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欣媛

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戏曲改革思想和实践具有丰富的内容，体现在戏曲的改革与发展、改进戏曲的剧情剧本细节、宣传并肯定民间戏曲的优势以及关心团结、教育改造戏曲改革这四个方面。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戏曲改革思想和实践，有利于为促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重要理论指导。

一、重视戏曲的改革与发展

周恩来非常重视戏曲的改革与发展。他认为：要进行戏曲改革，使戏曲改革成为教育人民的重要武器。

（一）确定戏曲的方向是为人民大众服务

周恩来强调剧本的方向必须正确。他指出：“政治是我们戏曲的内容，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地把许多存在我们戏曲里的封建落后的殖民地化的以及品格不高的东西，加以改革。”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121、138页。因此，关于剧本的方向，“反人民的不要，我们要的是描写反侵略的，爱祖国、爱自由的，勤劳、勇敢、聪明、智慧的戏。只要方向对，剧本有缺点可以逐步进行修改。要为人民所爱好，就得符合劳动人民的感情，这是大家比较容易懂得的。戏曲的健康，对人民有利，对国家有利。健康的戏曲，不是低级、下流的东西，被它歌颂的人物，性格上是勤劳、勇敢、聪明、智慧的，能够战斗，在任何侵略的情况下敢于反抗，但是表现在艺术上是多样的。”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121、138页。

周恩来强调：“我们是人民的艺术队伍，是代表着胜利了的中国人民的艺术队伍，首先就必须具有充分的人民性。”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121、138页。1950年11月到12月，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戏曲工作会议时，周恩来对老年的戏曲艺人频频问候。他在讲话中说道：“旧社会戏曲与戏曲艺人在饱受反动统治者的侮辱迫害下，一直受着广大劳动人民的爱好与支持。今天，艺人们和全国人民在一起翻身作了主人，在社会上政治上有了地位，这才有今天五湖四海大会师的戏曲工作会议。”④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周恩来与文艺》（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88页。所以，剧本的创作应该“以歌颂人民、反映人民的真实生活、教育人民”⑤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周恩来与文艺》（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88页。为方向，这样才能报答人民，才能把人民的力量鼓舞得更雄伟。总之，戏曲剧本的方向必须是服务人民大众，把歌颂劳动人民的优点视为戏曲创作的重点。思想内容是方针方向的问题。周恩来指出：“思想内容是正确的，就是方向是正确的，是合乎我们的总路线的，合乎我们国家发展的方向的。”①《周恩来论文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5、36、38、28、29页。关于戏曲的内容，周恩来对鼓励的方面和反对的方面做出了细致的说明，他说：“凡宣传反抗侵略、反抗压迫、爱祖国、爱自由、爱劳动、表扬人民正义及其善良性格的戏曲应予以鼓励和推广；反之，凡鼓吹封建奴隶道德、鼓吹野蛮恐怖或猥亵淫毒行为、丑化与侮辱劳动人民的戏曲应加以反对。对人民有重要毒害的戏曲必须禁演者，应由中央文化部统一处理，各地不得擅自禁演。对其中的不良内容和不良表演方法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修改。必须革除有重要毒害的思想内容，并应在表演方法上，删除各种野蛮的、恐怖的、猥亵的、奴化的、侮辱自己民族的、反爱国主义的成分。”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113、116-117、118页。

（二）戏曲发展要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1952年，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召开。有23种剧种、37个剧团、1600多位同志参加了会演大会。11月14日，周恩来在大会闭幕典礼上讲道：“各个地方戏有各自的好处，也有它的短处。因此，各个地方戏不要忙于比高低，应当承认‘百花齐放’，应当让各个地方的戏曲艺术统统都发展起来。我们应当承认各有各的风格、各有各的短长。”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113、116-117、118页。周恩来用京戏和地方戏来举例说明。他说：“京戏与地方戏各有各的好处，所以提倡‘百花齐放’”。④《周恩来论文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5、36、38、28、29页。他还坚信地说：“我们一定要相信每一个地方戏都能够发展，都能够改革的。只要努力于发展，努力于改革，任何地方戏都有它光明的前途的。”⑤《周恩来论文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5、36、38、28、29页。周恩来还指出：“‘百花齐放’不是不要领导人，相反地是重视领导人。我们剧团需要这样的领导同志，只有这样，才能够前进。地方戏也有局限性。这个地方的人懂得，那个地方的人不懂得，这就需要慢慢地提高。看到其他发展和改革得比较好的地方戏，根据自己的剧种的特点和要求，来吸收其营养，也是必要的。”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113、116-117、118页。

