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聂鑫汉

聂鑫汉：您好。我俩虽然不缺少见面的机会，但很难静静地坐下来谈谈您的文学，您的人生。您的中篇小说《拜托了，风儿》，长篇小说《苦楝树》，长篇小说《工厂工会》，先后在《当代》发表了，在湘潭文学界有很大的影响，请您谈谈您的创作历程。

楚 荷：我走上写作的路，先是命运开玩笑，后是走投无路，不得不走。

1978年高考，我以几分之差名落孙山。而名落孙山，完全不是水平的原因，是命运。譬如说作文，30分的题，我得了零分。我将要求的缩写，写成了改写。我没有看清题。而一直引以为自豪的数学，居然只得了27.5分。我知道原因，是与我平常的习惯有莫大的关系。因为我在试卷的两边的空白处，做着演算。卷面几乎没法看清。第二年，又参加了高考，又是命运使然，居然差一分。如果我不去做9个月临时工，结果可能完全两样。最叫人尴尬的是，我的初恋女友，她考上了。我想再复读一年，我娘说，养我养到了17岁，得自食其力了。我在娘逼迫下，参加了技校考试。技校委实太容易考，我当然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当时最好的技校——湘机技校。

在技校两年，在湘机六分厂搞翻砂的3年，我非常痛苦，一为自己前途的渺茫，二为失去了珍贵的初恋女友。为了逃避现实，我逃到书堆里去，逮着什么读什么。那时候，主要读的是历史、哲学、中国古典散文和诗歌，以及不少的世界名著。这事，有一次和孙公孙南雄谈起，我说，那段时光，是我的大学。“我的大学”为我后来的写作打下了一定基础。至少，我如今能写出不坏的旧体诗和像个样子的文言文。

感谢命运，这个时候来了一个转机，我调到了自来水公司三水厂，做三班倒。上班时，事儿的确不多，抄几个数字，摁几下按扭，一个班就这么点儿活。因此，我几乎可以将全部时间用在读书上。那时节，我对我们当时的厂长说，在这儿上10年班，不想成为学者，只怕都难。

1985年，板塘地区成立了湘水文学社。当时，组织者到各单位串联，希望各单位的文学爱好者都能加入这个文学社。我们的团支部书记挺有意思，说，三水厂什么事都没有落后于人，成立文学社，我们派5个人去。三水厂不到百人，要派5个文学爱好者，谈何容易。因此，我被派去了。其实，当时，除了写点旧体诗，偶尔写点新体诗，我基本不写作。我当时读书，没半点功利，只是为读书而读书。进了文学社，有了文学氛围，开始写作了。

1986年，我尝试写了一个微型小说《秋叶》。自己看了几遍，觉得蛮像一回事儿。我便拿着稿子跑到长沙，找到《新创作》编辑部——记得是一栋两层楼的木质房子。编辑部里有一个男编辑坐在那儿，我将稿子递给他，说了些谦逊的话。那编辑叫我将稿子放在那，说他会看。我说，只有3000多字，我在这儿等着你看完。编辑拗我不过，只得看。他看完，说，氛围相当好，留用了。过了两个月，《秋叶》发表了。没想到，第一次写小说，就发表了，那兴趣可想而知。我赶紧又写了一篇，叫《黄菊秋》，投到《湘潭日报》，没想到，又发了。接下来，1989年和1990年，在两家省级刊物发了短篇小说《没有必要后悔》和《黑孩子》。

1990年后直至1997年，没有写东西。原因挺简单，写作不赚钱。我想发财，便做生意。做过南杂生意，做过书生意，亏得一塌糊涂，只得不做了。

到了1997年，当时我们自来水公司一个副经理，说，希望我出任劳动服务公司的办公室主任，那主任，属于自来水公司的中层干部。我将这事儿看作命运的转机。可是，当时的经理坚决不同意。我跑到经理家负荆请罪。我之所以说是负荆请罪，是因为这个经理，原来是三水厂厂长。他任厂长时，很重用我，让我干企管员和工会主席。我做生意要时间，坚决要求辞了企管员，去干三班倒。他当时找我谈了很久，希望我不做生意，好好工作。他的确是好心，是我辜负了他，至今我都觉得，在我和他的这段纠葛上，是我对不起他。

