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增田+李才森

摘要：本文运用理论分析、文献分析、访谈和开放式问卷等方法，搜集潜在的影响因素；基于两轮问卷调查，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确定了6类20项影响因素。在对结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尝试构建了影响因素模型。该模型显示，内部要素是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的根本影响因素，具体开展的廉政教育作为外在刺激是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形成的实践基础；身份特征、政治倾向等个人因素在此过程中发挥着内在作用，同时，这种作用还受他人态度和反腐形势等环境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公务员；廉政教育；政治文化；政治态度；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

中图分类号：D6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07（2014）06-0023-06

收稿日期：2014-01-15

作者简介：张增田（1965—），男，安徽天长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管理伦理和廉政建设；李才森（1987—），男，安徽阜阳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廉政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实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BZZ022。

一、问题的提出

廉政教育是反腐倡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公职人员潜在的腐败动机和行为，应采用说服、告知、警告等影响方式，引导他们形成诚实守信、秉公用权、清正廉洁等基本价值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以达到反腐倡廉的目的。［1］从政治心理角度来看，廉政教育目的的达成，取决于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的积极程度。这里，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是指公务员对一般意义上（即非特定的、具体的）廉政教育的评价性心理反应。鉴于廉政教育是廉洁政治文化传播的过程，因此，这一政治态度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性的心理倾向。已有的研究已注意到当前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不容乐观。据广东省纪委监察厅所做的一项调查发现，公务员及领导干部对待廉政教育存在三种错误心态：认为教育是个“虚”东西，开展的意义不大；教育是一项“软”活动，可以拖一拖，放一放；教育效果评价标准难以统一，评不评问题不大。有研究者指出，这三种心态均是由公务员及领导干部对廉政教育作用的信心不足衍生出来的。［2］心态不良与教育的作用密切相关，但已有的研究往往基于廉政教育效果较弱这一问题直接提出相关对策，而本文旨在探究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的诸多影响因素，进而尝试透过这些影响因素探寻改进廉政教育方式的思路。

二、影响因素搜集

本研究采用理论分析、文献综述、访谈和开放式问卷等方法搜集影响因素。其中，理论分析法主要通过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理论演绎出可能的影响因素，文献综述法则借助国内廉政教育研究文献中对廉政教育所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的综述，从中找出可能的影响因素。在这两种方法搜集到部分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再运用访谈和开放式问卷法搜集态度主体——公务员的实际感知，以补充和完善影响因素体系。

（一）理论分析

⒈态度构成理论。态度构成理论认为，态度由一定的内部要素构成。流行的三维结构模型把态度看成是由认知、情感和行为意愿所构成的心理倾向。这三个内在要素对态度有着根本性的影响。但Zanna和Rempel等则将态度广义地定义为建立在认知、情感反应、行为意向及过去行为基础上的评价倾向性方面，这些都可以改变我们的认知、行为、情感反应以及未来的行为意向和行为本身。［3］根据这一概念可知，态度是一个包含着五维结构的系统：行为本身、行为意向、认知、情感反应和态度本身。持五维结构论者认为，态度内部各要素之间是高度相关的，任何一个部分的改变都可能引起其他部分的变化。［4］具体来说，这种影响关系表现为认知、情感体验和行为意愿共同决定态度，态度则通过行为意愿对行为产生影响，而行为反过来又影响着新态度的形成。行为可分为过去行为和将来行为两种，过去行为会对态度产生影响。

⒉态度形成与改变理论。态度形成理论强调主体与态度对象的接触和体验在态度形成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除了遗传可能性，纯粹接触效应、条件反射作用、价值——账户模型和评价性条件反射范式等观点都认为，态度形成的先决条件就是主体与对象的接触，或受对象的有条件刺激而产生反射。［5］鉴于态度对象的刺激总是以信息方式呈现出来，而态度对象可以借鉴态度改变理论中的分析框架：说服者、说服对象、传递信息和说服情境等四类。根据认知说服理论，任何说服都是说服者向被说服者传递特定的信息以便使后者改变先前的态度。说服效果既取决于两类活动主体本身的特征，也取决于说服刺激工具——信息内容和信息传播方式、方法以及说服情境。据此可以推测，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必然与廉政教育刺激本身密切相关，会受到廉政教育的施教者、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教育情境以及公务员自身特质的影响。

