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 杰

(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基督教在近代河南的传播及其影响

巴 杰

(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基督教在近代河南的传播较为滞后，但发展迅速，教民群体亦有明显的区域特色。行医、赈灾、办学是基督教在河南传播的重要方式，也是基督教附属事业的主要表现载体。其在人才培养、医疗卫生等方面促进了河南社会的近代转型，风气渐开的河南社会亦为基督教的进一步传播提供了宽松的环境。

基督徒;教会学校;教会医院;社会转型

基督教在近代河南的传播，有着明显的区域特色，学界对此已有论述①可供学界参考的相关论著有马晓军《近代河南基督教的传播及原因——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卢帅：《基督教在近代郑州的传播》，《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吉素丽《论基督教在近代洛阳的传播》，《洛阳理工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但对基督教与清末民初河南社会转型的互动关系及基督教徒的群体分析，目前尚缺乏认真的研究,笔者拟对此略作述评。

一、基督教在河南的传播概况

河南地处内陆，社会风气较为闭塞，“排斥西人之举动最烈”[1](P242)。作为异质文化的基督教，在河南的传播亦较滞后，“方今学术淆乱，弃夏就夷，惟吾乡尚保洛学不失”[2](P299)。

1883年，内地会于周家口颖河南岸建立教会机关、教堂和附属事业，不久又在颖河北岸建立附属学校，基督教开始在河南传播。随后，其他教派亦纷纷进入河南，“全省108个县中仅2县无基督教受餐信徒”[1]P239，各派传教区域及分会、支会相继形成。大致来讲，基督教在河南的传播沿着两条路线进行，一条是经汉口、汉水，到南阳，另一条是由山东临清经卫河，到豫北各地。

传教过程中，各派有明确的区域划分、组织系统及独立的隶属关系。内地会建有周口、社旗、襄城、漯河、许昌、开封、洛阳6个教区和1个总会。信义会在河南有豫鄂、豫中、豫东、豫鄂陕4个教区，34个公会，236个区会，118处布道所。循理会在河南设豫中、豫东、豫西3个教区。圣公会在开封、郑州、商丘、洛阳、新郑等地设立教区。

与基督教的传播进程对应，河南地区的教民数量迅速增加。1920年，河南基督教信徒计12 418人，占全省总人数的3.8%，其中男信徒为8 344人②加圣公会115人、孟那福音20人、浸信会392人、北美信义287人、自立信义3人、挪美遵道24人、信义公理17人、豫鄂信义1989人、挪路德会551人、循理会122人、加长老会1316人、内地会2786人、瑞华会360人、救恩会98人、复临安息264人。，占信徒总数的66%，到1935年，基督教信徒达15 411人，男信徒8 536人，占信徒总数的55.4%[3](P58)。并且，教民大多为“文化人”——58%的男教徒、34%的女教徒具有识字能力[1](P254)，而同时期河南社会的识字率仅为12.02%，其中男性为20.83%，女性为2.02%[3](P12)。据此分析，最早接触基督教的河南民众多为掌握一定文化知识的社会中上层人士，而非“无钱上学无钱治病的社会底层”。

教会自立运动波及到河南后，英国差会在河南的教堂纷纷宣布独立。由“基督教循理会”改名而来的“基督教中华循理会”，在开封召开第一届年会时，明确宣布宋门里、宋门关两教会实行“自治、自养、自传”。与教会自立运动相应，河南出现了中国人自办的基督教会，诸如自立会、真耶稣教会、耶稣家庭会等。

二、基督教在近代河南的传播方式

基督教在近代河南的传播，“主要目标不是招收教徒”，而是“以最快的速度传播福音”[4](P118)。具体传播模式包括创建据点、扩大组织、形成网络体系等。

第一，直接布道。基督教在河南的传播早期主要是通过传教士走进民众进行直接布道。“每逢庙会或平时演戏时，传教士搭起帐篷，讲经演说，散发小册子，进行传教”[5](P1094)，“凡是在庙会、集市上听过几次讲道的就被称为‘慕道者’，作为重点培养入教的对象”[6](P71)。

当然，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基督教要在中国生存下来还要依靠本土牧师，“人们深信可用来推进中国基督化伟大事业的使者，必然是受过良好训练的本地牧师”[7](P22)。事实上，正是由于本地牧师的努力，基督教迅速从东宋扩展至全县，还逐渐影响到周围渑池、宜阳等县[8](P588)。

