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金涛+安尉

从中日两国工业化国际比较的角度，可以看到历史的相似性——两国在经济高速增长后，都在内部结构性问题和外部冲击的爆发下遭遇了“起飞萧条”——经济增长中枢的下台阶。日本及其他走过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增长中枢下移的过程不可逆，下移后工业化将在一个更低的平台增速上继续演进。

“增长趋缓，服务崛起”

人口结构变迁——要素优势不再

中国工业化的起飞以两大历史性的红利为前提：土地和廉价劳动力的要素红利。凭借前者，中国可以通过1998年的住房商品化改革将土地资本化，并将房地产发展为带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凭借后者，中国可以在2001年底入世后融入全球制造业的共生体系，以外向型经济拉动经济高速增长。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让要素结构发生了改变——人口年龄结构的迁移，让“起飞阶段”传统模式的高增长不可持续。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世界经济的偏弱复苏，让出口逐渐沦为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

而过去形成的支柱产业——房地产产业链同样受制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迁，随着置业周期的拐点到来，房地产销售、投资以及房价都将面临着周期的大拐点，房地产对于经济的拉动从而保障经济高速增长的模式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经济结构僵局——产能过剩，风险积累

传统的“地产+基础设施”的高投资模式，通过其强大的产业关联效应，也带动了制造业的“大繁荣”，创造了GDP高速增长的阶段。……