⒊其他理论。理性行为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都强调主观规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显然这种影响是通过个体的态度而存在的。所谓“主观规范”，就是个体所感知到的社会压力往往表现为参照群体的观点和看法。这就意味着相近人群对相同事物的态度具有传染性。由此可知，公务员在参与廉政教育的过程中，单位领导、同事、家人和朋友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都可能对公务员个体产生参照作用。期望确认理论认为，感知有用性对个体态度有重要影响。所谓感知有用性，是指用户对产品、服务或信息对其是否有帮助或实际功用的感受。感知有用性决定个体满意度，进而影响其持续使用意图。［6］期望确认理论在成人教育领域的应用表现为，成人在参与在职教育的过程中所感知到的学习有用性对其参与态度有着显著影响。鉴于针对公务员开展的廉政教育也是一种成人教育，因而公务员在参与廉政教育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有用性感知会直接影响他们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此外，动机理论还揭示出学习动机作为内在动力倾向能激励并维持学生朝向某一目的的学习行为。［7］据此，公务员参与廉政教育的学习动机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参与态度。

基于理论演绎可以看出，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的影响因素包括：公务员对廉政教育的必要性和有用性认知，参与廉政教育的情感体验和行为意愿，过去参与廉政教育的经历；廉政教育的施教者、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教育情境、公务员自身特质；领导、同事、朋友、组织者及社会公众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以及公务员自身的学习动机等。

（二）廉政教育研究文献综述

虽然国内学术界鲜有涉及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的研究，但在一些关于廉政教育所存在问题的定性分析中却包含着学界对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的影响因素的基本判断。大多数研究者把廉政教育存在的问题指向教育活动本身。程茵认为，党风廉政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即“教育内容空洞化、教育形式公式化和教育机制不健全”；［8］慕君认为，当前廉政教育缺乏分类分层教育，似乎在用“一把尺子量到底”；［9］任杨文认为，作为施教者的领导干部首先必须是一个“勤廉兼优的模范”，否则他（她）的说教就很难具有说服力。［10］部分研究者则把问题归诸廉政教育组织管理不力。龙溪虎认为，目前我国的廉政教育面临长效机制不健全，未形成长期的学习教育制度的问题；［11］卢文华认为，在廉政教育对象的选择上缺乏重点性和广泛性；［12］李玉华和郭玉亮认为，廉政教育存在“质量评估和考核激励机制不健全以及领导干部不能带头接受教育”等问题。［13］一些研究者还关注到社会环境对廉政教育产生的影响。黄飞燕和肖仲思认为，反腐倡廉教育的成效取决于腐败的态势，若“缺乏制度、监督和惩处的有力配合”，腐败现象就会继续泛滥，这样的话，反腐倡廉教育“只能显得苍白无力”；［14］石心也认为，具有放大效应的腐败事件会“使人不相信反腐败宣传的真实性”。［15］

由此不难看出，已有的研究着力从过程及环境两个方面判断与把握廉政教育存在的问题。其中包含着学者们关于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的影响因素的认知。主要有教育的内容、方式、管理、施教者和反腐败措施的得力程度及社会廉洁状况等。

（三）访谈和开放式问卷

为进一步扩充影响因素清单，我们在安徽省范围内开展了个别访谈和问卷调查。访谈对象包括安徽省直机关单位、合肥市和霍山县有关单位的公务员，共24名，分三个小组进行。访谈从“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切入，重点围绕“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这一问题展开。采用内容分析法对访谈记录进行整理，基于课题小组内部讨论，形成一份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的影响因素清单。除上述已搜集到的因素外，还包括教育过程与管理方面的因素：教育载体、频率、时机、教育对象覆盖面、教育的常态化程度和对教育的监督力度等；公务员方面的因素：工资收入、职业发展前景、政治服从程度和对反腐败政策的支持程度；社会环境方面的因素：社会各行业开展廉政教育的状况、反腐败力度、反腐败成效及反腐败法律完善程度。

之后又采取方便抽样的方式选择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11级MPA集中班进行开放式问卷调查。共收集有效问卷46份，补充了开展廉政教育的宣传力度、公务繁忙情况和公务员对腐败的归因倾向（内部归因还是外部归因）等因素。

