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媛 李婷

“简牍上的这个‘偷’字，可不是偷盗的意思，应通‘愈’，表痊愈之意……”

“官牛一、黑、犗（jiè）、齿八岁、夬（guài）鼻。悬泉置遗址出土的一枚木简上，详细记载了一头官牛的毛色、齿龄等特征，这是我们了解两千多年前悬泉置管理的第一手材料。”

这是兰州大学文学院古文字学专业的学生正在跟着老师读简识简，带领学生读简的是甘肃简牍博物馆整理研究部主任肖从礼。

“简牍是原生态的文献资料，展现了我国古代历史最真实的面貌。”肖从礼说道，“敦煌莫高窟静立千年，一代代人守护着莫高窟，传承着敦煌文化。在西北地区，还有很多值得弘扬传承的文化，简牍就是其中之一。”

这十几年，许多研究简牍的专家学者不遗余力地推进着甘肃简牍的研究工作。随着《肩水金关汉简》《天水放马滩秦简集释》《居延新简集释》《悬泉汉简》（第一二卷）等书的出版，甘肃简牍上的珍贵古文字得以重现于世人面前。

简牍学是“冷门绝学”。在肖从礼看来，学会释读简牍上的每一个字，是研究简牍要练的基本功。

“简牍上的文字需要通过释字、断读、缀合等多个环节的缜密考订和反复推敲后，才能确定其意思，有时候一个字需要推敲很久。”肖从礼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为了求解一枚汉简上的古字，他曾经查遍了手头的文献典籍，仍百思不得其解。大约一年后的某一天，他才突然悟出了其中的意思。欣喜万分之余，也让他对简牍的释解又多了几分认识和感悟。

一枚枚古老的简牍，通过镌写在上面的文字无声地向世人诉说着不同的历史故事：有政治经济、丝路贸易，有当时的诏书律令、交通往来，还有一封封边塞书信。简牍将现在与过去勾连，古人在那头，今人在这头。

常燕娜是甘肃简牍博物馆科技保护部副主任，每天她都会跟两名工作人员去存放简牍文物的保管库里巡检。

“这里一共存放了4万余枚出土于西北地区的简牍。”常燕娜介绍说，“由于地域原因，在甘肃出土的简牍材质绝大多数为红柳木、胡杨木、松木，竹简极少，但在天水放马滩地区出土的简则为竹简。”

一枚枚木简被密封在长条形的玻璃管中，还有几枚被密封在有机玻璃片里，然后被有序地排放在专门定制的盒子当中。管内的木简长短不一，木纹黄底上镌写着黑字，清晰可见。

经过地下千年的埋藏，很多木简已经损坏，墨迹脱落，编连成册的绳子也大都腐朽无存，这给出土后的简牍整理工作带来一定困难。

“在出土時，考古发掘人员会在每一枚简牍后面都写上编号。这一个个特有的编号如同我们的身份证号码，随着每一枚简牍的出土而记录入册。”常燕娜和文物保管员们对这上万枚简牍可谓如数家珍。

“这一枚枚简牍，如同阅尽沧桑的老者，它们带着感情、带着温度诉说着自己的故事。”每每谈到这些馆藏的简牍，常燕娜的脸上总是洋溢着笑容。

在她看来，跟这些文物在一起，让她学会了用心去倾听它们的“声音”，从而感知“历史的温度”。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研究简牍，让甘肃简牍“活”起来，让“藏在深闺”的甘肃简牍走出去，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朱建军不断探索、实践。

“文物本身不会说话，需要我们通过整理研究，挖掘出文物背后的故事，再借助形式多样的方式进行传播，才能让其真正‘活’起来。”朱建军说。

朱建军一直在寻“路”，寻找一条简牍与人们之间的“路”。他笑着说：“一枚枚尘封的甘肃简牍，将带着历史的印记铺陈在世人面前。那里如同时空隧道，可以开启人们对历史的探知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