（三）戏曲改革要讲究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统一

在欣赏戏曲时，观众对戏曲的共鸣与观赏，从戏曲的社会效果来看，必然表现为教育作用与娱乐作用的统一。只有当观众看到戏曲演出，“产生出巨大的美感，得到愉悦和满足的时候，才会在反复咀嚼、回味、深思之中，潜移默化地受到思想上的启示和教育。”⑦余飘：《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因此，戏曲必须使观众首先得到娱乐和休息，然后才谈得到教育作用。周恩来一方面重视戏曲的娱乐性，一方面重视戏曲的教育性。他指出：“在文化艺术工作中，政治标准应当是第一位，但同时也要与艺术标准相结合。”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7页。他通过“寓教育于娱乐之中”，将戏曲的娱乐作用和教育作用结合起来。关于戏曲的改革，周恩来强调：“戏曲的改革和发展，一定要讲究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我们的戏曲本身有着封建的或殖民地的气味，一定要把它剔除出去。如果这一点不加以改革或剔除，就谈不上政治标准了。因此，节目的审定，必须慎重，不能乱改。”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113、116-117、118页。“寓教于乐”是周恩来领导社会主义戏曲改革的重要原则之一，它体现了马克思辩证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说。

（四）有步骤、不急躁地进行戏曲改革

在改革旧有的社会文化事业中，戏曲改革是一项严重的任务。它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很多复杂的问题。因此，周恩来指出：“戏曲改革工作必须有步骤地进行。一般地说，应当由最容易着手和最容易获得多数艺人同意的范围开始，然后逐步推广。必须防止在戏曲改革工作上的急躁情绪，和由此而来的粗暴手段。”⑩《周恩来论文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5、36、38、28、29页。1952年12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关于整顿和加强全国剧团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私营剧团中有不少还保留了旧戏曲班社遗留下来的各种不合理的制度，严重地妨害戏剧事业的发展。对这些不合理的制度应进行必要的改革。”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55页。针对改革旧戏班社中的某些不合理内容，周恩来也提出了建议。他说：“旧戏班社中的某些不合理制度，如旧徒弟制、养女制等，严重地侵害人权与艺人福利，应有步骤地加以改革，这种改革必须主要依靠艺人群众的自觉自愿。”⑫《周恩来论文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5、36、38、28、29页。只有坚持有步骤、不要急躁对戏曲进行改革，才能彻底改造旧有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

（五）对戏曲剧情的修改和戏曲排演的细节提出宝贵建议

周恩来看戏曲是非常认真的，他认为剧情要符合情理。1950年春节，周恩来观看了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出演的《刘巧儿》。他鼓励新凤霞，并夸奖她演得好。同时，又指出她纺线的动作不好，并且盘腿坐下来亲自教她纺线。同年，新凤霞出演了《祥林嫂》。其中一场戏是这样的：祥林嫂被迫从婆家逃出来，顶着大雨在路上跑，高亢激昂地唱一大段“楼上楼”，最后甩一个大哭腔。这段唱腔是全剧的重点唱，每次唱完都会得到全场的喝彩声。周恩来看完这段戏后，对新凤霞说：“祥林嫂一生吃苦受累，忍辱负重，不会是一个大哭大叫的人物，这段唱的安排没有必要，是不是去掉？”①李树谦：《春风化雨——周恩来领导文艺工作的实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29、130页。这段戏是群众最喜欢的，拿掉它不是一桩简单的事情。新凤霞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但经过认真思考，她认为周恩来的建议是很对的，她指出：因为“我演的是人物，唱的是人物，唱段的安排应从这个基点出发”。②李树谦：《春风化雨——周恩来领导文艺工作的实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29、130页。最后，去掉了这个唱段，大家觉得这段戏更加完整了。周恩来的这段话对于戏曲工作者从人物性格的真实性出发去表演人物，是富有启示的。

对于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电影，周恩来倾注了很大的关心。1953年冬，周恩来受邀审看越剧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针对如何把舞台上要演三个小时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缩减为两个小时的电影，周恩来深思片刻，同摄制组人员商量。他提出：“为了剧情的贯串，在‘楼台会’和‘山伯临终’之后，能否加上一个祝英台思念梁山伯的场面，再衔接下面马家花轿进门，祝公还硬逼女儿上轿的场景。”③陈荒煤、陈播：《周恩来与电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54、69页。大家听了以后，都觉得周恩来的建议非常好。于是又补拍了“思兄”一场，增加了短短四句唱词，把梁山伯和祝英台之间坚贞不渝的爱情烘托得更浓烈了。