把搜集到的所有影响因素进行归总，分成人口统计变量、内部因素、外部因素、过程因素、组织因素、环境因素及其他等七类。详见表1。

表1影响因素汇总分类

[人口统计变量&年龄、教育程度、职位类型、行政级别、单位类型、工资、工作年限&态度内部影响因素&廉政教育必要性认知、廉政教育有用性认知、参与廉政教育的情感体验、参与廉政教育的行为意愿、过去参与廉政教育的经历&参照群体影响因素&领导对廉政教育的态度、同事的态度、朋友的态度、家人的态度、组织者的态度、社会公众的态度&廉政教育过程因素&廉政教育的形式、廉政教育的内容、廉政教育的载体、廉政教育的频率、廉政教育的时机、施教者身份&组织过程因素&教育对象的覆盖面、廉政教育常态化程度、组织者身份、考核力度、宣传力度、监督力度&政治环境因素&反腐败的力度、反腐败的成效、社会廉洁状况、反腐法律完善程度、社会各行业廉洁教育开展状况&其他因素&岗位廉政风险等级、公务员的公务繁忙情况、职业发展前景、学习动机、政治服从程度、对反腐败政策的支持程度、对腐败的归因倾向（内部归因或外部归因）&]

三、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通过两轮问卷对所搜集到的影响因素进行验证。第一轮问卷调查旨在进一步确认影响因素。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11级MPA周末班和安徽省委党校2013年秋季政法系统处级干部培训班共发放问卷110份，回收问卷97份，有效问卷91份。对问卷中“不属于、说不清楚、基本属于、属于、肯定属于”五个选项分别赋值1、2、3、4、5分，先计算每个因素得分的均值，再以3分（基本属于）为理论标准进行筛选。结果显示，年龄、工资及公务繁忙程度三个变量的得分较低。最终得到39个影响因素进入下一轮验证。

第二轮调查问卷要求被调查者判断39个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选项为很低、较低、一般、较高、很高）。面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12级MPA研究生班、安徽省委党校2013年秋季地厅级和县处级干部培训班、南通市和杭州市纪委干部共发放300份问卷，回收268份，有效问卷243份，有效率为90.7%。考虑到第一轮调查和第二轮调查之间具有较大的相关性和选项之间的可转换性，我们将两轮数据进行整合，最终得到可供分析的有效问卷为334份。被调查者基本情况如下：男性231名，占69.2%；女性103名，占30.8%。30周岁以下108人，占32.3%；31-40周岁84人，占25.1%；41-50周岁94人，占28.1%；51周岁及以上48人，占14.4%。专科及以下8人，占2.4%；本科261人，占78.1%；硕士及以上65人，占19.5%。综合管理类193人，占57.8%；行政执法类93人，占27.8%；专业技术类48人，占14.4%。使用SPSS对本轮问卷进行统计分析，五个选项分别赋值1、2、3、4、5分，分值越大，表示被调查者认为影响程度越高。

（一）探索性因子分析

对334份问卷进行编码，取其中的167份采用SPSS16.0作为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信度为0.943，说明问卷中各变量之间具有较高的一致性，研究设计可靠。效度验证的结果显示，KMO值为0.907，表示抽样适当；BARTLETT球形度检验值为8343.963（P<0.001），达到显著水准，表明结构效度较好。另外，问卷中各个变量经过理论分析和多次讨论形成，且调查对象多为在读MPA研究生、党校培训学员、纪检系统干部，他们都具有公务员身份，又参与或组织过廉政教育，保证了本研究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

在变量筛选过程中，先后有10个变量由于因子载荷不足0.5而被删除。在保留下来的29个变量中提取六个公共因子，累计贡献率为67.202%。各个公共因子表示从略。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及因子命名见表2。

