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加宏

龚自珍是嘉道之际的大诗人，是放言论政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启蒙思想家，他的创作与思想标志着古代传统社会结束和近代社会开端。《己亥杂诗》是龚自珍的代表作品之一。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年4月23日），龚自珍被迫辞官，只身南归，往返期间创作了大型组诗《己亥杂诗》。龚自珍在与其好友吴虹生的书信中这样写道：“弟去年出都日，忽破诗戒，每作诗一首，以逆旅鸡毛笔书于账簿纸，投一破篦中，往返九千里，至腊月二十六日抵海西别墅，发篦数之，得纸团三百十五枚，盖作诗三百十五首也。中有留别京国之诗，有关津乞食之诗，有忆虹生之诗，有过袁浦纪奇遇之诗，刻无抄胥，然必欲抄一全分寄君读之，则别来十阅月之心迹，乃至一坐卧，一饮食，历历如绘”[1]。《己亥杂诗》是龚自珍平生最后一组诗歌，也是其有意识地回顾自己一生的作品，对于了解龚自珍一生的经历、思想、人格、主张、著作等极其重要。

一

龚自珍生于世宦之家，家学深厚，其母段驯是清朝朴学大师段玉裁之女。母亲对龚自珍宠爱有加，在其六七岁时就教授他念吴伟业诗、方舟文和宋大樽文。外祖父段玉裁对龚自珍的教育也是无微不至。龚自珍自十二岁起，随段玉裁学《说文解字》，开始受到传统文字训诂学的严格训练，学习文字学“以经说字，以字说经”[2]，铺垫下厚实的汉学功底。龚自珍对外祖父非常尊重，晚年，在《己亥杂诗》中，龚自珍写道：“张杜西京说外家，斯文吾述段金沙。导河积石归东海，一字源流奠万哗。”[3]虽然龚自珍自小深受乾嘉朴学的影响，但龚自珍批判社会的思想来源主要还是今文经学。28岁时龚自珍师从今文经学大师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思想受到极大的震动，一时间找到了理论武器，“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今文经学善于论述，变化灵活，常出现一些古典儒家没有论述过的论题。《公羊春秋》中多‘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如‘张三世、‘通三统、‘绌周王鲁、‘受命改制等理论，震撼人心。今文经学微言大义的辩论方法，和不受局限无限扩大外延的思维方式，对龚自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4]龚自珍正是利用今文经学微言大义的方法讥切时政、倡言变法的。当然，龚自珍对今文经学也不是无条件全部接受的。龚自珍首先接受了今文经学的三世循环论，宣扬“张三世”“通三统”，由此，龚自珍发展出自己对社会发展的认识，并对当时社会做出了“衰世”的判断。除了今文经学，龚自珍的思想来源极其驳杂，可谓杂取百家，为我所用而不为其所困，在晚年教子的诗歌中，龚自珍告诫自己的儿子：“五经熟烂家常饭，莫似而翁歠九流”正从反面说明龚自珍思想来源的多元化。作为“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5]的实践者，龚自珍既汲取古文经学实事求是、以复古为解放的学术精髓，又融合今文经学中“张三世”“通三统”“微言大义”“托古改制”思想要义，不尊师法，不守绳墨，讥切时政，倡言变革。

二

“据《清史稿》记载，雍正十二年（1734）中国人口为二亿六千四百多万；到乾隆六十年（1795），人口增至二亿九千六百多万，到嘉庆、道光之后，人口一直在三亿以上，并不断增加。人口的增加，对社会财富，既能促进，更能分解，当人口增加到社会承受能力所不及时，社会矛盾便激化了。”[6]统治集团纵欲无度，奢侈腐化，大地主、大商人聚集财富，一掷千金，而广大的劳动人民越来越贫困。社会矛盾激化，两极分化的结果，必然是民变。号称“十全老人”的乾隆，刚逝世不久，农民起义就不断发生，所谓的“十全武功”，不过是个纸糊的灯笼。

《己亥杂诗》创作于1839年，这一年正是中英鸦片战争爆发的前一年。这个时候的大清王朝可以说是内外交困，日薄西山，正如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所写：“卿筹烂熟我筹之，我有忠言质幻师：观理自难观势易，弹丸累到十枚时。”这首赠给“道旁鬻戏术者”[7]的诗反映了龚自珍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清醒认识。弹丸累到十枚，技艺虽然高超，但也预示着危机的形势。清王朝经历康雍乾盛世之后迅速跌落下来，回光返照般的封建社会最后的繁荣一去不复返。龚自珍认识到，他所面对的已经根本不是什么盛世，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封建“衰世”。“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8]“衰世”只是类似“治世”而已，龚自珍的祖、父两代经历了清王朝最强盛的时代，即后人所津津乐道的“乾嘉盛世”。甚至龚自珍自己也说过“国家治定功成日，文士关门养气时”“家家饭熟书还熟，羡煞承平好秀才”。可惜这个“治世”过去了，眼前的“衰世”是一个“日之将西，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引暮气，与梦为邻”[9]的社会。这个社会“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10]。这个社会非但不会培养人才，甚至“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11]。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当中，龚自珍感受到的是“履霜之屩，寒于坚冰；未雨之鸟，戚于飘摇；痹痨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12]。龚自珍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大声疾呼，批判社会，倡言变革，以其犀利的的诗歌对当时社会的各方面做出了无情的解剖，开一代风气之先。

