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云春

文学场域中80后的出场方式尤为特别，他们发端于新概念作文大赛，得益于网络媒体的勃兴，加上消费时代的雨露滋润，成就了一批瞩目的青年作家。早期80后写作多被诟病，因其太过显著的代际征候——题材多聚焦青春校园、手法偏好奇幻和穿越、姿态多是自恋和标新立异。拘泥于自我和纯粹想像世界的写作无疑是最坦率暴露了作者世界的经验贫乏。作为一代人总难逃脱共时性的话语背景，这就让一代一代的作家群思考、阅读、写作会有些雷同和重复，甚至他们的精神高度都会有几分的相似相近。作为青春文学现象的80后写作，经过十多年的历练渐渐走出了公众文化视野，转而沉静为一种常态的类型写作。而80后写作往往被贴上了青春叙事、奇幻想像、小我抒发的标签，作为teenager其笔下总洋溢着澎湃的主体性，其作品中纤毫毕现地展演着自我。他们有权选择自己熟悉并乐于亲近的生活，他们也有权疏离自己还没有把握好的陌生题材。然而十年后的今天，多数已过而立之年的80后作家写作语境和生存处境都发生了巨变，其文学表达的路径和姿态也已经不再单一。十多年的风云变化和各种新生力量的出现让80后这个写作群体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这是我最近读了一些80后作家作品作出的直观判断。近日读到青年批评家李德南《在新的文学机制和时间境域中诞生——分化时代的80后小说》一文，对其从文学机制和时间境域角度的透彻分析心折首肯。诚然越来越多的80后作家开始向现实挺进，回归生活现场，他们开始叙写中国沸腾不息的现代性经验，追问俗世人生的存在意义，甚至一些80后作家把现实主义作为作家精神的基本处境和创作的根本出发点。而这一部分作家，“从往往出场方式而言，他们在同代人中看起来和传统作家并无二致，与前辈作家的精神联系也非常密切，表面看来，他们既不时尚也不前卫，更不另类。而事实上，他们注重小说的形式实践与思想探索，起步虽晚，但后劲充足，有不少人的作品甚至极具先锋气质。”①这一部分作家的小说故事中，我们读到了现实的悲哀和欣喜，看到了人性的丰富和幽微，发现了生活的暗处角落和灰色地带，也触摸到了文本背后年轻作家的韧劲，听到了他们成长的拔节声。

早期80后写作多是青春集体焦虑的文学表述，而今他们开始积极介入沸腾的生活，在各自的文字中表达出更加多元的个体性精神特征，不过他们向时代精神内核挺近的深度与广度有深浅之别，因此简单的代际研究面临了一定的难度。简单的代际批评是赋予许多文本一个作者，强调了文本与作家世界之间的千丝万缕联系。这种分析带有一定的梳理性和可信性，但往往容易忽略文本的内在审美自足特性。