表2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影响因素&成份&因子命名&G1&G2&G3&G4&G5&G6&A1 教育载体&.861&&&&&&&A2 教育内容&.851&&&&&&&A3 教育形式&.842&&&&&&教育过程&A4 教育时机&.721&&&&&&&A5 教育频率&.712&&&&&&&A6 施教者身份&.511&&&&&&&A7 朋友的态度&&.841&&&&&&A8 同事的态度&&.784&&&&&&A9 家人的态度&&.771&&&&&他人态度&A10 组织者的态度&&.689&&&&&&A11 社会公众的态度&&.687&&&&&&A12 社会廉洁状况&&&.804&&&&&A13 反腐败力度&&&.801&&&&&A14 反腐败成效&&&.759&&&&反腐形势&A15 反腐法律完善程度&&&.738&&&&&A16 监督力度&&&.640&&&&&A17 有用性认知&&&&.803&&&&A18 情感体验&&&&.760&&&&A19 必要性认知&&&&.741&&&内部要素&A20 行为意愿&&&&.711&&&&A21 过去经历&&&&.521&&&&A22 政治服从程度&&&&&.758&&&A23 对反腐政策支持程度&&&&&.661&&&A24 对腐败的归因倾向&&&&&.620&&政治倾向&A25 学习动机&&&&&.591&&&A26 职业发展前景&&&&&.551&&&A27 职位类别&&&&&&.836&&A28 行政级别&&&&&&.814&身份特征&A29 单位类型&&&&&&.710&&]

（二）验证性因子分析

为了验证所得到的载荷矩阵是否合理，本研究在探索性因子分析的基础上，使用LISREL8.7对另外167份问卷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根据相关指标要求，删除因子载荷较低的A6、A10、A11、A15、A16、A21、A25、A26和A29等九项。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χ2/df为2.436，可以接受。一般拟合指数（GFI）为0.90，调整拟合指数（AGFI）为0.86，比较拟合指数（CFI）为0.97，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为0.066，均方差残根（RMR）为0.051，都达到标准，表示模型拟合度较高。各题项的因子载荷都在0.4以上。据此可以基本确定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包括6类20项影响因素。见表3。

表3影响因素列表

[教育过程&教育载体、教育内容、教育形式、教育时机、教育频率&他人态度&朋友的态度、同事的态度、家人的态度&反腐形势&社会廉洁状况、反腐败力度、反腐败成效&内部要素&有用性认知、情感体验、必要性认知、行为意愿&政治倾向&政治服从程度、对反腐政策支持程度、对腐败的归因倾向&身份特征&职位类别、行政级别&]

四、结论与讨论

⒈结论。本研究采用定性分析方法筛选出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的39项影响因素；基于问卷调查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保留29项，并抽取出6个公共因子；再经验证性因子分析，最终得到20个影响因素，且证明6个公因子聚类合理。研究表明，教育过程、他人态度、反腐形势、内部要素、政治倾向和身份特征是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的主要影响因素。

⒉讨论。在诸类因素中，内部要素无疑是根本的影响因素。所包含的“有用性认知”、“情感体验”、“必要性认知”和“行为意愿”等四项，即态度的三维结构。表明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完全符合经典结构。其中的认知与情绪体验会直接影响行为意愿，进而影响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总体评价。同时，作为态度的内部要素，公务员对廉政教育的认知、情绪体验和行为意愿并非既定的，而是在实际教育过程、个人和环境等因素共同作用下逐渐形成并稳定下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态度对象——即具体廉政教育活动的刺激作用最为直接。但是，作为教育刺激首要因素的“廉政教育者”没有得到保留。这一点与智力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对待学科或课程的态度明显受教育者的影响颇为不同。而“教育载体”、“教育内容”、“教育形式”、“教育时机”和“教育频率”等因素的影响被确认存在。这些都能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教育内容”会促使公务员对廉政教育作出必要性和有用性评价；“教育载体”和“教育方式”会促使公务员对廉政教育进行情绪体验；“教育时机”和“教育频率”则因关涉到公务员能否有时间参与而制约他们的参与意愿。三者共同构成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总体评价。

