二时，教授文学概论。”[2]1920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学讲授文艺概论课程可算是中国高校正式开设文学概论课程的开始。我们可以从关键词来看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追求。从20年代开始直到1979年为止，出版和翻译了大量文艺学教材，有影响的如温彻斯特的《文学评论之原理》，丹纳的《艺术哲学》、赵景深的《文学概论》、以群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蔡仪的《文学概论》等，其中的思想、想象、形式、意识形态、反映、形象思维、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真实性、性格、典型等名词，都来自西方文学理论，尽管这些名词在实际运用中存在各种问题，但总体看仍适时追踪了文学的发展过程，并予以了有效的回应。新时期以来，西方浪潮迭起，从“新三论”到胡塞尔的现象学，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以及列维·斯特劳斯、索绪尔、萨特、海德格尔、巴特、伽达默尔、福柯、哈贝马斯等人的理论被大量介绍进来，大大刺激了中国当代文艺学的繁荣，涌现了大量陌生的术语，如文本、话语、符号、阐释、期待视野、召唤结构、语境、能指、张力、原型、在场、缺席……虽然有学者指出了当代中西文论的两次错位，即70年代末，中国的极端意识形态化批评走到终点，西方文论转向文学的内部研究，而后西方文论从内部研究转向外部研究，中国文论则由外向内，[3]但公平地看，这20多年堪称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最活跃最有生命力的时期。没有西方近现代文艺理论的引进、移用和启发，就不可能使中国文艺理论的基本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学术命题、治学方法、研究范式和学术视野产生深刻变化，也就不可能完成中国文艺理论从古典向现代的根本转型。而“现代性”的追求始终是这一转型的原始动因。

自然，为了求新求异，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赶潮头的倾向，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对西方文艺理论的移用，譬如对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叙事学等还未完全弄清楚，一下子又出现了对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的热烈关注，并以此套用到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与文化思潮，大量陌生化的理论术语密集轰炸，形成泡沫化的膨胀，显得空泛不实。这里肯定存在着将西方的理论话语机械搬用，错置到中国当下现实的弊端。任何一种外来的理论话语都有其相对性和有限性，应当重新语境化，才能成为中国文艺理论的有效资源。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是否本来就有自己独立的话语体系？在上世纪80年代前，我们的理论基本上是苏联毕达可夫等教材中的概念，如阶级性与人性、真实性与倾向性、个性与共性、典型化等，而且是以意识形态为核心。再往前推，20世纪上半叶，正是西方文学观念和理论的介入，才刺激了新文学运动，开始了现代文学的进程。虽也有叔本华从东方哲学中汲收资源，意象派诗人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借鉴，海德格尔对道家与佛学精神的推崇，但这些微弱的回声，并不能改变文艺理论单向输入的局面。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艺理论，更是多方位受到了西方文艺理论的深刻影响，造就了多元共存、众声喧哗的繁荣景象。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中国近百年的文论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文论的独白史”。[4]为何出现这种局面？根子在于中国古典文论面对新的历史时代，已无力回应新兴文化的挑战，失去了阐释效应与生命力。这是我们考虑问题的一个基本历史前提。既然如此，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仍应紧随当代世界潮流，以“现代性”追求为最高目标，才能有力回应新的问题，新的挑战，获得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二