1954年，中国京剧团组团出国访问演出。当时，京剧团演出的节目都是由周恩来亲自审查，提出修改意见。在京剧《盗仙草》中，演员们为了制造气氛，增加了踢枪的场面，令人眼花缭乱。对此，周恩来指出：“打出手不能慢腾腾地扔枪、踢枪，也不能像杂技一样，光是卖弄技巧，而要结合剧情设计武打动作。”④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在上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4页。针对《盗仙草》原来的剧情，即南极仙翁先上，白素贞被鹤童打败，哀伤欲绝，南极仙翁怜悯白素贞，赐他仙草，回来搭救许仙。周恩来提出：“这样的安排与剧名不符吗《盗仙草》顾名思义是凭自己的本事去盗嘛，何必要别人恩赐呢？”⑤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在上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4页。周恩来的修改意见，对完善剧情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见，周恩来既严格要求戏剧的剧情合乎情理，又要求剧本具有可看性和艺术性。1956年，为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新凤霞在政协礼堂出演修改后的《祥林嫂》。演出结束后，周恩来对新凤霞说：“六年前看过你这出戏，现在进步很大了！你自己不觉得吧？人物的音乐形象也对路了，是要不断加工才能进步啊！”⑥李树谦：《春风化雨——周恩来领导文艺工作的实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29、130页。周恩来就是这样对一个唱腔、一个细节动作、一个剧情的修改提出宝贵的建议的。

周恩来经常看汉剧，而且非常喜爱看。当遇到汉剧的演出，他总是兴致勃勃地到剧场观看，而且经常是带一个警卫员悄悄进场，坐下就看，从不惊动大家。有一次，周恩来路过武汉，正赶上武汉市汉剧团在省府礼堂演出《张羽煮海》。快演完时，大家才发现周恩来不引人注目地坐在剧场角落里，众人顿时欢腾起来。周恩来连忙走到后台，亲切地问候大家并说道：“我作为一个观众，给你们提一个意见。戏曲乐队在正台口伴奏，声响太大，压住了演员的演唱，也影响了观众听戏看戏的效果。我看是不是可以把乐队搬到侧幕里面去。”⑦陈荒煤：《周恩来与艺术家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7页。剧团遵照他的指示做了，效果果然很好。

二、肯定并宣传中国民间戏曲的优势

对于中国民间戏曲，周恩来予以肯定。他不仅抓住机会将民间戏曲在国际上进行宣传，使得民间戏曲充分显示了中国民间文化的博大精深，让世界对中国民间戏曲称赞，而且肯定中国民间戏曲的优势，推动其向前发展。

（一）在国际上宣扬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

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就冲破了苏联专家的预言“中国要拍出彩色影片，得等10年20年后才有希望”。看过试片后，周恩来很欣慰也很高兴，很风趣地对大家说：“我可以第一次用自己的彩色片招待各个国家的使节，可以第一次送到我们各个使馆宣传我们自己的艺术了。谁说只有英国、只有莎剧才有《罗密欧与朱丽叶》，我们也有，我们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我要把这新中国的第一部彩色片，第一次带到国外去参加正要召开的会议上。”⑧陈荒煤、陈播：《周恩来与电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54、69页。

1954年，周总理出席瑞士日内瓦国际会议。中国代表团特意为外国记者举行了电影招待会，放映彩色戏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试映时，记者们对新闻记录片《1952年国庆节》反映热烈，但是对根据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编排的彩色戏曲片《梁祝哀史》反应冷漠，放映不久，即纷纷离席。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而外国人却犹听天书。工作人员考虑到外国记者既看不懂也听不懂唱词，于是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们请懂越剧的同志把剧情介绍和主要唱段写成十五、六页的说明书，准备译成英文，发给记者们，剧名译成英文为“梁与祝的悲剧”。周总理听过工作人员的汇报后，就批评他们这是在搞“党八股”。他说：“十几页的说明书，谁看？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接着总理又给他们出主意：“只要你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前用英语作个3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词要有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不再作其它解释。你就这样试试，我保证不会失败。不信，可以打赌，如果失败了，送你一瓶茅台酒，我出钱。”①刘学琦：《周恩来佳话三百篇》，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页。大家按总理的意见去做，结果电影招待会获得了巨大成功。观众们简直忘了是在看电影，仿佛置身于图画之中。戏演到“哭坟”、“化蝶”这高潮时，有的观众竟然啜泣起来。“放映到‘楼台会’时，一位法国女记者感动得流泪；放映到‘化蝶’时，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②李树谦：《春风化雨——周恩来领导文艺工作的实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45页。放映结束了，电灯复明，观众们仍如痴如醉。时近午夜，人们还边品尝茅台酒边谈论着，不肯离去。