个人因素对人们的态度有着内在影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同一个环境下，在相同对象物的刺激下，不同主体会表现出不同的心理反应这一现象。在本研究所揭示出来的影响因素中，“身份特征”和“政治倾向”都可归入个人因素。所保留下来的具体因素则与特定的态度主体、态度本身和态度对象密切相关。“身份特征”只包含“职位类别”和“行政级别”两项，概因公务员的类别和职位不同，他们发生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的可能性就不同，对待廉政教育的认知和意愿也不同。“政治倾向”所包含的“政治服从程度”和“对反腐政策支持程度”实即两种政治态度，而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态度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政治态度。 ［16］相近的政治态度之间自然会相互影响。“对腐败的归因倾向”之所以在列，是因为廉政教育一直被视作预防腐败的手段之一，旨在说服公务员保持清正廉洁，自觉抵制腐败。合乎逻辑地，如果一个公务员对腐败行为作外部归因，认为腐败是由制度不完善等外部原因造成的，那么他（她）就会否定廉政教育的必要性；反之，如果作为内部归因，其会认可廉政教育。

环境因素对态度主体特定态度的影响主要是因为任何对象刺激都是在特定的情境中进行的。态度主体对态度对象的感知作出评价性反应，不仅受环境中互动群体态度的辐射，而且还会受到与态度对象密切相关事物的调节。据此，本研究结论中的“他人态度”和“反腐形势”都属于环境性的影响因素。“他人”就是参照群体，只是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主要参照了朋友、同事和家人等三类群体的态度，并不包含一般认为的领导的态度。这表明在是否愿意接受廉政教育方面，公务员并不与他们的领导“攀比”，而是看重身边人的倾向。在访谈中有受访者表示，领导更应该接受廉政教育。言外之意是因为领导有权更易腐败，所以要更多地接受廉政教育，在这方面他们积极参与的行为没有示范性。“反腐形势”中“社会廉洁状况”、“反腐败力度”和“反腐败成效”三个因素或许是本研究最有价值的发现，而且这三项的均值相对最高。表明反腐败形势对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影响程度最大。很多受访者表示，只有在腐败得到有效遏制，腐败分子受到有力打击的情况下，廉政教育才有说服力；如果反腐败不力，边反边腐，社会风气不正，对腐败的容忍度高，廉政教育就会显得苍白无力。其内在逻辑是，反腐形势可以提高或降低廉政教育的说服力，而廉政教育的说服力则影响公务员对廉政教育的认知性评价。

由此我们得到一个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的影响因素模型，如图所示。

影响因素模型

综上所述，本研究把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作为因变量，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索出其维度影响因素，初步构建出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的影响因素模型。希望本研究结论能够为国内廉政教育研究中对受教育对象政治态度的研究提供参考， 为以后量表开发、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和影响程度及机理等理论研究有所帮助。在实践贡献方面，本研究旨在提示廉政教育的组织实施者和施教者关注教育对象对教育本身的态度；所提供的具体影响因素能够帮助其打开廉政教育的思路，探寻更加科学的廉政教育的对策与方法。

【参考文献】

［1］曾洁华，杨艳.转型期中国廉政教育路径探析［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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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慕君.反腐倡廉分类分层次教育的理论依托与实践体系［J］.廉政文化研究，2011，（02）.

［10］任杨文.当前反腐倡廉教育的困境与破解之道［J］.廉政文化研究，2012，（03）：52.

［11］龙溪虎.对建国后廉政教育的管窥与反思［J］.求实，2009，（07）.

［12］卢文华.反腐倡廉教育：实践反思与改进对策［J］.求实，2010，（12）.

［13］李玉华，郭玉亮.反腐倡廉教育制度建设的路径探析与选择［J］.思想教育研究，2011，（01）.

［14］黄飞燕，肖仲思.新时期高校反腐倡廉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对策［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4）.

［15］石心.注重反腐倡廉教育成效［J］.科学决策月刊，2007，（04）.

［16］张增田，张勇.公务员对廉政教育态度的量表研究［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8）.

（责任编辑：高静）

（二）验证性因子分析

为了验证所得到的载荷矩阵是否合理，本研究在探索性因子分析的基础上，使用LISREL8.7对另外167份问卷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根据相关指标要求，删除因子载荷较低的A6、A10、A11、A15、A16、A21、A25、A26和A29等九项。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χ2/df为2.436，可以接受。一般拟合指数（GFI）为0.90，调整拟合指数（AGFI）为0.86，比较拟合指数（CFI）为0.97，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为0.066，均方差残根（RMR）为0.051，都达到标准，表示模型拟合度较高。各题项的因子载荷都在0.4以上。据此可以基本确定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包括6类20项影响因素。见表3。

