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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出现的雾霾锁城现象令大气污染治理迅速成为国家行动。去年，国务院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今年年初，环保部与全国31个省（区市）签署《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日前，广东省政府也正式发布了本省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方案》。狙击雾霾，向雾霾要蓝天，一场牵动各行各业的大气污染治理战悄然打响。

对于步入工业化社会不久的中国来说，这可谓一场猝不及防的狙击战。2013年，我国遭遇了史上最严重的雾霾天气，波及25个省份的100多个大中型城市，全国平均雾霾天数29.9天。这意味着，一年中我们度过了近一个月的“雾月”。而雾霾对社会公众生活带来的困扰更是前所未见：雾霾天气严重时，航班停飞，高速封路，全城拥堵，中小学停课，医院呼吸道疾病患者陡增……实际上，当全社会都深受雾霾之害时，生态环境的承载力也向我们亮起了红灯！

大气污染治理刻不容缓，当务之急无疑是立刻行动起来。我们看到，自上而下，从国家到省，再到各市县政府，都签订了责任书，立下“军令状”。国家给各省下达了以PM2.5年均浓度降低幅度为核心的考核目标，同时，根据各地实际制定了相关污染源、落后产能淘汰等专项考核指标，而各省又将这些指标分解，下达至地市县，构建起层层考核的目标责任制。倘若严格照此规划行动，大气污染防治的宏伟蓝图不久即可实现，大功告成指日可待。

但是，不能不说，这太过乐观了！雾霾虽是自然现象，但本质则是社会经济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工业化社会的衍生物，农耕社会绝不会出现大面积的雾霾。世界各发达国家，诸如英美法德日等国，都不同程度经历过雾霾高发的阶段，且大多历经了一二十年乃至几十年的漫长治理。而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基础薄弱，百业待兴的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大气治理面临的困境和艰巨程度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想象的。比如，无论调整燃料结构，还是淘汰落后产能等，都可能面临大批企业的“关停并转”和技术升级，巨额资金从何而来？企业关停后，成千上万的工人如何安置？尤其是对某些地方来说，一家重点企业的兴衰直接决定着地方财政的盈亏，能否狠下心来动手术刀？显然，在地方经济发展与污染治理的“加减算术”题中，无论哪位主政者都不能不颇费踌躇。

更为重要的是，在传统GDP考核的指挥棒下，招商引资、上项目促发展是第一要务，而今却要主动下马一些项目和关停一些企业，这对地方政府来说，不仅要观念的转变亦是现实的难题。虽说现今GDP考核的色彩已淡化，但当面临经济滑坡的下行压力，面临增长“保底线”与环境治理砍项目的双重困境时，“砍”还是保，孰重孰轻，显然就更考验政府的决心和智慧。正因为诸多主客观因素的掣肘，注定了大气污染治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将是一场持久战。

无疑，在大气污染治理的攻坚战中，各级地方政府“第一责任人”的角色至为关键。大气治理，表面看是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协调，实际上是人类自身成长中痛苦的蜕变与精神升华。因此，它首先要政府转变观念，从片面追求增长速度转变到经济增长与环境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科学发展观上来。其次，各级政府在大气污染治理中要敢于碰硬，敢啃硬骨头。事实证明，许多整治项目并非过去不知道、看不见，而是碍于错综复杂的关系网，或事关地方经济利益，或限于地方财政的窘迫，不敢或舍不得下决心动手术。最后，目标考核责任制必须落到实处，要将有关治理项目逐级逐项分解，责任到人。按照相关治理行动计划，各地治理的项目都已详列出来，但如果没有严格的监督考核与追责，这些仍然可能沦为“纸上工夫”。常识告诉我们，在那些刮风似的执法行动中有着太多的表面文章，大会动员轰轰烈烈，台上签订责任书也像模像样，但会一开完也就万事大吉了。因此，面对艰巨的大气污染治理战，假若对各级地方政府的目标考核不能有刚性约束力，那么，“军令状”也可能沦为“认认真真走过场”。

显然，在雾霾已危及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严峻关头，各级地方政府能否把对环境治理的监督考核真正变为硬任务、硬约束，既关系治理的进度、成效，更决定其成败。（作者系羊城晚报首席评论员）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