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永有

摘要：五代吴越幕僚诗人留有诗歌的主要有罗隐、皮光业、沈韬文、皮光禹、黄夷简、陈长官等。他们的诗歌创作数量虽然不多，在十国中的位置也并不突出，但这些幕僚诗歌有其自身的特点，具有流荡婉转的独特韵致、浓厚的吴越民歌俚俗倾向以及雅颂与闲适、入实的审美特征。吴越幕僚诗歌整体成就不高与吴越的用人政策、统治者对文人态度的两面性及吴越所处的外在环境有关，而吴越幕僚诗歌自身的特色则与五代诗歌的地域性及当时元、白“元和体”的影响息息相关。

关键词：吴越幕僚诗歌罗隐钱镠吴越文人，罗隐之外，今日留下作品或文学事迹的不多。但吴越诗歌在五代十国中仍占有一席之地，其幕僚文人与同样爱好文学的钱氏王族关系密切，幕僚诗歌创作与当时其他诸国相比，有其自身的特色。下面拟从三个方面对吴越幕僚诗歌做一探析。

一、吴越幕僚诗歌创作

吴越终五代一世虽未正式立国，但能在中朝与强吴及后继者南唐之间保持其相对独立性，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雅好儒学的钱氏王族喜书聚书、能诗善文且不喜奢侈，初以罗隐为掌书记，后以沈崧、皮光业为相。“上下无事，惟以文艺相高”（《宣和书谱》卷一九）。不过十国之中吴越的诗歌散失最多，现存作品以罗隐和钱俶及其宗族子弟的创作为主。

吴越幕府文人，据李最欣《钱氏吴越国文献和文学考论》统计，除罗隐外，“可考者如与罗隐合称为三罗的罗邺、罗虬二人，钱镠四宾客中除罗隐外的沈崧、皮光业、林鼎二人，高英秀、沈韬文、皮光业之弟皮光禹、黄夷简、章鲁封（无诗存）、孙郃（存诗七首）、陈长官（存诗一首）、丘光庭（存诗七首）、丘光业（无存诗）、吴蜕（无存诗）、吴仁璧（存诗二十一首），再加上罗隐，共十七人。”[1]但罗邺、罗虬、吴仁璧三人都没有在吴越入幕的经历，因此严格意义上讲他们虽是吴越文人，但不能算是吴越幕僚文人。

吴越幕僚文人最有名的就是所谓钱镠“四宾客”，即罗隐、沈崧、皮光业、林鼎。钱镠“四宾客”的说法出自欧阳修《新五代史》，其卷六十七云：

唐升越州威胜军，以董昌为节度使，封陇西郡王；杭州武胜军，拜镠都团练使，以成为副使。及字弘济，与钱镠同事攻伐，谋多出于及，而镠以女妻及子仁琇。镠乃以杜棱、阮结、顾全武等为将校，沈崧、皮光业、林鼎、罗隐为宾客。景福二年，拜镠镇海军节度使、润州刺史。乾宁元年，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二年，越州董昌反。[2]

而这四人之中，沈崧、林鼎均无诗歌留存，皮光业也仅存几联残句，并无完整的诗歌。相对而言，罗隐可算是四人中的姣姣者。但笔者据李定广《罗隐年谱》统计，罗隐东归吴越进入钱镠幕府后所写的诗歌，可考证的也只有四十多首。

如果以罗隐入钱镠幕为界，将其一生的经历划为前后两个阶段，那么罗隐东归吴越钱镠后，“这一阶段的诗歌，不管内容上还是风格上，与前一阶段比较，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总的看来，其成就远不如前期那样大。这一阶段的诗歌主要是颂德诗和出世诗，前者庸俗，后者消极。”[3]

颂德诗主要是歌颂钱镠，现存《罗隐集》中，写给钱镠的诗有十一首，分别是《春日投钱塘元帅尚父》（二首）、《题番溪垂钓图》《钱尚父生日》《暇日投钱尚父》《感别元帅尚父》《尚父偶建小楼特摛丽藻绝句不敢称扬》（三首）、《病中上钱尚父》《献尚父大王》。这些诗的基本倾向是歌颂钱镠的功德，表达自己对钱镠的感激之情。例如，《钱尚父生日》：“大昴分光降斗牛，兴唐宗社作诸侯。伊夔事业扶千载，韩白计谋冠九州。”[4]

出世诗主要体现为罗隐与释、道二家的交游赠答诗。如《送程尊师之晋陵》《寄程尊师》《寄第五尊师》《寄聂尊师》《第五将军于馀杭天柱宫》《寄西华黄炼师》《送杨炼师却归贞浩岩》《吴门晚泊寄句曲道友》等等。从这些诗来看，饱经沧桑的罗隐似乎真想认真学一些拜佛成仙的本事了。