表3影响因素列表

[教育过程&教育载体、教育内容、教育形式、教育时机、教育频率&他人态度&朋友的态度、同事的态度、家人的态度&反腐形势&社会廉洁状况、反腐败力度、反腐败成效&内部要素&有用性认知、情感体验、必要性认知、行为意愿&政治倾向&政治服从程度、对反腐政策支持程度、对腐败的归因倾向&身份特征&职位类别、行政级别&]

四、结论与讨论

⒈结论。本研究采用定性分析方法筛选出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的39项影响因素；基于问卷调查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保留29项，并抽取出6个公共因子；再经验证性因子分析，最终得到20个影响因素，且证明6个公因子聚类合理。研究表明，教育过程、他人态度、反腐形势、内部要素、政治倾向和身份特征是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的主要影响因素。

⒉讨论。在诸类因素中，内部要素无疑是根本的影响因素。所包含的“有用性认知”、“情感体验”、“必要性认知”和“行为意愿”等四项，即态度的三维结构。表明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完全符合经典结构。其中的认知与情绪体验会直接影响行为意愿，进而影响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总体评价。同时，作为态度的内部要素，公务员对廉政教育的认知、情绪体验和行为意愿并非既定的，而是在实际教育过程、个人和环境等因素共同作用下逐渐形成并稳定下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态度对象——即具体廉政教育活动的刺激作用最为直接。但是，作为教育刺激首要因素的“廉政教育者”没有得到保留。这一点与智力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对待学科或课程的态度明显受教育者的影响颇为不同。而“教育载体”、“教育内容”、“教育形式”、“教育时机”和“教育频率”等因素的影响被确认存在。这些都能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教育内容”会促使公务员对廉政教育作出必要性和有用性评价；“教育载体”和“教育方式”会促使公务员对廉政教育进行情绪体验；“教育时机”和“教育频率”则因关涉到公务员能否有时间参与而制约他们的参与意愿。三者共同构成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总体评价。

个人因素对人们的态度有着内在影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同一个环境下，在相同对象物的刺激下，不同主体会表现出不同的心理反应这一现象。在本研究所揭示出来的影响因素中，“身份特征”和“政治倾向”都可归入个人因素。所保留下来的具体因素则与特定的态度主体、态度本身和态度对象密切相关。“身份特征”只包含“职位类别”和“行政级别”两项，概因公务员的类别和职位不同，他们发生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的可能性就不同，对待廉政教育的认知和意愿也不同。“政治倾向”所包含的“政治服从程度”和“对反腐政策支持程度”实即两种政治态度，而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态度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政治态度。 ［16］相近的政治态度之间自然会相互影响。“对腐败的归因倾向”之所以在列，是因为廉政教育一直被视作预防腐败的手段之一，旨在说服公务员保持清正廉洁，自觉抵制腐败。合乎逻辑地，如果一个公务员对腐败行为作外部归因，认为腐败是由制度不完善等外部原因造成的，那么他（她）就会否定廉政教育的必要性；反之，如果作为内部归因，其会认可廉政教育。

环境因素对态度主体特定态度的影响主要是因为任何对象刺激都是在特定的情境中进行的。态度主体对态度对象的感知作出评价性反应，不仅受环境中互动群体态度的辐射，而且还会受到与态度对象密切相关事物的调节。据此，本研究结论中的“他人态度”和“反腐形势”都属于环境性的影响因素。“他人”就是参照群体，只是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主要参照了朋友、同事和家人等三类群体的态度，并不包含一般认为的领导的态度。这表明在是否愿意接受廉政教育方面，公务员并不与他们的领导“攀比”，而是看重身边人的倾向。在访谈中有受访者表示，领导更应该接受廉政教育。言外之意是因为领导有权更易腐败，所以要更多地接受廉政教育，在这方面他们积极参与的行为没有示范性。“反腐形势”中“社会廉洁状况”、“反腐败力度”和“反腐败成效”三个因素或许是本研究最有价值的发现，而且这三项的均值相对最高。表明反腐败形势对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影响程度最大。很多受访者表示，只有在腐败得到有效遏制，腐败分子受到有力打击的情况下，廉政教育才有说服力；如果反腐败不力，边反边腐，社会风气不正，对腐败的容忍度高，廉政教育就会显得苍白无力。其内在逻辑是，反腐形势可以提高或降低廉政教育的说服力，而廉政教育的说服力则影响公务员对廉政教育的认知性评价。