周恩来还邀请电影大师卓别林来观看《梁祝》。卓别林由衷称赞中国民族戏曲的优秀传统。他说：“就是需要有这种影片！这种贯串着中国几千年文化的影片。希望你们发扬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对美的观念。我希望你们对自己有充分的信心，而我知道你们是已经有了。”③陈荒煤、陈播：《周恩来与电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54页。1955年，影片《梁祝》获捷克第八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音乐片奖，并获中央文化部优秀影片金质奖章。

（二）充分肯定昆曲《十五贯》

1956年，浙江省苏昆剧团先后在上海、北京演出了昆曲《十五贯》，一时出现了“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盛况。4月19日，周恩来在北京广和剧场看完演出后，到后台看望剧团的同志们。总理兴奋地说：“你们浙江做了一件好事，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十五贯》有丰富的人民性和相当高的艺术性。”④《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2、193、195-196、195、196、196-198页。全国解放多年来，昆曲一直受到轻视。浙江昆苏剧团为了继承发扬昆曲艺术，曾组织小剧团，一直在奋斗，最终受到了重视。《十五贯》轰动了全国，复活了昆曲，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奠定了基础。周恩来还提到：“昆曲的一些保留剧目和曲牌不要轻易改动，不要急，凡适合于目前演的要多演，熟悉了以后再改。改，也先在内部试改，不要乱改，不要听到一些意见就改。”⑤《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2、193、195-196、195、196、196-198页。

5月17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的《十五贯》座谈会上，把周扬、钱俊瑞、田汉、周传瑛、马师曾五位同志请到主席台的位置上，自己却坐在普通座位上细看《十五贯》的资料，倾听座谈会上各位专家对《十五贯》的评价。听后，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讲话中，周恩来对《十五贯》所起到的教育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十五贯》是从传统剧目的基础上改编的，改得切合了历史主义的要求。它不仅使古典的昆曲艺术放出新的光彩，而且说明了历史剧同样可以很好地起现实的教育作用。这个戏，公安人员看后感动极了，对党政各级干部，对广大群众都有教育意义。”⑥《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2、193、195-196、195、196、196-198页。周恩来充分估计了用正确的方法和观点描写历史题材的价值，批评了“某些认为历史题材教育的意义小，只有现实题材的教育意义大”的片面观点。他说：“《十五贯》一针见血地讽刺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成功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现在不是个别的。现代戏还没有一个能这样深刻地批判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⑦《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2、193、195-196、195、196、196-198页。对于发扬民族戏曲传统，周恩来提到：“《十五贯》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使人们更加重视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这个戏的表演、音乐等，既值得戏曲界学习，也值得话剧界学习。”⑧《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2、193、195-196、195、196、196-198页。除了对昆曲给予充分的肯定，周恩来还对推动昆曲的进步提出了宝贵的建议。他指出：“古今中外都有好东西，都要学，不要排斥。昆曲有很多剧目，要整理改革。很多民族财富要好好发掘、继承，不能埋没。我们搞艺术，不要只是搞一种单调的东西，要善于吸收，对外国的也是这样。昆曲和其他剧种都要保持和发扬自己的特点，也要把别人的长处吸收过来。要把别人的化为自己的，化得使人家不觉得。”⑨《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2、193、195-196、195、196、196-198页。

三、团结、教育、改造、关心戏曲工作者

周恩来不仅团结和教育戏曲工作者，对他们进行改造，而且关心戏曲工作者的生活并重视加强提高戏曲工作者的理论文化水平，让他们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型戏曲工作者。

（一）关心戏曲工作者的生活

1950年底，著名京剧艺术家盖叫天作为上海代表出席全国戏曲工作会议。宴会时，盖叫天随口说到他在杭州的住所没有电灯，晚上只能摸黑练功，因为他是武生，一天三遍功必不可少。当时，盖叫天有两处住所，一个在上海宝康里，一个在杭州金沙港。当上海没有演出时，他就在杭州隐居专心练功。他在杭州的住处远离市区，没有电灯，晚上只能点油灯和蜡烛。“周恩来得知此情况后，通知上海，由上海与浙江联系，为他装电灯。为了接通电源，特地从岳坟起树起七根电线杆，将电线接到金沙港，从此盖叫天不必摸黑练功了。”①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在上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页。