当然，罗隐后期也还是有少量的讽刺诗，如《感弄猴人赐朱紱》：“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何如买取猢狲弄，一笑君王便著绯。”[5]这首诗讽刺唐昭宗伟弄猴艺人赐绯之举，诗人自己十举不第，而一弄猴人仅凭博取君王一笑就获官禄，语意辛辣，辞端犀利。又如《题磻溪垂钓图》，据《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四记载：“钱氏时，西湖渔者日纳鱼数斤，谓之‘使宅鱼。其捕不及者，必市以供，颇为民害。一日，罗隐侍坐，壁间有《磻溪垂钓图》，武肃王索诗，隐应声曰：‘吕望当年展庙谟，直钩钓国更谁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须供使宅鱼。武肃王大笑，遂蠲其征。”借题磻溪垂钓图，当面讽刺恩主钱镠，表现了罗隐一贯的同情人民，以民为本，为民请命的立场。与罗隐此类诗相似的还有陈长官的《下狱有作》：“按则增科不自由，未曾举笔泪先流。高田沙瘦常忧旱，沿海涂咸少有秋。要使茧丝殚地力，愿将骨肉伴枷头。一时种了黄连种，万代令人苦不休。”[6]此诗的背景据《十国春秋》卷八十五云：“陈长官，事武肃王为宁海县令。会王命增州县赋税，长官上书极谏，王大怒，逮之狱，长官以死争之，得免。宁海故称剧县，租税视诸邑为独轻者，皆其力也，至今犹庙祀焉。”[7]

吴越其他幕僚文人留下来的诗歌过于缺少，因此对他们的创作分析也就很难深入。但就这些留存下来的少数诗歌或残句看，主要的是写景抒情、咏物怀志，可算作是写景咏物诗。这类诗在王士祯《五代诗话》里基本都有记载，如沈韬文，“吴越司宾沈韬文有《游西湖》诗：‘（首句阙）菰米蘋花似故乡。不是不归归未得，好风明月一思量。武肃王遂授以湖州刺史。[原]《古今诗话》”[8]；皮光业，“皮光业最耽茗事。一日，中表请尝新柑，筵具殊丰，簪紱丛集。才至，未顾尊罍，而呼茶甚急，径进一句瓯，题诗曰：‘未见甘心氏，先迎苦口师。众噱曰：‘此师固清高，而难以疗饥也。[补]《清异录》吴越王时，宰相皮光业每以诗为己任，尝得一联云：‘行人折柳和轻絮，飞燕衔泥带落花。自负警策，以示同僚，众争叹誉。裴光约曰：‘二句偏枯不为工。盖柳当有絮，泥或无花。如此论，真得诗之膏盲矣。[补]《渔隐丛话》”[9]；皮光禹，“光禹业五七言诗，贾阆仙之俦也。有‘烧平樵路出，潮弄海山高之句，作者多许之。[补]《葆光录》”[10]；黄夷简，“黄夷简闲雅有诗名，在钱忠懿王俶幕中，陪祖俎二十年……夷简《山居》诗有‘宿雨一番蔬甲嫩，春山几焙茗旗香。之句。[原]《玉壶清话》”[11]。

由上可知，吴越国幕府文人，除罗隐外，有名诗人不多且多在吴越国的前期，留存下来的诗歌数量较少；吴越七言的创作比五言更为兴盛，唐末以来得到极大发展的五律，在吴越诗坛并没有形成值得注意的创作局面。

二、吴越幕僚诗歌与南方诸国之比较

从数量上看，据张兴武《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统计：吴及南唐诗歌总数达二千二百二十八首之多；前后蜀诗歌为一千三百二十一首；闽土作家今存诗九百四十首；吴越共存诗七百六十七首，而罗隐一人就有四百九十首；楚国诗人存诗仅七十五首。[12]

虽然吴越诗歌在数量上同其他诸国相比不占优势，质量上的成就也不及南唐与西蜀，但吴越幕僚诗歌有其自身的特色，在十国诗坛上也较引人注目。

首先，吴越幕僚诗歌具有流荡婉转的独特韵致。南唐与吴越就近体诗的地方创作基础来看都非常雄厚，吴越自中唐以来也产生了许多重要的近体诗人，唐末方干、李频等人都出身吴越，他们和“十哲”诗人同其旨趣。但吴越与南唐在近体诗的创作上逐渐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吴越偏于七言，讲求婉转之致；而南唐则偏于雕琢典雅，五、七言并胜。

其次，吴越幕僚诗歌具有浓厚的吴越民歌俚俗倾向。“吴越之地自古受中原等外来文化冲击较少，五代时所作回文诗、六言诗、双声叠韵诗都是地方性的体现，尤以多用方言俗语最为突出。钱镠用方音吴语吟唱父老喜闻乐见的《还乡歌》和罗隐续作役卒的《末了期》，更把诗歌导向俚俗。”[13]（贺中复《五代诗坛概说》）如罗隐的“从事不从事，养生非养生。”[14]（《茅斋》）、“一二三四五六七，万木生芽是今日。”[15]（《京中正月七日立春》）；皮光业的“未见甘心氏，先尝苦口师。”等等，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再次，吴越幕僚诗歌大多具有雅颂和闲适、入实的审美特征。“在尤重美刺上与西蜀相近，如罗隐、延寿诸人都以诗称扬钱镠功业。”[16]（贺中复《五代诗坛概说》）但吴越幕僚很少作有西蜀那样的香艳诗，而是较多地继承和发展了元、白的“元和体”描写日常生活和普通人情的一面，这在上文列举的罗隐、皮光业、沈韬文、黄夷简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