他不同意我去干那个办公室主任，只允许我在三水厂倒三班。我离开他家时，对他说，这辈子我也不找你了。的确，我再也没有找过他。我回家前，一个人在板塘铺喝了一瓶半白酒，醉得一塌糊涂。

我除了写作，无路可走了。于是，我下了决心，写作，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写作。

文学帮助我思考，让我知道怎样去认识和把握世界。它成了我人生的一个支撑。有时甚至是一种信仰，一种宗教，一种终极的价值追求，在我现实生活遭遇困顿时，给我以精神的力量。

聂鑫汉：湘潭的中长篇小说创作来势看好，请您谈谈湘潭小说创作的现状。

楚 荷：湘潭小说的创作，可用这么一句话来概括：可喜，堪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可喜的一面，一是湘潭的老作家，诸如杨振文、谷静、江立仁、孙南雄、冰静，以及已故的贺一鸣等，不遗余力地帮助着中青年作家，使中青年作家少走了不少弯路。二是像杨华方、赵竹青、聂鑫汉在全国都有了一定的影响。华方的红色纪实小说的创作，获得了毛泽东文学奖，为湘潭开创了历史；竹青的小说，直抵人性最根本的东西，叫人沉思；鑫汉的小说语言，朴实，清新，简练，读之如饮好茶。三是湘潭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小说作家群，像楚子、张德宁、罗未迟、陈金亮、徐秋良、陈沸湃、齐延龄等等，都有了一定成就。四是湘潭有一个很不错的评论家群体，有季水河、吴广平、吴投文这样学养深厚的教授作为领头羊，有罗并湘、田园等一批很不错的评论家。五是湘潭其他文学门类，如散文、诗歌在这些年都有了很不错的成绩。

堪忧的一面，主要是后继乏人。四十岁以下的小说家，在湘潭，我几乎没有看到。

应该承认，到目前，湘潭还没有产生大家。要产生大家，除了作家自身的努力，恐怕政府和社会要营造更好的氛围。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如果只停留在会议和文件上，产生大家的路，可能要远一些。但，要相信，湘潭产生大家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那就是这支不错的作家队伍。

聂鑫汉：您的作品题材与现实生活有密切的联系。如写工人下岗、工厂工会主席等一系列优秀作品，您是怎样处理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之间的距离的。

楚 荷：我生活在底层，每天都在经历和接触社会底层的人和事，只要生活中的人和事触动了我，我就有“写一篇小说”的念头。在写他们的时候，我是想尽量地保持着生活的原貌。我崇尚这种表现方法，虽然从生活到作品有一段距离，这样的写法会被一些人认为是生活的照搬。但我始终认为，只要你选择好最贴近的素材，做到该加工的加工，该少加工的少加工，该不加工的尽量不加工，这没有什么不好。当然，我也羡慕别人的超现实甚至魔幻写法。但，羡慕是羡慕，我做不到。再说，我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写法，去走别人的路。

另外我还想说，你提的这个问题，涉及到文艺理论范畴了。文艺理论正是我的弱项，谈不好。我只能这样概括地说，我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这些可以写成小说的材料，绝不会放过，因为，有些事和人的本身，就是一篇小说。当然，写作时，力求通过使用经典细节，将故事写得生动传神，让人觉得它真实可信，这样就达到目的了。其实，许多经典小说，就是这样做的。如《红楼梦》，如《水浒传》和《儒林外史》里的某些经典章节，如《茶花女》《简爱》《安娜·卡列尼娜》。

聂鑫汉：有人说“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光”，而您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可以把生活小事信手拈来而发掘成一个典型的故事展现在读者面前，请您为后来者透露一下您的创作经验，在小说创作上怎样发掘现实性题材？