三

作为一位忧国忧民的启蒙思想家，龚自珍时刻关注百姓之疾苦。“消息闲凭曲艺看，考工文字太丛残。五都黍尺无人校，抢攘廛间一饱难。”经过肆市，看到市场上升斗尺秤长短大小不一，官府又不加以校正，导致市场混乱，百姓谋生困难，甚至到了谋求一顿饱饭都困难的地步。“满拟新桑遍冀州，重来不见绿云稠。书生挟策成何济？付与维南织女愁。”作为一个闲曹小官，龚自珍没有办法亲自实行自己的政治理想，只能不断地提出建议。但是建议往往不被采纳，甚至正是因为自己这种不合俗流、关心国家、同情百姓的行为导致了自己一再被官场恶势力打压，“书生挟策”最终是或淹没无闻，或束之高阁，“维南织女”负担仍然无法减轻，只能哀愁依旧。

“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穈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诗人南下经过淮浦，看到纤夫喊着号子辛苦地拉着北上的漕船，想到自己在京师做官时也曾经吃过太仓的粮食，诗人不禁泪流满面。“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东南财富重地，粮食供应京师，百姓相对富裕，但是“国赋三升民一斗”，虽然国家的赋税定的是三升，但老百姓真正要交的可能不止一斗，层层盘剥，赋税之重不堪承受，乃至东南百姓都得屠牛弃田。不但缴纳沉重的赋税，漕粮北运还得“一缆十夫多，千艘渡此河”，沉重的苦役，更是给百姓带来极大的痛苦。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屠牛弃耕就变成了流民，这就是社会动荡的因素。百姓不堪重负又无法谋生只能铤而走险，距离龚自珍写下“屠牛那不胜栽禾”的诗句才十二年，洪秀全就带领无法生存下去的农民发动了金田起义，两年时间就定都天京，占据了大清朝的长江中下游的赋税重地。

百姓不但要面对朝廷沉重的赋税，还要面临着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带来的负担转移。随着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大量走私、倾销鸦片，贸易入超，白银大量流出中国。“据汤成烈《治赋四篇》所载：‘乾嘉之际，号为富庶，其时银不甚贵，民以千钱完一两之赋，官代易银解正供，裕如也。嘉庆末年，银始贵，然完赋一两，千二三百文耳，道光以来，番舶销售鸦片烟，尽收中国之银而去，银价大昂，自一千五百文，未几而二千文，未几而二千二百数十文，民间完一正一耗，需钱二千五百余文。所出倍昔不止。”[13]银贵钱贱，但是清政府征收赋税要求百姓以银缴纳而不是以钱缴纳，这样，银价日贵，钱价日贱，百姓的负担日重。龚自珍面对银贵钱贱的社会现实，在《己亥杂诗》中写道：“琼林何不积缗钱，物自低昂人自便。我与徐公筹到此，朱提山竭异无权。”虽然初衷是好的，但是真正实行起来恐怕不具有可行性，银贵钱贱的负担仍然深深地压在百姓的肩上。再加上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水灾、旱灾、蝗灾等等，百姓的生计问题更加雪上加霜。在《己亥杂诗》第二百三十二首，龚自珍写道：“诗谶吾生信有之，预怜夜雨闭门时。三更忽轸哀鸿思，九月无襦淮水湄。”龚自珍同情百姓疾苦，看到夜雨不停，想到“今秋自淮以南，千里苦雨”[14]，百姓的日子又难过了，心中不免伤痛。