第二，行医传教。行医是基督教进入河南的有效方式。“(传教士)金纯仁因成功的手术治愈了白内障和膀胱结石患者而被传扬，一时轰动了全城，内地会的影响迅速扩大”[9](P229)，“教会把传教与施药、兴学并行，发展了一些信徒，在农村也建立一些堂口”[10](P621)。与行医传教相应，基督教在河南拥有一批经验丰富的医务人员，包括41名医生(中国籍18人)，77名护士(中国籍65人)[1](P246)。

第三，赈灾传教。河南是一个灾害频发的省份。清末民初，河南爆发过5次旱灾、4次水灾，包括1900年、1912年、1920年的3次大旱和1906年、1910年、1919年的3次大水。灾害发生后，基督教会通过向灾民施舍食品和衣物，吸收了一批信徒。1920 年，河南发生特大旱灾，基督教长老会向豫北6 县的 120 万灾民分发了价值 80 万加元的现款和11万吨谷物，大大扩大了教会的影响，入教人数大量增加[11](P193)。

第四，办学传教(见表1)。清末民初，基督教在河南开办257所初级小学校、45所高级小学校、10所中学校，免费招收信徒子女入学读书*部分教会学校实行教徒子弟半费、非教徒子弟全费的收费方法，诸如1909年创办的济汴中学。，这对无力供应子女上学的贫穷民众具有较大吸引力。为使后代接受教育而信教的基督徒，其子女在教会学校的熏陶下亦多成为基督信徒。

教会学校多数设在教会教务活动中心，以各自教会地教徒子女为主要对象，教师包括传教士、教徒及其他知识分子，《圣经》是必修课，学生须参加宗教服务。除开设国语、算术、常识、三民主义等常规课程外，教会学校较为重视体育、英语课教学[12](P26)。1928年2月6日，中华民国大学院颁行《私立学校条例》，视教会学校为私立学校，“一律按照全国统一教学，取消宗教科目和勉强学生参加宗教活动等”，“必须向政府教育部门提出申请办理备案手续，各级学校校长应由中国人担任”[13](P8)。教会学校渐次转型并纳入到政府教育体系当中。

表1 1920年河南省基督教教会学校学生人数统计表

资料来源:《河南省基督教事业范围中之教会学校表》，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1901—1920 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版，第257页。

第五，示范传教。利用“示范效应”是基督教打开局面的惯用方式，西峡县基督教的传播，即是商人贾宇一带动的结果[14](P577)。在内黄县楚旺镇源村传教时，传教士先使村长杨成富信教，然后通过他动员家族信教，“在杨家的影响下，村子的其他人也纷纷加入基督教[6](P30)。基督将军冯玉祥与传教士及中国牧师来往密切，在他的带动下，“士兵领洗者半数以上，军官领洗者达十之八九，张之江旅一次就有千余名受洗”[15](P131)。

清末民初，河南的土匪较为猖獗，“全豫百零八县中，欲寻一村未被匪祸者，即不可得”[16]，土匪人数一度达到12万人。由于教会拥有一定的特权，官府和土匪不敢轻易得罪教会，入教以寻求保护也使基督教得以在河南迅速传播，“耶稣教，瞎胡闹，不打官司不信教”[6](P80)。

三、基督教与近代河南的社会转型

作为外来文化，基督教在河南的传播引发了一定的民教纠纷，“恃教勒讹，欺凌乡民”，以至形成教案。“教士、教民、县令当一概杀尽”，“再要恃官来押我，教堂教友皆不留，先杀教头和教友，一一杀尽断根苗，四乡干净到周口，再杀李大王相扶，三贼杀了从头招，随教之人皆不留”[17](P582)。但不可否认，基督教创办的附属事业对近代河南的社会转型是有利的，风气渐开的河南社会亦为基督教的进一步传播提供了宽松的外在环境。

第一，培养了大批新型知识分子。教会学校的目的是扩展教会势力、培养信徒，“往往用强制的手段强迫学生接受宗教观念”[17](P157),但其“授以相当知识，使他们将来对个人和社会，均有所贡献”的教学理念，不自觉地为河南培养了一大批在知识结构、人格素养、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上与传统的士人阶层不同的新型知识分子。教会学校培养的学生学习了近代西方科学理论，其理念和实践活动改变了近代河南社会的演进历程。

第二，加速了医疗事业的近代化进程。传播上帝福音的同时，教会医院为河南引进了西医西药，并带来先进的医疗技术和近代医院制度，包括新的药物、诊断器材、诊断方法及西方内科、外科、妇科、眼科等方面的技术。信义会在洛阳创办的福音医院，拥有1 500倍的生物显微镜及手提式高压消毒器，这些先进技术和设备的运用无疑可以弥补中医的缺陷。