1952年7月1日，著名的京剧须生马连良先生在北京饭店的盛大宴会上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马连良紧紧握着总理那双温暖的大手不无歉疚地说：“很抱歉，我回来晚了。”“早晚都一样，回来就好嘛！”②刘学琦：《周恩来佳话三百篇》，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3、154、154页。周总理爽朗地笑着说。故事要追溯到两年前。1950年，马连良的女儿马力在中南海一次周末舞会上当了周恩来的舞伴。周恩来很高兴地问马力：“你父亲好吗？”“他很好。”马力非常兴奋。周恩来还对马力讲道：“你父亲是很有名的演员，现在全国解放了，欢迎他从香港回到内地来呀！你写信告诉他，就说周恩来问候他！”③刘学琦：《周恩来佳话三百篇》，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3、154、154页。马力听了既高兴又伤心。当时，马连良在香港演出，生活上越来越困难。但是为了糊口，又只能继续演。当国民党的政客得知马先生已处在负债演出的窘境时，便以“一场戏一根金条”为饵，劝诱他赴台湾。马先生不愿再上当，他想家，想大陆。周恩来边听边从衣袋里掏出一个本子记下这件事。他郑重地对马力说：“我一定设法安排你爸爸回来。”④刘学琦：《周恩来佳话三百篇》，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3、154、154页。在香港，马连良收到了梅兰芳、程砚秋、张庚、马彦祥四位京剧院院长的联名信，信中传达了周总理、人民政府欢迎他返回内地的殷切期望；他也听说周恩来关怀这件事。1951年9月30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的一位工作人员专程去香港与马先生进行密集会见，又一次转达了人民政府特别是周恩来欢迎他早日回归的心意。并且决定替他还清一切债务，并周密地安排了归途程序。马连良心花怒放。第二天，马连良先生避开追踪，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1955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曲艺界的代表。大家进入小客厅后，总理担心大家饿着，于是指着圆桌上放着的一盘盘小点心说：“大家随便一点，我说着，你们吃着，别拘束。”⑤李树谦：《春风化雨——周恩来领导文艺工作的实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308、137页。著名西河大鼓演员马增芬的座位离总理只隔一个人，总理看她有些不自然，便先把一块点心递给她：“这是虾托，咸的，可以尝一尝。你过去是艺人，现在是革命文艺工作者，要说新唱新，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啊！”⑥李树谦：《春风化雨——周恩来领导文艺工作的实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308、137页。马增芬双手捧着总理亲手递给的点心，眼泪在眼眶中转动，心里说：“我一定要把您的教导记在心头，为社会主义祖国尽情地歌唱。”⑦李树谦：《春风化雨——周恩来领导文艺工作的实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308、137页。1955年1月5日，置信上海越剧演员袁雪芬：“在这1955年开始的日子里，祝你身体健康，精神快乐，工作顺利，学习进步。”“愿你为人民艺术事业努力前进。”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38页。

（二）加强戏曲工作者的文化理论学习

周恩来对于戏曲工作者的提高文化理论非常重视。他强调：“戏曲艺人在娱乐与教育人民的事业上负有重大责任，应在政治、文化及业务上加强学习，提高自己。”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页。1952年国庆节的一次宴会上，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周恩来依次到各桌敬酒，见到常香玉，便直呼其名说：“常香玉同志，我看过你的演出。”常香玉说：“演得不好。”总理说：“演得很好，吐字也清楚，我听得懂。”总理接着问常香玉：“上过学没有？”常香玉回答说：“没有，是个文盲。”总理说：“文盲是旧社会造成的，今天是新中国，我们要扫盲，没有文化不行啊！”⑩李树谦：《春风化雨——周恩来领导文艺工作的实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308、137页。针对提高戏曲工作者的理论文化学习，1952年12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关于整顿和加强全国剧团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应帮助他们进行政治学习、文化学习和业务学习。”⑪1953年，周

⑪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55页。恩来对评剧演员新凤霞提出要求说：“你是民间艺人，应当立志做一个新社会的有文化的演员，在政治上要有理想，要力求进步，在艺术上要提高，要创造出新社会的人物形象来。”①李树谦：《春风化雨——周恩来领导文艺工作的实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44、146页。新凤霞一直遵照周恩来的教导，不断加强文化理论，努力从事评剧工作。