楚 荷：现实生活要在人眼睛中产生美，必须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这个人，他必须热爱生活，热爱人类。同时，他必须大气。如果缺少这种爱，如果他小肚鸡肠，生活再多的美，他也视而不见。我以为，热爱生活，热爱人类，他天天都会在生活中发现美，他真的会生活在美好的阳光之下，因为他不会被自己的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所缠绕。一个人，如果被鸡毛蒜皮缠绕了，成天怨天尤人，哪还能去发现美，或者发现丑？必须说明，一个人发现美的能力有多大，发现丑的能力就有多大。反之亦然。

天天发现美，美就多了，天天发现丑，丑也多了，他就可以在许多的美和许多的丑中，选择他需要的素材，于是，他的作品，在美与丑的对比中，有了美感。

也就是说，美在生活中，有时就像是一幅多彩的三维图，有人可以从中看到丰富多彩的景致，有人却看不到，这就是发现。有志写小说的人，都要做生活的有心人，即戴上一副生活小说化的眼镜，去看待周边的人和事物。先是生活小说化，进而小说生活化。

聂鑫汉：据我所知，您最初出版的两部长篇小说《梦里春秋》 《棋王》是自费出版的，当时家境并不太好，为什么非得自掏腰包来出版呢？这与您以后写出不少优秀作品在报刊发表有必然联系吗？

楚 荷：我没人赞助，又决心将这条写作的路走下去，当时，又没有出版商愿意出，只得自费出版。但出版后，时任湘潭文联主席的孙南雄老师，你，时任文联组联部部长的聂鑫汉，时任湘潭日报副总编的黄垠大，作协主席杨华方，对我的帮助相当大。当时，你们四个人，我一个也不认识，而你和孙公，向市政府申请专项资金为我开研讨会，黄垠大和杨华方则积极为我组织评论，甚至都亲自写了评论文章。这些事，至今想起来，我都十分感动。可以这么说，没有你们四个人的帮助，就没有我后来的创作。因为，我无法看清我自己，到底达到一个怎样的写作水准。

可以说，《梦里春秋》和《棋王》使我收获了信心，同时，收获了无私的友谊。

聂鑫汉：您是一个爱读书的人，平常您都看哪些作家的书？另外您能否谈谈对现阶段群众阅读的看法。

楚 荷：我最喜欢的作家，曹雪芹，吴敬梓，施耐庵，沈从文，老舍，贾平凹。只要是人文方面的书，我都读。但随着年龄一天天往老的方向走，读的小说，我基本集中在我喜欢的作家身上。有许多作品，我都是读了一遍读二遍。譬如《红楼梦》和《儒林外史》，我不知道读了多少遍。对于读书，我的年龄，已不允许我走“博览群书”的路了。人生有涯，读书无涯，有什么办法呢？

关于阅读，我想说的是：人的一生有许多美好的记忆，阅读肯定是其中之一。贺麟说，阅读是“划分文明人与野蛮人的界限”，梁实秋说，是“最简便的修养方法”，这些话，说得十分到位。好的书籍记载的都是前人的智慧和学识，后来者借着读先贤们的书，便能与他心灵相通，受其教益，为之熏陶，以致远避世俗的侵蚀，渐达高远的境界，这本身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黄庭坚说：“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按照黄庭坚的标准，如今的人，委实不那么可爱了———随着网络文化的兴盛，影视霸权的确立，手机短信的风靡，人与书的亲密关系都在面临考验，人与经典之间的关系，更加叫人堪忧了。所以，我提倡在这新时代里，阅读经典，它能给我们人生带来真正的美好和愉悦。

由2位具有多年影像诊断经验的核医学医师对所有患者的影像学资料进行背对背阅片，对受试者病灶感兴趣区（region of interest，ROI）进行勾画，并计算其最大标准摄取值（maximum standard uptake value，SUVmax）。18F-FDG PET/CT阳性的诊断标准为18F-FDG摄取的SUVmax高于周围本底水平（一般SUVmax≥2.5）或病灶同机平扫CT具有典型恶性形态学征象。