与此相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主要资源与自我身份的确立。20世纪初当西方文化大规模引进时，就发生过关于中西文化的多次论争，从玄学科学的辩驳到新儒学的开新说，40年代的民族化讨论，直到建国30年的反西化的政治意识形态，都是为了确证自己的民族性和文化独立性。到20世纪末，主要是从1993年开始，当东方主义、文明冲突论、西方文化霸权、后殖民主义等一时成为中国知识界的热门话题时，一部分学者退回书斋，企图重续断裂了的文化传统，从自身文化中寻求学术规范和权威来源，掀起以“国学热”为标志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特别是对近代以来的激进主义进行了反思。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新评价可说是关键所在。因为“五四”是文化转型与现代性诉求的真正起点，但他们没有充分考虑“五四”反传统的历史合理性。一直以来，儒家文化对于异质的西方文化，对近代以来社会变迁的潮流表现出强烈的排斥倾向，而90年代的本土化主张，则是在全球化趋势日益加深，中国进一步纳入国际体系的背景下提出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量倾销文化产品及价值观，对非西方国家的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造成巨大冲击，因此，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尤其受到一些人的欢迎，如“直接的殖民主义已在很大的程度上完结，然而我们将看到，帝国主义仍以其在政治、思想、经济与社会实践中的特有形式，在普遍文化形式中徘徊”[5]这样的观点，很容易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当然，文化保守主义也并非一味排斥外来文化，可怕的是那种复古式的民族主义，由于近代以来文化上的挫折与自卑形成了深刻的“受害意识”，在外来优势文化逼压下，极易催生非理性的民族主义，习惯以意识形态看待不同文化间的冲突，片面夸大本民族某些特质的优越性，并以此拒斥其它民族文化中有益的东西。西方的弊端东方也有，将西方人对自己文化的批判反思当作西方文化没落的根据，缺乏学理支撑。而且在反对西方中心的同时，暴露出“东方中心”的自大倾向。文化传统不是静止凝固的，而是流动不居，需要不断汲收新的因素。对现代性的负面有必要进行反思（如过度的功利化，机械化，人性异化等），但我们的民族文化的负面同样也需要批判。民族主义者往往采用二元对立思维，将本土/西方、传统/现代看成截然对立的事物。在今天，则把西方文化等同于西方霸权，甚至等同于美国，认为现代性（化）使中国一直走在他者的路上，丧失了“我性”。“但‘我性’为什么不能是现代性？现代性为何是他者……现代性（化）作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它只存在‘谁领先’的问题，而不存在‘谁所有’的问题。”[6]现代性不是西方的专利，更不能将西方对现代性的反思作为拒斥现代性的理由。

从文艺理论上看，中国近百年的文学实践和文艺批评也有力证明了现代性的强大推动力。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审美、悲剧、形象思维、典型、期待视野、召唤结构等，这些来自欧美文论、俄苏文论和西方现代文论的理论范畴和术语，深刻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与作家的思维，大大拓展了他们的文化视野。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理论范畴与话语的引入，也是为了自身需要而拿来的，并不存在文化侵略与殖民压迫。正是在此基础上，才建立了中国现代形态的文艺理论话语，并跟随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实践进程，有效地阐释了一系列文学作品与文艺思潮。中国现当代的文艺理论成为连接西方文论与中国古典文论的桥梁，因此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自然，追求文艺理论的现代性和开放性，并不意味着可以割断与古典文论的联系。关于古典文论的“现代性转换”问题已提出若干年，并引发了热烈讨论。许多学者和文艺理论工作者在对古代批评史的描述、梳理和资料挖掘、个案研究上已作了不少工作。不过，将古典文论转换成具有当代性的理论资源，并且运用到对新的文学实践与文化活动的有效阐释上，鲜有成功的个例。围绕这一话题也是众说纷纭，歧见颇多。中国古典文论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是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与文化思潮的提炼和概括，打有鲜明的民族性印记，可谓独树一帜，尤其是对生命意识的弘扬，对主体心灵世界的探索，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上，有许多精细独到的见解。但其中的许多概念无学术上的严格界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如清、远、古等概念，妙悟说、性灵说、神韵说、风骨说等范畴，带有极大的玄虚性，难免会产生人说言殊的弊病。其它如意象、意境、缘情、情真、形神、肌理等也存在思想内涵上的互补、衍生、变异、相叠等现象。由于古典文论的思维方式大多是经验的、直观与感悟的，所以其理论命题、范畴和概念往往含义模糊多向，缺少严密的论证和一以贯之的稳定性，难以形成自洽的科学体系，在批评形态上则大多是印象式、点评式（譬如众多的诗话、词话），显得零散无系统。而且古典文论多以诗文等抒情文学为对象，对小说和戏剧等叙事文学的评论缺乏学术传统。从“诗文”到现代形态的文艺学，不但学术的思维对象发生了变化，更主要的是思维方式、范畴、命题、观念发生了变化，比较起来，现代文艺学的思维形态强调理性、思辨、推理和归纳，批评形态上更具有科学性、逻辑性和系统性。