三、吴越幕僚诗歌特色成因分析

总的看来，吴越幕僚有名的诗人较少，幕僚诗人的整体创作成就并不突出，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吴越当时未设科举，用人基本上是察举。吴越王钱镠在南方诸国君主中也算是求贤若渴、尊贤礼士的，但据冯贽《云仙杂记》、钱俨《吴越备史》记载，钱镠常常以貌取人。虽然吴越国第二位国王钱元瓘开设了择能院，但据《新五代史》所记，它仅仅“选吴中文士录用之”，可见人才的来源比较偏狭，仅限于吴越地区。吴越君王这种选人用人方法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才的发现，对吴越的发展无疑是不利的。“吴越国幕僚文人诗歌上的萎靡不振原因很多，以察举代科举的选才制度恐难辞其咎。”[17]

第二，吴越王钱镠对文人的态度具有两面性。我们说钱镠求贤如渴、尊贤礼士，但这是相对的，他并非对每位人才及其缺点都能宽容，吴仁璧沉江事件就是最好的证明。钱镠知道吴仁璧是人才，因此三次请教邀请于他，但都被拒绝，最后钱镠终于被激怒，不但把吴仁璧本人沉入江中，据说还把吴仁璧十八岁的女儿一同沉入江中，武夫跋扈的那种凶残本性暴露无遗。陈长官抗税与此类似，陈长官因反对钱镠加税就被他投入监狱，最后以死力争才得免。统治者的这种两面性，无论是对想入幕而又望而却步的文人，还是对已有官职的幕僚文士，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进而影响整个吴越诗歌的发展。

第三，吴越国文人较少和它当时所处的外部环境也有一定的关系。“钱氏政权据有两浙富庶之地，但北有杨吴（南唐）阻隔，文人学士往往羁留于江淮间不愿继续南下。唐末五代以来，两浙土产的文士远不如西蜀和南唐众多，外地学者虽乐游其地，而不想久居其土。”[18]罗隐本是吴越人，但在外地漂泊了三十年，十举不第、四处碰壁之后，才在五十五岁时不得已东归吴越，回到故土，可算是叶落归根。

而吴越幕僚诗歌的流荡婉转与民间俚俗倾向以及雅颂闲适入实的特点主要是因为五代诗歌普遍具有地域性特征及五代元、白“元和体”影响不断上升所致。

吴越民歌源远流长，吴越幕僚文士诗歌创作深受吴地的乡风民韵影响。从体裁及创作方式上看，吴越诗歌多用七言，抒情流荡婉转，常用民间俚语。“唐末以来讲求雕琢刻画，抒情比较含蓄典雅的五律，和吴越的地方风气差异较大，因此在吴越基本上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19]

元、白“元和体”自中唐以来就对诗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唐末五代，元、白“元和体”影响继续上升。“由此产生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白居易的诗学形象，从讽喻明确地转向了雅颂，‘元和体所体现的精神内涵、艺术旨趣，在唐末五代的诗学价值观中收到了明确的肯定。”[20]罗隐从前期以辛辣讽刺为主转向后期以颂扬钱镠为主，以及吴越其他幕僚诗人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闲适、入实的审美特征，可以说都是对元、白“元和体”直接地继承和发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五代吴越幕僚诗歌创作，虽然整体成就不高，在南方诸国中无法与南唐及西蜀媲美，但有其自身的特点。从历史的发展眼光看，吴越幕僚诗歌对整个吴越文化还是有贡献的，也体现了那个时代的诗歌特征和地方文化特色。

注释：

[1][17]李最欣：《钱氏吴越国文献和文学考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1-332页，第360页。

[2][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卷67）第837页。

[3]李之亮：《罗隐诗集笺注》，湖南：岳麓书社，2001年版，（前言）第5页。

[4][5][6][14][15]中华书局编辑部：《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册10，卷657）第7604页，（册10，卷665）第7681页，（册14，卷12）第10745页，（册10，卷660）第7633页，（册10，卷663）第7659页。

[7][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卷85）第1239页。

[8][9][10][11][清]王士祯，郑方坤：《五代诗话》，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卷5）第224-225页。

[12][18]张兴武：《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4页，第46页。

[13][16]《北京社会科学》编辑部：《五代十国诗坛概说》，北京社会科学院，1996年，第4期。

[19][20]刘宁：《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2，第3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