云南作家包倬的作品总给我一些喜悦，《四十书》《纸命》和《三伏天》都不例外。这种喜悦与轻浅愉快的文字无关，而是与其中对现实灰色地带的铺排和对现代性怨恨产生的沉潜有关。青春自恋、奇幻想像、自我抒发都与他的作品无关。他的写作姿态和对现实社会的关心，使得他写作的精神原点无比平实，既不时尚也不前卫。正是这种不时尚也不前卫的写作出发点让人喜悦——80后作家开始沉静和踏实，回归了小说最朴实的出发点。中国古代小说盖出于稗官，源于街谈巷议，传自道听途说，由此可见小说文体最广泛的民间性特色与社会世相基础。《四十书》写人到中年的生活际遇，所谓“成功人士”遭遇的生活伏击。不过其中的张先生并不是作家要同情的对象，反而是其刻意暴露反讽的人物。从外貌勾勒的笔触就可以读到作家的讥诮：刚摆过四十岁生日大宴的张先生面容发胖，皱纹横斜，动作迟缓，眼袋下垂。小说一开头就延宕了张先生因为情人叶小姐怀孕而需要紧急抉择和面对的处境，转向煞有介事地描写他排山倒海的拉肚子细节，一个严肃重大的抉择，一个自然的生理现象，一轻一重并置一处，反讽而滑稽。这让我想到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情节：特丽莎第一次来到布拉格找到托马斯家，当她敲开托马斯的门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她惊恐地听到了自己肚子里的吼叫声。昆德拉善于通过小说人物揭露人类的基本经验——灵肉不可调和的两重性。②显然包倬的作品有对米兰·昆德拉经典作品的学习和互文的痕迹，他也许在小说的某处精神领地——比如生命的轻与重、灵肉等存在符码上高度认同甚至追随着米兰·昆德拉的某些哲学。《四十书》中的张先生面对情人怀孕、儿子被绑架、妻子揭穿丈夫出轨的时候，放逐成功与完美的生活假象中的诗意。最意味深长的是小说结尾：儿子失而复得，妻子为此原谅了丈夫，她要求张先生向儿子保证并和情人一刀两断，回到生活正规。作者只写张先生向惊魂未定的儿子作了潦草的承诺后，露出了莫衷一是的微笑。这微笑如一个人生分水岭，一面是健硕阳光、智慧不惑的正向人生，另一面是《四十书》中的张先生苟且敷衍、沉溺于灰色道德的脸谱。我以为包倬对时下的生活是敏感而切实的，他把创作的触须扎根于厚实的生活现实，因此才能描摹出“张先生”这样的鲜活人物形象。消费主义蔓延的现实境况中，执着于道德灰色地带的人何止只有“张先生”，他只不过是“这一个”而已。也许正是基于此，包倬并没给出张先生的名字，只给出了一个存在的语码。“张先生”们游走在善恶黑白之间，他们践行着道德上的妥协，并随时背弃德性的标准。亲情、生命、爱情都不能让“张先生”动容，在他的生命天平中这些都只是一种人生哲学和生活选择而已。“在现代文明中，道德堕落的最明显征状是人们对待道德问题的态度，可以这样的概括：没有黑与白的绝对对立，只有灰色。”③灰色道德的崇拜者不求善恶，把妥协作为价值标准。张先生对惊魂未定的儿子做出的自我批评和承诺更像是一场拙劣游戏的台词，而结尾他那得胜者的暗自窃笑给严肃庄严的人世狠狠地戏谑了一把。小说以《四十书》为题目，恐怕也有对现代人虽立而惑、执迷不悟的巧妙反讽吧。

《纸命》发表在《民族文学》2013年第4期。小说用限知视角第一人称的口吻写农村姑娘采莲的残破人生。限知视角对情节发展的有限预知和无力掌控更能凸显主人公命运的惨烈色彩——来势汹汹的社会现代性浪潮中，一个偏远贫穷的农村姑娘的命运不过如风中纸片何处是归宿。权势的代表金主任、丈夫老杜以不同的“他者”身份压迫与瓦解她的尊严与价值。不管是忍辱负重的婚姻，还是迂回的努力最终只会加剧内心的分裂和小人物的悲剧色彩。《纸命》篇幅不长叙事时间较长，几乎纵揽了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其中闪现的时代文化符号如邓丽君歌曲《又见炊烟》、双卡录音机、喇叭裤、下海大潮、教育改制、国营企业转型、全民皆商等承载了一定叙事功能。包倬故意疏离了同时代作家青春期书写以及武侠玄幻的方向，而这些时代语符的精心营构揭示了作家重构历史现实的文学抱负。其实，80后写作历来都不缺乏现实主义精神。“尽管在80后的作品中仍然有相当多的作品取材于社会题材，但是又多以作者本人经验匮乏和对想像的偏好，而仍然呈现出对真实生活不同程度的偏离，以自我情绪为中心的想像成分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特别是目前已经引起文坛注意的对生冷怪酷细节的偏好，正是充分说明了这一点。”④《纸命》是一篇反映了广阔社会演进进程的现实主义作品，通过采莲的情路历程向读者快速地展演了中国现代性进程的模糊轮廓。包倬的小说都以现实题材为对象，其中没有“生冷怪酷”的细节，他的故事都来自生活，偏好叙写世相真实，呈现了执着的务实精神。单从叙述的成熟度来看，《纸命》的叙述是十分老道的，情节既无枝蔓毫无乖张，让人很难想象作者是经世不深的80后作家。其中除了几个类型化的灰色道德形象外，他也热衷于追踪并发现现代人的生活困境——他们不是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而是一点一点地出卖给零售商。