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是在现代文化转型的基础上产生的，是现代性追求的结果，而中国古典文论与现代文艺学无论是思维形态还是批评理路上都存在根本差异。因此要完成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确实存在相当难度。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并非古典文论的复兴。有人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改变现代人的思维方式，以便认同古人的思维方式，按照古人的思维来把握古代文论的真实内涵。[7]这种回到古代的观点令人费解。古代文论所以在近世衰落，根本原因在于它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时代，无力对新的文化作出有效阐释。传统文化是与农业文明相适应的知识形态，其背后有一整套的农业文明的制度、经济、政治、价值取向，本质上是与现代文明隔绝的，是另一种系统。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解体，相当程度上成为异质性存在，因此，要回到古代去就必须将近百年来的现代文化、思维形态彻底放弃，这是绝对不可行的。需要警惕的是，在全球化语境中提出的这种主张，目的在于抗衡西方的文化“殖民”，极容易走向自我封闭的文化保守主义。中国古典文论只能在扬弃与改造的过程中，被部分地吸纳转化，成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的一种资源，而不是主体和核心，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当然，正如钱中文先生所言，“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不是满足于把个别古代文论吸纳到当代文艺学中作为点缀，而要对古代文论具体的理论范畴进行清理，对古代文论的根本精神、总体特征加以改造”。[3]但立足点和基础无疑是现当代的文艺理论。

三

基于以上论述，要推进中国文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必须抓住以下几个环节。

首先，近百年来形成的现当代文艺理论应成为最主要的资源。因为它是适应新的时代、新的文学实践而建立起来的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学科，从总体上看，曾经或正在有效地阐释现代中国文化文学的一系列现象和思潮，推动了中国文学的不断更新发展。对现当代文艺理论的一系列范畴、概念和术语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清理、整合，并从实际应用中得出经验和教训。应当打破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壁垒，采取一种全方位开放的姿态，将文本研究与社会历史研究结合起来，注入现实因素，激活文艺理论的当代性生成并发现新的问题和可能性。更重要的是，文学理论要与文学实践活动保持密切的同步性，只有以实践为基础的文论才有可能获得生命力。因此，文艺理论如何回应当代文学不断出现的新景观是重中之重。譬如上世纪80年代针对政治意识形态的主宰，提出了文学自主性，以求获得文学的独立品格。90年代后，针对世俗化、商品化的潮流，拓展了大众文化、影视文化、多媒体传播、网络文化等新的文艺理论研究范畴。同时，迅猛推进的全球化浪潮也构成背景条件和现实语境，深刻影响着当代文学与文艺理论的发展。譬如随着资本进入文学市场，经济思维改变着传统的价值观念，文学成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科技全球化带来的电子信息、网络数码图像等技术使文学从语言向图像转换，改变了人们的文学活动方式，并消解了文学的深度模式，使文学走向浅表化、碎片化和游戏化。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及文化与意识中交替存在的前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因素，决定了中国文化生态的复杂和多元。这些都要求文艺理论确立实践精神与现实品格，抱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作出敏锐的反应，而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机械滑行，失去内在的人文精神。