教会医院有着可资借鉴的西医医疗模式和办院经验，诸如设立候诊室、门诊、病房，实行病人登记、护理制度等，医生职业因而出现专门化的趋向。教会医院还在河南创办4所护士学校，每年培养护士30名，大大促进了近代河南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西医逐渐为人们所认可”[19](P397)。当然，西方医院制度的移植过程，有根据河南传统和习俗进行的一定程度的变革，比如男女养病室分离制度，14家教会医院在河南拥有586个男病床和299个女病床，每年住院病人达8 006人[1](P260)。

第三，促进了慈善事业的发展。包括设立孤儿院、救济灾民等。

孤儿院主要收养遗弃、流浪及家庭贫困儿童，内地会在新安县创办的安慈惠孤儿院，出发点即是“连年兵祸灾荒，道有弃儿”。孤儿院一般办有织布、制鞋等手工业作坊，注重培养孤儿的劳动生产技能。不过，孤儿参与劳动是无偿的，如触犯了院规还要受到体罚，收容孤儿300余人的开封保生堂孤儿院，因院长过度训斥和体罚，“不少孤儿对孤儿院的恐惧感超过了得到温饱后产生的依赖感，因而发生了数起孤儿逃跑事件”[6](P205)。贫儿院类似于孤儿院，均为基督教慈幼事业的表现形式。浸礼会郑州菜市街教堂设立的贫儿院，向教堂附近贫困家庭的儿童提供衣物和饮食，“还教孩子们唱歌”。

灾荒救济是基督教在河南传播的重要方式，赈灾活动也确实“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对于近代河南灾荒，“教会一方面筹款赈济灾民，一方面组织广生医院为民减免费用，治疗疾病”，“欧美慈善家借教会的人放赈，教内教外的人皆得其利”[6](P174)，并尝试以工代赈的救济办法。

第四，传播现代卫生知识，推动河南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基督教进入河南后，积极传播现代卫生知识，开展卫生教育运动。1915年10月，基督教会在开封、卫辉、彰德、修武、焦作、怀庆、道口、武安等地开布道大会，“以卫生展览会为先导，此项会事，非为奋兴信士之灵性，特冀吸引官绅学军商各界人士”[20](P7)。基督教开展的卫生教育活动，唤醒了河南地方政府、民众对“国人卫生状况”的关注，只是由于政治环境、人员、资金的限制，持续性的卫生教育活动未能延续下去。

基督教还积极参与民初河南社会的重大事件，吴佩孚部属寇英杰部与国民二军蒋世杰部在信阳激战48天，其停战即是“外国传教士出面调停”的结果。此外，强调“外在超越”的基督教，有着在“人世”政治之外形成独立精神文化价值体系的内在动因，基督教义所具有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宗教原则，亦有助于认请社会、国家、政治思想观念和文化现象的相对性与多元性，朴素的民主意识、社会监视责任感开始在河南社会传播。

[1]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1901—1920 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 王天奖.河南辛亥革命史事长编(上)[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3] 河南省统计学会.民国时期河南省统计资料上册(一)[M].1986.

[4]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5] 南召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南召县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6] 宋家珩.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7] 徐以骅.教会大学与神学教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

[8] 洛宁县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洛宁县志[M].北京：三联书店，1991.

[9] 开封市卫生局.开封市卫生志[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10] 许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许昌市志[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

[11] Alvyn J． Austin． Saving China[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86.

[12] Paul A. varg, Missionaries, Chinese and Diplomats: the Americanprotestant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ina, 1890-1952[M]. State of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8.

[13] 私立学校条例[J].大学院公报，1928(3).

[14] 西峡县志编纂委员会.西峡县志[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15] 刘芳.我和冯玉祥的来往[M]//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

[16] 佚名.蔓延益广之河南匪患[N].晨报,1921-11-20.

[17]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教务教案档第7辑[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

[18] 龚书铎.中国近代文化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2.

[19] 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洛阳市志·卫生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20] 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基督教年鉴[Z].1916(3).

(责任编辑：刘明)

OnSpreadandInfluenceofChristianityinModernHenan

BA Jie

(CollegeofHistory,ZhengzhouUniversity，Zhengzhou450001,China)

Christianity infiltrate relatively late in modern Henan, but developed rapidly. Christian Presented regional audience characteristics. Being a doctor, relief and establishing schools are the important communication means of Christianity in Henan Province, and they are also the affiliated business carriers of Christianity. Christianity has made for the modern transition of Henan society by training qualified people and providing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 Henan were opening step by step,it also provides an appropriate setting for Christianity to disseminate.

Christian; church schools; parochial hospital; social transition

2014-10-20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近代河南城市发展史研究(1906—1948)》(2013BLS003)

巴 杰(1982—)，男，河南郸城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经济史。

K25

： A

： 1008—4444(2014)06—015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