四

龚自珍切身体会当时的官场，对封建社会的官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罡风力大簸春魂，虎豹沈沈卧九阍”，那些没有真才实学的大官僚、大贵族垄断着朝廷的权力，并阻止一切可能的力量替代他们的权力与利益，整个官场一片死气沉沉，因循守旧，无所作为。龚自珍在二十三岁时写下一组政论文《明良论》，在其中，龚自珍对循资用人的官僚体制进行了更为直接的批判：“今之士进身之日，或年二十至四十不等，依中计之，以三十为断。翰林至荣之选也，然自庶吉士至尚书，大抵需三十或三十五年；至大学士又十年而弱。非翰林出身，例不得至大学士。凡满洲、汉人之仕宦者，大抵由其始宦之日，凡三十五年而至一品，极速亦三十年。贤智者终不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驯而到。此今日用人论资格之大略也。”[15]循年资晋升，不问贤愚，这样就导致没有真才实学的人也能位居高位，而身怀利器、有心报国的人却可能因为年龄得不到重用，最终朝廷被一群庸碌之辈占据，他们只知道明哲保身而不敢有所作为。在《己亥杂诗》中，有一首忆北方狮子猫，“缱绻依人慧有余，长安俊物最推渠。故侯门第歌钟歇，犹办晨餐二寸鱼。”“缱绻依人”，正是这样的官场大员的生动写照，如皇家豢养的宠物一般，只知道讨主人欢心。庸碌无为的官僚充斥国家机构，只知道“积俸以俟时，安静以守之”[16]，都不愿意损害自己的利益而为国牺牲，“前车辙浅后车缩，两车勒马让先跃”。都等着他人出头冒险，这样最终只会导致所有士大夫“尽奄然而无有生气”[17]，以至于“古者大臣巍然岸然师傅之风，匪但目未睹，耳未闻，梦寐亦未之及”[18]。入世的士人普遍丧失了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不仕的文人学士“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粮谋”，以至于“内外大小之臣，具思全躯保室家，不复有所作为”[19]。官僚集团因循守旧，明哲保身，打击敢言之士，勾结倾轧，趁机捞取个人利益，“河干劳问又江干，恩怨他时邸报看。怪道乌台牙放早，几人怒马出长安”。窥一斑而知全豹，岂止是这一位御史如此，整个官场无非如此，龚自珍这样正直的大臣就成了遭人记恨的破坏游戏规矩者了。这样的官僚不但无所作为、尸位素餐，一旦有非常之辈关心国家社稷、百姓疾苦的人振臂高呼，他们倒是能够团结一致进行打击报复，难怪龚自珍南返的途中愤怒地写道：“促柱危弦太觉孤，琴边倦眼眄平芜。香兰自判前因误，生不当门也被锄。”

五

在龚自珍对社会的批判中，对人才困厄的悲悼占有突出的地位。这与当时的黑暗现实有关，也与他自己怀才不遇的心态直接相联。科举是封建社会培养人才、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因此，腐朽的官僚体系必然和僵化的科举制度息息相关。龚自珍对科举制度给予了严厉抨击。清代科举承袭明制，三年一科，以八股取士。对此，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写道：“谁肯栽培木一章？黄泥亭子白茅堂。新蒲新柳三年大，便与儿孙作屋梁。”封建科举制经隋唐而至明清，到了龚自珍的时代，已经彻底腐朽、僵化。三年一科的科举考试选拔不出国家的栋梁人才，选拔出来的顶多不过是只能支撑“黄泥亭子白茅堂”的屋梁。龚自珍曾热心科举但不得志，直到三十八岁才中进士。“华年心力九分殚，泪渍蟫鱼死不干。此事千秋无我席，毅然一炬为归安。”功令文浪费了龚自珍大量的时间，在被归安姚学塽批评“我文著墨不著笔，汝文笔墨兼用”[20]后，龚自珍毅然将两千多篇功令文付之一炬，可见他对八股取士痛恨之深。

龚自珍曾写《干禄新书》以嬉笑怒骂的笔调对科举制度的虚伪荒唐予以嘲讽。龚自珍从自己的深切感受中认识到科举制度并不能选拔出真正有用的人才。“他尖锐地揭示出八股科举的两大祸害：其一是‘万喙相因，毫无创造力。……其二是‘疲精神耗日力于无用之学。”[21]在《己亥杂诗》中，龚自珍对八股取士的科举极尽讽刺，“从今誓学六朝书，不肄山阴肄隐居。万古焦山一痕石，飞升有数此权舆”。原来所谓的国家抡才大典，不过是仅仅依据书法之优劣而已，对于有没有真才实学倒不是最主要的，书法中程与否倒成了取士的主要标准，可见科举取士内容之荒唐可笑。这样的科举无怪乎龚自珍叹道“科以人重科益重，人以科传人可知”，人并不因为中举而显示出多么有才能、有学识，反倒是科举因为录取了本身有才能的人而显得科举荣光了。

综上所述，龚自珍以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在万马齐喑的社会中放言论政，其社会批判思想影响了近代中国随后的改革者、革命者，是近代中国的启蒙先驱。由于时代、阶级的局限，他的思想中也有保守、落后的地方。但总体来说，瑕不掩瑜，龚自珍的社会批判思想在其生活的封建社会末期、近代中国的早期可谓熠熠闪光。

注释：

[1][8]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2][4][6]陈铭：《龚自珍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7][13][14][15][20]刘逸生：《龚自珍己亥杂诗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

[5][9][10][11][12][16][17][18][19]康沛竹：《尊隐—龚自珍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1]向梅林：《不拘一格降人才——论龚自珍的人才学思想》，长沙：船山学刊，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