由此我们得到一个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的影响因素模型，如图所示。

影响因素模型

综上所述，本研究把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作为因变量，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索出其维度影响因素，初步构建出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的影响因素模型。希望本研究结论能够为国内廉政教育研究中对受教育对象政治态度的研究提供参考， 为以后量表开发、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和影响程度及机理等理论研究有所帮助。在实践贡献方面，本研究旨在提示廉政教育的组织实施者和施教者关注教育对象对教育本身的态度；所提供的具体影响因素能够帮助其打开廉政教育的思路，探寻更加科学的廉政教育的对策与方法。

【参考文献】

［1］曾洁华，杨艳.转型期中国廉政教育路径探析［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5）.

［2］广东省纪委监察厅.关于加强和改进反腐倡廉教育的调研［N］.中国纪检监察报，2010-03-10（3）.

［3］ZANNA M P，REMPEL J K.Attitudes：A new look at an old concept［M］//D BAR-TAL，A W KRUGLANSKI（Eds.）.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knowledge. New Work：Cambir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4］菲利普·津巴多，迈克尔·利佩.态度改变与社会影响［M］.人民邮电出版社，2007.

［5］张乐.态度形成的理论与实验——基于评价性条件反射范式的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8.

［6］Bhattacherjee A.Understanding information systems continuance：An expectation-confirmation model［J］.MIS Quarterly，2001，25（3）：351-370.

［7］陈琦，刘儒德.当代教育心理学［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11.

［8］程茵.党风廉政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1，（10）.

［9］慕君.反腐倡廉分类分层次教育的理论依托与实践体系［J］.廉政文化研究，2011，（02）.

［10］任杨文.当前反腐倡廉教育的困境与破解之道［J］.廉政文化研究，2012，（03）：52.

［11］龙溪虎.对建国后廉政教育的管窥与反思［J］.求实，2009，（07）.

［12］卢文华.反腐倡廉教育：实践反思与改进对策［J］.求实，2010，（12）.

［13］李玉华，郭玉亮.反腐倡廉教育制度建设的路径探析与选择［J］.思想教育研究，2011，（01）.

［14］黄飞燕，肖仲思.新时期高校反腐倡廉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对策［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4）.

［15］石心.注重反腐倡廉教育成效［J］.科学决策月刊，2007，（04）.

［16］张增田，张勇.公务员对廉政教育态度的量表研究［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8）.

（责任编辑：高静）

（二）验证性因子分析

为了验证所得到的载荷矩阵是否合理，本研究在探索性因子分析的基础上，使用LISREL8.7对另外167份问卷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根据相关指标要求，删除因子载荷较低的A6、A10、A11、A15、A16、A21、A25、A26和A29等九项。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χ2/df为2.436，可以接受。一般拟合指数（GFI）为0.90，调整拟合指数（AGFI）为0.86，比较拟合指数（CFI）为0.97，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为0.066，均方差残根（RMR）为0.051，都达到标准，表示模型拟合度较高。各题项的因子载荷都在0.4以上。据此可以基本确定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包括6类20项影响因素。见表3。

表3影响因素列表

[教育过程&教育载体、教育内容、教育形式、教育时机、教育频率&他人态度&朋友的态度、同事的态度、家人的态度&反腐形势&社会廉洁状况、反腐败力度、反腐败成效&内部要素&有用性认知、情感体验、必要性认知、行为意愿&政治倾向&政治服从程度、对反腐政策支持程度、对腐败的归因倾向&身份特征&职位类别、行政级别&]

四、结论与讨论

⒈结论。本研究采用定性分析方法筛选出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的39项影响因素；基于问卷调查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保留29项，并抽取出6个公共因子；再经验证性因子分析，最终得到20个影响因素，且证明6个公因子聚类合理。研究表明，教育过程、他人态度、反腐形势、内部要素、政治倾向和身份特征是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的主要影响因素。