（三）提高戏曲工作者的思想觉悟

1949年的政协会议使著名越剧演员袁雪芬受到深刻教育，对党更加崇敬。在离京前，她将要求入党的愿望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说：“很好！你在旧社会有过斗争，但做党员不光是为了个人。有这个要求可回去向当地党组织提出。”②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在上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1、281、282、282、334页。袁雪芬回沪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又写信给她，让她认真学习党章，主动接受党的教育。在袁雪芬入党后，周恩来又去信勉励她做好一个共产党员，信中说：“自解放后，你就在党的关怀和教育下成长，现在又是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员，在解放前你有过独立奋斗的考验，战胜了你面临的一切困难，没有屈服。你特别要时刻牢记你是一个战斗的共产党员，要坚持为共产主义奋斗，一切个人的事情都要放在从属的位置来处理。”③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在上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1、281、282、282、334页。

周恩来经常利用各种机会帮助演员们开阔眼界，丰富知识。1952年，周恩来率领以徐玉兰为首的总政越剧团赴大连慰问即将撤离回国的苏联红军。专车在山海关休息时，他让大家下车观赏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以前越剧中常有“充军充到山海关”的唱词，所以演员们一开始想象中的山海关是个很荒凉的地方，没想到却是那么雄伟。这时，周恩来对她们说：“你们这些上海小姐，只知道上海好，却不晓得全国有多大，连山海关在什么地方，什么样子都不知道。这一次存心让你们来看看山海关，开开眼界，看看她多么雄伟。”④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在上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1、281、282、282、334页。慰问演出结束后，周恩来又问她们：“你们看过炼钢吗？”演员们说“没有”。周恩来说：“都没有看过，那好，既然到这里，我就让你们再看看眼界，多看些东西。你们越剧团留下来到鞍钢去慰问炼钢工人，同时看看他们是怎样炼钢的。”⑤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在上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1、281、282、282、334页。

1953年10月的一天，上海文艺会堂正在演出京剧《泗州城》。主演是二十岁的武旦张美娟。演出结束时，周恩来对张美娟表达了称赞。他还鼓励张美娟要努力学习，并指示华东实验京剧团的领导，要从政治上关心和培养年轻的演员，不能光在业务上使用。“张美娟家庭贫穷，无钱读书，从小练武学艺。听了周恩来的教导，她发奋学习，买了一些书，如饥似渴地学文化，进步很快，不久加入了共青团。”⑥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在上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1、281、282、282、334页。

1956年初，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要去日本演出，周恩来让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负责带队。梅兰芳答应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办。一天，梅兰芳回到家里，对老伴福芝芳说：“今天，周总理又给我上了一课。他说，‘我看你心里有疙瘩。当然啦，你是爱国的艺术家，现在到日本演出，送戏上门，可能有点想不通。要知道，当初侵略中国的是一小撮法西斯反动军阀，这些人，大部分已经得到应有的惩罚。我们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到日本旅行演出，是唱给日本人民听，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都是在战争中受害的，我们要对他们表示同情，他们一定也欢迎我们。请你把扣子解开，愉快地带队前往，希望你们凯旋而归’。”梅兰芳接着说：“总理这一席话，打开了我思想上的窗子，我现在觉得心明眼亮，可以轻装上阵了。”⑦李树谦：《春风化雨——周恩来领导文艺工作的实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44、146页。

（四）团结和改造戏曲工作者

周恩来曾指出：“我们今天要把整个戏曲界的人，除去极少数带恶霸性质的败类外，都团结起来。我们首先要站稳为工农兵服务的立场，这是我们改造的基础。我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改造，去肃清这种存在我们脑子里的封建残余。”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123、135-136页。他认为戏曲工作者必须长期地改造自己。这样，对于戏曲工作者，“你们经过生活体验，就会一天天进步。政府团结你们、改造你们，再经过你们自己的努力、同志们的帮助，以达到很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123、135-136页。周恩来还指出：“我们不论新的、旧的、年老的、年轻的，在这个社会主义改造的大洪炉中，都要不断地改造。我们应该在改造中团结，也就是从思想斗争中团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一道改造。团结起来一起过渡到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的远景前进。”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123、135-136页。

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中国戏曲工作蓬勃发展的时期。周恩来对戏曲工作的蓬勃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一时期周恩来对戏曲工作做出的贡献，不仅为日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对推动今天中国的戏曲事业向前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和发展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