《四十书》和《纸命》的叙事方式是十分传统的，但中篇小说《三伏天》却有明显的新闻化倾向。伏天是贫穷山区的剩男，老实简单，精力充沛，观念传统。他的生活目标十分直接：结婚生子，传宗接代。被迫进城做工的伏天，把挣来的钱和无处宣泄的精力一起倾注在发廊妹身上。他劫持了一个叫三妹的发廊女孩，囚居在边境的山上，逼迫她生儿育女，不管四季流转。他时而纯情时而邪恶，不断地变换着天使与撒旦的面貌。现实比小说更丰富的今天，小说也置于另一种危险：作家很难跳出新闻传奇设置的陷阱，想象力枯竭无源。《三伏天》的情节既高度真实又令人难以置信，多数情节更象是一些新闻片段的连缀。小说新闻化更大的危险还在于读者很容易被文本的叙事逻辑所罗网而遗忘了对小说主旨更深切的追问。由于过度膨胀的网络文化以及新文化资源向我们有效地传递着这个地球村里发生着的各种事件，特别是很多离奇乖张、恐怖怪异而极具新闻价值的事情，连同它们的很多细节在内都为人们详知。而在廉价的网络游戏中，游戏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虚拟参与烧杀抢掠。越来越多的“生冷怪酷”的小说书写方式，让我们对稍显传统和略有深度的小说渐渐产生了免疫，读者不愿静下来探究作者的写作初衷，反而一味地追求要么玄幻要么穿越要么离奇的一戳即破的肤浅痛快。“这些都会导致人们对那些非常态事件和非常态人物习以为常。其直接的后果，套用社会学术语来说，导致了人们对现实去敏感化，也就是说，那些本来是非常态的事件开始在人们眼里变得正常化起来。”⑤这种新闻媒体语境给今天人们带来的“去敏感化”阅读，也会严重地影响着人们对小说的审美判断。以包倬的《三伏天》为例，如果只专注于其故事情节的剑走偏锋，则必然远离作家试图传达的“现代性怨恨”图式的用心良苦。包倬的小说在新闻化背后，并未悬搁其文学的野心和抱负。虽然有新闻片段的痕迹，但他把这些生活的碎片用叙事连缀完整，传达了小说的现实处境，他试图描摹人们的艰难存在。他把底层草根的种种感觉、味道、活法都写出来了。他试图揭示中国当下社会中最突出的生存症结——怨恨与现代性的同构。他的笔下人物有妓女、罪犯、建筑工人、农民等社会底层人物，从这些社会非主流人物的视角切入，最大化地凸显了现代性精神的内在实质：深层价值秩序的位移与重构。这就是现代性怨恨产生的根本原因。伏天是现代性转变中生命价值隶属于有用价值的最好诠释:为实现自我目的不择手段，最终自己与他者都陷入万劫不复的怨恨深渊。

80后作家经过十多年的演练和磨砺，已经开始彰显出不可小觑的文学力量。作为一个身份模糊的真实群体，80年代出生的作家开始进入到主流文学期刊的前台并展露才情，如郑小驴、甫跃辉、王威廉、文珍、孙频、曹永等。他们的创作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他们的写作也具有了更大的自由选择空间并为主流期刊注入了新锐的气质。正如罗兰·巴特《作者之死》宣称的那样，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之死为代价。作为类型化写作的80后群体渐渐消散，而具有独立自觉意识的青年作家的面貌才会越来越鲜明生动与多元立体。

包倬是现实灰色道德的细致观察者，他的小说中流露着为时代和当下生活留影立心的欲望，更有为时代病症把脉的抱负——我们的社会陷入了喧嚣和亢奋，人们追逐的不过是欲望和物质，存在的诗意被放逐殆尽。现代性精神的实利特性必然产生普遍而深刻的社会怨恨情绪。人们的精神被压迫到了渺小的一隅难以伸展。在描摹世态具象的同时，他不忘沉潜生活内部的那些矛盾和精神饥饿的复杂状态。包倬的小说让我看到的不仅是80后写作的分化，而且还有成长和信心。其实80后写作早就分化出“三分流水”的创作倾向：青春期书写、历史书写和奇幻武侠书写，然而青春书写不再新鲜，奇幻武侠很难超越，而历史书写实在难度不小。现实主义向度是每一代作家必须而且必然选择落脚栖息的处所。从这个意义上说，80后写作虽然淡出了公共文化视野，但是他们的创作生命力正在勃发。总体来说80后作家正在路上，他们不再迷茫，因而他们是值得期待的。作为一个模糊的真实群体，与其过多地争论谁能代表这一群体，不如实实在在地剖析更多文学良品，贴近他们的心跳去嗅一嗅其中扎实而质感的生活味道。

注释：

①李德南：《在新的文学机制和时间境域中诞生——“分化时代”的“80后”小说》，《山花》2013年第4期。

②[捷]米兰·昆德拉著，孟湄译：《小说的艺术》，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7页。

③[美]爱因·兰德：《新个体主义伦理观——爱因·兰德文选》，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70页。

④⑤王涛：《代际定位与文学越位——80后写作研究》，四川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77页、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