其次，进一步扩大对外交流。只有面向整个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汲取一切有效的理论资源，才能适应全球化时代社会生活与文化实践变异带来的新语境。如上所述，二十世纪初发轫的中国现代文学观念与文艺理论正是受西方文艺观念的启发刺激而开始的，是整体性知识谱系的切换，不同的是，那时是一种无奈下的被动反应，现在则是一种主动选择，是以自信和自主为基础，能以更耐心、更宽容的心态面对世界。我们并不认为历史的演变一定是朝西方文化的线性发展，也不赞成建立同一的全球文化，同一的世界价值体系（事实也不可能），但西方的现代化毕竟为后发性现代国家树立了一个标杆，毫不夸张地说，21世纪中国人的话语形态早已深刻地渗透了西方文化的思维特征和价值观念（即使在建国后三十年整体性反西化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也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活密切相关），这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应当看到，确实存在一些超越地域与种族的具有普适意义的价值理念，譬如民主、科学、自由、对个人的尊重，都是现代化的公共元素。不同民族的文化有其相对性和差异性（包括语言、宗教、价值观、行为规范、制度等），但不能将这种相对性和差异性绝对化，甚至将东西文化看作完全对立的话语系统。文艺理论领域也是如此，现代性已不只是一个理论术语，更是我们所处的现实，从根本上制约着现代文艺理论的限度及发展空间。因此，必须超越本土身份所加的种种限制，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追求一种合理性。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找一个与西方现代话语相抗衡的话语系统，而是使自己的理论话语更丰富更有活力。事实上，像大众文化、种族与性别、全球化、人的存在及其命运、信仰失落等已经成为中外文学理论批评、文化研究共同面对的问题。所以“对话”才是唯一的选择，是一个异中求同、同中求异的双向运动。而文化间的差异性是维系对话和理解的前提。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注定要更多地向异质理论汲取新的资源。仅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文化批评等来自西方的理论话语，确实激活了中国文艺理论话语，大大开拓了我们的理论视野，形成了多元繁荣的景象。不过，这里还牵涉到一个所谓的“误读”问题。原因可能是对西方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不甚了解，注重于理论话语的快速移植应用，但主要还是按照自身的现实需要和文化语境加以取舍，注入了本土内涵，从后者来说，这是一种必要的误读和变异。事实上任何一种对话都是在某种有意味的误读中完成的。当然要尽量减少西方理论话语的机械移用，对西方理论话语产生的内外因素做必要的梳理考察，找出它的有效性和局限性。由于作品与理论的互补性，应当细致考察分析外国文学、艺术作品，发现理论的丰富性和针对性，避免从理论到理论的平面滑行。

再次，处理好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这一问题不像面对西方强势话语会引发众多争议，因为任何民族都拒绝丧失自己的文化记忆。但问题并不那么简单。由于社会形态转换所造成的历史“断裂”，我们的整个知识立场是以西方的现代知识谱系为参照，对文学艺术的研究理解基本上是用西方理论话语展开的，这样一来，传统的诗学知识反而成为“他者”，变成了异质陌生的东西。传统诗学无法有效地表达鲜活的现代生活经验，这是它衰落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前提。历史不可能推倒重来，虽然王国维、闻一多、朱光潜、宗白华、钱钟书等学者在中国古代文论的弘扬上做了有效探索，但古代文论终究无法成为主流。一些学者主张对古代文论做还原性工作，即把古代文论放回到产生的文化历史话境中考察，力图揭示本来面貌，保持它的自洽性，但事实上，“由于是用西学知识原则和理论逻辑来理解传统，使得‘研究’传统实质上就是将传统知识向现代西学知识形态同质化归，无论是阐释、分析，还是评价，都是将传统知识‘转译’为现代知识”[8]。我们不赞成把古代文论完全纳入西方文论的逻辑框架，也不赞成一味给古代文论贴现代标签，但也反对将古代文论的整理仅仅看成是考古和训诂。完全的还原谁都做不到，因为不可能完全用古人的思维看待问题。其实对古代文论的解读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误读”，追求绝对客观几乎不可能，每一个研究者总是在研究对象中渗透了自己时代的观念、审美意识，自己的人生体验和价值判断，总是以“现在”的目光重新打量，去发现传统诗学中那些有生命力的、能有效切入当代现实、解释我们生存状态的因素。所谓古代文论的现代性转换就意味着对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必须指出，即使“转换”后古代文论也不可能成为当代文艺学的主体，如果不确立古代文论研究的当代立场，以丧失当代性而回归传统，也就失去了参与当代文艺理论建设的条件。

[1]邵建．世纪末的文化偏航——一个关于现代性、中华性的讨论[J]．文艺争鸣，1995（1）：25-35．

[2]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646．

[3]钱中文．全球化语境与文艺理论的前景[J]．文学评论，2001（3）：6-17．

[4]孙绍振．从西方文论的独白到中西文化对话[J]．文学评论，2001（1）：71-78．

[5]萨义德．萨义德自选集[M]．谢少波,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89-190．

[6]陈定家．走向新世纪的文艺之思——中国文论最新热点问题研究述要[J]．浙江社会科学，2001（3）：149-154．

[7]郦因素．文学理论：留给二十一世纪的话题——1999世纪之交：文论、文化与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J]．文学评论，1999（4）：152-158．

[8]曾庆顺．从“失语症”、“话语重建”到“异质性’”[J]．文艺研究，1999（4）：3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