⒉讨论。在诸类因素中，内部要素无疑是根本的影响因素。所包含的“有用性认知”、“情感体验”、“必要性认知”和“行为意愿”等四项，即态度的三维结构。表明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完全符合经典结构。其中的认知与情绪体验会直接影响行为意愿，进而影响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总体评价。同时，作为态度的内部要素，公务员对廉政教育的认知、情绪体验和行为意愿并非既定的，而是在实际教育过程、个人和环境等因素共同作用下逐渐形成并稳定下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态度对象——即具体廉政教育活动的刺激作用最为直接。但是，作为教育刺激首要因素的“廉政教育者”没有得到保留。这一点与智力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对待学科或课程的态度明显受教育者的影响颇为不同。而“教育载体”、“教育内容”、“教育形式”、“教育时机”和“教育频率”等因素的影响被确认存在。这些都能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教育内容”会促使公务员对廉政教育作出必要性和有用性评价；“教育载体”和“教育方式”会促使公务员对廉政教育进行情绪体验；“教育时机”和“教育频率”则因关涉到公务员能否有时间参与而制约他们的参与意愿。三者共同构成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总体评价。

个人因素对人们的态度有着内在影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同一个环境下，在相同对象物的刺激下，不同主体会表现出不同的心理反应这一现象。在本研究所揭示出来的影响因素中，“身份特征”和“政治倾向”都可归入个人因素。所保留下来的具体因素则与特定的态度主体、态度本身和态度对象密切相关。“身份特征”只包含“职位类别”和“行政级别”两项，概因公务员的类别和职位不同，他们发生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的可能性就不同，对待廉政教育的认知和意愿也不同。“政治倾向”所包含的“政治服从程度”和“对反腐政策支持程度”实即两种政治态度，而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态度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政治态度。 ［16］相近的政治态度之间自然会相互影响。“对腐败的归因倾向”之所以在列，是因为廉政教育一直被视作预防腐败的手段之一，旨在说服公务员保持清正廉洁，自觉抵制腐败。合乎逻辑地，如果一个公务员对腐败行为作外部归因，认为腐败是由制度不完善等外部原因造成的，那么他（她）就会否定廉政教育的必要性；反之，如果作为内部归因，其会认可廉政教育。

环境因素对态度主体特定态度的影响主要是因为任何对象刺激都是在特定的情境中进行的。态度主体对态度对象的感知作出评价性反应，不仅受环境中互动群体态度的辐射，而且还会受到与态度对象密切相关事物的调节。据此，本研究结论中的“他人态度”和“反腐形势”都属于环境性的影响因素。“他人”就是参照群体，只是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主要参照了朋友、同事和家人等三类群体的态度，并不包含一般认为的领导的态度。这表明在是否愿意接受廉政教育方面，公务员并不与他们的领导“攀比”，而是看重身边人的倾向。在访谈中有受访者表示，领导更应该接受廉政教育。言外之意是因为领导有权更易腐败，所以要更多地接受廉政教育，在这方面他们积极参与的行为没有示范性。“反腐形势”中“社会廉洁状况”、“反腐败力度”和“反腐败成效”三个因素或许是本研究最有价值的发现，而且这三项的均值相对最高。表明反腐败形势对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影响程度最大。很多受访者表示，只有在腐败得到有效遏制，腐败分子受到有力打击的情况下，廉政教育才有说服力；如果反腐败不力，边反边腐，社会风气不正，对腐败的容忍度高，廉政教育就会显得苍白无力。其内在逻辑是，反腐形势可以提高或降低廉政教育的说服力，而廉政教育的说服力则影响公务员对廉政教育的认知性评价。

由此我们得到一个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的影响因素模型，如图所示。

影响因素模型

综上所述，本研究把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作为因变量，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索出其维度影响因素，初步构建出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的影响因素模型。希望本研究结论能够为国内廉政教育研究中对受教育对象政治态度的研究提供参考， 为以后量表开发、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和影响程度及机理等理论研究有所帮助。在实践贡献方面，本研究旨在提示廉政教育的组织实施者和施教者关注教育对象对教育本身的态度；所提供的具体影响因素能够帮助其打开廉政教育的思路，探寻更加科学的廉政教育的对策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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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石心.注重反腐倡廉教育成效［J］.科学决策月刊，2007，（04）.

［16］张增田，张勇.公务员对廉政教育态度的量表研究［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8）.

（责任编辑：高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