关于群众阅读，毕竟现代社会是多元社会。所以，我们在要求自己读经典的同时，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这么做。因此，一方面，我觉得，他愿意读什么，就读什么好了。这是人的生存态度和生存方式决定的，他读什么都无可厚非。另一方面，对于有志于写作的人，我觉得，必须有选择地读书。有一次，我在湖南科大讲座，回答一个大学生文学爱好者提问。他说，他喜欢看言情小说，喜欢看武打小说。我说，我相信你有三百岁的寿。但三百年，也只有那么长。现在，人类一天出的书，你十辈子也读不完，所以，还是要有选择性的读。选择什么，选择经典，选择和自己风格相近的。

聂鑫汉：现在文学圈决定文化大繁荣、文化大发展的大背景下，出现了创作兴盛的文学景观，网络文学、博客文学的勃兴，办刊物出书热持久升温，新人辈出，日新月异，成果颇丰，但我们不得不对其质量质疑。您对当前文学界在世界上有种怎样的定位？你看好哪些作家？

楚 荷：我觉得有种观点是错的，就是认为中国文学，远不如西方文学的观点。这个问题展开来说，太大，也不易说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中国做作家，比在西方做作家，要难。

网络文学、博客文学恰恰证明了一点，无论什么人，只要他成年了，对文学都懂。因为文学是人学。同时，大家都写，有了广泛的基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我总是想，写作，首先要让人能看得懂。所以，我很反对写那些别人读不懂的文字。别人读不懂，自以为高深，其实，是在回避自己的短板。可是，短板除了努力地提高，没有其他路可走，想回避，是绝对回避不了的。

作为文学追求者，无论他的文字以哪种方式出现，都应该注意提高自己。提高自己，除了将已取得的成就，或者说，将已写出的文字，当作包袱放下，去追求新的突破，别无他路。在现代仍然活跃的作家中，我最喜欢贾平凹，那是一个天纵之才。

聂鑫汉：读书、生活与写作到底有多大的联系？读书，对于你的创作之路有影响吗？

楚 荷：读书和生活，是写作的两大前提，或者说两大基础。二者就像砌房子的水泥和砖，缺一不可。举一个例子，我小说中很多景物描写，直接来源于古诗词，而故事，有一些几乎就是生活的翻版。

读书，不仅仅对作家来说，是必须的，对任何群体都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活动，它可以指导人生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读书不一定是为了成为一个作家，而是为了自己的人生。读文学书，能使我们单调的生活变得复杂，窄小的心灵将变得广阔。文学鼓励我们用别人的故事来补充自己的生活经历，也鼓励我们用别人的体验来扩展自己的精神边界——每一次阅读，我们仿佛都是在造访自己的另一种人生，甚至，阅读还可以使我们经历别人的人生，分享别人的幸福快乐与忧愁伤感。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一个人不愿意读书，也拿他没办法。因为，那是他的生存态度，只得由他去。我的这个态度，也是我自己不打麻将，不赌博，但不反对别人打麻将，不反对别人赌博的原因。因为，他在那个里面找到了乐趣，只得由他去。

爱上读书是一件幸福的事，它往往决定一个人未来的命运，决定人的生活态度和生存方式。我在苦闷的青少年时节，随手翻阅的文学书籍，虽然当时不能全部理解书中的世界，但那些也是点点滴滴的积累。回忆我走上文学道路的经历，青少年时期的读书，似乎是个开始。要读书，但一定要读好书。读书是幸福，读好书是更大的幸福。有些经典阅读可以净化灵魂。譬如说沈从文的《边城》，读的时候，可以感觉到，有泉水在灵魂上淌过，那种感觉，太美了。

关于读书对我写作的影响，我写过一篇文章，叫《读书、写作与我》。文章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书有几种读法。其一：是为自己打下扎实基础的书。譬如本国的历史，一些历史沉淀下来的文学作品，不要拘限于某一家的哲学书籍等，是肯定要认真地读，并且要使其成为自己的东西。什么叫成为了自己的东西？就是让它像自己的血一样，流淌在自己身上，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成为了自己的东西，才会形成独立的人格。没有独立人格，写作只怕是欺世盗名。其二：为写作必读的书。写一篇文章，对某些方面不了解，怎么办？只能采取临时抱佛脚的想法，找到那些书，捡要用的读。其三，没事时，随意翻一些东西，将那些有益的东西，多读两遍。”

聂鑫汉：您认为写作是个人生活经验重要，还是个人天赋悟性重要？而您是靠什么写出优秀小说的，有所谓秘诀吗？

楚 荷：我认为，个人生活和个人天赋都重要。

写作，写什么？当然就是写生活。没有生活，如何写？写作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话千真万确。注意，首先是来源于生活。

天赋有没有？当然有。有些人本身就是为写作而生的，有些不是。许多人以为写作这事儿好干，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干了这事儿，其实，他并不适宜干这事儿，他可能适宜干音乐，或者种田，或者打球。我在十二岁到十五岁的这三年，画了三年画。后来，不画了，为什么，我感觉我怎么画，也会画不出名堂。也就是说，我确信，我没有画画的天赋。再说，为什么曹雪芹能写出《红楼梦》，老舍能写出《骆驼祥子》，小仲马能写出《茶花女》，我没写出来——至少我现在没写出来，以后，能不能写出来，希望能。

至于后面这个问题，说实在话，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该这么写才会出彩，就这么写了。

聂鑫汉：有人认为您的小说，调子比较低沉，情绪有些暗淡，写法比较现实主义，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楚 荷：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有些小说，是这样的，譬如《拜托了，风儿》 《落地为兄弟》 《苦楝树》 《梦里春秋》，是这样的。有些不是，甚至恰恰相反。譬如《工厂工会》 《月女》就不是。至于为什么，我也说不清。

聂鑫汉：有人认为您的作品所展示的基本上是人的生命与生存生活的基本困境之间的无法解决的冲突，不知道这种概括正确与否？

楚 荷：大致是这样的。我的写作立足于人的生存状况与文学世界的关联，从人的自然、社会、精神等三重属性出发，探讨人的种种生存困境，指出人的三重属性相互依存、相互冲突，既是个体人生不能摆脱的宿命，也是一个个生命过程的魅力之所在。基于人的自然、社会、精神三重生存困境的对真、善、美的追求，便是文学的永恒价值。具体落实到小说里的人物，故事，就产生了悲剧和喜剧。正如有读者认为我的小说有的调子低沉，有的调子欢快。这种给读者的感受，不能怪作为作者的我，都是人物命运闯的祸。

聂鑫汉：您的小说尽管有时采用第二人称、第三人称来叙述，但都感觉有您自己的影子，这种读者的感觉对吗？您企图通过小说人物解决社会某些问题，但最终是要解决自身的问题。

楚 荷：一部小说，没丝毫作者的影子，只怕难。但说有太多的影子，也不现实。于我本人，《梦里春秋》前半部有很大的自传因素，其余的作品，只有不太多的影子。我的作品，大多是希望自己能站在时代的高度，去推动解决这个时代的弊端，使社会变得更美好。我一直以为，一个作家，应该是政府天然的批评者，但不是反对者。批评和反对不一样。批评，是一个作家的良心和责任，是希望社会一天比一天进步，一天比一天美好。反对者，就不同了。反对者，不管政府做得对与不对，他都站在反对面。

聂鑫汉：最近在写什么新小说？

楚 荷：最近在改以前写的长篇小说《狗崽王三》。小说写的是一种精神——不碰南墙不回头，碰了南墙，就将南墙推倒，走过去，再去碰新的南墙，再去推倒它。我认为，这是一种真正男人的精神。我理解中，湘潭人就有这么一种精神，至少我本人有。我走过的路，和正在走的路，证明了这一点。不过，说明一点，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不是什么南墙都要去碰的。都去碰，一是人生苦短，二是会头破血流，也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